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画结合的中国画,该文是有关中国画自考开题报告范文与诗画和中国画和结合相关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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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是融诗文、书法、篆刻、绘画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这是中国画独特的艺术魅力.中国画与诗的结合,不仅丰富了画面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也有助于补充和深化绘画的意境,是画家借以表达感情、抒发个性、增强绘画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形式独特、内容丰富的绘画形式,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进程而逐渐形成的.
题画诗的出现首先促成了画与诗的融合.清人沈德潜在《说诗啐语》中说：“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遂将杜甫奉为题画诗的开山祖.查阅画史,其实早在汉代画功臣烈士像时,为表彰其功勋,存乎借鉴,题画便已应运而生.如《汉书·苏武传》载：“汉宣帝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可见,汉代壁画上已是有图有题,只不过当时是以“题榜”的形式存于画上,古人谓之“左图右史”.这种表现形式在汉代的画像石中也能看到,如武梁祠画像石.题榜可以说是题画诗的滥觞,而清人沈德潜所谓“开此体者老杜也”也并非无缘由.纵观汉魏至唐,唐代明确标明“题画”的诗数量渐多,特别是以杜甫为代表的题画诗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杜甫是其中代表而绝非开创者,因为史料可查早在杜甫之前,就已有题画赞、题画诗,但尤以杜甫最具代表性.清人杨昌际就有句日：“题画诗沉郁淋漓,少陵独步,自后作者,凡遇珍玩碑碣,多师其意.”杜甫的题画名篇《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就深受后人推崇,其诗日：“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如不是对画家艺术创作有深切的了解,是不可能对绘画创作的甘苦及规律说得如此入木三分的.题画诗在唐代得到很大的发展,像李白、王维、自居易这些著名诗人都有题画诗传世,甚至一些帝王也热衷于此.据《唐朝名画录》载,画家程修画竹幛于文思殿,文皇见了也题起诗来,日：“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时乍睹,繁阴合再明.”他不仅自己题诗,还下诏要当时在朝学士都奉和,可见唐代题画诗的盛行.
题画诗的出现为画与诗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只是这与后来画家自己直接在画上题诗,构成画面有机的一部分,成为画家自觉的艺术追求还是两回事,像唐代卢鸿、王维那样自题自画的士大夫画家是绝少的.题画诗的真正兴盛与文人画的发展密不可分.文人画的绘画主体为既精于诗书,又擅画的文人.在宋代苏轼、米芾等文人的大力倡导下,诗画融合的艺术形式日臻绚烂多彩.
以诗入画也推动了诗画的结合.从所知资料来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的一系列作品即是以诗入画,如《女史箴图》取材于西晋张华的诗篇,《洛神赋》则是从曹植的同名诗篇演绎而成,可算是最早的诗意画.这种形式在北宋时期得到了长足发民.《林泉高致》中有郭熙“尝所诵道古人清篇秀句,有发于佳思而可画者”的记载,《宣和画谱》中亦记录有郭熙《诗意山水图》,最可靠的记载则是徽宗时代画院“如进士科下题取仕”,即以诗为试题来考聘宫廷画师,如出题“乱山藏古寺”,中选者画荒山中露出佛寺的幡竿而不画出佛寺,以表现藏于深山的意境；“竹锁桥边卖酒家”,画桥头竹林中挑出的酒旗,而不露酒馆：“万绿丛中一点红”更别出心裁地画绿树掩映的高楼窗口有一红衣女子倚栏眺望.如此命题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踏花归来马蹄香”等.从当时的标准来看,乃是注重画家对诗的体会是否真切,画的意境能否与诗的意境融为一体.这种画与诗的结合,虽然还不是画家自题自画“诗画一体”的完全形态,但画与诗的不解之缘到北宋已经完成.
画与诗在艺术精神和创作意境上的完全融合,是诗画融合的第三个阶段.将画与诗在精神上的结合把握得最精准的,当推北宋时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几位文人书画家.苏轼以一个目光深邃、胸襟宏阔、富于哲理的诗人眼光去审视绘画,对绘画的许多卓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提出“士人画”概念,认为绘画并不是简单地描摹物象,更重要的是要具有诗的品格和意境,并有具体描述：“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倦.”他极为推崇王维之作：“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对绘画明确提出了一个“画中有诗”的审美标准,大力倡导诗画的融合,另如“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少陵翰墨无形画,韩斡丹青不语诗”等.把“无形画”和“不语诗”相提并论,完全打破了两者之间的非可比性,使之达到可以互相换位的程度,这就使绘画突破习见之樊篱,进入一种更富创造性的新阶段.其实“诗画一律”在宋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声音,许多文人都有类似的说法,黄庭坚在《次韵子瞻子憩寂图》中称赞李公麟是“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是说李公麟把胸中的诗,不是用诗句说出来,而是用淡墨把它画出来了.在他看来,李公麟的画本质上是诗.正是由于苏轼、黄庭坚等文人的极力推崇,使得“无声诗”成为后人称谓绘画的代名词.这种在本质精神上对中国诗画的把握,再加之苏黄等人在诗坛上、画坛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对诗画精神、意境以及形式上的进一步融合,起到了理论基础和推波助澜的双重作用.正因如此北宋末期徽宗画院的作品中已出现用诗、书、画共同组成画面的作品,就不足为怪了.
谈到此,我们不能不说如果没有书法这一媒介,画和诗的融合是达不到水融的境界的,书法实际上成为了诗画在画面上结合的一个关键因素.画有画风,书有书风,把诗书写到画面上并与画合二为一,不仅要求诗画的意境相通,更要求书风和画风的一致.在画面上直接题诗的风气是在元始兴盛的.这里面起主要作用的是赵孟頻、“元四家”等,究其原因,不外乎题画诗经唐宋人的探索已经成熟,诗画为一的观念也已形成,且元代著名画家又多是兼善诗、书、画的,故而自画自书的形式便十分普遍.明清两代文人更是善于此道,恪守了诗画融合的传统.
（作者早位：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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