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权思想的内涵与其理论价值,该文是关于理论价值相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与内涵和机权思想和理论价值相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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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冯用之与司马光同为“机权”思想的创新者,但是两人建构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并不相同：冯用之惜机权之不用而作文,司马光愤机权之滥用而发论.虽然两人的理论体系差异甚大,仍然有许多共通之处,都对“机”、“权”两个概念的内涵作了一番梳理.结合冯用之和司马光的论述,可粗略得出以下结论：出现征兆作调整,是为知机；轻重之间做选择,是为知权.
关键词：冯用之；《机论》；《权论》；司马光；《机权论》
本文为铜仁学院本科教学质量工程“《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教材校本化建设”阶段性成果.
司马光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在历史上留下了顽固守旧的形象.事实上,司马光绝不是一个顽固守旧之人,从其所撰《机权论》可窥见一二.《机权论》集中反映了司马光的“机权”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议题“经权之辩”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冯用之所撰《机论》、《权论》同为阐述“机权”思想的经典文献.这三篇文论长久以来都未受到思想界的重视,其理论价值一直隐没在浩瀚的文献海洋之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机权”思想主要探讨如何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应变的问题,阐述了“机”和“权”两个概念的丰富内涵.因为《机论》《权论》《机权论》历史上长期隐没,未能产生深远影响,“机权”思想停滞不前,没有获得更大发展.直至今日,我们对“机”“权”两个概念的内涵、外延仍然没有辨析清楚,甚至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例如,《费耶阿本德与机变思维》一文中把费耶阿本德“否定存在绝对的不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1归纳为“机变思维”,并且把其与“权变智慧”相区别.该文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变智慧与机变思维是相通的,……从机变思维的实质和广泛意义看,权变智慧实际上为其所涵盖,是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2主张权变与机变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与冯用之和司马光的观点相契合；但是,把权变简单界定为机变的组成部分则未能真正辨清两者的关系.司马光在《机权论》中对“机”与“权”分别作了界定,“机者,弩之所以发矢者也,……权者,铨也,所以平轻重者也”3.冯用之认为“设于事先之谓机,应于事变之谓权”4.由此可知,“机”与“权”的关系确实不能简单归结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另外,《费耶阿本德与机变思维》一文对“权变智慧”做了如下阐述：“是机械的、形式化的、非理性的,然而又是能抓住事物本质的思想方法”5；“在很多场合和很大程度上不是凭理性推论而是凭直觉判断和决策能力致胜”6.这样的阐述与人们对“权变智慧”这一概念的惯常理解存在很强烈的违和感.为了更好地理解“机”“权”这两个中国哲学概念,发展完善“机权”理论,需要更加深入地解读《机论》《权论》《机权论》三篇文献,阐发冯用之与司马光“机权”思想的主要内涵和现代价值.
一、冯用之与司马光“机权”思想的异同
“经权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自先秦起,诸子百家皆对之进行过思考.儒家三圣孔子、荀子、孟子都曾论及经权关系；兵、法、纵横三家不仅是权变的践行者,也是权变的理论家.之后,历代屡有思想大家针对“经权之辩”这一议题发表过看法.但是,冯用之、司马光两人之外,少有人系统阐述“机权”思想,而且,“尽管对‘权’范畴有其诸多论述,但鲜有论及‘机’范畴的,更没有将‘机’作为哲学范畴加以全面探讨”7.作为“机权”思想的两大代表人物,冯用之、司马光对“机”“权”两个哲学范畴的论述各具特色,值得进行一番比较研究.
岳天雷教授认为冯用之“机权”思想有一个显著特征：儒道兼宗.冯用之在构建“机权”思想体系时希望兼取儒道两家之长,但是并没有找到恰当的衔接点,“这就使得他的机权观有混合杂糅之缺陷”8.司马光则单纯从儒学角度切入,没有用道家的理论观点阐发“机权”思想的内涵.另外,岳天雷教授认为冯用之使用大量的史实证明结论的正确性,把“形而上的机权哲学与形而下的机权实践得以贯通,…… 从而也显现出机权思想的实证性特征”9,但同时伴生了义理阐述不足的缺陷.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存在着义理阐述不足的缺陷.岳天雷教授认为冯用之“机权”思想还有一个缺陷：虽然分析了机权之间的差异性,但是没有论证机权之间的统一性.机权统一性问题在《机权论》中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司马光只是用比喻的方式区分了“机”“权”的内涵,未曾阐述“机”与“权”的联系.
冯用之与司马光“机权”思想还存在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即两人构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不同,写作理论文章的动机不同.司马光明确指出写作《机权论》的动因：“世之命机权也,妄,故作《机权论》以辨之”10.由此可知,司马光写作《机权论》是为了批判以“机权便宜之名”行“悖德叛道之事”的社会现象.在司马光看来,“今世俗之为说者,乃欲弃仁义而行机权,不亦反哉”11,所以要阐明“小人不知机权之道,而诬窃其名,妄行悖理,所以福禄不久而祸乱及之”12的道理.冯用之虽然没有明确表明写作《机论》、《权论》的动机,但是在字里行间可感知其初衷.“夫兽废爪牙,则充群兽之肠矣； 禽铩羽翮,则供众禽之馐矣；人失权变,则为英雄之资矣.”13可见,冯用之是有感于泥古不化的危害而高扬机权的重要作用.综而论之,冯用之惜机权之不用而作文,司马光愤机权之滥用而发论.
另外,冯用之与司马光对机权的概念界定存在很大差异.冯用之认为“设于事先之谓机,应于事变之谓权”14,从时间先后的角度区分“机”“权”.司马光则从字的本义出发分别界定“机”“权”：“机者,弩之所以发矢者也”15；“权者,铨也,所以平轻重者也”16.司马光追溯字的本义,又不止于字的本义,认识到“机者,事之未著,萌芽耑兆之时”17；“取舍去就之间不离于道,乃所谓权也”18.相较而言,冯用之侧重从发挥的作用来认识机权,司马光则从内涵和作用两个方面认识机权.结合冯用之和司马光的论述,可粗略得出以下结论：出现征兆作调整,是为知机；轻重之间做选择,是为知权.
二、“机权”思想理论更新的可能路径
冯用之与司马光都尝试构建“机权”思想体系,但是两人都未能完善体系,有需要补足之处,具体体现之一就在于没有把“机权”思想置于“经权之辩”的理论背景下进行思考.关于“机”、“权”的所有思考都从属于“经权之辩”这一重要议题,所以首先应该理清“经”和“权”的关系.历史上,经权关系主要有以下主张：第一,权反于经；第二,权只是经；第三,经权异用.所谓“权反于经”就是“否认权与经、经与道的统一性,片面强调权经对立互悖的性质”19；所谓“权只是经”是为了既肯定权又肯定经而提出的经权一体学说；所谓“经权异用”就是主张“常则守经,变则行权”的核心观点.总而言之,权和经的关系众说纷纭,各执一端.
相较而言,“反经合道即是权”这一观点区分了“经”和“道”两个概念,更好地说明了经和权的关系.汉儒很早就提出了“权反于经”的论断,宋儒一方面认识到“权”的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经”不可更改.“权反于经”则把“权”和“经”置于相互对立的状态,肯定一方就要否定另一方,因此,宋儒为了实现既肯定“权”又肯定“经”的理论目的,便提出“权只是经”的观点.但是,如果“权”只是“经”,那又何必“经”的概念之外再造一个“权”的概念.事实上,宋儒之所以提出“权只是经”,错误地反对了“权反于经”的观点,原因在于没有区分好“经”和“道”这两个概念.“道”是恒常不变的正义,是“忠”,是“孝”,是“仁”,是“义”,是“自然”；“经”是贯彻“道”的原则,是“礼”,是“乐”,是“法”,是“纲纪”,是“名教”.“道”是恒常不变的,“经”则需要在保持应有的稳定性的前提下依据世事变化而做出调整,“权”就是在“经”应作出调整又未完成调整的情况下贯彻“道”的临时手段.
历史上的思想家常常把三对概念混同, 一对是上文所论“道”与“经”；另两对就是“权”与“机”、“机”与“时”.冯用之与司马光对“经权之辩”这一议题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辨析了“权”与“机”、“机”与“时”两对概念,并进而构建了“机权”思想体系.冯用之认为机“莫不以合义为本,趣时为用”20,给机设定了两个条件,即一方面要合义合道,另一方面要趋时,主张“发机之要,实资于时”21.通过区分事先与事变又把“机”与“权”的各自内涵辨清.另外,冯用之还梳理了“时”与“权”的关系,认为“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败未测,取与未决,当此之时,行权之时也”22.但是,他们的“机权”思想体系并不完整,还需完善.冯用之与司马光虽然初步梳理了“时”“机”“权”“道”的内涵和关系,却仍没有把这几个概念严格镶嵌进理论体系中,常常混用概念.事实上,“时”“机”“权”“经”“道”五个概念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奉道尊德,常则守经,变则用权；应时设机,应机行权,反经合道.“机权”思想的进一步更新与发展,须依据这一内在逻辑关系,不可偏离.
三、小结
冯用之与司马光撰写的三篇文论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思想家的重视,造成“机权”思想近千年来停滞不前,进而影响了中国思想史上重要议题“经权之辩”的理论创新.直至今日,仍有很多人把“机”与“权”两个概念范畴混同.所以,很有必要阐扬冯用之和司马光的“机权”思想.
虽然冯用之、司马光对“机权”思想重要概念的内涵作了梳理,但是在论述过程中又常常混用.因此,要在冯用之、司马光的理论基础上推进“机权”思想进一步更新就不可偏离“时”“机”“权”“经”“道”五个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奉道尊德,常则守经,变则用权；应时设机,应机行权,反经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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