培养科学素质是教育应有之义,本文是素质方面有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与科学素质和教育和培养类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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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著名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王乃彦研究员
文／本刊记者 陈宝泉
王乃彦
王乃彦研究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5年生于福州,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曾任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王乃彦与同事们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在原子反应堆上的中子飞行时间谱仪,测得第一批中子核数据,在国际上对Yb和Tb同位素的中子共振结构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他领导和参加了试验中近区物理测试的许多课题,为的设计、试验、改进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数据.他在我国开辟并发展了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取得突出成就,为在我国开展氟化氪激光技术和激光核物理研究做出贡献.1993年王乃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4年获全球核理事会奖.
王乃彦院士非常关注青少年科学素养的培养.他参与了王绶琯院士发起的推动中学生走进实验室的北京科技俱乐部活动并担任副主任.长期以来,王院士多次担任中国科协组织的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评委会主任.他认为公民科学素养的提高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必须从娃娃抓起.就这一话题,本刊记者日前前往王老工作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对王乃彦院士进行了专访.
记者：王老您好,我以前做科技报道时就看到您一向对青少年科技活动、科学素养培养十分上心,拨冗做了大量工作.您是怎么认识这项事业的？
王乃彦：全民科学素质提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不光关系到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更关系到所有现代社会公民的成长,关系到整个民族总体素质的提升.现在我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还不很理想,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在社会上,不科学、伪科学的言行还时有发生；国人在思维、行为上,在分析、判断能力上都很有提高科学素养的必要.
记者：也有人认为,中小学学科内容包括很多自然科学知识了,为什么还要把科学素养的培养单独提出来呢？
王乃彦：科学素养包括知识、知识体系,包括对于科学本质属性的认识,还有科学的方法论.我在北大读书时就学过科学发展史,很是受用.
科学素养还包括一些重要的非智力因素,比如价值观念、意志品质、科学精神等等.就拿我们搞科学研究的经验体会来说,搞科研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业务范围内的、业务以外的.能够坚持下来取得成功,除了业务能力以外,志趣和责任心也很重要.有了志趣,就不觉得辛苦,即所谓“乐此不疲”.干事业,长期持续努力从事一项事业不能光靠兴趣,要有志于此,要有很强的责任心,把事业和追求相关联,把事业和完成使命、回报社会、回馈人民、谋求人类福祉等远大目标相关联,就会使人坚信不疑、坚定不移.
在个人品质方面,科学要求人们一定要诚实、诚信,就是严守学术规范.做人要诚实,不能、不能说假话,不要总想着讨巧、走捷径；做学问要扎实,打牢基础.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技能都要过硬；做事情要踏实,该做的实验一个也不能含糊.所有数据都必须真实可靠,丁是丁、卯是卯,做不出来就反复思考,有必要还得*重来.在科技研发方面,有的人作假,有时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想作假,而是遇到了艰难险阻,遇到了迈不过去的门槛时,意志力不够强,学术规范意识不坚定,就去改动数据或抄袭他人,结果毁了自己,所以诚信是最重要的科学素养.现在我听说大学里面也有风气不正的,有的学生学习不用功,考试、写论文抄袭,这是很不好的事情.学校一定要严令禁止,要下大力气来纠正.
记者：王老做“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评委会工作,坚持原则、规范参赛行为也很重要吧？
王乃彦：我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评委会的工作,有时也发现个别的指导老师、家长作假,指导教师代劳,家长为子女疏通关系、企图贿赂评委等现象,尤其是在规定参赛获奖高考加分那段时间.这些都是严重违背科学精神的.事情如果把孩子牵扯进来,通过作假,骗取一些名誉,这实际上是害了孩子,让孩子从小就有了的“ 前科”,最要不得.有一次,我们评审组听选手介绍项目,一位中学生搞的是“ 用流体力学计算矿井中气体流动的情况,防止矿井角落由于空气流通不好造成瓦斯浓度超标而引起爆炸”的技术.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不是孩子搞的,不仅流体力学不是中学的课程,开发这一技术还需要积累相当的实际经验.那个小选手最后还是承认了,是家长找矿上的工程师帮助搞的.那位家长太想出成绩了,就是没想这么做会给他的子女带来什么.
还有一次,一个选手的父亲,打听出我是创新大赛的主任评委,就寄了一封快递给我,请我对他孩子的申报项目给予指导.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合适,尤其是他在快递里边夹带了2000元.我接到快递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都把它交给组委会,后来又觉得这么做略有不妥,如果这是家长背着孩子干的呢？我跟老伴说,等开完会你替我把钱邮寄回去,我要看看这小孩到底行不行？我注意观察那位小选手的表现,看他如何介绍自己的项目,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在评审和讨论中我不发表看法,只是在认真地观察着,让评委们去下结论.据我观察分析,项目还是孩子自己完成的.最后评委据实给这个项目评了一等奖.事后我老伴去邮局把钱退回原址,我给孩子父亲回信狠狠批评了他,告诉他差点断送了孩子的前程.他父亲回信认真地做了自我批评,还说了许多他兒子参加大赛的感受和所受到激励.
科学素养还应包括团队精神.我们现在是否存在过于突出个人的问题了？一提成就就只提带头人.媒体封了一大堆“之父”,什么“之父”、“氢弹之父”,弄得有的被封“之父”的科学家也不高兴,反对这么称呼,强调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取得的,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一些重大的项目是在党领导下千百万人大力协同共同奋斗的成果.我们也应该承认一些领军人物的重要作用.无论是科技工作者还是从事其他职业,都要有甘为人梯、愿做绿叶的精神,都要有乐于帮助他人成功的意愿,只要你认可他的努力方向.
科学精神还包括质疑精神,对已有的认知、成果要相信但不迷信.我在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很尊重我的研究室主任、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苏联科学院院士弗朗克教授.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很感谢我对他的尊重,但是也嘱咐我不要迷信老师.他说“我说的话也不见得都对,你还要自己判断.”他又说,他要是全听他老师的,可能就拿不到诺贝尔奖了.有一次他的同事、朋友切连柯夫告诉他,下班关闭实验室灯的时候,发现放置在水池中的γ射线源在水中会发出偏紫色的光,弗朗克对切连柯夫说我老师是这方面权威,于是他去问老师、世界级的弱光专家、当时还是苏联科学院院长的瓦维洛夫院士.老师回答他说这很简单,就是荧光吧.两位年轻人觉得不对,和曾经看到过的荧光不像,于是又找一位青年理论物理学家即后来的塔姆院士来讨论.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有所发现,三位年轻人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个光就命名为切连柯夫光.我的另一位老师王淦昌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年轻时在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工作时,曾提出过用云室作探测器,用反冲的方法去测量和鉴别那个由钋的α粒子轰击轻元素硼或铍所产生的穿透力很强的射线.他的建议没有得到他的导师迈特内的支持而罢休.而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用同样方法在以后做了实验, 取得了重大突破性发现,得了诺贝尔奖,所以说学会质疑也是重要的科学素养.
王乃彦院士关注教育.这和他的事业心、责任心有关,也和他对教育的深厚感情有关.王教授上小学时恰逢抗战时期,他的小学是在当时福建山区沙县的一座破庙改成的学校里上的.他在中学时期,被抽调去参加土改工作组,一年多后又返回学校继续上学.他考上北京大学,又赶上院系调整,北大物理系集中了京城最具实力的物理学家.他读大学期间,适逢国家确定发展核科技,于是他又成为中国第一届攻读原子能科学的大学生,毕业后即走上了核物理科技研发之路.说起学校生活,王乃彦院士仍然很动感情.
记者：科学素养的培养要靠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这其中的关系您怎么认识？
王乃彦：培养科学素养和家庭教育有关系.这并非是要求家长都非常熟悉科学,而是要懂一点教育之道,知道爱护孩子,尤其是懂得小孩子的好奇心、自尊心的重要性.
小孩子都有强烈的好奇心,爱给大人提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回答孩子提出的所有问题可是不小的学问.这要求家长要不断地学习,遇到答不上来的就诚实地说,爸爸妈妈也不完全了解,以后搞懂了再回答你.此时不要呵斥孩子,更不要不懂装懂糊弄孩子.
现在家长都在辅导孩子做作业,这里面也有很多学问.我的小外孙女就喜欢让我辅导,不喜欢让她妈妈辅导.为什么？她妈妈就会照本宣科,拿着课本给孩子讲.我不是那么做,而是用自己已经消化了的知识给孩子讲.比如讲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我先把分解质因数讲透,从原理上让孩子理解其中的道理,再讲下去就简单了.再有就是教给孩子一些技巧,心算19乘以3,用20乘以3再减去3就好算多了.其实从专业的角度看,教科书上也有一些没有把概念讲准确的地方.比如讲二维平面的时候,书上出现了“轴线”的概念.“轴线”是三维立体的概念,旋转的中心称为“轴”,二维应该叫做“对称”.我在辅导的时候很注意爱护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出题的时候要先出孩子掌握的,孩子答了两三道后很踊跃,这时候再出有难度的.难度要按照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慢慢地逐步地增加,要使他们愈学愈有趣,愈学愈有信心.
记者：我知道王老一直关注教育,您上学的时候经历很多,很有故事吧？
王乃彦：学校教育很重要.我庆幸自己在小学、中学、大学都遇到了一流的好老师.抗战期间,我全家跟着父亲撤退到福建山区的沙县,现在的三明市.我的小学就在一个破庙里,黑板就是旧木板涂上锅灰,一摸一手黑.老师只有校长和他的太太.校长很有学问,教我们算术、语文、体育,还教我们唱很多救亡歌曲,像《义勇军进行曲》、《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女老师文艺细胞更多,教我们排演救亡戏剧.我当时扮演一个参军抗日的青年,唱词我还记得.当他和母亲告别去参军时唱着“妈妈回头见、回头见,孩儿去了、请您莫眷恋.这次上前线是为祖国战,战死沙场上,我心也情愿……”这些幼小时接受的教育,到现在都还铭刻在脑海中.
我上小学时还经历过一次深刻的诚信教育.那时候我负责看马蹄表去打下课和上课的钟.冬天山里很冷,上课很受罪,手脚冰凉.后来就有大孩子教我：提前去打下课的钟,下了课再把表拨回去.搞了几次被校长发现了,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这么做错了,嘱咐我做人要诚实,什么事都不能.他很和蔼,还摸了摸我的头.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校长对教育非常在行,犯了错的孩子,能改正还是好孩子.这种爱的教育让学生终生难忘.
解放后,我从福州三中考到福州一中,遇到了非常好的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当时开始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的学生说作业太多,数学老师徐景贤就回应说,今天做一三五七,即跳着做一半.我是每次都全部做完.老师喜欢我这么做,在作业本批上“很好”“非常好”,有时还添上个加号.物理老师林童雀不光课讲得好,还是“问不倒”.我课余对航空、无线电感兴趣,整天琢磨飞机是怎么起飞、怎么降落的,随时去问他,他都给讲得清清楚楚.学电学时,他指导我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让我很有成就感,产生了上大学学物理的志趣.我在高中时参加了一年多土改工作.结束后又选择回到学校继续读书,一年多的课没上,还要跟上原来的班,落下的课要补考.我的数学、物理老师就约我到家里给我补习.夏日炎炎,福州很热.老师一边摇着大蒲扇一边给我讲,做习题演示.单日补物理,双日补数学,给我吃“小灶”分文不取.这些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很快我的学业就赶了上来,补考后的成绩达到了班里第一名.我非常感激我的老师,每次回家乡都要去看望他们.
上大学时赶上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优秀物理老师饶毓泰、周培源、叶企孙、王竹溪、胡宁、黄昆、褚圣麟、虞福春等,一大批中国物理界的领军人物都集中到北大.北大物理系原来就有优势,那时候在北大读物理真是有福.我的普通物理课是黄昆院士讲的,大家都说听黄老师的课就像听交响乐.我后来也成为院士,和黄老师接触多了,就问他讲课的诀窍.他回答说没什么诀窍,无非是讲新课前,一节课的内容要准备四个小时以上.黄老师留的作业都要认真思考才能完成.有的同学要去找出处,翻了好几本书也找不到.黄老师知道后告诉我们,你们别找了,这些题都是我自己动脑筋想出的,没有现成答案.黄老师任课时有组织讨论的习惯.有的时候是让学生提问,他来回答；然后他再向学生提问,这时候全班都很紧张.其实他提问也很有学问,从不让学生难堪,点名提问时每个问题都适合被问者的水平.当然也有一次,他提出的问题谁也答不上来.此时黄老师很沮丧.但他没有批评我们一句,反倒很自责地说,“我这节课没讲好,一塌糊涂,这一节要重新讲”.这真是大师风范.
1955年,王乃彦大学三年级刚结束,这一年分专业.本来要学无线电电子学的王乃彦被分配学习原子能专业,当时叫北大六组,代号546.其背景是1955年做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核科技事业的决策.从此秘密拉开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的序幕.于是就有一批大学生开始学习核科学与核工程专业,为核工业研究开发准备人才.王乃彦成为这最早一批大学生之一.
王乃彦院士念念不忘的是,他走上工作岗位后又和一批大师相遇,成为他们的学生、下级和助手.王乃彦从中受益匪浅.他觉得这些大师级科学家一方面学养深厚,精通业务,极具开创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在治学、干事业方面秉持科学态度,体现的是一种先进的科学文化.
记者：看有关您的资料,知道王老对于工作后又遇到那么多优秀的前辈科学家念念不忘.您对这一时期所受教益的体会能给我们讲讲么？
王乃彦：1956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组长是钱三强先生,做中子能谱学研究.
从1956年开始,钱先生指导我做在原子反应堆上的中子飞行时间能谱仪研制和中子能谱学的研究1959年,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在原子能所工作的三年中,钱三强先生曾听过我所作的第一次学术报告,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后来他决定推荐我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是当年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兴办的研究所,主要进行核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简称“ 联合所”.参加的国家有苏联、中国、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12个.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州北端,平静的伏尔加河和白桦、红松林环抱的国际科学城杜布纳.1956年秋冬起,中国先后由核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从全国各地区选派科学家和青年赴联合所工作,王淦昌先生曾被推举担任该所1958-1960年期间的副所长.
第一次我的个人材料寄到联合所被退了回来.附言写的是：请你们派一位至少有相当于副博士水平的人来.钱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还是你去.我又把你的材料寄回去了,告诉他们,我们就是选有副博士水平的人”.
钱先生当时在国际上也是一位有名望的科学家.在他的坚持下,对方同意了.作为第二批人员,时年24岁的我破格获得资格,临走前钱先生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要我努力学习和工作.我在联合所中子物理实验室工作了近6年时间.当时正是王淦昌先生在那里做副所长任届期满,准备回国的前夕,王老亲自领着我去见当时实验室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克院士,两位科学大师协商后对我的工作做了安排.后来,钱三强先生去苏联开会参观杜布纳研究所时,问我的室主任弗朗克院士,王乃彦工作表现怎么样？室主任回答说:“我很满意,但不知你们满意不满意,最后等回国后,你们就知道了.”
对我帮助、影响大的还有周光召先生.我在北大读书学习电动力学课是胡宁教授主讲,周光召先生是助教.推导公式的时候,黑板上写不下,胡老师就说,这段公式在我的讲义第多少页,哪位同学看不懂就去问周光召.我们同学都知道,周光召先生的天分极高,同时他又极用功.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周光召在图书馆熬夜的事.我们也想在图书馆多待一会,但是宿舍到点熄灯.周光召住在助教的宿舍,他可以不走.可是他老不走,管理员没法下班.后来管理员索性到点就把钥匙交给他,嘱咐他走时把门锁上.
回国后我被分配到九院实验部工作,从事核爆现场的近区物理测试工作,用数理方法对我们测量结果加以处理.有一次一个复杂计算怎么也推导不出结果来,查了很多资料,绞尽脑汁搞了好久.适逢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同为代表的周光召过来问我在忙什么,我告诉他推不出结果来.他说“我来试试.”他拿过去弄了十天左右,我在会场看到他坐在主席台上一直不停地写写画画,会议期间身边没有任何参考书,就靠着平时的数学物理功底.后来他给了我一个完整、理想的答案,共写了7页稿纸.
和这些师长接触,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种精神,人要有理想、有追求.他们都有以国家大事为己任的情怀,有为人类谋福祉的志向.有了这种精神,“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干事业时不畏艰难,不计名利,耐得住长期寂寞,坐得稳冷板凳.这其实就是科学精神的精华,科学文化的集中体现.
综上资料：上文是适合科学素质和教育和培养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素质本科毕业论文，相关素质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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