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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方面有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与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更新创造有关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传统文化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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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结合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变革,中国带领中国人民终于走出了一条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更新创造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历程,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程,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的自觉自信历程,也是传统文化实现更新创造的历程.

【关键词】现代化与传统文化;非西方化的现代化;传统文化创新;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张小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北京100732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8)03- 0155 -07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伴随着中华文明复兴的现代化.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是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华民族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征程中,对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进行过激烈的文化论战.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代表的中国人,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也将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的新文化采用民族的形式同时赋予时代的新内容,中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弘扬者.中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结合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对封建历史文化进行过激烈的批判,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变革,中国带领中国人民终于走出了一条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更新创造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历程,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程,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自觉自信的历程,也是传统文化实现更新创造的历程.

西方的现代化,即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起始于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文艺复兴是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必要的思想文化准备.这场运动表明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借助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化主张,表明了新文化以古典为师的一面.说明了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总体来讲,不仅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使它脱离了原来古代和中世纪社会的语境,成为维护和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思想武器.对于如何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具有启示意义.

与西方现代化根源于欧洲封建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关系发生变革所形成的经济基础猛烈地冲击着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伴随战争后的被侵略史开始的,是伴随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史向前发展的.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外国力量大量入侵后,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与强烈的西化思潮纠缠在一起,东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激烈冲突,由此引发了东西文化观论战.对待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依次出现过三种态度:第一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秉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商业体制,基本精神是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从本质上来讲,这种态度并没有触及传统文化的根本,而持这种态度的人依旧是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建立任何联系.随着甲午海战的失败,洋务运动也几乎宣告终结,这同时也意味着“中体西用”论的失败.第二种是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革新之士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必须作根本的改造,于是有了激进的文化派,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就是从“中体西用”观向“西化”过渡的桥梁.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以绝不调和的立场来对待中西文化的冲突,旗帜鲜明地主张接受西洋文明,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论.第三种是五四运动后,先进的中国人对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代表的科学的新文化开始质疑和重估.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各种弊病,引起了西方,十月革命后传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陈独秀从西欧文明转向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学与西学之异同,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超越中西文明的“第三种文明”.这个时期主要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二者是不同发展时代的文化,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时代的落后的文化.这种态度无疑表明了现代中国人要求现代化的决心,但却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继承性,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现代化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武器,明确了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总之,近现代以来,在处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相反的两个极端:一是文化民族主义者高举传统文化旗帜,强调文化的民族特殊性,只认西方物质文明,不认西方精神文明.这种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依然是“中体西用”论作怪.二是文化自由主义者坚持体用一元,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能分开,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认为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必然被现代化所抛弃,这也就是著名的“全盘西化论”.这两种情况在本质上都是割裂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不但没有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基础和支撑,反而成为它的绊脚石.

综观世界上其他非西方的民族国家,二战后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极富洞见力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他从文明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解答,并最终认为本土化是各国现代化的最终道路.在宏观考察全球现代化历程和深入分析各国的具体实践之后,亨廷顿总结出了现代化的几种类型.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完全拒绝西方化是不可行的,这相当于放弃了现代化.但是,过度的西化、希望以西方的模式实现现代化也带来很大问题.以土耳其为例,基马尔的改革使土耳其成为“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亨廷顿将这种不协调的社会状况称为“一种精神分裂症”,患有这种症状的国家将会使自己变得“无所适从”,并且“这成为那个国家持久和确定的特征”.进一步探究全盘西化所导致的这一病症的原因,亨廷顿谈到:“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翻这就是说,文化上的现代化滞后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现代化,尤其是对传统文化无动于衷.不作任何革新,那就会加剧双方的矛盾.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不协调会带来人的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的茫然与混乱,最终也会对经济和政治带来负面影响,并最终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和动荡.近几十年来,拉美一些国家频繁的军事政变以及所滋生的腐败和暴力也是这种失衡局面的表现.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亨廷顿提出了现代化的“本土化”观点:如果非西方社会想要实现现代化,它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西方的道路,并效仿日本,充分利用自己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内部寻找到现代化的动力和根源.在这个问题上,亨廷顿的两个观点值得参考:第一,他认为本土文化具有复原力和凝聚力,以及它们自我更新和抵制、遏制、适应西方输入的能力,因而完全有能力支撑自己的现代化.第二,现代化的“本土化”是各国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势.他谈到,即使某些国家在最初阶段更多地借鉴西方文化以实现现代化,那么发展到如今的阶段,它们也不得不思考如何去西方文化的价值和地位了.“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连,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而,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因此,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

结合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以及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教训,笔者认为亨廷顿所提出的现代化的“本土化”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与思考,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如何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化,这是我们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如何更新传统文化以使其成为现代化的助力而不是阻力?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可以从多角度对它展开探讨.但是,对现代化本身的理解毫无疑问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现代化的本质既指明了更新传统文化的方向与目的,亦是需求解答的出发点.目前为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本质是生产工业化、市场自由化、政治化;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建立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基础上,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性.但是,科学技术革命带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现代化的共有特征,对此,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以及学者们对现代化的系统分析成为我们理解现代化本质的重要依据,尤其是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始终成为我们进行判断和检验的核心标准.

从14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再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方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为现代化扫清了思想障碍,确立了现代化的两大精神:一是人文主义精神,倡导个体的解放及其能动性的发挥,并由此而构建出一套人权理论,引导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判断.二是理性主义精神,理性被看作是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相区别的最主要的特征,它也构成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及工业革命发生的前提与基础.在这两大精神之上所引申的自由、平等、权利、科学、等概念,共同构建了西方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体系.

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对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总结中,凸显了人文主义精神作为现代化核心精神的地位和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开始,经历了卢梭、康德与黑格尔,最终到达尼采,客体性的自然法转向了主体性的自然权利,人相对于其他客观规则而成为主体:对彼岸的圣经信仰转变成为对此岸的世俗理想的追求,而现代化实质上就成为了一场解决“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之间矛盾的行动,甚至在尼采的世界中,人应该努力成为拥有最高权力意志的超人,成为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主人.由此可见,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部人寻求自我解放和发展的历史,人的主体性在不断提高,人的内涵与价值也在不断丰富.马克思认为,现代化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出现,这与前现代化的人形成对比,因此,“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中,马克思更加凸显了人的能动性的特征.他认为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独立的和创造性的,因此,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中包含着“人的现代化”的理念.

在对现代性之理性主义精神的探讨中,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在抛却物质因素之外,韦伯强调了一种新的源于新教*的精神动力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近代资本主义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韦伯解释了新教精神的诸多特征,包括勤勉、克制、节俭、严肃、守纪和冷静等.这些新教*很明显带着清教的“禁欲主义”色彩,但却又超越了宗教的范畴,而更加具有一种社会文化改良的意味.以世俗的语言来解释,韦伯所提倡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理性主义,即以一种合理、适度的方式来生活,并且以一种理性的、系统的手段来追求利润.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体现在资本主义的时间观上,虚度光阴、无所事事不仅仅是被看作对生命的一种浪费,而且还是一种罪孽,正如一位清教牧师所说:“将时间花在吃、喝、睡觉和体育运动方面的人是不敬和违抗上帝的人.”由此可见,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一场理性化的运动,在资本主义商业和近代自然科学兴起的背后是人的理性主义精神的一种提高和跃进.在韦伯之后,哈贝马斯依然延续了对现代性的理性本质的探讨.他认为,自启蒙运动所开始的现*性化运动是一个尚未完结的方案,之前韦伯所分析和总结出的只是“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的发展,而这并不能代替现代性发展的全部.反过来讲,对“工具理性”的过分强调也给现代性的发展带来危机,导致“自由的失落”或是“意义的失落”.这也就是马克思所反复强调的“人的异化”.作为一种应对,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交往理性”,即通过对话或反复辩证的方式来打破封闭、僵化以及扭曲的沟通,以实现人类理性化层次的进一步提高.总体来看,哈贝马斯并没有打破启蒙运动所强调的以理性为中心的现代化方向,而只是进一步的调整和补充.理性主义,在哈贝马斯看来,仍然是现代性问题的核心.

以上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对自身发展历程的一种反思和总结,从14世纪的人文主义、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18世纪的启蒙主义中,国外学者们提炼出西方现代化的两大核心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和理性主义精神.到了20世纪,出现了西方文化危机和现代性危机.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人类显示了改造大自然的主体性力量,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改善了生存条件;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技术征服和统治带来一系列人们未曾预料的结果:不但被征服的自然无情地报复人类,而且人类用以征服自然的技术本身也愈来愈成为失控的超人力量.技术的异化使得理性不再至善至上,人从自然的主人沦为技术的奴隶.由此,批判理论兴起,人文主义因为过分强调人的价值,以人为中心,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也造成个人私欲膨胀、物质享受和奢靡泛滥,理性主义转变成了可以灭绝人寰的“技术恶魔”.在马克思批判的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批判的焦点聚在文化批判上,尤其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由此,西方社会呼吁重构现代性.

然而,当现代化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后,非西方国家也开始逐步展开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尤其在二战后,现代化成为非西方的、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最根本的历史使命.而它们的现代化之路并不同于西方国家,其实践的情况和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也引起了各领域学者和政治家的广泛关注,对它们的现代化进程的考察也让人们对现代化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如前所述,这些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非常曲折的,在现代的经济转型中,传统社会的和谐与平衡往往被严重打破,随之而来的是混乱动荡与迷惘不安,现代化进程也因此而受阻和暂停.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对这种困境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较为全面的总结,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亨廷顿跳出了以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传统的现代化的解释路径,而从实际出发,强调了构建现代性秩序的重要性.他甚至谈到,在现代化过程中:“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秩序与稳定是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缺乏秩序的社会连最基本的运作都无法实现,更不要提任何程度的发展.秩序,成为现代化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在具体的实践中,亨廷顿认为维持合理的公共秩序就需要一个有效政府的存在,而有效政府的维持主要依赖强有力的政党的存在,他谈到:“在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却并不存在自身能通过调整而适应现代国家要求的那种传统政治制度.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就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即政党制.”结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亨廷顿的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中国正是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克服了源于国内外的重重困难,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斐然成绩.然而,维持稳定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事业,亨廷顿虽然指出了构建合理秩序的必要性,但如何去实行还要我们不断去探索,也许我们可以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来寻找某种答案.

如前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的最大历史功绩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从追求西方科学的西化派中分化出了马克思主义派,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经过百年的实践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中国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人体地位的确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更是前所未有的发明创造.此外,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基因所具有的独特性是中华民族崛起和中国现代化道路成功的深层次文化支撑.

西方现代化,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所以,对它的探讨也应持续不断.但是,前面讨论的西方现代化中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精神是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并且承担着现代化的精神动力的作用.因此,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以及亨廷顿强调的合理秩序,成为西方现代化在文化价值观上的三个主要特征,当然,这三个方面并不代表西方现代化的全部,但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它们对于我们构建合理与独特的现代化理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创造使其促进现代化的问题,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积极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展现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内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增强文化自信的底气.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恢弘博大,它是古往今来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也是整个人类文明财富的组成部分.在这样一种悠久博大丰富的文化体系内,中国人民始终能够从中汲取充足的能量以推动中华民族发展壮大.如果以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考察传统文化,可以发现,它的创生以及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体现了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精神相比,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不是以个人为中心、不是以个人为万物的尺度,而是以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天人合一作为最高价值,这也是后现*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文化资源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能够克服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环境破坏,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继承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现代化思想运动不应被拘泥于传统与现代性的文化冲突当中”.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在新时代完全可以与现代化建立紧密联系,成为推动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人文主义精神,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为批判封建专制的思想解放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过分强调了文化的时代性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将传统文化定位为腐朽的封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民族自尊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某种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文化不自信.而缺乏文化自信对我们走独特的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也造成一定的妨碍,因为独特的现代化道路离不开自身文化传统的支撑,因此,总书记强调一定要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所以说,割断了和否定了历史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否定了今天现代化道路的根基.而从主体性、能动性意义上发扬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使它成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内在精神动力以及文化自信的来源,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次,以理性主义视角辨析中华传统文化,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地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是什么?任何一个统一强盛的文明体都需要有一个稳定坚固的文化主体,它是这一文明群体独特性之所在,也是这一群体精神力量的来源和展现.中国作为一个古老而强大的文明古国,自古有着非常强大的文化主体,在现代化转型中,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巨变以及破旧立新的思潮运动中,传统的儒家文化主体动摇了,建立了马克思义指导思想主体地位,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以民族的形式实现中国化.因此,现代化建设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文化主体建设亟待加强.尤其在当下,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以及国家整体实力的提高,提升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愈益成为中国梦的核心内容.另外,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文化主体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的塑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国际形象在战争前后经历了一次转折,在此之前,西方沉浸在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对中国的“黄金梦”的想象中,启蒙时代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之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也得到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一批启蒙思想家的认可与赞扬,中国被认为是礼教之邦.但之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反抗殖民压迫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重新塑造起来中国的国际形象.虽然,西方世界妖魔化中国,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对世界的威胁,但中国坚持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逐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究其根本,国际形象的塑造问题必然回归于提升文化主体的国际地位.

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文化主体,但它离不开传统文化这一源头,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以参照理性主义中的科学性、客观性等合理因素进行深入辨析.有两点原则需要把握:一是对待具体的文化现象和社会习俗,应该用历史主义原则分辨出它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性,进行个性化的价值判断.对于那些腐朽的严重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落后不科学的理念,应该抵制和抛弃.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是明确坚定的.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不仅仅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革,而且还经历了一场整个社会范围内的“习俗改革”运动,以文化研究见长的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甚至将其称之为“文化革命”.这场习俗改革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闲散懒惰以及纵欲醺酒等,它与16世纪的新教运动的理念和价值不谋而合,因而也成为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资产阶级新教*的一部分.可见,摈弃传统文化中不良的社会习俗是社会理性化的一种表现,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审慎地继承传统文化,要有所辨析、有所扬弃.二是以理性的视角辨析和扬弃传统文化,我们的注意力不应放在单纯的价值判断上,而更应该以一种客观研究的态度去分析传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系统的认识,这也是当下提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体地位的一个根本前提.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应该作为我们更新传统文化的总思路.此外,近现代以来所涌现的新的哲学和理论方法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例如,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尤其是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者将这一方法应用到社会一文化研究领域,使得对于文化整体性的把握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以新的方法重新分析和整合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伸张和发展.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味着,当我们以理性的视角去认识传统文化时,也是对西方理性主义导致的现代性危机的克服和扬弃.

最后,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构筑和谐社会的深层价值理念,实现现代化的平稳前行.20世纪以来一批非西方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告诉我们,维持秩序和确保稳定应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首要问题.即使是老牌的现代化国家,在提倡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在强调自由的限度,甚至有限度的自由才被看作真正的自由.可见,秩序与限度尽管不是现代化进程中最显著的内容,但一直是隐含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走出了一条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与中国持续保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密切相关的,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后,党的十八大将“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可见,平稳地、有序地实现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之一.那么,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落实这一目标呢?除了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加强法治建设之外,文化层面的考量应得到更多关注,它为和谐社会的实现提供了更深层的精神动力.以这个目标为出发点,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优秀的*道德观念应该得到重新审视与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源非常丰富,其体系也较为成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就曾谈到,中国无论哪一派哲学,都“间接关注政治和*道德”,尤其是以儒学为核心的*观,更是一种“人世的”哲学,这种哲学讲求经世致用,“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著名哲学家李泽厚也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学.总体来讲,中华传统美德具有独特的、深厚的传统,传承和弘扬这份传统对于新时代核心价值观建设意义重大.然而,在传承和弘扬这份遗产时,需要带着新时代的要求来辨析、批判、弘扬、创新.显然,对于目前的现代化建设来讲,其中的一些*观和道德观是糟粕需要批判和抛弃,因为这些观念主要是服务于封建的等级宗法体制,因而带有明显的封建压迫和束缚性质,它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人民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而且与现代性的理念背道而驰.因此,在新时代中华文化实现复兴的趋势下,我们一定要抵制和杜绝社会上出现的试图恢复这一类腐朽观念的行为,因为它的传播不仅影响了民众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信任,而且也使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蒙上阴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将传统的*道德观完全置于现代化的对立面,而对其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样完全割裂传统与现代的方式很容易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心理上的茫然以及道德上的不自信,最终会导致我们处于亨廷顿所描述的“无所适从”的状态.中国古代的*道德思想中存在很多优秀的成分,它们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以及维持国家稳定有着积极意义.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因此,挖掘传统*思想中的良性关系、弘扬优良的传统道德理念,成为我们现今文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具体来讲,传统*道德观至少在三个方面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的吸收和借鉴意义:一是以“孝”为核心的家庭*观念对于构建稳定的家庭结构有很大作用,而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稳定又有利于作为整体的国家的安定:二是自汉代以来的“大一统”和“家国同构”的国家观以及传统的忠诚观,对于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有着重要意义;三是延续至今的道德话语体系不仅对于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作为一种载体,它对于构筑现代的*观也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除了以一种批判的、扬弃的态度看待传统的*道德外,我们还要抱着一种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态度来更新对传统*道德的认识.例如,我们要重新定位忠孝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以及“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观念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对于孝道和忠诚的需要;再如,“家国同构”的思想内涵也需要得到重新解释,有学者曾指出:“从历史的角度说,它(家国同构的观念)是一种内生并适合传统中国且至今还有影响的国家观:但从现代和法律的角度说,它本质上仍是一种传统的臣民国家观.因此,如何克服它的弊而发挥它的利,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在更新传统的*道德方面,马克思主义应该始终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阐释——人的本质是人自身、是人的需要、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对人的一种科学的、理性的认识,它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

总体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土壤基础上的现代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其精神内涵才能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更新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中西现代化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化的本土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关键就是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代表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它定义了我们的过去,也影响到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因此,尊重传统文化应是我们首先秉持的态度.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以发展的、新时代的眼光来解读、认识、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建立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紧密关系,使它成为现代化发展深厚的文化根基.在更新创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既要克服西方现代化暴露出来的文化危机,也要克服现代新儒家表现出来的文化民族主义,应该以全球化的视野在融会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将人文精神、理性精神发展到一个新境界.具体来讲,从以人为本上升到人体,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以和为贵”的传统价值观上升到和平崛起的理念,摆脱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国强必霸”的逻辑,提升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及其文化自信,为社会长期的和谐稳定提供更深层次的精神动力.从中国古老的文化智慧中找到与现代化相契合的精神联系,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化传统.这样,通过更新创造传统文化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又为创新传统文化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提供了实践土壤,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真正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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