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扶贫和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保护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为例,该文是旅游扶贫有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跟乡村旅游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旅游扶贫类本科论文怎么写.
旅游扶贫论文参考文献：
蒋萍
（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摘 要：乡村旅游是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资源进行旅游扶贫的重要途径.在精准扶贫视域下,文章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旅游与旅游扶贫为例,提倡珍视少数民族文化,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保护,从本土文化出发保持民族文化的自觉,积极开展乡村旅游各类品牌的创建活动.建议丰富一批有民族文化内涵的乡村生活体验型的品牌产品,拓宽群众致富渠道,开展旅游扶贫、提高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群众生活水平.
关键词：精准扶贫；村旅游；旅游扶贫；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费孝通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6)10-0095-05
收稿日期：2016-05-29
作者简介：蒋萍（1990-）,女,湖南江永人,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5级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旅游人类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一、旅游扶贫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先后启动并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I-2020年）》、《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十二五”规划》（国开办发［2012］67号）和《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等,共减少6.6亿贫困人口.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已引起各界热议.在精准扶贫视域下,旅游扶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作为一种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后,与其他扶贫方式相比,旅游扶贫是“造血式”扶贫,资源配置效率高、社会成本低,以强大的市场优势、新兴的产业活力、巨大的带动作用,成为扶贫攻坚的生力军.
近年来,及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旅游扶贫工作.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旅游局等联合下发《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发改社会［2014］2344号）,确定了《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分省名单》.全国乡村旅游提升与旅游扶贫推进会议贯彻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62号）精神,强调要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扶贫开发中的战略作用,实现到2020年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17%(约1200万)贫困人口脱贫.《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实施脱贫攻坚工程,要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贫实效,并强调“十三五”期间要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从20世纪90年始,学者提出旅游扶贫可遵循“社会组织(NCO)主导、社区参与”的“公益扶贫”,或“政府调控、开发商主导”的“资本扶贫”,以及“社区主导、政府扶持”的“社区主导”扶贫等多种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有研究认为要基于乡村旅游进行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也有研究认为传统文化的商品化或消失会引发居民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乃至冲突①,如旅游商业化与民居的“去地方化”.广西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也倍受学界关注②,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广西乡村旅游进行分析探讨.
二、广西乡村旅游扶贫现状
扶贫与旅游都属于现代性的发展话语,意味着政府资金的投入、地方社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广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老、少、边、山、穷”是其真实写照,贫困人口多,贫困区域广,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扶贫开发任务艰巨.自2011年启动新一轮扶贫开发以来,广西先后出台《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乡村旅游“十二五”规划》以及《广西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十二五”规划》、《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工作方案）的通知》(桂政发[2012]20号）、《关于加快旅游业跨越发展的决定》（桂发[2013]9号）等,指导全区开展旅游扶贫工作,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
2014年,广西出台了《关于实施我区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决定》以及28个配套文件和《关于创新和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若干意见》（桂发[ 2014]12号）,着重指出“发展特色旅游扶贫”的相关要求,加强对广西旅游扶贫工作的关注与重视.2015年,广西积极响应提出的精准扶贫新机制,制定《关于全力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的决定》及有关行动方案,围绕精准扶贫的核心目标,推进旅游精准扶贫有效实施.
广西各地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乡村旅游资源,积极开展乡村旅游各类品牌的创建活动,使乡村旅游规模壮大、质量提升.目前,广西全区共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8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22个、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19个、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34家,广西特色旅游名镇(村)36个、广西农业旅游示范点169家、广西“森林人家”35个、四星级以上的乡村旅游区71家、农家乐136家,广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18个.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产品提升了乡村旅游吸引力,乡村旅游接待规模进一步增长.据统计,2015年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约1.39亿人次,占全区接待游客量的42.98%,；乡村旅游总消费约803.15亿元,占全区旅游总消费25.80%.在旅游的带动下,大石山区、中越边境等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积极改善.以政府主导推动、市场主体开发、全动参与、部门积极服务及产业融合“四位一体”的旅游扶贫开发工作模式,将潜在的发展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2015年对南宁等7市51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的33542户人家调查显示,从事乡村旅游的户均旅游收益36700元,比同年广西农民户均纯收入25570元高出43.5%.2015年,全区通过旅游实现脱贫2.76万户、11.05万人；“十二五”期间,通过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实现脱贫人数达73.32万人,约占全区脱贫人口的13%,许多贫困人口依靠乡村旅游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广西主要从以下方面重点促进乡村旅游扶贫：一是实行定点帮扶,引领乡村旅游扶贫开发；二是以创建特色旅游名县名镇名村为抓手,实现扶贫新突破；三是强化部门融合推动,整合资金形成合力；四是立足资源特色,拓宽贫困农户脱贫致富渠道；五是创新模式,丰富乡村旅游开发实践.以创建特色旅游名县名镇名村为例,旅游与扶贫等部门以创建县和备选县中的国定、区定贫困县来推进试点工作,针对贫困县旅游基础和服务设施薄弱问题,加大专项资金扶持,重点扶持公共服务设施,对已建成的四星级以上乡村旅游区和农家乐给予资金奖励,有效拉动了当地投资与消费,带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比如桂林龙胜各族人民自治县提出“打造全县特色大景区,构筑旅游扶贫一盘棋”战略思想,打造生态旅游扶贫开发大循环路网,将各乡镇特色村落和景观连接起来.该县每年安排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对发展乡村旅游、开展旅游精准扶贫的群众给予扶持,对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嘉奖,有农家乐近800家,近3万人变成“扛着犁耙种田地,唱着山歌搞旅游”的“两栖农民”.龙脊村依托当地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推出古壮寨文化游、民俗风情游、农耕体验游和民族节庆游等产品,吸引中外游客前来观光休闲度假,2015年全村接待游客17.8万人次,同比增长17.1%；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700多元,同比增长22%,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将少数民族扶贫、减贫工作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联系起来,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摆脱贫困局面,已成为广西旅游扶贫的亮点与重点.
由于各方面原因,广西贫困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未能充分体现,民族文化旅游还没有做大做强.实际上,桂西、桂中、桂北等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为广泛开展旅游扶贫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以融水、三江、龙胜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将建设成民族风情旅游与扶贫开发深度融合发展的示范区域.桂西南旅游扶贫片区依托悠久的边关风情和民族文化发展以边关风情、民族文化、乡村休闲等为主题的乡村旅游业态,桂北旅游扶贫片区依托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良好的自然山水发展以民族文化、乡村休闲等为主题的乡村旅游业态,桂东旅游扶贫片区依托浓郁的民族风情、悠久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优美的山水风景发展以民族文化、历史文化、乡村休闲等为主题的乡村旅游业态.在旅游扶贫中,少数民族文化将成为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三、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探讨
“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如果文化不能保证民族的主体性,这种文化是毫无价值的.”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群体的流动和社会的开发不断地冲击着地方社会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差异性和多样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消解.精准扶贫视域下,如何将旅游扶贫与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保护更好地结合起来,需要进行更富有挑战性的理论辨析.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在扶贫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性认识,突显少数民族主体性的重要性,在不断地反思中更好地探索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之路.
老一辈的学者在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有过有益的探索.费孝通曾在苏南和温州调研,总结认为地方性知识和文化能同现代化进程有效结合,并将结论运用到中国老少边穷地区如何推进现代化的思考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政策展开反思.以海南为例,当年少数民族农民并未进入橡胶产业,造成了“富饶的宝岛,穷困的少数民族”,二者间矛盾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费孝通对我国各种少数民族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冲突深有感触,他指出,少数民族问题不是一个救济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问题,不是我们去养活少数民族,而是要让他们自己能站得起来.关键是要尊重和帮助他们寻找本身的优势,重建他们的民族自觉和民族自立的主动性：“一个民族的发展主要靠善于发挥自己的传统优势,提高自身社会生产力和发挥自身的精神文化”,“首先要培育内在活力”,就是“要改’输血’为’造血”’,“自力更生地建立有发展前途的经济基础”.
对费孝通而言,“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是获取“文化主体性”,但“文化主体性”的实现不能仅仅局限于本民族内部的文化适应和文化革新,还取决于民族文化在全球化下条件下对人类命运的贡献：“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对待民族文化,既不能虚无主义,也不能保守主义；既不能妄谈普世主义,而必须在具体的地方性情境上展开,又不能陷入特殊主义,而必须有全球的视野；既不能全然浪漫主义,而必须认识到文化同生产生活需要的内在的相互依附和支持关系,又不能沉人工具主义,而必须认识到文化自身的独立性、运行逻辑和目的性.如何解决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认,是当前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讨论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问题.认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和意义是当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利用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尊重其文化主体性的背景下,在旅游扶贫进程中,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是相互依存的链条,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来自于其历史的独特性和文化生态的适应性和功能性,从而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并拥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尊重和坚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应成为处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原则之一.每种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来自于国家与其他民族的关心、尊重、帮助也必不可少.但真正使少数民族文化富有生命力、进而在生长意义上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只能是少数民族自身.离开了自身的主体性意识与主体性地位,任何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努力,往往事倍功半,或只是善良愿望,甚至事与愿违.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文化受重视程度得到了很大提高,文化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得到了不断强调,但部分文化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却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弱小化和边缘化.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角度出发,民族传统文化自身的弱小化和边缘化也正与当今世界文化之间发生了不可抑制的冲突和矛盾,这也成为影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机制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下,许多民族传统文化在逐渐消退,甚至消失.一些政策虽意在扶持少数民族,但在实际上却可能导致“事实上的区隔”（de factosegration).尤其是处于相对经济落后和闭塞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时代的漩涡得无所适从,或抛弃自身传统文化转而投入现代文化和主体文化的怀抱,或对现代化产生强烈的抵抗情绪.
在少数民族地区,如处理不当,民族文化旅游容易滑向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低俗商业化境地.徐赣丽曾分析桂北壮瑶三个村寨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民族文化商业化问题,“当地民族的民俗开发成商品,使以前以自我享用、传承和创造的文化转变成可在市场交换的、可供游客消费的符号.”以往基于制造“旅游地”的发展话语没有带来地方社会对自我的定位和制造自我的思考,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将地方社会制造为一个可供现代群体消费的“旅游目的地”.当地文化在被诠释的过程中往往被赋予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想象,渐渐被异质化或妖魔化,失去了话语权甚至由于各种原因被集体失语.作为一个被不断再生产和消费的角色,少数民族文化和乡村旅游的内涵变得同质化和简单化,甚至陷入“自我的他者化”,通过兜售刻意建构的文化来与游客互动.
社区参与是旅游人类学在探讨欠发达地区旅游开发的一个概念,主要内涵是动员和鼓励当地居民参与建设并管理当地设施,支持开发当地居民的能力,鼓励他们在社区事务中发挥作用.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和社会文化传统,是旅游扶贫过程中必须审慎地加入顶层设计的原则.在这个方面,广西旅游扶贫花了很多心思.比如,广西将依托靖西壮族、金秀瑶族、三江侗族、融水苗族等贫困地区民族文化,促进节庆、旅游、商贸等多方互动.发展乡村文艺,整理和挖掘乡村民间艺术,创新旅游与演艺相结合发展模式.结合少数民族独有医疗保健方式,开发壮瑶苗医药保健等养生旅游商品.挖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推动民族体育运动与旅游相结合,增强旅游者的参与性等.
在旅游扶贫开发背景下的村民直选、社区增权与联合治理机制已在地方开展了实践.面对当前在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的问题,我们应当静下心来,一方面深入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社会调查,以开放的态度和学习的心态来倾听当地民众对于各项制度、政策和具体工作的看法和意见,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满足民众的需求并从根本上加强民族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需要拓展视野,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多种族、多族群国家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中汲取养料和智慧.在精准扶贫工作进程和旅游扶贫的具体实践中,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讨论和保护,任重道远.在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中,旅游推动了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也让当地民众看到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加强了族群认同和文化自觉.真正决定乡村文化原真性的是该文化的主人,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要做的是提供更多的选择方案,在赋权范围内进行文化创新,为当地文化内涵和文化元素的丰富与生长上给予更多的指导和帮助.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认为,全球的资本可能是推动同质化最强的力量,而国家则是地方差异和多样性的保护者.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和同质化的今天,民族国家应该要承担起保护地方多样性的职能.然而,在很多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对于地方和少数民族来说极为重要的价值与特色,从国家层面来看也许未必如此,因此,在制定政策和推动实施的时候,才更要仔细审视,使地方能够在民族国家的叙事之外进行自我文化的表达.正如斯科特对于“正式的项目”、“非正式的过程”所述,正式项目如不承认或压抑非正式过程,就会损坏目标人群的利益,并导致设计者的失败.如果把旅游扶贫相关的项目认为是正式的项目,那么对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保护往往是非正式的过程,这个过程极易被忽略和漠视,这恰恰是决策层应警惕的.
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所表征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实则已成为地方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关键要素.在旅游扶贫过程中,不能怀揣着对少数民族的异域化和原始化的想象.我们常常在民族文化现场看到所谓以经济带动文化的文化展演与旅游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往往是将少数民族形象商品化,少数民族的女性往往和该民族服饰一起,成为被消费的商品.而以民族文化保护为口号的实践却常常被简单化、刻意剔除某些元素,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刻意的建构和选择中满足外来游客对少数民族的想象.在旅游发展中,要为当地民族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和选择空间.民族地区当地居民与游客、政府、开发商、NCO等多元群体互动,才能更健全、更有创造性.
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想方设法给少数民族增权.民族文化不仅仅是满足他者想象、外人需要的,而应该是属于当地族群自己的.越让他们参与,他们就越会选择、保护并不断再生产自己的文化传统.旅游增权意味着权力分享,通过权威对社区实施控制,目的在于增加社区福利,为被边缘化的社区产生社会资本,并建立起有助于利益相关者参与旅游发展决策的合法权力框架.要增强当地社区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控制权、利益分享权和强调社区在推动旅游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使社区居民从被动转向主动,打破不平衡的权力管理,获取旅游发展中的决策权,保证当地居民的利益最大化并能部分地控制旅游在地方的发展.
在旅游扶贫中进一步提升文化体验,丰富旅游内涵,也是全域旅游的应有之义.当多种力量介入之时,需要注意保证民族文化的平等地位,让各种力量在对话中能够发挥作用,彰显文化拥有者和实践者的主体性,不仅是单纯的知情协商,还要能动地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并由此来实现扶贫、减贫目标.20世纪末,我国在贵州、云南、广西建立了一批生态博物馆以保护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实践过程中,这些博物馆却因缺少当地民众的广泛参与而出现了各种问题,往往停留在专家学者及政府的倡导层面.民族文化是活态传承的,具有变动性和开放性,尊重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民族主体的现实选择亟需增强.
在被扶贫地区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分配和参与决策方面,还需要更多的智慧来保障他们的主体性.在全域旅游的大环境下,需坚持五大发展理念,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系统优化提升,带动广大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当地民众的福祉,进一步发挥旅游扶贫的作用,真正使民族文化成为当地民众脱贫致富的天然禀赋和优质资源,同时也反过来促使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保护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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