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公共管理学探新：内容、方法和趋势,该文是公共管理学方面论文例文与管理学和趋势和公共方面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公共管理学论文参考文献：
张书维 李 纾
【摘 要】作为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行为公共管理学采用科学方法对公共管理现象与心理过程的共有部分进行研究.其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政民互动情境下的“政府行为一公民体验”双轮模型：一方面是政府公共服务与决策行为过程及其输出；另一方面是公民认知与情绪体验过程及其反馈.研究方法主要是实验法,包括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和现场实验.研究趋势表现在研究主题的与时俱进,方法与技术的兼收并蓄以及“学”以致用、构建和谐政民关系.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 心理学政府行为 公民体验双轮模型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2486 (2018) 01 -0007 -30
赫伯特·西蒙( Herbert A．Simon)于1946年发表了《管理谚语》（The Proverbs of Administration）一文,批判当时包括公共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①在内整个管理理论的自相矛盾、 “管理原则”像“谚语”般成对出现以至于暴露出“非科学性”的致命缺陷( Simon,1946).西蒙在文末提出“重建管理理论”的目标,这一目标即使在时隔七十年后,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仍显得雄心勃勃( Meier,2015).也许我们可以退一步,先解决公共管理理论长期存在的弊端——“致广大有余而尽精微不足”：有关政治与政府的研究普遍缺乏对人类行为认知过程的关注（Jones,2003；马骏,2012）.因而迫切需要夯实公共管理学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 Jilke,2015；Stoker&Moseley,2010)；以此增进公共管理的科学性,产生更多有用的知识( Perry,2012).归根结底,公共管理研究是行为科学即揭示管理者和公共组织的行为成因与后果（马亮,2017）“行为公共管理学”( Behior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这一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本文从四个方面系统讨论行为公共管理学.首先界定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概念；其次介绍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围绕政府与公民互动这一核心( Jakobsen et al．,2016；Margetts,2011),阐述“政府行为一公民体验”的双轮模型,此乃本文重点；再次指出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最后展望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趋势.
一、学科界定
行为公共管理学虽是瓶“新酒”,然而公共管理对于心理学的“窖藏”早已有之.①一项对公共管理学顶级期刊《公共管理理论与研究》（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JPART）②从创刊至今25年时间(1991-2015)里发表的757篇文章的统计发现,使用心理学概念、理论或方法（包括认知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与人格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达到75篇,占比9. 9%；且呈现上升趋势(Tummers et al．,2016a).这一上升趋势在另外两个公共管理主流国际期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和Public Administration,(PA) 2010年之后的刊文中,表现得更加明显(Grimmelikhuijsenet al．,2016).
从学科属性上看,行为公共管理学为公共管理学下属的一个跨学科分支（二者的关系可类比政治心理学之于政治学,行为经济学之于经济学）,旨在通过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微观视角来分析公共管理（现象）,同时吸收心理学有关个体和群体心理与行为的最新研究进展.其中包含三个关键点：第一,聚焦微观层面.这意味着研究对象为公民、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管理者个体或群体；第二,关注人们的行为和态度形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行为公共管理学把来自心理学乃至行为科学的相关认识整合进公共管理学( Grimmelikhuijsen etal．,2016；Tummers et al．,2016a).简言之,行为公共管理学借助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公共管理的行为基础( Jilke,2015).本文在上述提法的基础上,借鉴“政治心理学”这一最相邻学科的定义（Cottam et al．,2015；郑建君,201 1）,对行为公共管理学做出以下界定：行为公共管理学是公共管理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采用科学方法对公共管理现象与心理过程的共有部分进行研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运用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对公共管理的经验世界进行科学的描述、解释和分析；第二是在公共管理的情境下研究个体（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并做出相应的预测与控制.参考政治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创建的成功经验,行为公共管理学意欲实现公共管理场域的“心理学+”思维.
二、研究内容
如果说政治心理学关注的是个体在政治情境下的思考与行动,呈现出“政治人”( The Political Being)的状态(Cottam et al．,2015)；那么,行为公共管理学则遵循西蒙对于“管理人”( The Administrative Man)的基本假定(Simon,1947；Jones,2003),用心理学的视角观察公共管理情境下个体、群体与组织的行为过程.所谓“公共管理情境”的核心是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这一互动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可以面对面,也可以基于互联网.诚然,在互动过程中,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法定主体和最大的社会权威,处于主导地位；但这绝不意味着公民个体只是政府行为的被动承受者.传统的公共管理学往往热衷于探讨政府机制而忽视对公民体验的研究( Jakobsen et al．,2016),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出现则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个缺陷.要言之,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内容聚焦政府行为过程与公民体验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其理论框架可以概括为“政府行为一公民体验”双轮模型（如图1所示）.
形象地说,该模型好似自行车的动力系统：由政府行为过程的大轮和公民体验过程的小轮构成,连接两个轮子确保其运转的链条或纽带,一方面是受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共决策心理决定的公共服务与行为输出；另一方面是公民认知与情绪的体验（满意度、政府信任和权威感知合法性等）及其反馈,包括正面反馈如与政府合作（张书维、景怀斌,2014）和负面反馈如抱怨言论( Devereux&Weisbrod,2006)乃至对抗行为（张书维,2013a）.其中,政府尤其要注意来自公民体验的负面反馈,这预示着公共服务或公共决策中的失误,或日管理失误( Wang et al．,2014)；也可能隐藏着公职人员的违规行为,典型如腐败（Kobis et al．,2017）；皆反映出政府行为和公民体验的非良性互动.总之,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是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主线.接下来将对“双轮模型”的两个关键部分详加阐述.
(一)“政府一公民”互动中的政府行为机制
政府行为( Government Behior),笼统地说就是政府一切活动的总称.有别于传统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行为公共管理学侧重于分析政府（公职人员）的微观（个体）行为.“政府一公民”互动情境下具体的政府行为虽形式多样,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两个基本类型：公共服务的提供与公共决策的制定；对应宏观层面或抽象意义的“划桨”与“掌舵”（张书维,2016a）.从广义上讲,公共决策本身亦是在提供服务( Denhardt&Denhardt,2015).行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首要目的即在于从政府行为主体人手,分析公共服务行为与公共决策行为背后的动机过程和心理机制.以下分述之.
1．公共服务动机
对公职人员行为动机的论述可以上溯至孔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Perryet al．,2010).“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被认为是公职人员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行为原因和心理需求（Kim&Vandenabeele,2010；李明、叶浩生,2012）.由于其是少有的出自公共管理学且能在本领域之外获得认可的概念( Perry&Vandenabeele,2015),更与众多正性结果（如工作满意度、组织绩效、情感承诺、组织公民行为等）紧密相连（Mostafa et al．,2015；刘选会、董礼胜,2016）,故公共服务动机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Perry,2014；Prebble,2016；Vandenabeele et al．,2014；朱春奎,2012）,尤其是2005年后的十年间,研究论文急剧增长( Bozeman&Su,2015；Ritz et al．,2016；Van der Wal,2015).杰姆斯·佩里(James L．Perry)(Perry,2014)回顾以往文献之后指出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概念的界定与测量；第二个阶段是结构效度的评估、验证以及概念传播；第三个阶段建立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努力的方向,包括追求稳健性更高的研究设计,改善测量工具的信效度,聚焦多重诱因,将公共服务动机的理论和研究更好地应用于公共管理实践( Christensen et a1．,2017).本文认为,要实现第三阶段的目标,需回头冷静反思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
自杰姆斯·佩里和罗伊斯·怀斯( Lois Recascino Wise) (Perry&Wise,1990)正式提出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以来,至2013年已出现23种有代表性的定义,内容涵盖心理倾向、动机、信念、价值、承诺和态度等相关范畴,边界模糊( Bozeman& Su,2015).概念不清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其的测量方式也五花八门,令人莫衷一是( Prebble,2016).概念的区分度低及测量的通用性差成为制约公共服务动机研究进一步发挥理论与现实影响力的瓶颈( Bozeman&Su,2015；Vandenabeele et al．,2014).因此,是时候回归“动机”本身来厘清公共服务动机的本质.
动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它是指发动、指引和维持生理和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是行为背后的驱力.与价值、信念和态度之间的显著区别在于,动机一般会指向明确的行为.有了公共服务动机,伴随其后的就是相应的公共服务行为（叶先宝、李纾,2008）.从性质上看,动机又分为内在动机( IntrinsicMotivation)和外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前者是指人满足其内在需求,从事自身具有奖赏的行为的动机,如对某事感兴趣、好奇是因为自己内心喜欢；后者是指外部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从事能够导致奖赏的行为的动机,如竞争、社会评价、金钱的奖励、社会的认可等（彭凯平,2009）.公共服务动机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利他或亲社会动机( Perry et al．,2010),介于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之间( Jacobsen et al．,2014).这一模糊的定位看似两边讨巧,实则不利于分析公共服务动机的来源.因此,在讨论公共服务动机的性质时,有必要摆脱内外动机二分的束缚；辨别公共服务动机的个体固有因素( Dispositional Context)和环境固有因素( Environmental Context),这是过去长期忽视的(Bozeman&Su,2015).
一个非常有用的心理学分析框架是“自我决定理论”( Self - DeterminationTheory)(Ryan&Deci,2017) -紧紧抓住“自主性一控制性”的中心维度,用“自主动机”( Autonomous Motivation)和“控制动机”(Controlled Motivation)的概念替代传统的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并根据自我决定即自主性和控制性的程度不同将外在动机细分为外在调节( External Regulation)、内摄调节(IntrojectedRegulation)、认同调节(Identified Regulation)与整合调节(Integrated Regulation)四种形式.外在调节和内摄调节因为缺少自我决定而被归类为控制动机,如基层干部克己奉公的出发点是保官位获提拔、避免问责降职,受制于外部压力（外在调节）；或者是为了消除“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内疚感和自责,受制于内部压力（内摄调节）.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和内在动机因为较多的自我决定而被归为自主动机.其中内在动机单纯以兴趣或乐趣为出发点,是完全自主的,这有别于认同调节与整合调节.例如,一个公务员认真工作,努力付出,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有价值,相信自己的工作是有用、有意义的（认同调节）；也可能是他认为做一名公务员完全符合她帮助他人的价值观（整合调节）.用自我决定理论来重新审视公共服务动机,可以发现自主动机对应的正是“个体固有”,控制动机恰对应“环境固有”；且可将环境因素进一步分为内环境（内摄调节）和外环境（外在调节）.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公共服务动机的性质大有裨益.事实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以此为乐别无他求的个体始终是少数；故公共服务行为的产生可能更多依赖于不包含内在动机的自主动机与控制动机.二者一旦同时存在还可能产生“动机排挤现象”( Motivation Crowding)( Frey,&Jegen,2001) -控制动机上升、自主动机就下降,反之亦然；这在公共部门的绩效工资改革及中学教师对强制性教学计划的认知中均有体现( Weibelet al．,2010；Jacobsen et al．,2014).当然,两者并非恒常不变：控制动机经由内化过程亦可逐渐转化成为自主动机.
总之,自我决定理论对于动机的精细分类超越了习惯上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是利他动机,须与自利动机互斥的局限；据此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公共服务动机的前因和结果,无疑会对公共服务行为动机的多样性和适用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新近有学者尝试使用自我决定理论来探讨公共及非盈利部门管理者的工作动机,发现由内部、认同、内摄、外在和无动机加权构成的“自我决定指数”是其中的关键( Chen&Bozeman,2013).进一步的,追求高薪和职业安全的外在调节动机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存在差异( Chen&Hsieh,2015).亦有研究显示,激活整合调节与认同调节的公共服务动机与激活内摄调节的外部动机对公共服务行为的正效应相似( Pedersen,2015).除了利用自我决定理论对公共服务动机进行细化探讨,分析公职人员的工作动机也可借助于其他动机理论,如使用目标设置和认知评价理论的框架,研究发现工作目标难度、工作目标具体性和自我效能感是影响美国州政府雇员工作动机的三个重要前因变量（Wright,2004）.
此外,如果将公共服务动机视为公共服务行为的动力；那么,与此相对,职业倦怠( Burnout)则成为公务服务的阻力.“公共服务动机的工作要求一资源路径”模型,试图从理论层面整合动力与阻力对公共服务行为的作用机制( Bakker,2015).该模型将公共服务动机作为核心调节变量,一方面负作用于“日常工作要求→日常倦怠→日常自我破坏”的损失循环；另一方面正作用于“日常工作资源→日常敬业→日常工作重塑”的获得循环.两个循环也会对公共服务动机有各自同方向的反馈,并影响工作绩效；公共服务动机同时与工作绩效双向正性互动.其中,倦怠与敬业( Wngagement)是一个“硬币”（工作压力）的正反面( Bakker et al．,2014),分别串连接起工作要求与自我破坏、工作资源与工作重塑一负一正两条线.工作要求( Job Demands)是指在身体、心理、社会或组织层面上需要持续付出体力与心理努力或成本的工作因素,如角色冲突、时间压力、情绪劳动等；工作资源( Job Resources)是指能够在身体、心理、社会或组织层面上降低工作要求所付出的身体和心理成本,进而达成工作目标以及促进个体成长和发展的工作因素,如工作自主权、上司和同事的社会支持、安全氛围等( Bakker&Demerouti,2007；Demerouti&Bakker,2011；Demerouti et al．,2001).对于公务员而言,繁文缛节(Red Tape)、组织政治( Organizational Politics)或潜规则都可能成为特殊的工作要求(Giauque et al．,2013；Quratulain&Khan,2015；景怀斌,2011)；领导支持或政治庇护的存在则可能成为重要的工作资源,表现为任务资源和社交资源(Hu et al．,2016).自我破坏( Self - Undermining)指个体设置障碍有损绩效的行为,如各种行政不作为；工作重塑(Job Crafting)指个体针对工作任务或关系边界所做的改变,如提高公务员周边绩效( Contextual Performance).
尽管公共服务动机作为促进公共服务行为的动力被普遍提倡,但它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动机调节工作压力源与个人健康的关系：随着压力的增加,公共服务动机较高的与公共服务动机较低的同事相比,心理健康水平更好,但身体健康水平更差( Liu et al．,2015).高公共服务动机还会增加个体对工作的预期,使其更不能忍受繁文缛节,从而导致压力感的上升( Giauque et al．,2013；Quratulain&Khan,2015).因此,公共服务动机作为公职人员的核心工作动机,对其的研究需要建立在科学规范的概念基础上,同时更好地吸收来自心理学的相关成果,全面考察各种影响因素和调节效应,才能真正克服目前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的困境,从而产生新的突破.
2．公共决策心理
按照西蒙的逻辑——“管理的核心是决策”,公共管理的核心无疑是公共决策( Simon,1965).鉴于公共决策过程的复杂性,试图通过某个传统学科打开“黑箱”,难免显得力不从心.事实上,“决策”乃心理学关注的重要行为；“公共性”则是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行为公共管理学旋即成为研究公共决策的理想视角.所谓“公共决策”( Public Decision - Making)是指针对公共问题,为了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所做出的方案选择（Butler,1991；胡税根等,2015）,是公共政策过程的枢纽（吴逊等,2016）,而最主要的公共决策主体,非各级政府莫属.因此,政府决策的微观过程成为行为公共管理学研究公共决策的落脚点.
从形式上看,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其决策具有组织决策的特点；同时,组织决策与个人决策又存在因果关系,不明白个体信息加工和决策过程就无法真正理解组织的运作( Jones,2003；Nutt,2006),特别是领导人的决策,是政府决策的关键所在；而组织则可视为个体决策的情境因素.因此,行为公共管理学研究政府决策聚焦“政府一公民”互动情境下公共决策者的心理过程.
政府内部人员在工作情境下如何进行判断和选择？在描述公共决策过程的同时怎样帮助决策者更好地进行决策？这两个问题对应了行为决策理论( Behioral Decision Theory)的两大类型：描述性理论(Descriptive Theory)与指导性理论( Prescriptive Theory).两者都离不开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 -以无限理性( Unbounded Rationality)假设为前提,赋偏好以理性,规定了如何才是正确、最优的决策.描述性决策理论以有限理性假设取代无限理性,认为人们实际上会偏离规范性决策理论的逻辑和规范,力图描述人们决策中真实出现的偏好.指导性决策理论则试图纠正人们实际决策中出现的违背逻辑与理性的偏差,通过外在干预的方式,使人们的决策偏好更符合规范性决策理论的理性标准( Baron,2008).简言之,规范性理论解决的是决策者“应该怎样”决策的问题；描述性理论解决的是决策者“实际如何”决策的问题；指导性理论解决的是“如何引导”决策者做出理性决策的问题（李纾等,2012）；指导性理论可看作规范性理论在应用上的延伸.
在理论发展过程中,期望效用理论( Expected Utility Theory)认为人们总是根据期望价值最大化的原则做决策,已成为规范性决策理论的核心( vonNeumann&Morgenstern,1944),正受到描述性决策理论越来越多的挑战.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A．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 Amos N．Tversky)关于“启发式与偏差”(Heuristics and Biases)的系列研究(Tversky&Kahneman,1974)以及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的提出( Kahneman&Tversky,1979).“启发式”是指一种忽略部分信息的认知策略,力求摆脱繁复,更迅速、更省力和或更准确地做出决策( Gigerenzer&Gaisaier,2011).在公共管理情境下,三种最重要的启发式：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可得性( Availability)以及锚定和调整(Anchoring and Adjustment),如何影响政府决策者对决策信息的加工？预期理论中的损失规避( Loss Aversion)、参照依赖( Reference Dependence)与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原理又是怎样约束政府决策者的选择？特沃斯基等人1981年提出的“亚洲疾病问题”,可视为模拟公共决策行为的先驱,同时开创了对“框架效应” ( Framing Effect)的研究(Tversky et al．,1981),预期理论也成为解释该效应的主要理论(李纾,2016).时至今日,“公共决策中的框架效应”已成为行为决策理论与公共管理研究成功结合的典范.公共决策中的框架效应指在公共决策情境中,人们的决策行为受媒体或领导人对同一问题的框架表述形式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决策偏好的现象（史燕伟等,2014）.一方面,在政策制定中存在着个体、群体以及组织试图通过框架影响公共决策的情况( Cullis et al．,2012)；另一方面,政府在制定政策（如环境政策）时,合理地运用框架效应能够增强公民对政策的满意感和支持度( Weber,2013).
规范性理论的“无限理性”与描述性理论的“有限理性”之争,在人类推理与判断的双系统( Dual - Process)模型中得到了比较好的统一(Kahneman,2003,2011；Evans,2008).人类的决策过程涉及两个系统：基于直觉的自动系统和基于理性的分析系统.自动系统加工速度较快,不占用或占用很少的心理资源；分析系统加工速度慢,占用较多的心理资源,遵从逻辑规则.自动系统自主运行,当遇到阻碍时,分析系统便被激活以解决问题,此为二者作用方向一致的情况；如果两个系统发生冲突,往往自动系统会在竞争中胜出,这正是很多非理性偏差的根源.与基于私利的个体决策相比,从公共利益出发的公共决策,内容广泛、信息量大,结果重要,对决策者的双系统特别是分析系统的加工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一旦最高决策者决策时受制于自动系统做出有偏差的公共决策,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遵循双系统模型原理,整合预期理论与期望效用理论的多元启发理论( Poliheuristic Theory)有效地解释了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Mintz,1993,2004；韩召颖、袁维杰,2007).该理论将决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认知阶段,决策者试图利用各种启发式“化繁为简”,通过基于维度( Demension - Based)的原则和“非补偿性”( Noncompensatory)原则进行.使用前者决策者会放弃在关键维度上不符合最低标准的方案,最主要的维度一般都是政治维度；后者指在重要维度上的低效用并不能用其他维度的高效用来补偿,如经济利益之得不能弥补政治利益之失.第二阶段为理性选择阶段,决策者基于期望效用规则和词典编纂规则（重要维度上的更优化）对第一阶段的备选方案进行效用最大化和成本一收益的理性分析,目的是选出最终的决策方案.认知阶段可进一步细化为两个子阶段：子阶段A关注决策者的问题表征和选项产生,包含启发式的参与,但主要在潜意识中进行；此时决定选项产生的问题表征的首要因素是威胁感知( Threat Perception),次要因素是相对实力(Relative Power).子阶段B就是非补偿性原则发挥作用的原认知阶段,属于意识层面( Keller&Yang,2016).事实上,潜意识层面暗含决策,潜意识思维可能是一种目标依赖的加工过程( Dijksterhuis&Aarts,2010).相比于关注决策结果的第二阶段,聚焦决策过程的第一阶段显得尤其重要.齐当别决策理论( Equate - to - DifferentiateTheory)将认知阶段的非补偿性原则和基于维度原则完美结合,同时诠释了两个子阶段的特征.“齐当别”寓意“齐同而别异”,具体而言是指一种决策表征系统,认为决策者在诸多决策中趋于采用单一策略,即对于二择一决策问题,决策者会“齐同”掉选项在某一维度的差别（谓之“齐差”）,并以另一维度的差别作为最终决策的依据（谓之“求辨”）,即选择在另一维度上效用更大的选项（李纾,2016）.可见,“齐差过程”对应子阶段A,并指出基于维度的原则下还涉及决策者对非关键维度的“齐同差异”,如决策者在制定对外决策时潜意识层面忽略相对实力,重视威胁感知( Keller&Yang,2016)；“求辨过程”对应子阶段B,主要在非补偿性原则的作用下分辨出关键维度的更大效用,如以威胁感知的大小决定是否采取军事行动( Keller&Yang,2016).众所周知,公共决策的出发点是公共利益；当公共决策者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不一致时,齐当别法则如何作用于公共决策的制定,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张书维,2016b）.总之,双系统模型有着广泛的适用性和扩展性,多元启发理论的第一阶段属于自动系统,第二阶段属于分析系统；齐当别理论则进一步解释了自动系统内认知阶段的决策规律.在中国,受传统文化和政体制度的影响,领导者个人在政府决策中成为主导力量,中国政府组织实际存在着“领导中心模式”,领导者作为第一决策者,对于公共问题的锚定、决策程序、方案选择有根本作用（景怀斌,2016）.因此,研究公共决策的双系统模型机理,探讨公共决策者化繁为简的决策模式,对于维护（中国）政府的有效运行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同时,对公共决策者信息加工过程的探讨,亦可有效回应“决策范式转移”的重大理论问题( Oppenheimer&Kelso,2015).
(二)“政府一公民”互动中的公民体验过程
如果说对“政府一公民”互动中政府行为的关注是行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规定动作”,那么对于“公民体验”( Citizen Experience)的强调则彰显了行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自选”亮点.行为是体验产生的工具.上文分析的政府行为,无论是制定公共决策还是提供公共服务,因为互动的对象是公民,故最终的效果要通过公民的体验来评判.心理学认为,体验是对任何事物的感觉、知觉、情感、情绪的心理变化（刘静、孙向红,2011）,其中以认知和情绪的相互作用为典型特征（张鹏程、卢家楣,2013）.在“政府一公民”互动情境下探讨公民体验,主要聚焦于政府的公共决策行为与公共服务行为所带给公民的心理感受,包括认知体验( Cognitive Experience)和情绪体验(EmotionalExperience).前者指公民对政府行为的信息加工过程；后者指政府行为所引起公民的情绪和情感唤醒.在体验的过程中,认知与情绪相互作用,最后生成完整的体验结果,如满意度( Satiaction).政府满意度是公民基于主观感知对政府所持的心理认可状态( Lewis,2007),可区分为公民对政府的认知评价和情感反应.公民体验与政府满意度关系在于,前者强调动态的过程,后者更多是静态的结果.公民体验的结果可以有不同的指标来衡量,除了政府满意度,常用的还有政府信任（Grimmelikhuijsen,2010；张书维,2016a）、权威感知合法性( Tyler,2006；van der Toorn,2011)、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李大治、王二平,2007；吴玄娜,2016）等.从性质上来说,公民体验可分为正性或积极体验与负性或消极体验,其程度体现在体验指标数值上的高与低.下文根据政府行为的类型,通过分析各体验指标的作用机制来探讨公民体验过程.
1．公共服务体验
公共服务的公民体验,主要落脚于“公共服务行为满意度”；因为与公民互动最频繁的,是处于基层或一线的政府公务员.“公共服务行为”包括公务员的角色内行为(In - Role Behior)与角色外行为(Extra - Role Behior)(Tyler,2012；叶超,2014),前者是工作角色所要求的义务行为,如交警让司机出示前须先敬礼；后者是工作角色之外的自愿行为,如交警在执勤过程中保持微笑.借鉴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 Frederick 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Herzberget al．,1959；Herzberg,2003),公务员完成角色内行为给公民带来的体验可能是“没有不满意”；只有当公务员表现出角色外行为时,公民才会有真正“满意”的心理体验.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公共服务行为与公民体验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公民的心理期望、官员的个体特征与互动的制度环境三方面来考虑.
公民对政府行为的期望( Expectation)是影响满意度的首要因素.政府满意度不仅取决于公共服务行为的绩效,还受制于公民对公共服务行为的期望.“期望差异模型”显示,绩效与期望之间的不一致部分*了绩效与期望影响公民满意度的路径,当公共服务绩效高于公民期望（正性落差）时,满意度高；当公共服务绩效低于公民期望（负性落差）时,满意度低( van Ryzin,2006,2013).有时候,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高满意度并非来自于服务行为的高绩效,而是源于公民此前较低的期望( James,2009).期望差异模型将公民的公共服务绩效感知与其绩效期望之间的一致与否视为影响政府满意度的关键,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Poister&Thomas,2011).因此,公民的期望可能成为公共服务行为与公民体验之间的调节变量.
其次,官员的个体特征也有重要作用.代表性官僚制(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Kingsley,1944；Dolan&Rosenbloom,2003)认为,政府公务员的构成与整个社会人口构成（性别、年龄、民族、种族、社会阶层、教育与职业经历等）之间契合的程度越高,就越可能有助于官僚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对公众要求进行积极的回应（马秀玲、赵雁海,2012）,公民体验也因此更加正性.这种效果甚至不需要对被代表者有符合其利益的主动行为,而凭借符号化代表性的方式即可存在( Theobald&Haider - Markel,2009；Riccucci&van Ryzin,2016).研究表明,仅以性别构成的不同作为实验组,女性参与者对由女警占多数的家庭暴力处置小组的评价（包括信任、公平感和工作绩效）更高( Riccucci et al．,2014)；员全为女性时,女性参与者更愿意在垃圾回收项目上与之合作( Riccucci et al．,2016).因此,官员的个体特征可能成为公共服务行为与公民体验之间的调节变量.
最后,互动的制度环境不容忽视.繁文缛节长期被视为一种“官僚病”（马亮,2010）,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热点之一（林民望,2015）.所谓“繁文缛节”是指“需要遵从成本的规则、监管和程序,但它们却并不能有助于实现其预期目的”,即是一种不能提供更多价值的冗余规则( Bozeman,2000).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内部,缺乏从公民视角的切入( Brewer&Walker,2010；Tummers et al．,2016b).显而易见,公民也是繁文缛节的亲历者( Walker&Brewer,2008),如开具“我妈是我妈”式证明.研究发现,繁文缛节对于公民满意度有很强的负作用,特别是当公民拥有较丰富的政治知识和更保守的政治观点时( Tummers et al．,2016b；Kaufmann&Tummers,2016).因此,繁文缛节这一制度特征可能成为公共服务行为与公民体验之间的调节变量.
2．公共决策体验
公共决策的公民体验,涉及决策的各个维度.其核心是公民对政府决策透明度( Transparency)和公正性(Justice)的体验.政府决策透明度包括决策过程透明( Decision Process Transparency)、政策内容透明(Policy Content Transparency)和政策结果透明( Policy Outcome Transparency).决策过程透明针对政府决策步骤和决策依据的开放程度；政策内容透明涉及决策结果（即政策本身）的信息披露；政策结果透明指有关政策效果的信息可见性和及时性；三者在逻辑上呈现先后顺序( Grimmelikhuijsen&Welch,2012；Heald,2006).政策内容透明与政策结果透明可以形象地理解为“政务公开”.政府决策透明度与公民体验之间是什么关系？最新的元分析表明,两者间的机制是复杂的( Cucciniello et al．,2017).具体来说,决策透明正向影响公民对政府诚实度的信任,负向影响公民对政府能力的信任( Grimmelikhuijsen,2010).进一步研究发现,决策透明度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受到已有知识的*( Grimmelikhuijsen,2012)和信任倾向的调节,这一调节机制可以通过社会心理学的认知失调理论和态度的精细加工模型加以解释( Grimmelikhuijsen&Klijn,20 1 5；Grimmelikhuijsen&Meijer,2014).此外,决策透明度与公民体验的调节作用还取决于不同的决策领域：事关物质价值的“文化休闲”决策,透明度可以增加公民对决策的接受性；事关生命价值的“交通安全”决策,提高透明度却会导致相反的效果( de FineLicht,2014).文化与政体的差异也会调节决策透明度与政府信任的关系( Grimmelikhuijsen&Kasymova,2015；Grimmelikhuijsen et al．,2013),信息发布渠道的不同亦有影响（Porumbescu,2016；Song&Lee,2015；马亮,2016a）.合法性的不同类型也考验着“透明度增强合法性”的简单判断( Curtin&Meijer,2006)可见,要想厘清政府公共决策透明度与公民体验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多地考虑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
政府决策公正性同样包括三种类型：分配公正( Distributive Justice)、程序公正( Procedural Justice)和互动公正(Interactional Justice).分配公正侧重于结果,即资源分配的公正性；程序公正聚焦于过程,即决定结果的规则、机制、过程的公正性；有别于程序公正,互动公正凸显的是非正式性,强调交往中个体所接受的对待是否公正,可进一步分为信息公正( Informational Justice)和人际公正( Interpersonal Justice) (Colquitt&Zipay, 2015; Greenberg&Colquitt,2005).政府决策公正性与公民体验之间是什么关系？研究表明,政府决策的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会产生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前者是个体对政府机构做事能力的评价；后者是个体对政府机构行事动机的评价（张书维,2017）.政府决策公正性与公民体验之间是否也存在着调节变量？研究发现,结果依赖成为决策公正性影响权威合法性的调节变量( Clark&Wegener,2008).所谓“结果依赖”,指对某一权威的依赖状态,该权威控制着个体想要的社会或物质资源( van der Toorn et al．,2011),包括个体的精神和身体健康、安全以及经济福利等( Fiske&Berdahl,2007).民众对权威的自愿服从不仅取决于程序公正,还受制于民众对结果的依赖( van der Toorn et al．,2011)；结果依赖感的增强会减弱程序公正中的“发言权效应”,使得被试在无发言机会时也不会觉得程序有明显不公( van Prooijen et al．,2007).普通民众由于自身较高程度的结果依赖或处在个体控制感下降及受到威胁时,对组织主管、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乃至政府权威的感知合法性都会提升( Bobocel et al．,2010；van der Toorn et al．,2015).可见,要想厘清政府公共决策公正性与公民体验之间的关系,同样需要更多地考虑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
限于篇幅,本文只概述了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关键点,无法囊括全部内容.未来研究可以围绕“双轮模型”,深入探究政府行为与公民体验的互动机制及影响因素,为公共管理的宏观理论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
三、研究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学科的发展水平和成熟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水平决定的（蔡立辉,2002；郑建君,201 1）.行为公共管理学的交叉学科属性使得其方法“工具箱”中*了定性研究（如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如调查研究与实验研究）的各种方法路径及技术手段.鉴于案例研究法与调查研究法已成为公共管理学的主流方法（陈那波,2015）,可以有效地迁移到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之中.这里主要关注实验研究法（以下简称“实验法”）如何在行为公共管理学中使用和推广.
众所周知,心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在心理学的推动和渗透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和社会学）也陆续将实验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加以使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之下,公共管理学对实验法的运用大大落后于其他相关学科（Bouwman&Grimmelikhuijsen,2016；马亮,2016b）.事实上,公共管理领域的实验研究起步并不算晚,JPART在其创刊第二年即1992年,就连续组织了两期由巴里·波兹曼( Barry Bozeman)编辑的实验研究系列( Bozeman,1992),共五篇文章；遗憾的是其后的20年时间里,实验法并未引起公共管理学界足够的重视.近年来可喜的变化终于出现：2010年之后,公共管理学的有识之士再度撰文呼吁大力加强实验法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的地位( Anderson&Edwards,2015；Margetts,2011；Perry,2012).进一步的,《国际公共管理杂志》（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Journal）和PAR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先后推出了实验研究的专栏( Blom - Hansen et al．,2015；Jilke et al．,2016),国内公共管理核心期刊《公共行政评论》也积极响应了这一趋势（景怀斌,2015）.此外,第一本系统介绍实验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贡献和挑战的方法“手册”也于近期出版( James et al．,2017).总体来看,2010年至今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 Li&vanRyzin,2017).用实验法研究公共管理,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科学研究旨在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作用机制；即使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实验法仍是揭示因果关系的最佳方法,是因果推论的黄金法则( Falk&Heckman,2009；臧雷振,2016).由于采取了人为操纵（或干预）自变量（实验刺激）以及随机分组被试的技术手段,实验法从根本上解决了非实验法（如调查研究）面临的内生性问题( Endogeneity),如因果关系颠倒(Reverse -C ausation)、同时性(Simultaneity)、共同方法偏误(Common Method Bias)、测量偏误( Measurement Bias)、选样偏误(Selection Bias)等(Blom - Hansen et al．,2015；Bouwman&Grimmelikhuijsen,2016).根据实验者对于实验环境的控制程度,实验法可分为实验室实验( Lab Experiment)、调查实验(Survey Experiment)和现场实验( Field Experiment)(Baekgaard et al．,2015).其中,实验室实验由于控制严格,排除了其他变量的干扰,因此确保了最高的“内部效度”,即研究者对实验所发现的因果关系的确定程度( Mc Dermott,2011).一般认为,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不可兼得,二者需要权衡.所谓“外部效度”是指研究发现的概括性,结论是否可以用于实验之外不同的人群或情境( Mc Dermott,2011).“外部效度”可以形象地理解为“现实性”,包括实验现实性( Experimental Reali)与世俗现实性( Mundane Reali),前者指被试对实验本身的真实性感知,后者指实验情境与现实情境的相似性( Anderson&Edwards,2015).因此,一个好的行为公共管理学实验室研究必须在确保内部效度的基础上尽可能追求外部效度.在实验设计过程中要充分吸取行为经济学实验和社会心理学实验各自的长处：行为经济学实验重视实验现实性；社会心理学实验则确保其所引发的心理过程接近于日常生活即世俗中所发生的心理过程( Dickson,2011).总之,实验法可以简单透彻地揭示因果关系,有助于发现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不仅可以作为一种主导的方法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也可以作为其他研究方法（如案例研究、调查研究）的辅助来推进理解公共管理中出现的现象(陈晓萍,2017).
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围绕“政府一公民”互动展开,分析对象为个体及小群体,非常适宜使用实验法.如利用公共物品困境的实验范式,研究证实了公共服务动机与亲社会行为的因果关系( Esteve et al．,2016)；利用最后通牒博弈及免责博弈的实验操纵,研究揭示了社会公平感经由机构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动力机制（张书维,2017）；利用启动实验原理(张玥、辛自强,2016),研究发现了“观念形态激活效应”及其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周佳、景怀斌,2015）.在实验对象的选取上,不同于心理学实验对大学生被试的依赖,行为公共管理学实验的被试来源应该多样化.尽管相比于非学生被试,大学生被试并不必然会对外部效度造成更大的问题( Druckman&Kam,2011),但在研究政府行为时,选用公务员作为实验被试显然要比学生被试更合理,即使招募前者的难度更大.另外,考虑到公共管理情境的复杂性,纯粹的实验室实验难以满足需要,因此行为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可增加对调查实验和现场实验的使用.①区别于实验室实验,调查（问卷）实验和现场实验是在真实世界中进行,虽然这削弱了研究者对实验环境的控制,但能够有效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综上,实验法应当成为行为公共管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公共管理也需要实验法来产生更多有用的知识( Jilke et al．,2016；Perry,2012).同时,对于实验法的倚重也可在相当程度上提高公共管理学的规范化水平,有助于解决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在整体发展上的滞后性,克服（中国）公共管理实证研究偏少的不足,进而增强公共管理的学科合法性.
四、研究趋势
一个新学科的诞生并不意味着传统学科由此被分割与替代,对于行为公共管理学这样的交叉学科更是如此.本调,行为公共管理学是隶属于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因为行为公共管理学聚焦的是公共现象或问题.由于采取了不同于公共管理学的宏观视野,即借鉴心理学的微观视角来分析公共管理的行为基础；因此,行为公共管理学不能也不会取代传统公共管理学,相反是对其的有效补充( Grimmelikhuijsen et al,2016).或者说,行为公共管理学是连接微观个体一中观组织一宏观制度的纽带.在前文概念界定及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本部分展望行为公共管理学未来可能的研究趋势.
(一)研究主题的与时俱进
在“公共治理”思潮的影响下,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方式也呈现多样化.所谓公共治理“指的是为了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体）等众多公共管理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丁煌,2011: 455）,在此过程中强调公民参与和治理（竺乾威,2016）.随着公民社会的不断发育,非营利组织蓬勃发展,公民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他们也要求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是未来公共管理发展的必然方向（王诗宗,2010；俞可平,2012）.因此,未来的行为公共管理学应更加关注社会力量参与下的多方互动：首先,公民参与下的政府行为研究.如当允许公民参与决策时,政府进行公共决策的微观过程会出现哪些变化？这其中参与决策的公民与拍板决策的官员如何看待彼此的身份？其次,公民参与下的公民体验研究.仍以公民参与决策为例,公民参与是否影响公共决策的感知合法性？其机制如何？公民参与是否影响公共决策的感知有效性？其机制如何？第三,非盈利组织的*作用.公共治理理论强调治理的多元化,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相互依赖,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进行治理（吴湘玲、刘兴鹏,2014）.当非盈利组织作为政府与公民间的桥梁时,政府与非盈利组织、公民与非盈利组织的两两互动的行为规律也应成为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新议题.政府通过非盈利组织影响公民的间接路径,会给政府行为与公民体验带来哪些不同？最后,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电子参与(E - Participation)已成为公民参与的新途径( Zheng,2017).相比于传统的参与方式,电子参与会给公民带来哪些新体验？又会如何影响政府行为？电子参与和传统及移动电子政务(E - Government)的线上互动如何影响双方的线下行为？
现有对于公民体验的研究,以认知过程为主.换言之,公民对政府的认知加工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如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主要受他们对政府工作优劣评价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情绪是“知情意”三种基本心理过程之一,具有适应功能、动机功能、组织功能和信号功能（傅小兰,2016）,这四大功能在公民体验过程中怎么表现？进而如何影响公民与政府的互动？研究表明,情绪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王丽萍,2014)；特别地,愤怒、轻蔑和厌恶等群体情绪成为集群行为乃至政治暴力的动机(张书维等,2012；张书维,2013b; Frank et al．,2015; Zhou&Wang,2012).因此,未来的行为公共管理学研究应该加大对公民情绪体验过程的关注.在测量指标的题项设计上,提高情绪所占的权重和比例.再者,除了重视负性情绪对于政府与公民互动的消极影响,还应该研究正性情绪对于政府与公民互动的积极影响.
(二)方法与技术的兼收并蓄
实验法之外,毋庸置疑调查研究法（以下简称调查法）也是行为公共管理学的重要方法.长期以来,调查法是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最广泛和频繁的方法( Perry&Kraemer,1986；Raadschelders&Lee,2011).公共管理的调查法以问卷调查为主( Groeneveld et al,2015),如前述对于公共服务动机的各种测量均是通过自我报告的问卷法实施的( Prebble,2016).这种外显测量的方式难以避免各种测量误差,如社会称许性、语词使用、提问复杂化等( Lee et al．,2012).另外,通过个体内省(Introspection)和自我报告能了解的行为背后的加工过程有限( Wilson&Dunn,2004),无法覆盖在人们意识和控制之外的内隐水平上运转的心理过程( Koopman et al．,2013),因此,未来研究应把自动化的内隐加工与有意识的外显加工整合到一个框架中,以期更加完整地解释和预测政府行为和公民体验,并有效克服所有数据均来源于自我报告时可能产生的同方法偏误及多重共线性问题( Podsakoff et al．,2003).社会心理学对于群际间歧视态度和刻板印象研究中大多采用内隐联想测验( Implicit AssociationTest,IAT)测量内隐态度(Karpinski&Hilton,2001；Payne et al．,2008).内隐联想测验范式清晰,使用广泛,能有效克服外显测量的不足,成为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可靠工具.即便是采用外显测量,也可以考虑间接的方式,如用投射法测量民众对住地的依恋水平,相比直接询问受访者,可显著提高测量的效度（Wang et al．,2015；李纾等,2017）.再有,问卷法所获取的是某一时点的横截面数据,无法反映出调查对象的动态趋势.而经验取样法( Experience - SamplingMethodology)是一种密集纵向的研究数据收集方法,可在多时间点搜集个体的即时性反应（包括情绪、感知、态度和评价等）,从而弥补传统静态调查的不足（段锦云、陈文平,2012；张银普等,2016）.在研究公民对政府行为的认知及情绪体验时,经验取样法不失为问卷调查法的有效补充.
新兴的认知神经技术与大数据技术也应当成为行为公共管理学研究充分利用的方法范式.一方面,随着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行为公共管理学可以借助脑电( EEG/ERP)、近红外光学脑功能成像（fNIRS）、眼动(Eye -Movement)及功能性磁共振(fM RI)等技术,深入到政府与公民互动的最微观水平进行研究( Marcus,2013).如公共决策的脑机制,领导人注意力分配的认知基础,公民体验过程中认知与情绪的神经交互过程.为打开公共决策的“黑箱”提供最“科学”的手段.另一方面,随着云计算及大数据技术的驱动,使得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实验室小样本或问卷调查采集的随机样本,从而为分析政府公务人员个体行为和公民对政府的态度提供真实、准确和及时的数据,使研究者摆脱时空限制,更便捷、更廉价、更大规模地进行数据采集.当下,由数据科学引发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变革已经席卷了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孟天广、郭凤林,2015；喻丰等,2015）.大数据不仅将政民互动的场域扩展到虚拟空间,还改造着政府与公民等公共管理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及其关系.比较而言,大数据分析重在大样本的相关关系,认知神经技术在内的实验研究重在小样本的因果关系,彼此各显所长,相得益彰.两者的共同之处则在于所得数据比较客观,研究结果因而更加可信.同时,应注意多方法综合与混合研究设计的采用,确保研究的内外部效度.
(三)“学”以致用,构建政民和谐关系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其核心在于强调如何运用符合学术规范的、恰当的研究方法去发现和求解政府实践中的真问题和新问题（何艳玲,2014）.相比之下,心理学虽然更“基础”,但近年来在帮助各级政府和各类组织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方面,亦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现实影响.2015年,美国白宫、世界银行等机构,先后通过发布《总统行政令》《世界发展报告》等方式,回顾和肯定了以心理学为代表的行为科学在公共事务管理与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和成就,倡导进一步加速行为科学发展（张侃,2016）.行为公共管理学作为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交叉学科,自诞生起就烙上了“学以致用”的印记.
如何“学”以致用？至少应做到两点：第一,必须强调问题导向.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问题发源于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探讨在互动过程中双方如何扮演好各自的微观角色.所有与此相关的现实议题,无论大小,均属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畴.第二,研究成果需接受实践检验.也就是说,对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只有理论贡献是不够的.诚然,科学研究的目的首先是为人类知识的增长做贡献.而行为公共管理学要做的是,产生更多“有用的”知识( Perry．2012).这就需要研究者急实践者（公共决策者、政策制定者、公共管理者及公共服务者）之所急,想实践者所未想,以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指导公共管理实践,致力于打造政府与公民的互信互依,构建和谐社会.
如果把行为公共管理学视作一只蓄势待飞的雏鹰,则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好比雏鹰的双翅；公共管理学“为生民立命”的问题意识及“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关怀恰似雏鹰的眼和心.这样的结合假以时日,必将使行为公共管理学成为继组织行为学、行为经济学、政治心理学之后又一展翅高飞的“混血”雄鹰.本文认为,行为公共管理学生逢其时：一方面丰富和完善了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有利于扩大心理学在国家战略和社会治理中的影响力（辛自强,2017；杨玉芳、郭永玉,2017）；另一方面增强了公共管理的自主性与开放性（李潇潇,2015）,有利于解放公共管理学的想象力（马骏,2015）.最终实现西蒙未尽的理想：心理学与公共管理从互通有无走向水融.
本文结论:这是适合不知如何写管理学和趋势和公共方面的公共管理学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公共管理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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