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语境下的《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本文是周易类有关毕业论文怎么写与《官话和合本圣经》和《周易》语境和翻译有关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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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周易》被誉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华夏文明的渊薮.《圣经》则是世界两大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石,是西方文明的滥觞.中西两种异质文明的风云激荡,碰撞和交契从本质上来讲是《周易》和《圣经》博弈的结果.本文试图从《周易》所构建的华夏文化的角度来剖析《圣经》汉译史上最有影响、流传最广、最为权威的《官话和合本圣经》（以下简称和合本《圣经》）翻译,以期从根源上分析《周易》语境下和合本《圣经》翻译存在的文化困境、合和本翻译策略和其最终成功的原因.
关键词：《周易》；《圣经》；和合本翻译
从本质上来讲,《周易》是一本卜筮之书,是华夏先民对整个世界观察的记录,同时也是华夏早期的一部历史记录,更是中国古代最为深邃、最为重要的哲学典籍.《圣经》的《旧约》从本质上是对希伯来民族历史的纪录,而《新约》则是对拿撒勒人耶稣的生平和教导以及基督教早期的起源与发展的记述.
由于中西方文化观念的不同,两者对同一事物可能有全然不同的见解.《周易·革卦》中有句名言：“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其意思是说掌权之人当像老虎那样变换毛色,有地位之人当像豹子那样变换内外毛色.而同样的豹到了《圣经》里却有“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如此的谚语.华夏文明里“豹变”已经成了内外变革的同意词语.而在西方文化里,“豹岂能改变斑点”则表示本性难移.
对同样的范畴取向也可截然相反,如西方人对“七”这个数字十分偏爱,基督教甚至从圣经中归纳出七宗罪,上帝也是用七天创造世界；而中国人则对“九”这个至刚至阳的数字推崇备至,这是因为《周易》里用偶数表示阴,而用奇数表示阳,九是单数里最大的数,故引以为至高无上之意.由此可知,《圣经》翻译要面临一个选择：归化（adaptation）还是异化(alienation) ？前者主张译文应该趋向于源语或原文,后者则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者译文为取向.
从大的原则来看,和合本《圣经》是趋于归化的.
首先,《官话和合本圣经》取名“和合”乃契合中国文化之举.《国语·郑语》里就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译者以此命名寓中西“和合”之意,体现了对华夏文明的尊重,趋同之心.
其次,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在几个最为重要的术语选择上,用华夏文化中已有的术语进行诠释,尽管是不对等的诠释.《新约·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而《新国际版圣经》里英文如下：“In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He was withGod in the beginning.”.这里本该译为“言”（the Word）的词被翻为道.希腊文logos一词,基督教哲学中译“道”,意译“理性”、“理念”、“词”、“谈话”等.该词源于希腊文Lggein, 意为“说”（to speak）,叔本华曾引用西塞罗的话说：“逻各斯”这个希腊词即有“理性”（ration）的意思,又有“言说”（oration）的意思.把“言”（theWord）翻译为“道”可以说是最明显的文化比附,是《圣经》归化翻译的最集中体现.再次,和合本《圣经》中,译者将两种词都翻译为“龙”这个华夏文化的图腾,第一次是在《利未记》里：“壁虎,龙子,守宫,蛇医,蝘蜓.”（《利未记》,《新国际版圣经》为：“the gecko, themonitor lizard, the wall lizard, the skink andthe chameleon”.这里“monitor lizard”翻译为龙子.另外一种则是译界争论不已的“dragon”一词.如：“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它捆绑一千年,”（《启示录》,《 新国际版圣经》作：“He seized the dragon, that ancient serpent,who is the devil, or Satan, and bound him for athousand years”.《周易·乾卦》里则有“潜龙在田”、“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及“群龙无首” 等象辞.众所周知,《圣经》里龙的文化内涵是魔鬼、代表邪恶,而《周易》里的龙却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祥瑞、威严、尊贵的象征.和合本《圣经》译者无疑是把原本具有邪恶意译的“龙”（dragon, monitorlizard）转换为国人乐于接受的龙,无庸讳言,概念的偷换既使传教更为便利,也是以十字架为代表的《圣经》面对以太极图为代表的《周易》语境下的归化之举.
综上所述,我们看出,和合本《圣经》的汉译从大的原则上来讲是对《周易》语境的一种归化,正如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说,基督教是基于《圣经》文本的宗教,这就使翻译者不得不肩负起既要追求语言之美,又要传播福音的双重任务.这样看来和合本《圣经》的译者为了传教而依附中华文化,所以采取归化翻译似乎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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