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考,本文是延安类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与五老和延安有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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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五老”是党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群体概念,指的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五位年高德劭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们对此并无异议.但是,这个概念是何时形成、由谁提出的？各类文章莫衷一是,甚至还夹杂了一些讹误,故有必要加以考证.
因朱德诗作而形成？
1942年7月,朱德写了一首题为 《游南泥湾》的诗,其中提到了“五老”.于是,许多报纸杂志、网络文章在介绍“延安五老”时表示,党内外借此诗作,将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尊为“延安五老”.该说法流传甚广、影响甚大,是目前有关“延安五老”概念形成过程的“主流观点”之一.
朱德的这首诗确有“五老”一词.他是这样写的：“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行行卅里铺,炎热颇烦躁……”不过,朱德在诗序中记述道：“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很显然,诗里的“五老”是序中的“四老”加上朱德本人—— 此“五老”非彼“五老”.至于朱德、续范亭如何变为董必武、林伯渠,至少从这首诗本身看不出明显的逻辑关联,持“朱德诗作形成说”的论著也未能给出清楚解释.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朱德诗作只是恰巧与“五老”名称相同而已.
实际上,“延安五老”的概念此时已经形成并被提及.同样在上述南泥湾之行中,续范亭所作 《凑成五老图》 一诗称：“徐吴谢林董必武,延安一幅五老图；今次林董偶缺席,我与朱公凑成趣.”也就是说,续范亭表示,“徐吴谢林董”为“五老”,自己与朱德不在其列.可见在此次出游之前,“延安五老”的说法已经存在.
续范亭还有一首长诗,不仅题目就叫 《延安五老》,诗中也明确将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合称“延安五老”.目前仅知这首诗创作于1942年,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可是诗中有“春意欲来诗意催,病榻清净为此句”两句,按其中的描述推断,创作时间应为早春时节,比7月10日出游南泥湾早了数月.
综上可以确定,“延安五老”的说法并非由于朱德的诗作而产生,其形成时间应不晚于1942年春.
因祝词而形成？
目前关于“延安五老”概念的形成,有两种“主流观点”,除了“朱德诗作形成说”,便是“祝词形成说”.
1940年1月,为吴玉章在延安补办了六十寿辰庆祝会,亲临会场,并致祝寿词.他说：“现在世界是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文集》 在收录此文时作了注释,注明这五位老人是指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有研究者据此认为,“五老”的称谓是提出的,并由此流传至今.
应该说,“祝词形成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并不十分准确.如果认为祝词所确立的是“五老”概念,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据董必武回忆,苏区时期已有“五老”的说法,远远早于1940年.如果认为祝词确立的是“延安五老”的概念,似乎也存在问题.笔者认为,列举的五人虽与“延安五老”相一致,但并未明确提出“延安五老”一词,所以不能作为“延安五老”已经形成的直接证据,尚需发掘其他材料作为佐证.
当然,作为中国的领袖,的论述无疑会对“延安五老”概念的形成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或是会扩大这一群体的知名度.
苏区的“五老”是谁？
“延安五老”的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前身应是苏区时代的“五老”.董必武在回忆长征前的情况时说：“在根据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这里指的是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和董必武—— 与“延安五老”相比,差别在于有何叔衡而无吴玉章.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后,何叔衡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斗争,后壮烈牺牲,其余“四老”则跟随队伍到达陕北.由此可见,“五老”的提法在之前的革命实践中已经初步确立,而且应该是“延安五老”概念形成的基础.
“五老”概念的产生与五位老革命家的集体经历有关.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等人受党指派,赴苏联学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因年龄较大、经验丰富而被编在特别班学习.革命老人的聚集也使特别班被人戏称为“老人班”,如吴黎平在回忆林伯渠时表示：“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只知道他和叶剑英、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老同志在‘老年班’……这些老同志是非常正派、和善、德高望重的恂恂长者,在政治上有高深涵养,勤奋学习的精神,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当时年青的学生.”
长征途中,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人又一起被编在休养连中行动.时任休养连指导员的李坚真后来记述道：“长征中,董老、徐老、林老和谢老几位老同志,编在红军野战医院干部连……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年纪大,要别人照顾,而处处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来严格要求自己.他们一路上带头忍受艰苦,带头完成任务,带头遵守纪律,带头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真不愧为模范的员.”
从上述片段可以看出,“延安五老”的人生经历有一定重合,并多次在一起共事,这促进了群体概念的产生.
“延安五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延安时期,由于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延安五老”这个人物群体逐步确定下来.因何叔衡牺牲而在苏区“五老”基础上替换进来的吴玉章,同样是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与其他“四老”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曾长期共事,一起活动.他进入“五老”群体,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笔者认为,“延安五老”概念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因素：
其一,“延安五老”的年岁较长,在青年人居多的革命队伍中,他们显得较为突出.林伯渠的秘书王恩惠回忆说：“当时在延安年轻人占绝大多数,像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这样的老人极少,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们为延安‘五老’.”其实在党史上,不乏与“延安五老”基本同龄的党员,但其中一些人牺牲或去世得比较早,还有一些人则暂时或彻底放弃了革命立场.如此一来,延安时期仍在重要岗位上工作的革命老人,实际上仅有朱德和“延安五老”.朱德是八路司令、党的重要领导人,名望超过其他几人,故而没有与“五老”并称.
其二,1941年9月,怀安诗社在延安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延安五老”群体的形成,扩大了这一概念的影响.怀安诗社的参加者多为老一辈革命家和人士,“延安五老”也是重要成员,常与其他诸老互相唱和.因各诗友之间较为熟悉,在诗作中多次将五人合称为“延安五老”——目前所见最早的“延安五老”表述,就存在于前文提过的续范亭参与诗社的作品 《延安五老》 和 《凑成五老图》.而且怀安诗社是当时延安的一个重要文化团体,名气较大,这也使得“延安五老”之名更加广为人知.
同样由于怀安诗社的独特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后,在“延安五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五名诗社成员,出现了“延安十老”的说法.中国青年出版社曾于1962年选编了一些老革命家的诗词,供青年群众学习.董必武、朱德为此拟定了“十老”的名单,即“延安五老”加上朱德、续范亭、李木庵、熊瑾玎、钱来苏五人.从“五老”发展到“十老”,将革命老人联系在一起的都是怀安诗社,可见其与“延安五老”群体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
其三,“延安五老”得以形成,还因为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风范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以“老”冠称是对他们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的褒奖.延安时期,曾为朱德、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人举办过祝寿活动,“延安五老”影响力的扩大,也与这类活动有关.曾亲自参与徐特立、吴玉章的寿辰庆祝,或写信,或致辞,并亲切地称他们为“徐老”“吴老”.
就个人习惯而言,称“某老”,有时与年纪大小并无直接联系,而是表示对其资历、威望和人品的赞誉.例如,尊称吴德峰为“吴德老”,实际上吴德峰比还要小几岁.所以,“延安五老”并不仅仅是按照年龄确定的称呼,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崇高的党性品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由他们组成一个群体,可以作为全党同志学习的榜样.
此外,有研究者提出,称“五老”更加准确,因为董必武大部分时间不在延安,叫“延安五老”并不合理.确实,全面抗战爆发后,董必武赴大后方工作,从1937年9月中旬抵达武汉开始,除了中途偶有几次返回延安之外,直到1947年3月国共谈判破裂后,才完全回到陕北.但笔者认为,“延安五老”的概念还是比较恰当的.它是指延安时期党内五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其中“延安”的含义应更侧重于党史上的“延安时期”,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延安地区”.
一方面,董必武虽然长期在南方局工作,但他与延安的其他老同志,以及怀安诗社成员保持密切往来.怀安诗社成立时,董必武远在重庆,仍寄诗延安遥相唱和,题为“闻延安成立‘怀安诗社’,赋四绝句兼呈吴徐谢林诸老、朱总司令、叶参谋长”.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诗题将“吴徐谢林”单独列出,这或许表明,“四老”（甚至可以将董必武本人也加进来,凑成“五老”） 已被视作一个相对固定的群体.怀安诗社的不少成员虽与董必武未曾谋面,却十分景仰这位革命老人.续范亭在《延安五老》 诗中称：“只有董老未瞻韩,参政会上一支柱.谠论一发四座惊,各党各派齐拥护.”李木庵作于1944年的 《迎董老返延安》 也说：“边区五老世所闻,获亲其四缺公一.”从这些诗作中可见,地理空间上的阻隔并不影响“延安五老”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延安五老”是党史人物群体的一个历史概念,至迟在1942年就已经出现,而“五老”则是后人总结形成的,目前笔者尚未发现延安时期关于“五老”的其他提法.因此,“延安五老”这一概念更贴近于历史的本来面貌,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
综合起来看,“延安五老”应是在党内长期存在的“五老”概念基础上,形成于延安时期的前期,受祝寿词及怀安诗社活动推动,逐步发展确定的一个人物群体概念.
（选自《百年潮》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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