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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是中国政局十分动荡的年代,中国近代最惨烈的“时代”的序幕缓缓拉开.无论者信仰什么主义,怀揣什么目的,都企图用这种最古老的暴力方式掌控整个国家的未来.被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遭遇了同样的宿命.本章选取了民国时期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十余桩事件.

最终我们会发现,每一次几乎都与权力相关,每一个野心勃勃的人都想按自己的愿望来塑造世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隐藏着人类贪婪、狂妄、多疑、相互利用的,也隐藏着常人看不到、却在左右世界运转的真实力量的博弈.

责任编辑/黄梦怡、袁栋梁

亚洲政治史上杰作事件

“与汝皆亡”,宣示被欺辱民族捍卫尊严的血性,义士遗骨仍未回国.

一百年后,声仍在世界史上回响,针对日本发表安重根是“恐怖分子”言论,

韩国气愤回应：若安重根是“恐怖分子”,日本就是“恐怖主义国家”.

震惊世界的哈尔滨火车站的声

1909年10月26日上午9时许,中国东北名城哈尔滨的火车站正在举行一个颇不寻常的欢迎仪式.身材高大、黄发碧睛的沙俄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陪同一个身材矮小、黄脸短髯的小老头在检阅仪仗队.

这个小老头并非一般的人物,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随后主持起草审议《明治宪法》的伊藤博文.日本对中国、朝鲜的侵略政策多由此人制定.他是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出任战后和谈全权代表,胁迫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并一度任台湾事务总裁.1905年,日本强迫朝鲜改名为“大韩帝国”并签订《乙巳条约》,将朝鲜变为其保护国,使所谓的“大韩帝国”名存实亡.而强迫朝鲜改名和签约的元凶,正是时任日本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1906年,伊藤博文在朝鲜汉城设立“统监府”并自任首任统监.在任期间,他逼迫朝鲜国王高宗让位,迫使朝鲜签订亡国的《朝日协约》,解散朝鲜军队,对朝鲜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朝鲜人民在其统治下苦不堪言.

检阅完毕折返时,伊藤博文开始向热情高涨的日本侨民问候致意.突然传出“砰”的一声响,只见一个戴鸭舌帽、穿旧西装的青年男子从侨民队伍中冲出,口朝着伊藤博文,“砰砰”又是两.

三声响,几乎是电光火石的一瞬.声混杂在现场的花炮声中,很多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刺杀事件的发生.第一发击中伊藤博文时,他似乎未察觉,仍举步向前.旋即,第二发再次击中,伊藤应声扑地,口中不停咳出鲜血,身边的人赶上前扶掖.第三发紧随而至.

没有容人们反应,接着又是三,打向伊藤博文身后的三个人.场面顿时大乱.俄国宪兵冲了过来,将开的人当场扭住.刺客镇静自若,抛掉,用俄语高呼三声：“高丽亚乌拉（朝鲜万岁）！”

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像飓风狂飙一样传遍全球：韩国青年安重根击毙日本帝国重臣伊藤博文.

投身抗日斗争,誓做西楚霸王那样的英雄

1879年9月2日,安重根出生于朝鲜黄海道海州府一个世代官宦的豪富家庭.祖父安仁寿,曾任李朝镇海县监,父亲安泰勋,为李朝进士,曾收留过朝鲜独立运动的重要人物金九,母亲赵氏.家中兄弟四人,安重根居长.

安重根出生时,正是关系朝鲜民族存亡的危急之秋.等到年龄稍大一些,安重根被父母送进汉文学校系统学习中国国学.厚重的中华文化深深浸染了少年安重根的灵魂,中国古代的英雄人物成了他膜拜的对象.

对汉文有相当造诣的祖父十分喜爱这个聪明的孙儿,颇为耐心地辅导安重根的学习；官场失意的父亲寄厚望于长子,希望他登科为士,齐家治国.但是幼年安重根的志向与长辈的希冀相反,好动尚武.少年时代的安重根,更喜欢摆弄长大刀,追随猎人背弓骑马,出没于高山深谷.对父母、老师的训斥,他辩驳道：“我不愿以文著称于世,但愿成为中国西楚霸王那样的英雄.”

1876年,日本军舰进入汉江口,与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叩开了朝鲜国门.1896年朝鲜国王李熙自称皇帝,改国号“大韩帝国”.1905年11月17日,日本迫使大韩帝国签订《乙巳条约》.依此条约,大韩帝国的一切对外事务均由日本监理指挥.不久,日本便在朝鲜半岛建立统监政府,首任统监为伊藤博文.朝鲜的一切政务均置日本人之手,此时的朝鲜已沦为名副其实的日本殖民地.

从那时起,愤怒的朝鲜人民展开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安重根与父亲商量发动武装起义反对伊藤博文,可是力量太弱.安重根想到了中国上海,那里有许多朝鲜人,他打算把全家移居上海,再图良策.父亲同意了他的主张,让他先去上海察看情况.1905年,安重根来到上海寻找同胞.他先后找到了正二品官闵泳翊和富商徐相根,可前者拒不接见,后者麻木不仁,安重根很是失望.

一天,他走进一座天主教堂,遇到了曾在朝鲜向他传教的法国人洪神父,安重根向他讲了联络海外同胞举义的主张.洪神父劝他回国发展教育,扩大社团,凝聚民心.神父的一席话改变了安重根的计划,他立即搭船回国.回到朝鲜海州府时,父亲安泰勋已经病逝了.办完父亲的丧事,安重根移居镇南浦,遵照神父的忠告,变卖所有家产,创立了两所学校,他亲自担任校长,热心教育青年,以期培育救国英才.他将两个弟弟送往汉城读书,并叫他们广结有识之士,希望他日同盟救国.

1907年7月19日,伊藤博文迫使朝鲜皇帝高宗退位,24日,又迫新帝纯宗订立《丁未七款协定》,依此协定,朝鲜的内政大权由伊藤博文独揽.从此,伊藤博文控制了朝鲜对内、对外的一切大权.8月,伊藤更进一步强行解散朝鲜军队,遂引起朝鲜爱国士兵哗变.此时,侨居中国东北、俄国远东地区的朝鲜人也积极开展反日斗争.

如火如荼的反日义兵斗争,早已将爱国心切的安重根搅动得热血沸腾.他离开了含辛茹苦经营的学校,告别兄弟和妻子,再次离开祖国奔赴中国东北,计划在中朝边境地区开展反日斗争.他给家人留下诀别诗：“男儿有志出阳关,生不成功死不还.”

在俄中朝交界城市海参崴有5000多朝鲜人,安重根来到这里,加入了青年会,被选为临时维持员.为了让广大朝鲜人团结一心,安重根总会想办法调解同胞之间出现的矛盾.有一次他被会员打了耳光,他不但没有生气,还对对方晓以大义,让对方明白自己人团结在一起的重要性.安重根广阔的心胸征服了知名人士李范允、金斗星；侠义之士严仁燮和金起龙也与安重根结为兄弟,共谋举义大事.李范允、金斗星和安重根三人在朝鲜人中不断地宣传、演讲,感染了许多同胞,他们有的捐献武器,有的表示愿意舍身出战.三百多义兵被召集起来,推举金斗星为总督,李范允为大将,安重根为中将参谋.他们各自率队,昼伏夜出,打击日军.

1908年7月,义兵决定反攻朝鲜.安重根任右军将领,亲率50名义兵战士跨过图们江.回到朝鲜打的前几次小型战役,得了不少武器给养,还抓住了几个俘虏.但是几天后,安重根的队伍遭到日军重兵伏击,死伤十余人.他指挥队员全力抵抗5个小时也没能冲出包围圈.此时天降倾盆大雨,阻滞了战斗,加上他们一天没吃东西,队伍立即全线溃散.安重根独自杀出一条血路,下山后遇到了3个义兵,见人心涣散,劝说无效,他便拿起向敌军阵地走去,要与日军决一死战.三人拦住他,要他返回俄国,等待良机,重新图谋大事.安重根最终改变心意：“楚霸王项羽一死,天下再也不会有项羽；如今安应七（应七是安重根的字,因他胸腹上有七颗痣而得）一死,天下也再不会有安应七,岂不可惜！”他又说道：“我上学时差点坠崖而亡,对于死已无所畏惧.所谓‘英雄当能伸能屈’,为达到目的,我必须活着.”当夜暴雨狂注,安重根他们在山中迷了路,好几天只能以草根充饥.后来遇到一位老人,给了他们干粮,又给他们指了一条通往图们江的近路.

安重根渡江回到海参崴,朝鲜人要开会欢迎,安重根以“败军之将,无颜面对”为由婉拒.他继续游走于黑龙江上游,在朝鲜人中宣传爱国思想,同时寻访有志之士,组织社团.

1909年3月,安重根联合12位志同道合者组成“断指同盟会”,各自截断左手无名指,用带血的手指在太极旗上写下“大韩独立”四个大字.他们团结同胞,等待时机再入朝鲜举事.

出发前,安重根把8发头都刻上了“十”字,祈求上帝保佑

1909年9月,安重根得到消息：伊藤博文即将访问哈尔滨.由于侵略朝鲜有功,伊藤博文在卸任朝鲜统监后回国,出任枢密院议长的重任.这次哈尔滨之行,名为私人旅行,实有重大阴谋,目的是与俄国政府代表密谈,协商如何进一步瓜分中国东北的权益,还要取得沙俄对日本将要吞并朝鲜的谅解和支持.

安重根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愤慨,遂与“断指同盟会”的同志密商,制定了刺杀伊藤博文的计划.行前,他用汉文留下慷慨激昂的《丈夫歌》,其中写道：“东风渐寒兮,壮士义烈；忿慨一去兮,必成目的.”10月22日晚,安重根与禹德淳、曹道先等抵达了哈尔滨.安重根一行乘马车来到列斯那亚街28号（今哈尔滨市道里区森林街）,暂住在哈尔滨“韩民会”会长金成伯家.

26日凌晨,安重根检查了*起来的勃朗宁.信奉天主教的他把8发头都刻上了“十”字,祈求上帝保佑,并把上了膛.然后,安重根换上一件旧西服外套,头戴黑色鸭舌帽,把揣在衣服里边的右兜里,打扮成日本人的模样.一切准备就绪的安重根满腔地向车站奔去.

为了迎接伊藤博文,俄国军队加强了哈尔滨站的安保措施.当时的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也通知俄方,对进站的欧洲人和中国人要查看通行证,但是对日本侨民一律放行.当时留着大辫子的中国人和白皮肤、大鼻子的欧洲人很好区别,但韩国人和日本人在俄国士兵眼中却无从分辨,更何况安重根当天的衣着和发型都俨然是个日本侨民,他没有受到任何怀疑便顺利地进入了候车室.

上午9时整,伊藤博文乘坐的专列缓缓驶进哈尔滨站,月台上欢声雷动.戈果甫佐夫上车迎接.约20分钟后,伊藤博文在戈果甫佐夫的陪同下走下火车,开始检阅欢迎队伍,军乐队的欢迎曲响彻天空.

安重根此时来到了欢迎队伍的第二排,虽然没有见过伊藤本人或照片,但是他观察到,俄国人都身着军装,日本人都穿着便服,“一个留着胡须的矮个老人走在最前面,行举手礼”,安重根就此判定“他就是伊藤”.

一系列检阅后,伊藤博文走到了安重根跟前,距离他只有四五米,最前排负责警戒的士兵举敬礼.

安重根突然从后面跳了出来,从敬礼的士兵中间,瞄准伊藤博文的要害处,连发三.

伊藤博文中倒地,安重根并无十成把握那人是伊藤博文无误,于是又对着“一群日本人中走在最前面的三人”,再发三.

安重根后来射出的三,分别射中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俊彦、伊藤随行秘书森泰二郎和南满铁路理事田中清次,他们分别伤了右臂、腹皮和左腿,无性命之虞.

伊藤博文所中的三命中了左肺、左腰和腹部,随行的医生将他转移到了卧铺车厢中抢救,因为内脏大量出血,已是回天乏术.20分钟后,伊藤博文命绝.伊藤博文的遗体被运回日本,供奉在内.

完成射击之后,安重根扔掉,慨然就缚.他被带到火车站内的俄国宪兵派出所,简单后,日方便来要人.晚上9时许,安重根被移交到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关在地下室里.俄当局下令逮捕哈尔滨周围所有可疑的朝鲜人.安重根刺死伊藤的两个小时后,禹德淳、曹道先在蔡家沟车站被捕.

安重根在哈尔滨的义举,不但震惊了远东,也震惊了世界.当天这条简短的电报“伊藤博文今日在哈尔滨被一朝鲜人弹毙,刺客已被获”一发出,全球报刊争相报道这一特大新闻.

“假如我有罪,就罪在我是个善良而弱小的朝鲜国民”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正义行动,得到了朝鲜和世界人民的支持与钦佩,各国进步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高度赞扬安重根的正义行动.朝鲜一些独立运动团体和各国知名人士,纷纷致电沙俄政府,要求沙俄驻哈领事馆不要将安重根引渡给日本人.但是正与日本密切勾结的沙俄政府,即日令其驻哈领事馆将安重根引渡给日本驻哈领事馆.

10月30日,日本关东督府地方法院检察官对安重根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在问及为什么仇恨伊藤时,安重根立即列出了伊藤“杀朝鲜明成皇后”、“废黜朝鲜皇帝”、“解散朝鲜军队”等十五条罪状,为了不累及同党和家属,安重根说整个行动都是自己所为.安重根与禹德淳、曹道先等人同时被收押于旅顺日俄监狱.

从1909年11月14日起至1910年1月26日,日本方面对安重根进行了11次,1910年2月7日至2月14日又进行了有禹德淳、曹道先在场的6次公判.

2月9日第三次公判,进行到一半时,安重根借法官让他陈述的机会发表了观点：“我与伊藤无个人私仇,而有国仇.我是为了朝鲜独立、东亚的和平才杀死伊藤的.我不是为了谋财害命行刺的,而是以朝鲜义兵参谋中将的身份击毙侵略我国的罪魁祸首.我是履行反日义兵的职责,履行二千万民族同胞中一员之义务.我不是杀人的普通刑事犯,而是战场杀敌被俘的义兵将领.因之,我不接受日本法庭处理.难道保卫祖国的战士杀死侵略自己祖国的元凶应该受到正义法律的制裁吗？”

侵略成性、杀人成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极端仇恨安重根的正义抗诉和揭露,他们以更加残酷的刑罚来折磨这位不屈的革命志士.但对于决心似铁、志坚如钢的安重根,任何酷刑都是枉然的.于是日本人变换手法,妄图软化这位斗士.他们给安重根解开脚镣,允许他读书看报,还给他送来笔墨纸张.机警多智的安重根遂利用敌人提供的便利,尽可能多地为祖国和亚洲受压迫的人民留下他的遗言.

在受审期间,他忍住遍身伤口的剧痛写出了《安应七历史》、《东亚和平论》.前篇是他的自传,《东亚和平论》虽然由于刑期提前只写出序、前鉴两部分,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睿智远见.他在文中愤怒地揭露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朝、中等亚洲弱小民族的罪行.他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伙同欧美帝国主义共同侵略亚洲的罪行,明确提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胜利的思想,热情地呼吁亚洲各弱小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争取各国的独立自由,实现亚洲真正的和平.安重根还给母亲、妻子和洪神父分别写了遗书.

1910年2月14日,日本关东督府地方法院判决安重根死刑；判禹德淳三年徒刑,曹道先等各一年六个月徒刑.虽然给了五日的上诉权,但安重根只说了对死刑判决不服的理由,并没有上诉,他说：“我是战俘,应按国际公法处理……我是为东洋和平杀死伊藤的,我不怕死,所以不上诉.假如我有罪,就罪在我是个善良而弱小的朝鲜国民！”安重根当庭写下“天地翻覆,义士慨叹；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的诗句,表达愤慨.法院和监狱的许多官吏请他题词留念,他答应了,写下“一日不读书,口中出荆棘”、“人无远虑,难成大业”、“国家安危,劳心焦思”等200多个条幅,写完后用自己断指的左手在作品上摁下手掌印,落款都是“大韩国人安重根”.

1910年3月10日,安重根的两个弟弟安定根、安恭根及洪神父来到旅顺日俄监狱探望,安重根给他们留下了《告同胞言》和《最后的遗言》.《告同胞言》中说：“我两千万兄弟姐妹各自奋发……若能继承我的遗志,恢复自由独立,我死而无憾也.”《最后的遗言》中说：“我死之后,希望把我的遗骨埋在哈尔滨公园附近,以做世界亡国之民的鉴戒,等我们恢复主权后返葬到故国……当大韩独立的消息传到天国时,我一定会欢呼,高唱万岁.”

1910年3月26日,安重根穿上母亲为他做的朝鲜民族服装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1岁.他的两个弟弟要求引渡遗体,日本人却强行将二人送回朝鲜.安重根的遗体被秘密埋在旅顺某地.

安重根死后,妻子金亚丽独自抚养3个孩子.他的长女安贤生1960年58岁时去世.次子安文生1917年12岁时夭折.幼子安俊生在父亲去世时只有3岁.后来,他饱受日本人的,并被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日本人曾让他于1939年到日本“谢罪”.1951年,安俊生去世,其子也就是安重根之孙安雄浩1952年随家人移民美国.2009年,韩国举行安重根义士义举100周年纪念仪式,身患癌症的安雄浩让儿子安宝荣回国参加活动.安宝荣说,奶奶和父亲动不动就强调“你是爱国志士的后代”,一开始他不知道那句话的含义,听人讲述了曾祖父安重根的一生才恍然大悟.如今,他也积极地向西方人介绍曾祖父的事迹.

为了缅怀民族英雄,当年流亡中国的“韩国临时政府主席”（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朝鲜半岛在日韩合并后,于1919年在上海法租界成立,后搬迁至中国重庆的一个临时政府,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金九于1948年访问平壤时,曾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谈到共同发掘并迎回安重根遗骨之事,金日成表示,待到国家统一后双方共同发掘.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爆发了朝鲜战争,此事一直搁浅至今.

周恩来这样评价：“中韩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从20世纪初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开始的”

安重根的爱国精神,在朝鲜半岛受到普遍尊重,朝韩两国都为他自豪.在朝鲜,1979年曾发行了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是根据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早期创作的同名话剧改编的.韩国曾经先后拍摄过《高宗皇帝和义士安重根》、《2009失去的记忆》、《安重根》等多部以他为题材的电影.2009年,也就是他刺杀伊藤博文百年之际,韩国潜艇“安重根”号下水服役.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义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响.当时上海的《民吁日报》、《上海时报》、《上海申报》、天津的《大公报》、香港的《华文日报》等许多中国报纸都对义举作了大量报道.《民吁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评论道：“今日韩人飞此一弹……抵万人之哭诉,千篇之谏书……十年前,日本巧取豪夺,破我陆师,歼我海军……如今日本之视我已如俎上之肉,不快其口服不能自止.”

安重根殉国后,中国各界名人纷纷题词.孙中山的题词是：“功盖三韩名万国,生无百岁死千秋.弱国罪人强国相,纵然易地亦藤侯.”清末学者章太炎称安重根为“亚洲第一义侠”,还有蔡元培等20多位名人题了词.身在日本的梁启超作了一首《秋风断藤曲》：“黄沙卷地风怒号,黑龙江外雪如刀.流血五步大事毕,狂笑一声山月高.”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事件同样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之上.1910年,中国现代话剧先驱任天知在上海组建了“进化团”,该剧团创作的《安重根刺伊藤》公演数月.“五四”运动时期,南开中学排演话剧《安重根》,邓颖超反串饰演了安重根,为这部话剧进行指导的正是周恩来,两人当时刚刚相识.几十年以后,已是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曾这样评价：“中日甲午战争后,中韩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就是从20世纪初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开始的.”

安重根在世界上也受到尊重.章太炎曾说安重根是“世界的”.安重根就义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侵略的各国光复后,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都希望遵照安重根义士的遗言,将他的遗骸迎回祖国,但均无法找到.尽管如此,安重根的纪念馆、纪念碑遍及朝鲜、韩国、中国、俄罗斯,甚至日本.在中国旅顺、哈尔滨都有不同形式的安重根纪念场所.20世纪90年代,哈尔滨上演了歌剧《安重根》,还出版了几种相关著作.

1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忘记这位侠肝义胆,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豪杰.2014年1月19日下午,位于哈尔滨火车站的“安重根义士纪念馆”举行开馆仪式.这座由候车室改造的纪念馆,外墙复原了100多年前哈尔滨火车站的旧貌.纪念馆的一头,两扇落地窗直面火车站台,历史的车轮匆匆走过,但轰鸣的汽笛声和醒目的标志仍在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有改变历史进程的6声响.一面门廊上,永远定格在9点30分的钟表悬挂正中.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历史时刻.

（编者注：文中的“朝鲜”“韩国”在行政意义上并不全部等同于今日“朝鲜”“韩国”两个国家,根据朝鲜半岛历史上政权的更迭,含义有所不同.）

（参考资料：《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文史春秋》2014年第3期、《伊藤博文之死》《名人传记》2013年第11期、《揭秘1909年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北京日报》2015年1月28日等；作者：高荣伟、王宁、崔乐等）

陶成章血案

《中正自述事略》中,坦率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

因“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陶成章遇刺,开民国革命党人内部先河,此后光复会烟消云散.

陶成章和孙中山之间产生分歧和裂痕,埋下悲剧伏笔

1912年1月14日凌晨,两个头戴齐眉毡帽的人,鬼鬼祟祟来到上海广慈医院二楼的走廊上,顺着房门找到205号病房.这二人便是与王竹卿.

病房里陶成章酣睡正甜,二人拉开门朝着陶成章开.听到声,全院哗然,护士匆匆赶来时,凶手早已无影无踪,血泊中的陶成章已经命丧黄泉.

这是怎么回事？两个同盟会的革命小将了光复会的大佬！

陶成章的被与革命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其实,同盟会和光复会两大革命团体的矛盾由来已久,随着沪军都督之争、定都之争和经费之争,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进一步恶化,终于激化到同盟会与光复会举刀相向的地步.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号陶耳山人,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他是清末著名的旧主义革命的倡导者、革命家,是光复会领袖之一,他对辛亥革命的成功有着很大的贡献.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当时22岁的陶成章做出一件壮举：独自一人上京,谋划刺杀慈禧.由于势单力薄,刺杀并未成功,他只好返回浙江老家.1902年,在蔡元培的援助下,陶成章到日本学习军事,“以备将来推翻清政府之用”.学成回国,陶成章奔走于苏、浙、皖、闽、赣五省之间,联络各地会党.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草鞋,“每日步行110里,不辞劳苦”.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

1904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栓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以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更以和为主要革命手段.同年年底,他前往日本,在成立光复会分部,并与鲁迅相识.鲁迅在绍兴就听说有一位姓陶的“奇人”,宣称“要让全中国没有一个饿肚子的人”.在陶成章的举荐下,鲁迅也加入了光复会.

光复会会员很快增至六七百人,陶成章、章太炎、秋瑾、柳亚子、徐锡麟等成为一时豪杰.其中,陶成章、徐锡麟、秋瑾被称为“鉴湖三杰”.1905年秋,陶成章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借以召集江南各府会党成员到校,进行军事训练.秋瑾后来在该校发展了600多名会友.陶成章则奔走于浙、皖、闽各地,联络革命志士.后来由秋瑾组织成立了光复军,推举陶成章为五省大都督,计划起义.1907年夏,徐锡麟在安庆击杀巡抚恩铭,壮烈牺牲.不久后,秋瑾响应起义,不料事败,也从容就义.陶成章悲痛欲绝,但不改其志.因遭清廷通缉,他再度亡命海外,继续其革命宣传活动.

光复会脱离同盟会前,陶成章与同盟会的关系,尤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张.1908年陶成章前往南洋向华侨募集活动经费,行前请孙中山“作函介绍”,遭到孙中山拒绝.在爪哇,《中兴报》编辑陈威涛因平时对孙中山不满,遂从中挑拨,更增加了陶成章对孙中山的恶感.其后他在英、荷各属宣传光复会主张.孙中山、胡汉民得知后,作函制止,陶成章不予理会.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光复会会员李燮和对孙中山也多有不满,认为孙中山以“诈术待人”,于是联络在南洋各埠的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的华侨华人,“罗列孙文罪状十二条,善后办法七条”,并将孙中山“往来信札”一并交陶成章带至同盟会总部面交黄兴,要求撤销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黄兴力持不可,并从革命大局出发,坚决维护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形象,亲自复函李燮和等人,澄清有关事实真相,希望陶成章、李燮和消除误会.就在此前后,陈威涛在爪哇,也将所谓孙中山的“罪状”印刷数百张,邮寄中外各报刊登.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作法,对革命非常不利.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怒,他致函中外各机关报对陶成章、李燮和、陈威涛的分裂行为进行批驳.1909年陶成章等人反孙失败后,便脱离同盟会,重组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李燮和、沈钧益、魏兰为执行总部成员.此后全力经营南洋各埠,与同盟会抗衡,争抢地盘和华侨,对同盟会在南洋的革命活动造成了严重干扰,因而引起了同盟会对光复会,尤其是对陶成章的不满.

事实上,陶成章和孙中山之间的分歧和裂痕属于革命党内部一些非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政治原则上并非势不两立,因此光复会分裂出去后,仍然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光复会与同盟会仍属同一阵营.

辛亥革命前,广州黄花岗起义死难的烈士都是革命党的精英,各派人马中,光复会会员最多,尤其是那些没能留下姓名的南洋华侨.这些人多是陶成章“着单衣,坐四等舱,代煤工劳动抵船值,到达爪哇”后动员参加革命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陶成章亲自指挥战役,奋勇登阵,攻克南京,光复浙江,为临时政府的成立创造了条件.之后,陶成章又在上海成立光复军司令部,并积极募兵.这个刚开始做大的“革命蛋糕”,不仅有保皇派、改良派立宪党人参与分配,就是革命党内部也因分配起了争端.

对于浙江都督一职的人选,陶成章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

之所以要刺杀陶成章,主要是受其盟兄、同盟会元老陈其美的指使.

陈其美1906年春赴日本留学,先是结识了,后又认识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1908年,陈其美回到中国,在浙京津等地联络会党支持革命.人称陈其美有“四捷”：口齿、主意、行动、手段.他性格豪迈侠气,做事勇敢果断,在上海受到了帮会团体、商团士绅和同盟会三方势力的拥护与支持.1911年7月陈其美参加了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为庶务部长.

如前所述,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革命成员,虽然在革命策略和做法上有所分歧,但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双方便即刻展开合作.陶成章立即归国,在沪杭一带共谋举事.光复上海一役,便是两个会党合力的成果.

武昌军政府派光复会李燮和（柱中）为总司令,带领敢死队来到上海.李燮和随陶成章一同会晤了陈其美,双方约定1911年11月5日举事,不料陈其美私下又召集亲信另行集会,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清廷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广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

于是陈其美一方决定抢先发动.陈其美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同盟会员之外,其余多数是上海帮会的人,他们闯进制造局,不料未及开战便被擒住.李燮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了陈其美.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后,占领了库,上海遂告光复.

应该说在光复上海之役中,光复会的李燮和在资望和战功上都高于陈其美.上海起事前,陈其美他们曾约定事成后推李燮和为沪军都督,但起义成功后,陈其美却当上了沪军都督.关于陈其美当上沪军都督一事,有几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说,陈其美原先就有抢先动手以夺取都督席位的意图,因而光复上海后的第二天,上海会党邀集开会.当中有一人携上台演说,称：“现在上海光复,都督一席非陈英士（陈其美之别号）先生担任不可,请列位举手拥戴；如有反对者,请尝吾弹！”说毕,将往桌上一拍.本来在举行都督会议时,陈其美一伙就将光复会排斥在外,光复会只有一人临时闻讯参加,此举一出与会者更是连李燮和的名字都不敢提了.由此,在上海青帮势力的支持下,陈其美如愿以偿被推任沪军都督.李燮和则退至吴淞,设立军政分府.一山容不得二虎,这是陈其美不愿看到的.

陈其美自任沪军都督后,经常“在外冶游”,成天“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不仅如此,陈其美还动辄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同志施以暴力.如一次李燮和在吴凇车站乘车前往上海,陈其美竟派人前去行刺,所幸未能杀死李燮和,只击毙了其卫兵.

陈其美的另一桩暴行是非法决光复会会员陶骏保.陶骏保曾任镇江都督府总参谋兼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南京光复后出任江苏都督府参谋次长.陶骏保和镇军参加了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的战役,功勋卓著.陈其美杀陶骏保,因联军内部的矛盾而引发.联司令为原新军第九镇统领徐绍桢,而原镇江都督、光复会会员林述庆为首的镇江民军对徐绍桢不满,徐、林矛盾激化,几乎火并,陈其美站在徐绍桢一边,遂酿成陶骏保1911年12月13日被诱杀的事件.

陶骏保之死,据执行任务的沪军都督府卫士队兼侦缉队队长郭汉章回忆：“约在阴历冬月某日上午,江浙联司令徐绍桢和*十七协统沈同午同来拜会都督陈其美,密谈甚久.是日下午三时许,又有镇军林述庆部参谋长陶骏保穿着新狐坎皮袍,乘坐马车来拜会陈都督,副官请他在客厅坐候.这时执法处奉陈都督命,草拟陶的罪状,宣布陶在九镇进攻雨花台时,中途截留由沪运往械弹,以致九镇遭受极大损失,应处以死刑,并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执行决,由我负责执行,连打了十三,陶才毕命.”

陶骏保被绑“鞠讯时”,有人提出“请慎重处理,防激变”,陈其美曰：“治乱丝,无从理,快刀斩之可也.”陈其美杀陶骏保后又想杀林述庆,后被宋教仁等人以“如此惨杀,对革命事业大有损失”为辞劝止.

陈其美杀陶骏保,明明是诱杀,事后宣布罪状却说其“种种行为,令人发指,前日复敢潜来沪上,广布谣言”,“此等汉奸,实难宽纵”.对于陈其美杀陶骏保之事,陶成章和光复会会员表示强烈不满.

陶成章深恶痛绝那些上赌馆、逛妓院、滥杀革命党人等勾当,对陈其美多有微词.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的面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陈其美认为陶成章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

关于陈其美指使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则是为了与之争夺浙江都督一职.

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他举荐章炳麟和陶成章“*浙江”.章炳麟极力称赞陶成章“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力举由陶成章来“*浙事”.陶成章本人力辞不受,在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竟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簋继任.但浙江士绅沈荣卿等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成章指挥.江、浙、沪地区光复会势力很大,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浙江独立后又当上了浙江都督府参谋.江、浙、沪虽都建立了都督府,但三地的光复会员仍听命于他.尽管他曾致电部下,劝他们“日后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但他的部下并没有去做.上海的光复会总部实际上成为上海另一个权力机构.

陶成章的实力地位和威望,对将江、浙、沪视为禁脔的陈其美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其所以必欲置陶于死地而后快,乃因此时光复会系统军事力量过盛”.

此后,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这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凡此种种,陈其美决意要铲除陶成章.

当陈其美将刺杀陶成章的秘密任务交予时,慨然应诺,以为是天赐良机

同陈其美的关系非常深.1906年离开浙江到日本,在初次遇见陈其美.二人所学相近,又意气相投.1908年春,再次东渡日本,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1910年5月,又经陈其美介绍,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因此,视陈其美为良师益友.陈其美比大8岁,一直称陈其美为“大哥”.1911年10月30日,从日本回到上海,投入陈其美麾下,任沪军第2师第5团团长,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

辛亥革命时,远在日本、未建寸功,奉召返沪后,在革命党内仍是无名小卒.当时的,虽然身在革命阵营,但对革命的认识却模糊不清,可以说是毫无政治立场,满脑子江湖思想,一切唯陈其美马首是瞻.

当陈其美将刺杀陶成章的秘密任务交予时,慨然应诺,以为是天赐良机,既可建功立业,令人刮目相待,也可报答盟兄的知遇之恩.

很快就想到他的旧友、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此人原为太湖强盗,法精湛,可飞檐走壁.他虽是光复会员,却常以会内机密换取钱财,陶成章对此极为恼火.获取这一情报后,找到王竹卿,对其恐吓讹诈,散布陶成章要严惩王竹卿的言论.王竹卿信以为真,铁了心要先下手为强以保全自己.

陶成章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后因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

1912年1月12日*,天下大雪,几天来为寻找陶成章的行踪,累得筋疲力尽.马车经福州路时,他意外地看见了正在路旁屋檐下避雪的陶成章.急令停车,下车后趋步上前,殷勤地和陶成章打招呼.陶成章以革命前辈自居,对其执弟子礼,和顺谦恭,处处小心.因此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当夜,用马车把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默记下陶成章的病房号码.次日,他又携带礼品,以探视为名,实地勘察陶成章的病房环境及进出路径.

1月14日凌晨,和王竹卿悄无声息地来到广慈医院205号病房,成功刺杀陶成章.

1912年1月15日,《上海民立报》刊出这样一则消息：“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其谦德尤可钦佩.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击中公太阳部……”

陶成章被害后,国内震惊,革命党人尤为愤慨.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他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1916年,孙中山莅临绍兴东湖陶社,题“气壮河山”匾额.案发后,浙江都督悬赏3000元缉拿凶手,作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也不得不装装样子,悬赏1000元缉拿凶手.

关于刺杀陶成章的经过,当时亲闻者的记载史料中,以马叙伦、黄炎培等人的记述较为具体.如马叙伦的记述：“盖是时.有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之说也.成章之被刺于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余时为大共和报主笔,余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作北里游之某,谓成章死之前夕.歇于福州路之四海升平楼,介石来,持银饼200元,怀1具；某即以指蘸茶书三,最水旁于桌示蒋,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领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次展而成章以被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

黄炎培则有如下记述：“辛亥十一月廿五日夜：革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刺客为谁？怎样刺杀？很有人说是陈其美命刺死的.各种记载,大都推给他人.脱卸自己.无论如何,从整个革命来说,总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我是认真写日记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上海澄衰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官和我漫谈.曹说：‘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夜半,忽闻声.别宣陶焕卿中死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行刺陶焕卿.蒋偕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

“杀陶”行动是正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之前所进行的一次“演练”

本人对此案的公开解释是：“陶成章踵回国,故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出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这是案发20多年后编造出来的理由.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实际上事件后他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

陶成章遭谋杀的消息传出,杭沪舆论沸腾.陶成章遇刺一周后,上海各界人士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四千余人参加祭典.追悼会上,群情激愤,与会者纷纷发表演说,慷慨陈词,语意激烈.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有人明言：“陶公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利害公者,当以杀之.”言讫竟“掷于案,颇为激烈”.

追悼会后,陶成章的骨灰被迎回杭州,杭州民众也举行了追悼先烈的大会,与会者多达万人.陶成章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激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沪之间的紧张空气,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陈其美、深感恐慌.

不久,助凶王竹卿被缉拿归案,并很快被处死,更加惶恐,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一直到1912年冬天,“缉凶”风声逐渐消落,才又偷偷潜回宁波乡下.

刺杀陶成章事件对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正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之前所进行的一次“演练”.

这一次“杀陶”行动,使更加博得了陈其美的赏识与信任.陈其美又是当时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人物,通过陈其美,逐步接近了江浙财团,并在其后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仰仗江浙财团的倾力支持,最终实现了军事和政治.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也成为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蒋氏政府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后盾.

陶成章死后,同盟会和光复会的矛盾越发白热化,光复会走向了惨烈的终点.1912年1月28日,章太炎在《大共和日报》发表致孙中山公开信,谴责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自相残杀.当天,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致电中国同盟会及同盟会籍的广东都督陈炯明,调解冲突,但光复会重要骨干、广东汕头民军司令许雪秋、陈芸生“与同盟会员之领军者不合,势成水火”.孙中山的调解无效,1912年5月初,许雪秋、陈芸生被陈炯明派人在汕头捕杀,当日传出了“革命成功,革命党人死亡”的歌谣.

由于陶成章的死,光复会失去了最有力的组织者和实干家,失去了国家社会层面的领袖,使得革命党人中极为重要的一支力量瓦解.

（参考资料：《刺杀陶成章内幕》《书报文摘》2006年第49期、《陶成章之死》《环球人物》2011年第28期、《陶成章遇刺案始末》《读书文摘》2009年第11期、《为何刺杀陶成章》《常州晚报》2013年3月9日等；作者：家康、余世存、边芸、顾祖年等）

民国“第一凶案”：宋教仁遇刺悲剧

宋案即出,国民党人即参与缉捕,其效如神；

“二次革命”烽火连天之际,凶手应氏居然从上海地方检察厅模范监狱逃脱,且“由该狱大门而出”.

宋教仁的去世,成了清末新政以来,中国社会精英推动的宪政运动的挽歌.

应袁世凯之邀进京,宋教仁遇刺身亡

1913年3月初,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电邀请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速赴北京,商讨国是”.

3月20日晚上10点左右,上海沪宁火车站,在黄兴、于右任等人陪同下,宋教仁走出候车室.就在众人走到检票处时,一个黑影突然蹿出,接着就是“砰砰”几声响,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他扶着身边的铁栅栏,忍痛叫道：“我中了！”

事发突然,凶手转眼消失在夜色之中.等大家醒悟过来时,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冰冷的地面上,双手紧紧捂着受伤的腰部,鲜血汩汩而出.黄兴、于右任等人察看其伤势后,一边组织人员报警追凶,一边派人就近寻找车辆.所幸的是,车站外停车场上就有一辆汽车,于右任等人急忙将宋教仁扶上汽车,令司机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临近的沪宁铁路医院.

等到医院后,宋教仁已是奄奄一息.经医生检查,是从背后击入并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由于伤势严重,院方认为必须开刀救治.为争取时间,宋教仁于次日凌晨送入手术室开刀,一番努力后,医生用钳子从小腹处取出,但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上竟然有毒！

手术完成后,宋教仁脸如白纸,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着对陪护在旁的于右任口授遗嘱：一是将他在南京、北京及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是他家中一向贫寒,老母尚在,希望黄兴及各位友人在他死后代为照料；三是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他为念而放弃责任.

说完这番话后,宋教仁一会儿双手抱肩,一会儿合成十字,似乎有说不尽的痛苦,旁边一班友人,也都为之恻然落泪.在与黄兴等人商议后,院方决定对宋教仁进行第二次手术,把肠缝补清洗并取出食物及污血.这次手术后,宋教仁的伤情更加恶化,苦痛当中,他说：“我为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其间宋教仁几度昏迷,在被抢救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让黄兴给袁世凯发电：

北京袁大总统鉴：

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弹由腰上部入腹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积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私利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遂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时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 哿

那时发电报流行代日韵目,“哿”代表20日.

宋教仁伤势进一步恶化,捱到3月22日凌晨,他双手发冷,目睛仰翻,嘴里反复说：“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延至早上4点钟,已不能言语,只以黯淡的眼睛环顾四周,作依依不舍状.黄兴、于右任等均围侍病榻旁.黄兴在宋教仁耳旁大声地说：“遁初（宋教仁的号）,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宋教仁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泪光,慢慢地断了气.时4时48分.黄兴、于右任等伏尸恸哭,“国民党教父”宋教仁最终在辗转苦痛中与世长辞.

宋教仁只活了31岁,但正如历史学者唐启华所言：“他掀起了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旋风,至今仍是中国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遭,“是中国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的开端”.

宋教仁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访日.1913年3月21日孙中山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3月25日抵达上海.3月23日,沪军都督、同盟会元老陈其美派人买来棺柩并请相馆的人为宋教仁遗体拍照.拍照前,众人发生争执,黄兴等人主张让宋教仁衣冠整齐,以表明其生平光明正大；另一些人则认为宋教仁系被人,应像法国大革命领袖马拉遇刺一样,将其赤身伤痕也拍摄出来,以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一张历史性的图片.争议的结果是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正冠礼服照；另一张为赤身露出伤口的照片.

宋教仁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舆论大为震惊.3月23日下午,国民党方面为宋教仁举行了隆重的出殡仪式,街道上有巡警荷随行,其规模之大、场面之隆重,为上海前所未有.

在宋教仁积极奔走下,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一个可怕的阴谋正向他慢慢逼近

凶手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机刺杀宋教仁,与宋教仁此次北上有关,他正有一桩极大的事情要办——那就是进京组阁,并极有可能出任新一任内阁总理.

宋教仁1882年4月生于湖南省桃源县,字得尊,号遁初,别号渔父,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化名宋錬,同盟会发起人之一.

1911年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促进长江中下游各地革命势力的发展.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与黄兴一同抵达武昌,参加革命军政府抗击北洋军并做法律工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后文称《临时约法》）.

武昌起义后,经过反复的战争、谈判和各种各样的勾心斗角与幕后交易,国内各方势力最终达成协议：清帝退位,孙中山退职,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在这近半年的风云变幻中,清室完败、革命党虚胜,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系大获全胜.

袁世凯虽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总统”的前面毕竟还有“临时”二字.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总统,还有待其他的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国会选举.

为防止袁世凯擅权复辟,孙中山在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时曾下了三道“紧箍咒”：一是迁都南京,二是袁世凯南京就职,三是保证遵守《临时约法》.为迫使袁世凯就范,孙中山派出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作为“迎袁专使”亲赴北京,但就在专使团来到京城的次日晚上,曹锟所部北洋第三镇突然爆发“兵变”,北京乃至北方局势陷入“混乱”,袁世凯南下就职与迁都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按《临时约法》规定,正式的国会选举应在1913年2月之前完成.只有在正式的国会选举完成后,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而只有在正式大总统产生之后,新生的民国才能获得世界各国承认.

按《临时约法》的政治构架,国会产生后,除选举新的大总统外,新一任内阁将由国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来组织,内阁总理也一般由获胜的政党党魁担任.按此制度设计,大总统统领全局,具体的行政权由内阁总理掌握,大总统的命令非经内阁总理与阁员的副署不能生效.由此,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都铆足了劲,力图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获胜.

选举是政党政治.民国成立后,各类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在这些政治力量中,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领导的同盟会成为民国初年势力最大的政党.为与同盟会竞争,其他新生党派掀起了大规模的并党浪潮,如在临时参议院改选中一时雄起的共和党,就是由统、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等几个政团合并而成,目的就是要在临时参议院及国会选举中联合对抗同盟会.

在此形势下,宋教仁提出改组同盟会,并打算像共和党一样将其他政治主张接近的党派合并而入.作为革命党人主要领袖的孙中山、黄兴在辞去公职后,政治上一度消极,他们对宋教仁的主张既不反对,但也不十分热心,由此宋教仁得以施展手脚,对同盟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组织更新.

在当时的临时参议院中,由蔡锷、吴景濂、谷钟秀等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占据了一定议席,与同盟会的立场也相对接近,由此成为同盟会的争取对象.以清末名臣岑春煊为首的国民公党及另外两个小党派共和促进会和国民共进会也派出代表到京参与合并谈判.

在宋教仁的斡旋下,同盟会、共和党等五党于1912年8月宣布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合并后的国民党,干部队伍空前强大,会上共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九人为理事,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宋教仁担任*理事长.由于孙中山几乎不问党事,宋教仁在党内实际上已处于总揽一切的地位.会后,宋教仁不无得意地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话虽如此,梁启超在当年10月的回归给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增加了不小的变数.梁启超是戊戌变法中的大名人,在清末启蒙运动中享有盛名,其在国内拥趸众多.后来,一些党派如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等团体即在他的策划下合并成立党,一时间形成国民党、共和党、党三足鼎立之势.

宋教仁在10月中旬后离开北京南下,前往各省布置国民党的选举事宜.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各地的选举动员会都开得非常成功,宋教仁的演说极具魅力,吸引了诸多民众前来听讲,前来聆听的人也混杂着袁世凯派来的探子.

袁世凯虽然是新派人物,底子却是旧官僚,对于革命党人在《临时约法》中所主张的内阁制,他是既不理解,也不赞同.对于民初政治体制中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袁世凯更是感到极不适应.他向手下一位要员曾“精辟”地大发牢骚：“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

尽管有种种不满,但由于民国刚刚建立,袁世凯也不敢公然推翻《临时约法》另搞一套,国内的政治仍旧按革命党人所设计的路径往前推进,袁世凯也需要通过选举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在各方努力下,民国初年的选举活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在宋教仁的主持和积极奔走下,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1913年2月,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870个议席中,国民党占据392席,约占45%的比例.虽然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但他们所占的议席数已远远超过了其他单个政党.

国会选举的胜利令国民党全党上下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十分激动.在他看来,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组阁的梦想即将实现.踌躇满志的宋教仁从湖南老家出发,经长沙、武汉沿江而下,而后又到南京、杭州、上海,视察党务、宣传共和.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巨大的危险正慢慢逼近.

“刺宋”案头绪纷繁,凶手接二连三离奇死亡

1913年3月23日,宋教仁大殓,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致电吊唁.同日,袁世凯电令江苏都督严缉宋案凶手,并保护黄兴.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协拿凶手,限期破案.黄兴与陈其美致函公共租界总巡长英国人卜罗斯,悬赏万元,缉拿凶犯.沪宁铁路局也出赏金5000元.

宋教仁遇刺案的破获,出乎意料的顺利.

1913年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江苏驻沪巡长应桂馨家,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教仁被刺后,王阿发见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与应桂馨给他看的照片相同,特来报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据密报,在一妓院中将应桂馨抓获,并立至应家搜查.在搜查中发现其中一人神色慌张,遂带回巡捕房,这个自称叫张福铭的人供出真名为武士英,承认自己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巡捕房在应宅中搜出五响一把.该尚存两颗,与车站拾到的弹壳同式.此外还查出一批电报和信件.这些电报信件表明,此案涉及到国务总理兼内务部长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可以确定的是,刺宋的直接凶手是无业流氓武士英,而直接指使者是应桂馨.再往上,应桂馨与赵秉钧、洪述祖有通信联系,赵、洪二人有嫌疑,但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他们介入了凶杀案.赵、洪之上就是袁世凯了.

4月25日,巡捕房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舆论立刻大哗,纷指袁世凯和赵秉均为幕后凶手.孙中山和黄兴一道,向巡捕房施压,使他们在公布证据的同时,以案件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均为由,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接着,孙中山、黄兴在4月26日联名通电：

宋案移交内地以后,经苏程都督、应民政长会同检查证据完毕.凡关于应桂馨、洪述祖、赵总理往来通电,已于有日摘 要报告,并通电各省都督在案.此案关系重大,为中外人士注目,一月以来探询究竟者,无时不有.今幸发表大略,望即就近向都督府取阅原电.诸公有巩固民国,维持人道之责,想必能严究主名,同伸公愤也.

孙文、黄兴宥

这里的“主名”,任谁一看都知道是暗指袁世凯.但江苏提出的开设特别法庭的请求却被司法总长许士英驳回,认为与司法程序不符.

既然无法组织特别法庭,此案便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洪述祖在案发后便逃到青岛租界中,凶嫌武士英则在引渡到上海地方检察厅后,于4月24日在狱中暴毙.上海地方检察厅发了传票,要国务总理赵秉钧出庭.赵秉钧称病逃避出庭.此后他多次辞职,袁世凯都不准,最后才在7月16日被袁世凯免去本兼各职,改任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事务.是年年底,赵秉钧去天津署理直隶总督,于1914年2月26日暴卒于任上.袁世凯令照陆军上将例从优予恤,后追封赵为“一等忠襄公”.

在此期间,袁世凯、赵秉钧都通电为自己辩护,但国民党人认定此案主凶就是袁世凯.1913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孙中山力主军事解决,提出联日计划,拟再东渡,争取日本的支持.黄兴则主张通过法律解决,并反对孙中山“争取”日人干涉中国内政.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相持不下,会议无果而终.会后孙中山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派陈其美、戴天仇与黄兴辩论.

是年5月5日,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谭延闿、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通电,反对袁世凯向五国银行的善后贷款,公开指斥袁世凯为刺杀宋教仁的主犯.6月9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李烈钧职务,令黎元洪兼领李职；14日袁免去胡汉民职务,与陈贻范同为西藏宣抚使；30日免安徽都督柏文蔚职,改任陕甘筹边使.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所部仅水上千余人,通电讨袁.15日,黄兴入南京,迫都督程德全独立,称江苏讨袁司令,派第一、第八两师北上,“二次革命”爆发.

7月19日,孙中山通电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及军、师、旅长,略谓：“今袁氏种种违法,天下所知,东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当此存亡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说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又致电袁世凯本人：“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

7月22日,袁世凯下令褫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荣典军职,命张勋、冯国璋剿办.8月底,“二次革命”完全失败.孙中山、黄兴流亡国外.

“二次革命”爆发时,应桂馨趁兵荒马乱,纠集狱中囚犯与外界流氓里应外合成功越狱,逃往青岛租界.据说“二次革命”被镇压后,应桂馨逃到北京,要袁世凯兑现“毁宋酬勋”,后者拒不接见.1914年1月19日,应桂馨离京去津,在京津铁路头等客车中被刺杀.而洪述祖长期避居青岛租界,1917年化名到上海,被宋教仁的长子宋振吕、秘书刘白发现,扭送上海法院,后转解北京,以主使杀人罪于1919年4月5日被处绞刑.

综上所述,该案头绪纷繁,凶手接二连三离奇死亡.从所谓间接证据来看,袁世凯有一定嫌疑.用带有“原罪”的眼光审视袁世凯的表现,越看越像是刺宋案的罪魁,最后导致众口一词的确定无疑.于是几十年来,此案就成了定案,一经谈及,“袁世凯是主凶”的判断便成了铁定史实.随着刺宋案研究的深入,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谁杀了宋教仁

有毒的结束了宋教仁年轻的生命,但是从没有结束“是谁杀了宋教仁”的疑问.百年来,多名相关人物的案前案后反应被一一审视,曾经“证据确凿”的嫌疑者袁世凯最后似乎也不那么“板上钉钉”了,曾经慷慨激昂的同志却在怀疑者的笔下显得“疑点重重”.于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袁世凯杀宋说——

赞成这一说法的学者认为,国会选举前后,宋教仁热衷于议会,为建责任内阁不遗余力,尖锐地抨击袁世凯专制政治的黑暗,批评时政,宣传国民党的主张,影响极大.这危及了袁世凯的统治.袁世凯害怕宋教仁以合法手段取得权利,便使出其惯用手段,先是拉拢宋教仁要任命宋为内阁总理,遭宋教仁拒绝,后又用50万重金收买,被宋教仁退回,于是起了杀心,布置歹徒,对宋教仁下了毒手.

案发前后,应桂馨与赵秉钧、洪述祖有电报往来.3月13日,应给洪发电报称“功赏一层,夔（应桂馨字夔丞）向不希望.但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而后应桂馨给洪述祖再发电报：“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3月20日晚上10点40多分刺杀成功,两个半小时后,即21日凌晨2点10分,应发电报向洪报告：“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21日9点20分又次发报：“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电报内容已经说明袁世凯杀宋教仁的意图.从应桂馨家中查获的电函,是袁世凯、赵秉钧是幕后指使人的最有力证据.

反对者这一说法的人认为,袁世凯不可能指使手下刺宋,因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唯一愿与袁世凯合作的领袖.美籍华人学者、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宋教仁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视为亲袁派,所以袁世凯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

如果袁世凯想杀宋教仁,也不会选择这个敏感时间.宋教仁此行北上正是与袁世凯商谈国事.袁大可以先“听其言,观其行”.国民党当时已经选举获胜,宋教仁死了,依然会有国民党的代表来做总理的,换一个脾气火暴的黄兴来还更难摆平.

参议院议长张继在回忆录中说：宋教仁遇难后,洪述祖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述祖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述祖见袁世凯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一个“替”字,十分关键,表明此事是洪述祖揣度而不是遵照袁世凯的意图而为,并非袁的本意.

据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回忆,袁世凯曾说：“我代人受过多得很,从未辩过.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因为我而见杀,怎么辩呢！明事理的人一定察觉出,如果我想杀他,不必一定招其来而杀之.我完全可以等他来了后,陷他以罪杀他,何必要数次邀请他,乘他将行而杀之？这明明是授人以柄,愚夫也不会做这等傻事.”

袁克文引其父的这番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以当时国民党在国会的得票率,还不能肯定宋教仁一定能够组阁,也就不存在谁怕谁、非要杀谁的问题.国民党虽为参众两院第一大党,但是人数没过半.而支持袁世凯的进步党,以及“其他党派”组成的拥袁派却过了半数.“其他党派”之成员,大多由袁大总统直接点派的“蒙藏等地议员”组成.何况当时跨党人士比比皆是.引退后的伍廷芳,就被先后拉入11个党.国民党议员的组成也是“什么人都有”,到关键时刻伍廷芳式的议员会投哪个党的票？

赵秉钧杀宋说——

赞成者认为,赵秉钧跟随袁世凯已久,办事卓有成效,如建立巡警制度等,深得袁世凯的欢心.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赵秉钧出任内务总长.1912年8月,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杀人动机很简单,宋教仁要来做总理了,赵秉钧往哪儿搁呢？

虽然赵秉钧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但赵秉钧杀宋教仁并不等同于袁世凯杀宋教仁,这里还有赵秉钧是否揣度袁世凯的心思,一则为主分忧,二则审度自保,从而先自行事问题.

赵秉钧杀宋教仁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应桂馨家中搜出了赵秉钧交给应桂馨的手令,内有联络通信.

反对者认为,赵秉钧与宋教仁其实私交甚好,赵秉钧甚至于把宋教仁当偶像看待.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他在唐绍仪内阁期间和宋教仁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教仁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总是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教仁离京南下时,欠了5000多元的债,都是他替宋教仁还的.

赵秉钧只给应桂馨发过一封信,是给应寄本的,并告之以后有电直接发给国务院,并未给应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也不能因此排除赵秉钧通过洪述祖指挥的嫌疑.“电本”在现代人看来,似乎是间谍的专利,其实那时是常人之举,因为政府没有专线,所有电报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普遍使用本.不但政界普遍这么做,民间商务也如此*.

法庭呈现的“密电”中并不能得出赵秉钧赞成并参与杀宋密谋的结论.所有密电、信件中,最恶毒的一句是3月13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中：“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毁宋酬勋”一语,从表面上来看,就是袁世凯批准杀宋的过硬证据,但其实经不起推敲.授勋乃国之殊荣盛典,昭告天下,万众瞩目.应桂馨不过是个巡长,即使将刺宋做得天衣无缝,总统也不能以此授他勋位,这等如何上得了台面,这不等于不打自招吗？酬谢应还有其他方法,赠以厚款就是最常见、最方便也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袁世凯何以用此大轰大嗡的笨招？再者“毁宋”不一定就是杀宋,“毁”字在文言中是“毁谤”之意,指的是毁了宋教仁的名声,并非“毁灭”.杀宋教仁的建议是应而不是洪述祖反复提出的,洪述祖在接到应的建议前许愿“毁宋酬勋”,其实是以此催要应答应提供却迟迟没有寄去的宋教仁的刑事犯罪证据,好在袁面前交差.有证据证明之前,应桂馨已经搜集了一些试图毁谤宋教仁名誉的黑材料.

主犯应桂馨是个两面间谍角色.赵秉钧曾自辩说：我只和应有“书信往来”,应桂馨却帮黄兴将公债60万转抵义丰银行私存.赵秉钧质问：“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事实上,应桂馨与国民党的关系要比与政府的关系亲密得多.

陈其美杀宋说——

台湾地区历史学家张耀杰在《百年悬案——宋教仁与国民党》中,明指肇始者乃同盟会国民党元老、时任沪军都督府都督的陈其美：其人与应桂馨颇有渊源,关系紧密,而其一向热衷于结交江湖会党、以手段解决政敌的作风,也使这一推论的拥护者大有人在.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陈其美15岁时因家道中落辍学,到当地的一家当铺当学徒,使其长兄及三弟能上学.1902年,陈其美的三弟陈其采从日本回中国,讲述日本富强的情况.陈其美受启发,并于1903年只身来到上海,与应桂馨结交.当年,与应氏交好的青帮“大”字辈人物范高头因手下芮德宝在城隍庙与英国游客发生斗殴纠纷,被告上租界法庭,担任芮氏辩护律师的,正是陈其美之弟陈其采.陈其采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辩护得力,迫使法官裁定英人肇事者赔礼道歉.范高头大喜之下,主动与比自己小30岁的陈其美结拜为义兄弟,使得陈其美一跃成为上海青帮“大”字辈中的一员.

1906年夏天,陈其美前往日本留学,先在警监学校第三班学习法律,两年后转入孙中山的东斌学校学军事.1908年春,陈其美返回沪上,在马霍路德福里设立同盟会秘密联络机关,并设清河坊琴楼与粤华楼17号为附属机关,其时应桂馨已由陈其美本人亲自介绍进入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11月,上海光复,陈其美利用手中掌握的会党武装打手控制了革命党人商讨沪政的会议,自任沪军都督府都督,应桂馨随后出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后因南北议和,各省督军府裁撤谍报科,转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庶务科科长兼管孙中山侍卫队,再被派遣至陆军部总长黄兴管辖下的南京下关兵站任职.1912年7月返沪后,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出任由青红帮、哥老会等会党联合组合的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10月16日,应氏由洪述祖陪同,前往南京拜见江苏都督程德全,后者当场给应桂馨安排了一个江苏驻沪巡查长的职务,并颁发委任状,其公开职责是“侦查匪情,报告政府,听候处置”.当日,感激涕零的应桂馨便向陈其美拍发急电,告之自己“已得巡查差”.由此可见,应氏效忠之对象,不止代表北京政府的洪氏一家.

此外,宋教仁与孙中山虽然同为领袖,但矛盾很大,无论是大政方针还是具体策略.辛亥前同盟会曾发生过的两次倒孙中山风潮中,宋教仁都没有站在孙中山一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教仁与孙中山处处相反.孙中山主北伐,宋教仁主南北议和,推袁世凯作总统.孙中山主定都南京,宋教仁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孙中山本人是洪门里的“红棍”（老大级的人物）,在上海依靠的对象陈其美、应桂馨等都是青帮大佬；宋教仁反对黑社会组织加入同盟会.二人政见也大相径庭：孙中山主张用革命手段治国,宋教仁主张用议会手段依法治国.孙中山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教仁主法式责任内阁.孙中山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宋教仁则坚持议会制,把总统的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定都北京后,孙中山没有赴京上任,宋到北京上任.为了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联合五个政党把孙创立的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使孙中山失去了同盟会总理的地位.尽管国民党的理事长名义上是孙中山,但是此时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孙中山没有就任,离开北京去了日本,黄兴也回湖南度岁；宋教仁以*理事长的身份成为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威望超过孙中山.

由此,陈其美等铁杆拥孙派对宋教仁颇为怀恨,利用孙中山出国之机,实施杀宋,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近可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顺理成章地接孙中山的班；远可以激发党人国人,发起反袁“二次革命”.

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宋教仁北上临行之前,陈其美、应桂馨等人曾设宴饯行.宴席进行中间,陈其美询问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办法,宋教仁表示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陈其美听了没有说话.应桂馨在一边骂道：“你这样做简单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儿颜色看看.”他一边说话,一边从怀里掏.在场的其他人劝住了他.宋教仁说：“死无惧,志不可夺.”大家只好不欢而散.

时党人沈翔云曾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桂馨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

时袁世凯为稳定政局,正在全国“”,应桂馨出面发起的共进会,也是带有黑帮性质的组织.负责的洪述祖南下之后,应桂馨同他达成交易,愿受政府招安,并自告奋勇承担“毁宋”任务.洪述祖护主心切,“假托政府名义”向应桂馨下达指令,以致回京后秘密函电往来.但应桂馨脚踩两只船,一面跟洪述祖联络,一面向同门大哥陈其美透露了“毁宋”计划,陈其美巧妙利用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毁宋”计划,安排应桂馨和一班党人成功地实施了“杀宋”计划,并且更成功地将“杀宋”这顶帽子顺手扣到洪述祖“毁宋”的头上.

当时上海是陈其美势力的大本营,“宋案”从刺杀到审判都发生此处.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几乎要用“难以置信”来形容.凶手武士英在监狱的神秘死亡,似乎也与陈其美有关.当时看守武士英的沪军61团,是国民党人黄郛的部队.而陈其美、黄郛和是拜把子兄弟.

这一切不禁使人开始怀疑上了陈其美.

1913年3月25日,远在天津的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即将第一幕后黑手指为陈其美,并怀疑其在宋案得手后,还将派遣应氏北上寻机谋刺自己.沪上舆论谣言也纷纷把矛头指向陈其美,迫使陈不得不督促其亲信、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详查各方往来电报,以求速破此案自证清白.此外,直接介绍应氏与王阿发相识的吴乃文,始终未被缉拿归案,也是疑点.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声称,3月20日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上海方面领导人曾认为自己就是幕后主使,陈其美更试图扣押自己作为人质,幸亏其挚友、陈其美得力幕僚沈翔云暗中提点,才及时逃离沪上.另一个事实是,“宋案”即出,国民党人即参与缉捕,其效如神,陈其美曾亲自带人去六野旅馆寻找武士英,并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陈氏即刻命令属下周南陔、陆惠生等去巡捕房陪着探员去抓应桂馨.应桂馨被抓后,周南陔和部分国民党人赶赴应家,翻箱倒柜地寻找密电文件,似乎对刺宋一事的具体操作已有所了解.

更令人费解的是,1913年7月24日,正当“二次革命”烽火连天之际,应桂馨居然从上海地方检察厅模范监狱逃脱.1938年8月,已经担任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交际长的周南陔在《锡报》上连续登载自己的回忆录——《宋教仁先生被刺之秘密》,点出应氏逃狱的幕后主使,居然就是陈其美.“‘二次革命’在上海方面的领导人,就是陈英士（其美）,纽惕生诸先生……”周南陔回忆,陈其美率领革命军自南市撤退闸北的一天,他是值日高级副官,当时向陈请示,刺宋要犯应桂馨押在监中,是将他带到闸北军中,还是此时就把他毙了？陈其美正在爱文义路黄兴公馆里,精神十分疲惫,正患着目疾,双眼红肿,不能睁视.请示后,他思索良久,然后答曰：“不必！此案既由司法*,应由司法处理,我辈想来责备袁世凯违法,现在不能自蹈其咎.说着,因为不能睁眼,用手作势,以手指指向另一手心说：‘放心,放心,总在我们的这里.’”周氏说他不敢违抗,只得作罢,任由应氏纠合地方监狱囚犯,越狱逃走.实际上,当时国民党骨干领袖因“二次革命”失败,纷纷远渡重洋避难,根本无力照顾到一个应桂馨.

反对陈其美为幕后主使的人认为,陈其美和宋教仁交情深厚,又同为一个战壕里的同志,而且宋教仁被刺时,陈其美就在身边,事后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宋案中,虽然陈其美疑点重重,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就是杀宋的幕后黑手.宋陈那些恩怨都是捕风捉影.

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嫌疑人之一的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行动.黄兴在宋教仁遇刺后曾作有挽联,从中可窥景象：“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是袁世凯.”

,就这样裹挟着民国踉跄前行.

（参考资料：《民初党争与宋教仁遇刺》《现代阅读》2013年第11期、《“宋教仁被刺案”百年祭》《文史精华》2013年第3期、《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山西人民出版社、《解读宋教仁被刺的历史悬案》《档案天地》2013年第5期、《革命与：壮志未酬宋教仁》《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宋教仁遇刺案考辨》《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3期、《宋教仁遇刺案真相》《与法制时报》2007年5月27日等；作者：陈自新、张耀杰、金满楼、朱步冲、李菁等）

廖仲恺被刺,开启黄埔系时代

黄埔军校史记述：“廖党代表之抚育本校犹慈母于婴儿也”.

廖仲恺被杀,失声痛哭.

廖仲恺时为国民党内四巨头之一,廖氏被刺,受益最大,在党内迅速上升.

廖仲恺被,国民党内部重新洗牌的机会到了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偕同夫人何香凝、国民党监察委员陈秋霖,去国民党党部参加会议,在门口下车后,突然遭到五六个暴徒的击,廖仲恺中弹身亡.

据当时《申报》报道,数名凶手预伏在两侧,两人在廖仲恺身后用左射击.廖仲恺先中两倒地,尚以手撑石阶作欲起状,凶手再发两,遂不能起.其身中4皆要害,一在头部,一右胸处,一右腹部,还有一在肺部,皆从后背入.何香凝命卫士将廖仲恺扛上汽车,送百子路医院医治,中途廖仲恺即气绝,其“浑身血染,死状至惨”.

廖仲恺遇害时,身兼多职,是国民党内重磅人物.他是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同时亦是国民党中常委,在很多公共团体也有.彼时,黄埔军校刚刚创立一年多,孙中山过世尚不及6个月.在遇刺之前,廖仲恺已经听到于己不利的风声.夫人何香凝曾希望他多配两个卫兵防备,他则以每天开会或演讲,防无可防为由婉拒.心细的何香凝还是多派了一个卫士随从他,并知会了当时的局长吴铁城.

遇刺当天,国民党中执会正为广三铁路罢工事召集会议,廖仲恺夫妇即为此而来.据何香凝事后回忆,下车后,她与一名女同志正说话,就听见“*”的声音好像爆竹,一转身,廖仲恺已倒在地上.监察委员陈秋霖挨了两,并于几天后身亡,还有4名受轻伤者.何香凝一边大喊捉人,一边低身扶廖仲恺,就从她头顶嗖嗖而过,头皮感觉得到热气.平时党部大门有站岗,那时却迟迟不见来捉人.

按照《申报》报道,当时廖仲恺所带的4人卫队已先入党部,听到声急出,而后放向凶手射击,凶手也开抵御.凶手当场被重伤一人,另有四五人分别逃走,终未被抓获.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立开紧急会议,下令各机关和工会即日起下半旗致哀3天,同时宣布加紧戒严.廖仲恺遗体暂厝于永胜寺,8月21日入殓.丧礼采取“国葬”规格.按《申报》报道,国民党发出通告,凡党员臂缠黑纱7天,其余各军民政机关人员缠黑纱3天.

廖仲恺身后极尽哀荣,但“国葬”的表象,掩盖不住国民党内部长期积聚的矛盾.

广东是国民党对抗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孙中山在这里几次开府,使粤系势力在国民党中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四个最具实权的人物,即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粤司令许崇智和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之后才排到.

在廖仲恺这位军政大佬逝后,国民党重新洗牌的机会到了.

廖仲恺因何招致杀身之祸

“廖案”发生前夕,广州正处于多事之秋.孙中山逝世（1925年3月）后,国民党被置于多种走向、多种发展可能性的岔路口上,历史进入敏感、躁动不安的时段.廖仲恺不仅身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也处于国民党矛盾漩涡的中心,是一位关键性的政治人物.

1877年4月,廖仲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一个商华侨商人家庭,祖居广东梅县程江镇.1893年其父病故,廖仲恺决定将父亲的灵柩护送回国,叶落归根.19岁时,廖仲恺入读皇仁书院.其间,认识了何香凝.1897年,二人步入婚姻殿堂.皇仁书院的学习结束后,何香凝变卖了陪嫁,使得廖仲恺能够到学习.在,廖仲恺见到了孙中山.两年后,廖仲恺加入同盟会,并担任了同盟会总部外务干事.

廖仲恺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理财才干,孙中山曾称颂他是天下的理财家.廖仲恺廉洁自守,收受无一私财,直到被刺身亡,他的住宅还是岳父送的一所旧的小洋房.有人感慨地称赞廖仲恺多年“全权管理党的财务,直到民国8年在结算的时候,也没有一笔不清楚的账目,没有一宗无本人签字的收条而支出去的款项”.

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继续执行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是中国的真诚合作者.黄埔军校建立之后,他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两人合作共事,真诚相处,亲密无间.他和李大钊、谭平山等许多人,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仑将军,都交往密切.

廖仲恺知道,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巩固和发展革命势力,必先唤起民众.他是工农民众运动的积极支持者,经常和工人、农民群众接触,指导他们进行革命斗争.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日渐巩固,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势力的不断增长、威信的不断提高,使帝国主义分子,混杂在革命阵营内部割据地盘鱼肉人民的反动军阀,国民党新老,都感到恐惧.

因上述,廖仲恺被刺,社会舆论普遍猜测：一是“反共产”势力所为.在国民党内,廖仲恺一直被视为“亲共”、“袒共”分子.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反共产”口号不断高涨,一时甚嚣尘上.廖仲恺被看作是“的工具”,甚至被认为是.舆论普遍认为“廖案”是“反共产”的势力暗中制造的.

二是反对汪派掌权者所为.孙中山逝世后,围绕着国民党最高权力的第一轮角逐,是在胡汉民、汪精卫两人间展开的.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由汪精卫出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广州政坛的一号人物.廖仲恺当时持“拥汪”的态度,在以汪精卫代胡汉民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改组政府牵涉面很广,汪派排胡出局易,排除胡的政治影响难.更为主要的是,汪精卫并非“最高”的合格人选,勉强上台,只能造成政局的更加动荡.汪精卫不免身陷危局,包括廖仲恺在内,都成为拥胡派势力之众矢之的.

三是仇视、破坏工农运动的势力所为.1925年 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是广东区委发动、并得到广州政府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廖仲恺实际上参与了对省港罢工的策划和领导,他不但以党政高官的身份对罢工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公开出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省港罢工遭到港英等多种势力的反对和抵制,身为罢工之坚强后盾,廖仲恺无异于将自己置于罢工的反对者、破坏者的刀刃之上.

柳亚子1935年6月所撰廖仲恺纪念碑的碑文,称其“以一身而系革命前途之安危”.上述任何一种理由,都可能使廖仲恺招致杀身之祸.

廖仲恺有大功于黄埔,被刺身亡后,闻讯失声痛哭

“廖案”发生之前,国民党内后起的已在廖仲恺帮助下,牢牢地掌控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校长.

当时中国的地方财税都由军阀支配.廖仲恺在一份电报中说：“粤省虽号富裕,而军兴以后,财政久陷分裂.厘捐粮税,悉为各军截收.赌饷烟捐,亦由各军支配.是全省税收,业已瓜分豆剖,点滴无遗.迄今两载,财政命令,不出署门,财厅五易长官也都束手无策.”

黄埔军校于1924年1月24日成立筹备委员会,孙中山任命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当时的军阀对黄埔军校抱敌视态度,拒绝拨款,再加上作为军校校址的广州黄埔长洲岛杂草丛生,困难很大.参加筹备工作才半个月就向孙中山提出辞职,回浙江奉化老家去了.

走后,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于1924年2月25日打电报给说,党事讵可因兄（指）而败,已代告假半月.

当时,孙中山能依靠的军事力量很弱,在困难的条件下,廖仲恺不得不经常跑到军阀的公馆里去,请求军阀拨一些钱给黄埔军校.经过参加筹办黄埔军校的廖仲恺、叶剑英、邓演达和苏联顾问的艰苦努力,黄埔军校终于在1924年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

黄埔军校仿效苏联,在校长之外,设国民党党代表.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廖仲恺被任命为国民党驻校党代表.廖仲恺被委以此职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廖仲恺为人温和,在工作上能很好地配合；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廖仲恺是一个铁杆国民党左派,由他参与校务,有利于维护与苏联的合作“大局”.

从表面上看,廖仲恺的权力很大,黄埔军校中“党代表之地位,一面代党监察校务之推行,一面领导政治部,对全校官生士兵进行政治训练”.党代表对军校的一切命令都有副署权,也就是说,颁布的规章,如果没有廖仲恺的签名,即属无效.在军校实际运行中,因廖仲恺在政府中身兼数职,仅能偶尔来校讲座.其党代表的印章由保管,使军校行政得以畅通无阻.

廖仲恺对黄埔军校最大的贡献是筹款.每当在经费问题上遇到困难时,就会向廖仲恺求助.这时廖党代表会宽慰蒋校长：“你尽管专心教育学生吧,关于经费方面,都由我负责.”

在困难的条件下,廖仲恺惨淡经营,艰难应付.张治中在1936年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曾深情地回忆了廖仲恺在黄埔军校创办初期的情况.张治中讲道：有时军校因缺少经费,第二天就面临断炊.廖仲恺便四处奔走,“一直到了晚上点钟,还没有得到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这一批军阀的公馆里去.这一些军阀总是正靠着烟榻上抽大烟……他为了要养活500个革命青年,不得不为我们牺牲身份,并且也靠着大烟床上陪着军阀谈笑.等军阀高兴了,他才提出有一笔款子可以让他去收一收,只说有一个紧急用途,始终不肯提到是为黄埔学生的伙食,然后这班军阀才答应了廖先生.我们想到当时这种情形,就会由衷感慨,廖仲恺先生真是黄埔的慈母.当时的一般学生,没有哪一个不把他当作慈母看待的……”

廖仲恺有大功于黄埔,他被刺身亡后,闻讯失声痛哭,那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因“廖案”而改变.

借清查“廖案”的机会,权力迅速上升,主谋至今是谜

“廖案”发生后,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以汪精卫、、许崇智三人成立特别委员会,一面接管广州各项大权,一面负责处理“廖案”.胡汉民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胡汉民思想右倾,与廖仲恺不睦,故在刺杀案后成立的“廖案特别委员会”中,他被排除在外.

当廖仲恺中时,卫士当场将凶手之一陈顺击伤.在医院,昏迷的陈顺不时呼叫“大声佬”,大声佬是朱卓文的诨号.案发现场还拾获了陈顺使用的大号曲尺,并从他身上搜出襟章、照等物.根据这些线索,广州市局于案发当日扣留了发给陈顺照的梅光培,并拘捕了为陈顺填发照的粤军南路司令部参谋郭敏卿及与陈顺过往密切的梁博等人,这些人多是朱卓文旧部.

朱卓文被认为是“廖案”最直接的涉案者.他在香山县长任上被廖仲恺免职,与廖有怨；又曾多次扬言“非杀廖仲恺不可”,即便在“廖案”发生一年后,朱卓文仍斥骂廖仲恺“丧心病狂,献媚共党”.看来,对廖仲恺,朱卓文的确素怀怨恨,他也承认有“杀廖”预谋,辩白说因计划泄露而作罢,却未能举出反证.因此,朱卓文的嫌疑实难洗清,国民政府也未放弃对他的追捕.此人倒也命大,躲过了多年追捕,后来竟化名朱元鼎出任中山县土地、建设两局局长,1935年被陈济棠捉住就地决,不过罪名并非“廖案”,而是阴谋推翻陈济棠.

“廖案”后的第三天,粤军第3军军长李福林胡毅生（胡汉民的堂弟）、魏邦平、朱卓文、林直勉等人有涉案嫌疑.周恩来率黄埔军校学生逮捕了林直勉,胡毅生、魏邦平脱逃.林直勉被捕后,承认要“*”廖仲恺,“但谋杀廖仲恺是不知情的”,即承认有反廖言论,不承认有参与杀廖行为.1927年春,林直勉获释.国民党广州市党部设宴欢迎他出狱时,称他为“忠诚的国民党同志”.

胡毅生之涉嫌“廖案”,是因为他有反廖言论.作为自我辩解,胡毅生自陈公开骂廖不等于阴谋杀廖.胡毅生逃走后致书汪精卫,辩称其反廖言论是在公开场合说的,“然一面公然骂廖,一面秘密杀廖,同人虽愚,宁至于此”！胡毅生并斥责汪精卫是“据耳食之谈,以为信谳,枉法弄权.”胡毅生还发表《告内外同志书》,申明他与杀廖没有关系.

随着胡毅生浮出水面,胡汉民也被牵进案中,更被怀疑为主使者.汪精卫妻陈璧君回忆说：“全市哗然,谓杀廖君者,必为胡汉民.”8月25日,派军队搜捕胡毅生时,又让士兵包围并搜查了胡汉民的住宅.胡汉民描述说：“房门外声大作”,大批人“冲到房中”.胡汉民被移居于黄埔军校,等于软禁.当时,胡汉民对自己所蒙受的怀疑曾经断然予以否认,说“此案毫不知情”,并且说这是“以‘莫须有’三个字,置我予死地”.汪精卫和以“廖案”特委的名义,决定“胡汉民出洋”.鲍罗廷的态度更是“必须让他（胡）离开”.汪精卫实际上是想趁机将不同政见的胡汉民“请”出广东,送往苏联.

案发之初,胡毅生受“重视”的程度并不在朱卓文之下,但很快他就淡出了办案者的视线,这与国民政府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不无关系.国民党二大时,在缺席情况下,胡汉民高票当选为国民党委员,并选进常委.为对付西山会议派,胡汉民的政治地位从一位因涉嫌“廖案”而放逐海外者,变成了汪精卫、的“统战对象”.胡毅生后来也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国大”代表、“总统府”顾问.不过,胡氏兄弟并没有从“廖案”中清白脱身,陈公博就说,“自然不是胡先生当面指使凶手,但团体里酝酿廖先生,而胡先生不加制止,这是事实”.这一点,应当就是胡毅生之所以被“廖案”特别法庭的检察官、审判官“忽略”了的原因所在.

李福林的给粤军带来灭顶之灾.命何应钦率黄埔学生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握有一万粤军的梁鸿楷.称粤军中还有很多其他将领涉案,为“保护”总司令许崇智的安全,命黄埔学生军接管了许崇智的警卫工作.许崇智的粤军与属下黄埔学生军的矛盾终于爆发.9月5日,许崇智奉命担任“财政监督”,但4天后,就以不顾大局、把持财政为由把他告到汪精卫那儿.9月19日夜,又给许崇智送去一封长信,逼其立即去职.无可奈何之下,许崇智见大势已去,只好辞职赴沪.许崇智前往上海后,对粤军进一步整肃,成功“收束粤军一切事务”,逐渐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军事实权派.

历史学者曾庆榴表示,“廖案”发生前,的职务是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他不是国民党委员,也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他无疑是因进入廖案特委才进入国民党最高权力核心的.而的关键起步,应从以武力驱逐许崇智、并吞粤军算起.这事实上是在汪精卫许可之下,以武力向他的顶头上司夺取军权的行为,是扩张军事实力,进而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的发端.从倒许开始,几个月时间内,靠着手中的杆子,一步步攀上了国民党权力的巅峰.

在“廖案”发生时,国民政府除了黄埔军校外,尚有各军自办的多所军官学校和讲武堂.借“廖案”整肃粤军之后,192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改组陆军军官学校为军事政治学校提案,将所有这些学校都并入黄埔军校,统一进行军事教育和军官培养,并将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军事政治学校,直隶于政府军事委员会.黄埔军校从军事学校,变成军事、政治并重的学校.学校规模扩大,机构逐步完善.3月1日,军事政治学校举行成立典礼,任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李济深任副校长.这预示了和黄埔系时代的真正开端.

国民党内的左、右之争,左派一方,廖仲恺被杀、汪精卫失败；一方,胡汉民与许崇智双双被逐,国民党党内的广东人势力被基本肃清.黄埔军校校长成为唯一的胜出者.

“廖案”发生一年后,经“廖案”特别法庭审理,涉案者梁博处以死刑,后郭敏卿也被处死,梅光培被释放,其他凶手大多不知所终,震惊中外的廖仲恺被刺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但幕后的主谋元凶是谁？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

（参考资料：《廖仲恺的喋血人生》《文史天地》2013年第10期、《廖仲恺是怎么被害的》（《青年文摘》1983年第8期、《历史迷雾中的廖仲恺案》《粤海风》2009年第3期、《廖仲恺之死与崛起》《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0期、《廖仲恺被刺杀 元凶成历史之谜》《南方日报》2011年10月18日、《廖仲恺被后 为何会痛哭失声？》《红广角》2013年第2期、《廖仲恺遇刺,夺军权开启黄埔系时代》《南方都市报》2014年8月6日等；作者：齐廉允、曾庆榴、杨津涛、王怀洲、韩福东等）

险遭英美内幕

因为“不听话”,1944年,美国人和英国人一度计划通过坠机方式将,夺取中国军权……

1943年11月下旬,中、美、英三大国首脑、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开罗会议,讨论制定三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解决远东问题.

在会上,与丘吉尔其实面和心不和.那几年,他俩的分歧越来越深.丘吉尔不仅仅是冷落,他还想谋杀.二战期间,英国一方面参加对日战争,一方面又对中国抱有强烈的戒心.英国想染指西藏,一心想策动藏人独立,摆脱国民党政府.另外,为团结印度人抗日,多次公开催促英国让印度独立.1943年2月,宋美龄成功地出访美国,却以“身体欠佳”为借口,谢绝了英国的邀请,这也使丘吉尔相当恼火.可以说,丘吉尔想干掉绝非心血来潮,他曾召集几名英军将领开秘密会议,还指定英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查尔斯上校全权负责,相机行事.

随后,查尔斯组成特别行动小组,网罗了两名中国空军上校和几名英军军官,准备实施计划.

开罗会议召开前,查尔斯从伦敦弄回三枚最新式的微型高爆炸力,打算在兰姆加尔机场放在的座机里,但的警卫人员警惕性很高.戴笠门下的两名军统上校带一队卫兵团团围住座机,不准任何人走近.不过,查尔斯发现美国14航空队的地勤人员似乎受到的绝对信赖.两名美军上尉机械师还被请来协助中国机械师检修飞机.这使查尔斯得到启发——计划一定得有美国方面协助.

此时的美国人,也正在暗中计划除掉,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往重庆的最高军事代表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便是该计划的主谋之一.

1943年12月6日,罗斯福会见史迪威.罗斯福问：“你以为蒋（介石）能维持多长时间？”史迪威答道：“局势很严重,日本人再来一次大进攻就会把他推翻.”罗斯福说：“那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随后,史迪威准备了一份的计划——“蓝鲸行动”,准备在乘飞机访问印度的途中动手：在的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上空时,飞机发动机突发故障.机上所有人员不得不弃机跳伞,而机上为乘客准备的所有降落伞都是失灵的,从而制造“死于空难”的假象.史迪威要助手多恩上校积极准备,执行期限为三个月,逾期自动失效.

1944年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美军14航空队情报处长莫瑞特上校应英国驻华使馆副武官查尔斯之邀,前往上清寺附近的英国驻华大使馆开会.

查尔斯想取得莫瑞特的配合支持,除掉.莫瑞特深受中国军统、中统干部的信任,可以自由出入重庆大本营和各情报部门、特工机关.如果能争取莫瑞特参与这一绝密计划,形势就大为有利.经过一番试探,查尔斯向对本国除蒋计划还一无所知的莫瑞特亮底.莫瑞特答应考虑查尔斯的建议,他向查尔斯保证：即使不便提供帮助,也绝不会坏了对方的事.

2月19日,多恩也秘密召见了莫瑞特.莫瑞特将英国方面拟定的除蒋计划告诉了多恩.多恩听后,摇头说：“英国人与中国警厅,特别是军统关系很紧张,他们的计划极难成功.我们没必要与他们合作.根据可靠情报,夫妇已定于3月中旬访问印度.还要去兰姆加尔基地为卫立煌、孙立人等中国远征军将领授勋.我们动手的方案是当的座机飞到喜马拉雅山上空时,制造空难,机毁人亡……我们美国一直支持.人们会怀疑这是日本人干的……”莫瑞特当即点头称是：“看来,确实得由14航空队的人来唱主角.”

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1944年3月,急于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日本人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因战事吃紧,临时决定取消访问印度,“蓝鲸行动”就此流产.

虽然逃过了劫难,但史迪威还是愈来愈明确地认为,“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后来,局势发生了变化,开始考虑战后称霸世界战略的罗斯福想使中国成为亚洲抗衡共产主义的堡垒,而总统特使赫尔利于1944年秋季访华回国后,也在罗斯福面前极力美言,称是“使中国团结一致的唯一人物”、“美国利益的最佳*人”,美国这才改变了对的态度.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看天下》2008年第10期）

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既依靠日本人,又想摆脱日本人.

日本人为张作霖挖一口死亡的陷阱,老帅在少帅28岁生日当天死去.

张作霖化险为夷,不承认与日本人签订的“五项条约”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去世.因事件发生在皇姑屯火车站以东,史称“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小洼村的一个贫困农家.在乱世中,张作霖历尽坎坷,一步一步地从绿林枭雄到称霸一方的“东北王”.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正值日本大肆向中国扩张势力阶段.想解开张作霖被炸身亡的谜题就得回溯他和日本的关系.

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告捷之后,张作霖问鼎中原的野心日渐膨胀,把大批奉军开入关内,向南方各省扩张势力.正当他跃跃欲试的关键时刻,内部却发生了分裂.1925年11月22日,奉系名将、时任京榆驻军副司令的郭松龄发动兵变,率领倒戈反奉的7万大军,势如破竹,迅猛异常,击溃张作相部,突破山海关,占领绥中、兴城、锦州……奉天城危在旦夕.

张作霖原想电调吉林、黑龙江的军队来救援,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决定求助日本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表示,一定竭尽全力保护张作霖的安全,并要求以“五项条约”作为条件.“五项条约”内容如下：第一,准许日本在东三省享有商租权利；第二,准许日本在吉林、延边地区有行政权；第三,准许日本延长在吉林的铁路并与图们江通韩国铁路接轨和联运；第四,准许日本在洮昌等县设领事馆；第五,承认土地和矿山开发权,详细办法由中日外交机关人员共同协商决定.

日本人是在趁火打劫,但在这紧急关头,就是毒酒也要喝,于是张作霖签了字.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郭松龄的部队在锦州停留了三天.这为张作霖电调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赢得了时间.同时,白川向郭松龄通电：“南满铁路沿线两侧30里内,不准中国军队通过.”郭松龄军队受阻,加上天气骤然变冷,粮草断绝,士气不振,作战连连失利,郭松龄被活捉后就地处决,倒戈反奉遂告失败.

张作霖化险为夷,但拒不兑现“五项条约”.白川大为震怒.这是日本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谋杀张作霖的始因.

张作霖成为北洋军政府的国家元首,日本人逼其离京返奉

1925年底,张作霖从“倒戈反奉”的噩梦中惊醒后,问鼎中原的野心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日渐膨胀.1926年初,他借口报冯玉祥策划郭松龄倒戈反奉之仇,组织“讨赤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他认为要想尽快达到目的,必须得到日本政府的谅解和支持,于是再次找白川寻求援助.

日本政府认为张作霖仍然有极大的利用价值,便不遗余力地在经济和军事上给予支持,当然条件也极为苛刻.张作霖以出卖满蒙主权作为代价,换取了日本人的援助,并向日本政府承诺：如果他的军队能进驻北京,将兑现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密约（包括口头答应的）.

张作霖名为“讨赤”,实为与各路军阀争夺天下.冯玉祥在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的压力下,为了保存实力,放弃京畿,退往绥远一带.张作霖与吴佩孚明争暗斗,时战时和.1926年6月,他与吴佩孚在北京商定了“讨赤”计划,张作霖负责北方,吴佩孚负责南方.吴佩孚失败后,北京政府失去靠山,处于瘫痪状态.

1926年11月14日,张作霖为了把北洋军阀各派系拢络在他的门下,在天津蔡园主持召开了北洋各派代表会议.12月1日张作霖在蔡园就职,由“讨赤司令”变成了“安国司令”,统领十五省军队.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张作霖虽然如愿以偿,但麻烦不断.日本人首先找上门来.9月7日,驻北京的日本公使芳泽谦吉面见张作霖,要求他立即取缔东北反日运动,解决“满蒙悬案”,并向他提出严重警告.

坐上国家元首宝座之后,张作霖成了众矢之的,不得不与、吴佩孚、孙传芳等新老军阀周旋.他为了换取与的合作,在配合“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又非法搜查了苏联大使馆,当场逮捕了中国早期创始人李大钊和在大使馆避难的60余名人,并于1927年4月28日组织特别法庭,对李大钊等20人判处绞刑,以讨好,但这并没有得到对手的谅解.联合了西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长江流域的李宗仁等各路军阀,进行北伐,直指张作霖北京的安国军政府.

一天,张学良从保定前线回来,力劝张作霖离京返奉,不要继续和北伐军作战：“日本人盼着我们打,如果我们败北,日本人抄了我们后路,我们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拍着桌子说：“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我们兵工厂里有二三十万支好,有1000多门迫击炮,天上有飞机下蛋,地上有四条腿的骑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撑死了有1.3万人.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臧式毅（当时任奉天省省长）召集南满铁路沿线各县县长、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咱东北军有30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1万多日本子就交代了,咱怕日本子干啥？”

尽管张作霖这样说,最使他头痛和难以对付的还是日本人.1928年5月17日夜,芳泽谦吉突然来访,刚要入睡的张作霖不得不起来应付.

芳泽来访是受命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目的有二：其一,日本对当前中国南北军阀大混战的后果极为关注,张作霖一旦败北,列强将趁机插手东北,日本妄图独占东三省的局面将被打破.芳泽奉命让张作霖立即返回奉天,不要卷入这场大混战,一定要保住东三省的地盘；其二,芳泽受命要张作霖立即兑现与日本签订的密约和口头允诺,解决“满蒙悬案”.

芳泽夜访张作霖谈得很不融洽,张作霖表面上接受了芳泽的劝告,答应不久将离京返奉,但什么时间走,却一字不露.当芳泽要他立即兑现所签的密约和许诺时,气氛越发紧张.最后,二人发生激烈的争吵,一直到次日凌晨3点多毫无结果.

芳泽突然指着张作霖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这个陆海军大元帅对此应负一切责任！”张作霖听了勃然大怒,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岂有此理！我不能做叫我子孙们抬不起头来的事情.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随即把手中的烟袋狠命地往芳泽脚下一摔,烟袋嘴折为两段.

张作霖气冲冲地扔下芳泽,回到内室.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日本人继续对张作霖施压,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军当解除其武装”.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在沈阳满铁借用地分设六大警备区,日侨也组织日勇千余,剑拔弩张”.在内外交迫下,张作霖不得不表示离京.

当时报刊分析张作霖“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一、张作霖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均无从说起；二、奉军新派人物,均极盼张速去,以望与党方（国民党）合作.同时,奉军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军心早已动摇.

一场震惊世界的,在河本大作的精心策划下步步临近

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说明自己到北京“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惟望中华国祚,不自我而斩,共产赤化,不自我而兴.……”

离京返奉的工作已全部就绪.6月2日晚,日本公使芳泽再次来访张作霖,拿出早已拟好的公文,主要目的是让张作霖出让东三省主权,胁迫张作霖签字.张作霖让人把签好字的公文交给芳泽,推托说公务太忙,不能奉陪.

刚刚送走芳泽,张作霖便收到了一份令他震惊的情报,离京返奉的起程时间——这个绝密消息已经被日本人获取,并得知日本人要在山海关袭击他的列车.张作霖决定提前3小时起程,一定要赶在日本人对他下手之前.

子夜,张作霖下达了离京返奉的命令.他乘坐一辆大型厚钢板防弹车,车辆在全副武装的卫队护送下,急速驶向前门火车站.

芳泽回到使馆打开公文一看,张作霖像上司审批文件一样,只写了个“阅”字,并未署名.芳泽怒气冲冲地给张作霖打电话.张作霖的官邸已人去楼空.

张作霖的专列共20节,他乘坐的第10节车厢是慈禧太后当年乘坐的蓝钢皮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豪华型大包车.6月3日1时10分,张作霖和其随行人员全部抵达前门火车站,在保定前线的张学良和杨宇霆没来得及赶到北京送行.

6月4日天将破晓时,专列已经到达了皇姑屯火车站.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是关东军强硬派的骨干分子,在关东军内部预谋杀害张作霖的想法由来已久.1928年5月,日方想趁张作霖在离京返奉举棋未定的时候,派遣竹下义晴参谋为密使,去北京刺杀张作霖.河本大作得知内情,便找到竹下义晴,说：“一切责任要由一个人去负,不给列国有插足的机会.所以,由我来干.”并说,“你直往北京,仔细侦查张作霖的行动,随时告诉我.”

就这样,河本大作在关东司令村冈长太郎等人的默许下,担任了谋杀张作霖行动的总指挥.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亲自制定了谋杀方案.

谋杀地点原定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桥,后因这一地区中国军警监视甚严,没有下手的机会.最后把谋杀地点定在位于皇姑屯车站东部、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点的三洞桥上.

三洞桥上本该由中日双方共同防守,关东军为了便于实施,以极其强硬的口气,拒绝奉军上桥执勤,三洞桥上完全由日方警戒.

不久,竹下义晴来了密电,向河本大作报告了张作霖离京返奉的预定行程.河本大作令人严密监视张作霖的专列,即时向他报告沿途情况.

河本大作决定用炸毁火车,勘察埋设的地点后,选定两处：一是在三洞桥南侧石墩上方与上边铁桥连接处.二是在中间桥洞的副桥北端.为了防止爆炸失败,准备了两道引爆装置,由独立守备队长铁男负责引爆.如果万一爆炸失败,即采取火车出轨翻车的计划,乘其混乱,由荒木五郎率部射杀张作霖.

在专列到达之前,日本人已经悄悄把120公斤分装成30麻袋,安置在事先勘定的桥墩上.河本大作的谋杀计划,属于绝对机密,为了阻止日本火车在这个时间开过来,特装设了发电报警信号,以防止南满铁路线上的日本火车遭受损失.

就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在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精心策划下,步步临近.

张作霖被炸身亡,日本田中内阁倒台

在方案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日本人不惜用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策划了嫁祸于北伐军的阴谋.

日本浪人安达隆盛按照河本大作的指令,买通一个叫刘戴明的中国人,面授机宜.不久,刘戴明找来吴贵生、张文才、查大明三个穷困潦倒的中国人.刘戴明先付给他们每人50元,让他们换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制服和鞋子,一连几天给他们好吃好喝的.

6月3日深夜,刘戴明突然把他们三人叫出来,指着三洞桥方向说：“你们一直往前跑,到日本守备队哨所去听候命令.”吴贵生、张文才立即向前跑去,查大明心中疑惑,踌躇不前.当吴贵生、张文才跑到三洞桥附近,迎面突然蹿出几个拿着的日本兵.查大明一看不好,拼命地向相反方向跑去.日本兵怕暴露目标,没有向查大明开射击,查大明虎口脱险,吴贵生、张文才被当场刺死.

日本兵把二人尸体放到三洞桥的西南侧,伪装成“南方队投弹炸车”的假现场：把伪造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两封密信,藏在吴贵生的尸体上,内容写有商洽有关东三省“起义”的字样.张文才的尸体被摆成欲投掷炸弹炸桥的动作,手里握着苏制炸弹.

事后,刘戴明也遭到了日本关东军的灭口.查大明脱险后,逃到奉军所管辖的监狱,向典狱长陈述原委,使张学良在张作霖被炸之后,便知道了皇姑屯事件的真相.

1928年6月4日凌晨,张作霖的专列到达皇姑屯火车站,稍作停留后缓缓向三洞桥驶去.这时,铁男正在日军望哨里,数着进入三洞桥的专列.当铁男数到第10节车厢时,按下了电流引爆装置.

天崩地裂的两声巨响伴随着浓烟滚滚,火光映红了已经坍塌了的三洞桥桥墩,铁轨被炸得弯曲变形,滚滚烟尘笼罩着被炸毁的专列,喊声、哭声、求救声混杂在一起.据当时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报纸《时事新报》披露,在皇姑屯事件中,20人死亡,53人受伤.

从车头算起,被炸最严重的是第9至12节车厢.张作霖的大包车车身全部被毁坏,仅剩前门框,整个车厢被烈火吞噬.当时车厢里有张作霖、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校尉处处长温守善三人.吴俊升被炸得腹部破裂,头部被一根道钉穿入,当场毙命.温守善被埋在炸碎的枕木、石块中,他奋力爬出来,在烟尘中寻找张作霖.

在离车厢三丈多远的地方,温守善发现了昏迷的张作霖,只见他颈部还在流血,温守善急忙掏出手绢堵住张作霖的伤口.温守善与张作霖三子张学曾把张作霖抬上汽车,以最快的速度驶向大帅府.张作霖经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许去世,时年53岁.当天正是阴历四月十七日——张学良28岁生日.此后,张学良至死也不在那天庆祝自己的生日.

炸车后不久,日本人先后制造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和奉天炸弹案,企图引起混乱.6月16日,1万8千余名日军士兵又在奉天城南演习.为防止日军乘机举动,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的死密不发丧,发表通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安谧如常”.大帅府邸依然灯火辉煌,烟霞阵阵.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同时,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以稳定局势.由于日军不知道张作霖是否毙命,未敢贸然行动.直至张学良潜回奉天,他强忍悲痛,模仿父亲的笔迹签发命令.等到把一切相关事宜都安排好了,才于6月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

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对小矶国昭私下吐露了自己是谋杀张作霖的真凶.河本大作死后,他的回忆录《我杀死了张作霖》出版.

张作霖被炸死后,因日本内部矛盾和舆论谴责,在1928年末,在野党以此向田中内阁发难,要求追究事件真相.而在此期间,日本陆军中枢部门的少壮派骨干军官,如：冈村宁次、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人,采取坚决维护河本的方针,反对以军法或司法程序处置河本.同时也得到白川义则及陆军上层人物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等参谋本部首脑的支持,形成陆军全体结成维护河本的阵势,而执政党政友会的首脑也强烈反对处置河本.进退两难的首相田中义一,又前后两次上奏不符,失去天皇的信任,被迫辞职,河本大作仅以被解职了事.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河本大作贼心不死,妄想等待时机,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故继续留在山西,充当阎锡山反共的帮凶,直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被捕.经之后,他详细交代了策划炸死张作霖的全过程.1955年,河本大作死于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

（参考资料：《“豪侠”张作霖》《名人传记》2011年第10期、《张作霖被炸经过》《文史精华》2011年第2期、《日本参与“皇姑屯事件”无可争议》《光明日报》2014年6月13日、《皇姑屯事件日本人嫁祸始末》《辽沈晚报》2014年9月24日等；作者：吕静、郑晋鸣、胡玉海等）

苏联特工谋杀了张作霖？

尽管日本制造说言之凿凿,但商榷之声依然不绝于耳.2014年年中《光明日报》载文明确指出：“事实上,虽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承认,自己是策划‘皇姑屯事件’的幕后凶手,但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却没有对河本大作以及日本在‘皇姑屯事件’上的责任作出明确裁判,这就导致中外史学界对‘皇姑屯事件’各有说法,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认为日本人策划了谋杀案；另一种说法认为是苏联特工策划了‘皇姑屯事件’.”

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一书,认为抗战前期苏联最大的噩梦是遭受德日两国夹击：“苏联的主要对策,便是挑动中日冲突,并使中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挽救苏联.皇姑屯事件现在被证实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从这个逻辑来看是完全合理的.”该书在证明苏联制造说时提供了反证,给出了日本制造说不成立的证据.但是,反证很不全面,关键漏洞有四：

1、日军为何在现场？既然苏联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为何众多证据都表明日军当时就在现场,否则日本怎么可能拥有现场爆炸的照片和影片.可见苏联制造说由于无法否定日军就在现场的事实,因此只能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2、河本为何要“自供”？既然苏联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河本为何要代人受过？苏联制造说的理由是河本在审判前因被苏联收买而作伪证,其“自供”也完全由他人捉刀.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临时收买,河本就根本不可能“自供”.这种收买的情况当时完全可能发生,但这种解读却完全错误,因为河本在当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后不久就主动做了“自供”.据日本作家大江志乃夫说：“河本对前来调查的陆军部始终隐瞒真相,但对堪称陆军部同志的上司荒木、小矶以及盟友小畑则说出了实情.”“这意味着河本本人选择这三人作为他吐露真相的对象”.可见河本早就承认自己是皇姑屯事变的制造者,根本无需被人收买.

3、日本政府为何默认？既然苏联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日本政府为何主动承担了责任,还处分了河本等人.大江志乃夫说,当时日本“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认为事件重大得令人吃惊,他说：‘这是超党派的事关国家的大问题,希望一切交给总裁处理,要慎重对待.’有关事件的真相很快就直接传到田中内阁的在野党的耳中,不久便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之名成为政治斗争的火种.”河本等人受到的处分,表明日本政府最终默认皇姑屯事件由河本制造.

4、日本学界为何都承认？面对完全有可能自证无罪的良机,日本却甘愿认罪甚至“死不悔改”的奇怪反应,完全违背日本学界的一贯作风.因此,苏联制造说很难成立.

（参考资料：《苏联特工害死张作霖？》《非常关注》2012年第4期等）

“塞外皇帝”杨增新血溅欢宴

在动荡时局中,杨增新统治新疆达十余年,堪称奇迹.

他闭关自守、翦除异己,同时也抵御外敌,避免新疆脱离中华.

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如何在新疆崛起与“落幕”？

杨增新统治新疆十多年,在新疆人的心目中,毁誉参半

1928年7月7日,星期六.迪化（今乌鲁木齐）的省立俄文政法专门学校内张灯结彩,人声鼎沸,这所新疆最高学府正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新疆省政府高层军政官员、特邀嘉宾纷纷前来祝贺,一派喜庆气氛.

岂料午宴响,一位60多岁的老人应声倒地,血溅华堂,他正是独霸新疆省政权达17年之久的“新疆王”杨增新.

4天后,《大公报》评论道：“新疆自民国元年以来已成独立割据之势.前任省长杨增新氏,更以闭关政策与相绝,其政治设施无一非满清遗制,人民处于樊笼之中,备受压迫之苦,但鸣怨无处,反抗无力,只有忍气吞声而受之.民国十七年北伐军抵北平,杨仍犹豫观望,有志之士樊耀南者,集合同志将杨击毙,以为改革新疆之初步.”

《大公报》的文章定下了评价杨增新的调子,后世多将杨增新身上贴上满清旧官僚、割据军阀、保守落后分子等标签,将其意外身亡视为阻挡了时代潮流的必然.

但历史像是故意与《大公报》开了个玩笑.杨增新死时,“全省人民巷哭野祭,女人孺子亦相向而哭”.杨增新“我死后新疆必乱”的预言变成了残酷事实.之后,新疆迅速陷入动荡战乱,几乎不为中华所有.

杨增新在新疆人的心目中,毁誉参半.清末民初是中国政局十分动荡的年代,皇帝、总统更替频繁,各省的巡抚、督军、省长、主席也很难坐稳他们的交椅.在这个混乱时代,云南人杨增新统治新疆十多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杨增新（1864—1928）,字鼎臣、子周,号荩臣,云南蒙自人,1889年中己丑科进士,被选用甘肃中卫县知县,在甘肃任职近20年.初上任时,甘肃局势不稳,民生凋敝、田园荒芜.杨增新一面亲督兵丁稳定局势,一面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又冒着违反朝廷禁令之风险,减免百姓的赋税,使社会逐渐稳定.他捐出俸禄重修风林书院,增设了龙泉、爱莲书院,延聘名师任教.在该书院学习的生员,参加乡试一次就有九人中举,为甘肃一省之冠.他还开设孝廉堂,选拔优秀的地方子弟加以培训,并亲自授课辅导,使河州地区数年间人才辈出,文化大兴.杨增新也因此声誉大增,地方百姓曾立德政碑、建生祠以颂其德.

1907年,杨增新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次年经新疆布政使向该省巡抚袁大化保荐,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升任新疆阿克苏道尹.在新疆任职初期,杨增新便显示出善于谋划、机警过人、敢作敢为的才干.为此,他深得袁大化的赏识和重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掀起辛亥革命的波澜,引发国内政局的剧烈动荡.杨增新看准机会,加紧夺权,迅速崛起.

1912年l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新疆伊犁伊斯兰民族分裂势力发动叛乱,杀死伊犁将军志锐,宣布独立.杨增新眼看清朝廷覆灭,即以保卫省城,维持治安为由,向新疆巡抚袁大化建议,由他出面招募军队.袁大化准其求,杨增新急招募骑兵五个营,自任统领.2月,袁世凯代行临时大总统,任命袁大化为新疆都督.袁大化不受,保荐喀什道尹袁鸿佑出任该职务.杨增新极其不满,暗中收买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等人,了袁鸿佑.6月30日,已受抚的革命军蔡乐善带领部下反水,情急之下袁大化保荐杨增新为新疆都督.杨增新上任后举兵镇压蔡乐善成功.此间,革命党人冯特民因在武昌宣传革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通缉逃往伊犁,建立新伊军政府.冯特民看中杨增新手握重兵,力荐杨增新为军都督,随即新疆都督府与新伊军政府合建.袁世凯为把杨增新收为羽翼,委他任新疆都督兼布政使,密令他严防革命党人活动.

杨增新执政初期,新疆内忧外患,社会动荡,外有沙俄帝国主义煽动和支持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独立”,脱离中国,并派兵侵扰新疆边境、侵占科布多；内有哥老会频繁活动骚乱,革命党人四处活动反抗都督府,哈密铁木耳发动农民起义……

面对动乱情势,杨增新深知自己羽翼未丰,实力有限,集中全力先攘外而后治内.他首先倾竭省库经费,出兵支援与科布多相毗连的阿尔泰.沙俄见势叫嚷要出兵干涉.杨增新不惧威胁,遣军驻防托察汗通古.沙俄讹诈不成,又出兵伊犁、阿尔泰,逼杨增新撤军.杨增新岿然不动.1913年11月,袁世凯同沙俄驻华使馆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声明另件》,将科布多割让“独立”的外蒙古；12月,阿勒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与沙俄非法签订《中蒙军队停战协定》,要新疆军队从察汗通古撤回元湖.杨增新断然拒绝,坚守疆土.

对内,杨增新采取以柔克刚、各个击败的政策对付各个势力集团.他长袖善舞,用怀柔手段进行收抚,同时大刀重锤,实施武力镇压.不到两年,杨增新将革命党人和农民起义都镇压下去.他在日记中写道：“纵一人生而千万人不免于死,是生者死之根；杀一人而千万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本.故渠魁首所当诛,而为恶不宜轻纵.”

新疆局势基本稳定后,杨增新集中精力消除异己,限制王公贵族势力,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他的一些经济政策得到了社会拥戴.

杨增新热衷于“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自称“变葱岭之荒垠,而为桃源之乐土也”

1915年6月3日,袁世凯废督裁军,杨增新表示拥护,被委以新疆巡按使加将军衔,督理新疆军务.

次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称帝,杨增新受封一等伯爵.25日,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全国响应,杨增新急忙宣布拥护共和制度,表示不参加直、皖、奉三系军阀混战.他在新疆省政府大堂上悬挂的一副对联是：“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扭率南回北维,浑噩长为太古民.”这副对联表明了杨增新的政治主张,他深受黄老哲学思想的影响,热衷于“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对新疆人民采用策,认为民众能种田、学手艺就行,不用有知识和政治思想.

杨增新担任新疆最高军政长官时,每天黎明即起,在未办公以前,要读一炷香至三炷香的书.所读的书,主要是《道德经》,还分发给他的属下和亲友们一本读书心得——《读老子》.每天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批阅公文和了解情况,事必躬亲,连机要室的钥匙也自己掌握,重要函电必定亲自书写；他无不良嗜好,不贪图享受,不讲排场.曾在杨增新手下工作过的包尔汉回忆说：“杨增新私人生活相当朴素,他没有任何嗜好,不纳妾,不讲究生活享受,不讲排场,尤其反对馈赠办寿.他事必躬亲,每天用大部分时间批阅公文,了解各地方情况……”

杨增新不相信科学知识,他认为中国过去的儒道佛学以及各杂家思想尽可以够用,不必向外人多事追求,最多学学制造炮、汽车或其他机器就行了.

为独霸新疆,杨增新对政府阳奉阴违,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从内地派来的人除特殊情况外,一概拒绝接纳.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曾指派孙道仁到新疆担任戒烟督办,却被杨增新婉言拒绝.随后,北京政府商议将聚集在山西平阳一带的大批游民迁往新疆,杨增新又借口移民开支太多、新疆饮用水不足等,拒不接纳.对于非团体或私人去新疆,杨增新同样如临大敌,在星星峡专门设卡稽查,没有经过他本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境.由新疆返回内地的人员,也必须申请领取督署或省署的护照,才能离开.此外,杨增新对新闻舆论也严加防范.省内人士所订内地各种报刊,杨增新一律扣留,交存省署,由自己一人阅读.

在军事政策上,杨增新认为,兵多事多,不但不能保民,反而病民害民.1921年以后,他进一步大量裁军,如新疆陆军第1师,按编制应辖两个旅,实际人数只有一个团左右.哈密、喀什、伊犁三地名义上各有驻军一个旅,实际上除伊犁外,其他两地的驻军都不足一个团.同时,军队的待遇低、装备差、缺少训练.杨增新生怕军队串通犯上作乱,有意将新疆驻军的系统打乱,互不交往,各自为政.

在民族政策上,杨增新采取的是牵制手段.新疆是个多民族聚集地区,加上漫长的边界线,各类矛盾错综复杂,极易发生动乱.杨增新深知其中矛盾尖锐,以力量牵制的手段因势利导,比较牢固地控制着省内局面,始终没有大的混乱发生.他依靠当地的回族人对付汉族“游官、游民、游勇”的“作乱”.同时,拉拢和收买少数民族中有实力的王公贵族,通过他们安抚各少数民族百姓.

杨增新对于自己在新疆的统治颇为得意,自称：“变葱岭之荒垠,而为桃源之乐土也.”他还写下《题镇边楼》七绝四首,将自己形容成一个“忧国忧民”的救世主.诗曰：

山关何必望封侯,白发筹边几度秋；

四海无家归未得,看山一醉镇边楼.

居夷已惯不知愁,北维南回一望收；

却怪当年班定远,生还只为一身谋.

丈夫耻为一身谋,饥溺难忘禹被忧；

力障狂澜三万里,莫教海水向西流！

虎斗龙争未肯休,风涛万里一孤舟！

但期四海澄清日,我亦躬耕学买牛.

杨增新曾经对人说,十年间,他杀死过6700余人

杨增新吟诗作赋,谈经论道,如饱学老儒.其实骨子里暗藏诡诈残暴,他有两句口头禅：一是“知其为害,则当于患之未发而先除之”；二是“圣人为天下除害,亦须下狠心辣手”.杨增新曾经对最亲密的朋友说,十年间,他杀死过6700余人.

1916年,袁世凯加紧称帝.蔡锷等人在云南发起护国讨袁,曾联络杨增新联手,被杨增新置之不理.不久,云南人杨查在新疆宣传反袁独立,得到杨增新卫队营长李寅、夏鼎及军装局总办杜国祯、局长刘应福、矿务督办邬铭魁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的联名上书遭到杨增新的反对,于是大家商议倒杨.杨增新得到密报后,不动声色,暗中部署镇压行动.

一日,密探谢文富得到杨查、李寅等云南人准备起事的情报,急匆匆地找到杨增新,当着在座的人大声说：“大人,不好了！杨查、夏鼎、李寅商量在近日谋反！”

杨增新听罢勃然大怒,拍案骂道：“谢文富！你竟敢有意挑拨我们同乡间的感情,造谣邀功！”当场令马弁将谢文富拉出去毙.

1916年元宵节的前一天,杨增新在督军署宴送教育部视察员刘章植,各厅道军政官员一同作陪.

宴会间,杨增新外出一会儿,再返回时身后紧跟两名手持大刀的马弁.杨增新一进门,一指夏鼎：“砍夏鼎！”

瞬间,毫无戒备的夏鼎已身首异处.众人惊魂未定,杨增新又手指李寅,令道：“砍李寅！”李寅当即毙命.

在场的人被吓得瑟瑟发抖,全场鸦雀无声.杨增新平静地说：“李夏二人图谋造反,不让新疆的老百姓过太平日子,我才忍痛杀掉他们.只是变起仓促,来不及事先说明,让大家受惊了,现在我向大家赔礼！”事后,杨增新立即逮捕并决了杨查,宣布将杜国祯递解回籍,实际派人在途中将其.

同年,曾追随杨增新、参与屠杀过许多革命党人的昌吉县知事匡时也上书杨增新,建议倒戈讨袁、宣布独立.杨增新在收到袁世凯关于处决匡时的复电后,便以请宴为名,将匡时诱至督署东花园.当二人散步聊天时,杨增新找了个借口离去.埋伏在附近的马弁从背后向匡时开,穿透其胸膛.

新派人物与杨增新矛盾日益尖锐

杨增新的铁腕政策引发很多人不满,为他的死埋下了祸根.1917年,黎元洪任总统,委派樊耀南到新疆做阿克苏（新中国成立后,阿克苏为迪化县十区三乡）道尹.正是此人设计结束了杨增新的性命.

樊耀南（1879—1928）,字早裹,湖北人,18岁中秀才,1904年公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法,获法学学士学位.1908年毕业后回国.归国后,他曾假道西伯利亚,经长途跋涉,从塔城进入新疆,任新疆地方审判厅厅长兼政法学堂教员.辛亥革命后,曾任新疆审判厅厅长.北洋政府建立后,樊耀南回北京在国务院供职,曾任副总统黎元洪的顾问.1917年,被任命为阿克苏道尹.

樊耀南不像一般官吏那样“千里为官只为财”,他很想在新疆施展政治抱负.他接受过国外先进文化,思想比较新派,对新疆官场中浓厚的封建腐败气息深恶痛绝,被称为“新派”.他提出“民族平等、整理财政、铲除贪污、发展教育、整理军队”等“挽救新疆”的五项办法,对杨增新的“小国寡民”政策极为反感.

对樊耀南,杨增新采取怀柔手法,以免得罪北京政府.樊耀南到任之前,杨增新已接到来自北京的密报,称樊耀南受北京政府委托来到新疆,意在探听虚实,寻机取杨增新而代之.因此杨增新对樊耀南很有戒心,让他在新疆坐了很久的冷板凳,才召樊耀南来迪化做道尹.

从表面上看,杨增新对樊耀南尽拉拢、照顾有加.如杨增新借口樊道尹的家眷都在关内,又有两个公子在读大学,应该“津贴”一下,一次就派人送去价值几百两黄金的新疆币.1924年,樊耀南的母亲病故,樊耀南打算借奔丧之机,返回内地.杨增新立即令财政厅给樊耀南的老家汇去一万元的治丧费,并一再以“借重帮忙”为借口,不允许樊耀南离开新疆.杨增新借重樊耀南的才干为其治理新疆服务.他先后任命樊耀南为迪化尹、军务厅长、外交署长等职,至于樊耀南办公所需的经费,更是从不打折扣地如数拨给.

另一方面,杨增新处处限制樊耀南,并没有给他实权.杨增新的障眼法没有骗过樊耀南,在新疆愈久,樊耀南对杨增新的不满情绪愈多.

北洋政府垮台后,杨增新感到依靠顿失,曾萌发通电辞职的念头,他把家眷先送到北京,准备不久到天津或大连去做寓公.不久,杨增新得知阎锡山、马福祥等人靠拢南京后依旧官居原职,权倾一方,便滋生了继续留任的念头.于是杨增新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新疆“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义”,“以后新疆一切善后事宜,均秉承国民政府*,以归统一”.他的通电马上得到南京政府的谅解,南京政府命令他重新组阁.6月20日,杨增新改组省政府,电呈南京政府备案.7月l日,杨增新就任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实际上一切照旧,依然由他个人对新疆进行统治.

在杨增新执政后期,省政府内部逐步形成两个尖锐对立的派系.一个是占主导地位、以杨增新为首的“陕甘派”,另一个是准备推翻杨增新统治并取而代之、以樊耀南为首的“南湖派”,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吏、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少数欲接近“政府”的投机分子,集聚到樊耀南身边.其中,与樊耀南关系较为密切的骨干分子有：在外交署工作的赵得寿、张馨、担任俄文政法专门学校教务主任的张纯熙、署长袁廷耀等人.双方势不两立,为争夺新疆的统治权,矛盾日益尖锐.

欢宴骤然变屠场,刺杨真凶存在三种说法

1928年4月5日,国民革命军在徐州誓师,开始了对北洋军阀的第二次北伐.面对二次北伐的大好形势,樊耀南异常兴奋.他一改过去谨小慎微的常态,决定抓住时机,加快除杨行动.

不久,在新疆外交署的后花园,樊耀南与张纯熙、张馨、吕藻如等人密谋具体行动方案.经反复研究,最终,大家认定在杨增新常去的俄文政法专门学校动手比较稳妥.

俄文政法专门学校于1924年由杨增新创办,学校里上上下下差不多都是杨增新派的人.杨增新虽然平时不轻易去,但一定会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樊耀南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1928年7月7日上午,新疆省立俄文政法专门学校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杨增新与各厅道军政要人、苏联领事等都应邀参加.

典礼之前,教务主任张纯熙专门负责迎接政府要员,他的主要任务是寻找时机指挥杀手刺杨.

正午时分,毕业典礼圆满结束,樊耀南以学堂监督的身份,在学校教室设宴招待各位官员及嘉宾.这时,政务厅长金树仁借口自己“案牍山积,亟待处理”提前离校,其他人都兴高采烈地纷纷入席.

酒席共摆了三桌,杨增新与新疆建设厅厅长阎毓善、部队旅长杜发荣等人居中而坐.樊耀南陪同苏联领事加乌尔夫妇坐在靠西边的一桌.杨增新的卫队人员则被安排在院外用餐.

酒过数巡以后,张纯熙从门外走了进来.樊耀南向张纯熙大声问道：“酒菜都备齐了吗？”张纯熙回答：“备齐了！”

听到张纯熙的回答,樊耀南站起身向苏联领事举杯敬酒.就在两盏酒杯相碰的一瞬间,走到中间餐桌上菜的一名侍者,猛然甩掉手中的菜碟,迅速拔出对准了毫无防备的杨增新.此人叫刘锦臣,原是从苏联归国的华侨团长刘连科的马弁,因刘连科被杨增新所杀,故一直伺机为故主复仇.

杨增新气绝身亡,时年64岁.这个统治新疆17年的“塞外皇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刺杀杨增新以后,樊耀南率领随从赶往省府衙署,得到出关防印信.此时,金树仁得知杨增新被刺的消息,急率官兵迅速将樊耀南等人团团包围在督署中.激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樊耀南等人寡不敌众,耗尽,死伤惨重.晚7点左右,樊耀南等人被活捉.

事后,金树仁马上组织特别法庭,负责审理刺杨案.经军法会议草草议决,先后将樊耀南、何光兴、张纯熙、吕藻如、杨庆南等人判处死刑.

杨增新的死讯传到国民党南京政府后引起一阵骚动.金树仁以“指挥靖乱,筹谋善后,功劳最大”登上省主席的宝座.

樊耀南一直被认为是杀死杨增新的主谋,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杨增新究竟死在谁的口之下,幕后真正主谋是谁却没有定论.这件尘封了近90年的谋杀案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即前文所述,大多数史料记载,樊耀南是杀杨增新的真凶.

第二种说法认为,金树仁和樊耀南两人均为凶手.杨增新死后,金树仁上台,新疆朝野舆论大哗,锋芒指向金树仁,说杨增新之死和他有脱不开的关系.金树仁提前退出宴会的举动是和樊耀南预先谋划好的.樊耀南负责行刺,金树仁集结部队在外面等候.万一樊耀南行刺不成,金树仁则拦路将杨乱打死.包藏私心的金树仁深知自己名望不及樊耀南,政变一旦成功,上台的将是樊耀南,而不是自己.“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宴会上樊耀南行刺成功,当返回省府拿印信时,金树仁带兵包围省府,生擒樊耀南后,为灭口,将其残忍杀害.1933年4月22日,距金树仁才10天,新疆民众代表方本仁、尧乐博斯就联名致电国民党党部称：“金树仁曾勾结党羽,刺杀杨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法,即将同谋之樊耀南先行割舌,致樊某手指上苍而无能表白.当时株连挟嫌而遭明杀暗戕者更不胜计,遂以一手掩盖天下之耳目.”以这种说法,杨增新是金树仁和樊耀南两人所杀.

第三种说法来自樊耀南后人.樊耀南的长孙樊明莘2001年在台湾出版《新疆三七血案真相》一书,（三七即民国17年7月7日）替祖父樊耀南鸣冤叫屈.书中指出杨增新之死,跟其祖父没有任何关系.矛头直指冯玉祥,说冯玉祥是杀害杨的主谋,民政厅长金树仁、军务科长张培元及冯早先派进新疆时任俄文政法专门学校教务主任的张纯熙,三人具体组织实施了谋杀计划.早在1923年,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为摆脱吴佩孚的羁绊,接受曹锟的授意,试图进军新疆.翌年,直奉第二次开战,冯玉祥倒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自任国民革命司令,无暇顾及西北.南京政府成立后,冯玉祥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司令,与矛盾日深,冯部几十万部队受的挤兑和限制,不供给养,克扣粮饷,处境十分不妙.冯玉祥万般无奈又萌发了第二次入疆的念头.杨增新对冯军进疆坚决抵制,电呈南京政府,以“饥军就全于新疆,民则必乱,到时边民外逃,土地沦陷异邦,概不负责”为理由相要挟,拒不接受冯军进疆,并鼓动士绅联名向南京政府,以示.为扫清进疆的顽固障碍,冯玉祥指示张纯熙联络张培元和金树仁谋杀杨增新.金树仁过去一直嫉恨樊耀南,在杀杨增新后,把“谋逆”的罪名顺手扣在樊耀南的头上.以这种说法,杨增新之死,凶手是冯玉祥、金树仁、张培元、张纯熙四人所为.

新疆“七七”政变,知道真相的人,已相继离世,后人更是无法说清楚了.杨增新之死,真正凶手是谁,仍是个谜.

（参考资料：《“新疆王”杨增新被刺案》《现代阅读》2011年第10期、《忠于新疆 终于新疆 乱世中崛起的“塞外霸主”杨增新》《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9期、《杨增新主政新疆十七年》《钟山风雨》2013年第7期、《“新疆王”杨增新血溅鸿门宴》《人民文摘》2013年第17期等；作者：段金生、何立波、王羽潇等）

汪精卫国民党党部遇刺

陈璧君骂手段肮脏,蒋百口莫辩,

为取口供,刺客被打100多针强心剂,

刺汪纯系刺客临时起意,原计划为杀蒋.

“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

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党部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清晨,委员们先集体到中山陵“谒陵”,九时,返回党部开会,由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按照惯例,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天,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节目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唱完国歌以后,就请汪精卫致开幕词.汪精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搞糊涂了,走上台去,舌头竟不怎么好使起来.

开幕式结束,不太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不肯出来照相.汪精卫亲自去请,竟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

汪精卫见请不动,自己一个人出来入座照相.照完了相,大家起立,一个青年记者跨出人群,拔向汪精卫连开三,分别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柱骨.

现场顿时大乱,汪精卫旁边的中委张继迅速奔到刺客背后,将他拦腰抱住,刺客挣扎着又开两,但未伤着人.张学良奔到刺客身旁,抬脚将他的踢落.汪精卫的卫士还击,刺客胸肺中弹倒地.

、汪精卫不和,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汪精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时间较早,又因谋刺摄政王,名声远播国内外.他一直看不起上台较晚的,曾成立“国民党改组派”反蒋.直到1931年底汪蒋合流,主军,汪精卫主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两个人始终还是面和心不和.

声响后,和陈璧君相继从礼堂内奔出,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陈璧君当场就疑心是策划的,大哭着质问：“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

刺客被逮捕后,经过调查,供认不讳.刺客名叫孙凤鸣,原是19路军的一名排长,行刺因不满蒋、汪步步退让的卖国投降政策.

孙凤鸣在中说：“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

孙鸣凤曾经参加过“大王”王亚樵的斧头帮,被问及这次是否有王亚樵幕后指挥,他说：“我已两年未见王先生了,此事完全本人独自主张,与任何人无关.”接着就昏迷了.

恼羞成怒,表示一定要留活口问个清楚,以还自己清白.

孙凤鸣被击倒之后,卫兵从他身上只搜出毫洋六角和作为自杀用的烟泡一枚,说明他早有誓死的决心.要手下一定奋力抢救孙凤鸣,医生奉命每小时注射强心针,孙凤鸣一心求死,于被捕次日离开人世,年仅三十岁,在他身上留有100多个针孔.

孙凤鸣是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因为当时南京当局始终查不清晨光通讯社的背景,关于孙凤鸣的更详细的身份和来历也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当时关于刺汪事件流传有三种说法,一是刺杀汪精卫是指挥的；二是与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导致蒋方实行刺杀；三是国民党内举旗易帜的李济深等人所谋划的刺杀.

一个为人民所仰慕的刺客志士,转化为被人民仇视的政客

1935年,汪精卫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五十二岁.过去曾经以风度翩翩而著称的汪精卫,传奇的风采不复存在.

还在1908年,同盟会陷入困境,六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同盟会高层也开始分裂,许多青年开始灰心.汪精卫站了出来,提出亲自去北京清廷官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领袖不怕死,唤起人们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执意北上,临行咬破手指,给同盟会同乡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胡汉民见到血书,哭昏过去.这时的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一行,已经潜入北京.

对象锁定满清贵族,第一个是庆亲王奕劻,无奈奕劻侍从如云,没机会下手.汪精卫转而注意到了1910年1月1日《顺天时报》上的一条消息：海军大臣载洵赴英考察,腊月半回京.可惜当时清廷正狠抓官员廉洁作风,王爷也不摆架子,没有八抬大轿,只见一群红顶官员混杂在平民中一起出了火车站.目标无法识别,带着炸弹的汪精卫悻悻而归.

这次行动失败后,汪精卫总结教训,开始调查高官们的日常起居,最后把目标确定为摄政王载沣.载沣每天早晚都会往返醇王府与地安门上下班.鼓楼前有一道短墙,汪精卫打算从墙头上扔炸弹将载沣炸死.

谁知鼓楼大街修扩马路,载沣绕了条路,从鸦儿胡同往南拐入烟袋斜街,过银锭桥,从北海后门进地安门.汪精卫只好修改计划.他注意到银锭桥宽不足3米,长不足10米,桥北还有一条阴沟.汪精卫等人商议后决定,可将炸弹埋于桥下,点火者藏于阴沟内,用电气发火,等载沣过桥时将其炸死.只是炸弹起爆,点火者也难生还.

喻培伦找到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匠铺,了一个大铁罐,可装50磅.3月31日深夜,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同往银锭桥下埋炸弹.他们用铁镐铲土,惊动了附近人家养的狗,犬声四起.三人连忙逃走.

4月2日凌晨,黄复生、喻培伦将铁罐搬到桥下,终于埋好了炸弹.谁知起身时他们发现,桥上竟然有人.

这人是谁？史料记载不一,但结果都是赶到,在桥下起获了铁罐和电线.汪精卫此时正在照相馆里和陈璧君话别,准备天亮后慷慨赴死.谁知黄、喻两人仓皇奔回,说：“大事不好,有人看见我们埋炸弹了.”喻培伦建议大家立即出城,汪精卫认为不必,炸弹虽然暴露,未必能查出是谁干的,不妨观望一下再说.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都登出新闻：“银锭桥下惊现炸弹,歹徒谋刺摄政王.”舆论分析,这是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包的报纸写有“伦敦”字样,而载洵和载涛刚从伦敦回来,嫌疑很大.实际上,见铁罐像是新做的,就秘密到城中各家铁匠铺打探,同时在报纸上声东击西,稳住刺客.据“鸿太永”的铁匠指认,4月16日,汪精卫和黄复生在照相馆被捕入狱.

当年,二十七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虽未成功而身陷大狱,他却因此天下闻名.在狱中供词长达数千言,痛斥清廷侈谈立宪的极端虚伪,指出“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

汪精卫被捕后,自料必死,吟诗言志,在狱中成《被逮口占》四首,其中一首是：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但这种豪言壮语,并未能持续多久.在清廷对他实行软化政策后,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找汪精卫多次密谈,又改善他在狱中的物质条件,配置单间住房.

这一切使汪精卫对善耆由衷地感恩戴德.政治上的不坚定,反映在汪精卫的这段狱中生活尤其明显.他“终日披卷吟咏,颇觉安逸”.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为挽回败局,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11月6日,汪精卫出狱,千余群众聚集法部大狱门口迎接.此后,汪精卫开始了政治投机家的生涯,从一个为人民所仰慕的刺客志士,转化为被人民仇视的政客.

1935年11月2日,国民党的《日报》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汪院长昨晨被狙击,极度震惊.”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上上下下.青年时代因行刺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名噪一时的“志士”,现在却成为志士行刺的对象.

这颗,原本是打算送给的

刺汪事件发生以后,当事人和关联者四十多人被捕,十多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孙凤鸣的妻子崔玉瑶和年仅17岁的妻妹崔玉祺.国民党对晨光通讯社展开了追捕和残杀,悬赏缉拿晨光通讯社的创办人华克之,赏金从五万元加到十万元.华克之是刺汪事件的指导者,也是这次刺杀汪精卫组织中唯一幸存者.

华克之是民国神秘的百变刺客,用的化名至少有几十个,最出名的就是组织刺杀汪精卫时用的化名华克之.刺汪事件后,华克之几经辗转,隐姓埋名,后来加入.

解放后,华克之和孙凤鸣之孙孙大林有关于刺汪事件的书信往来.这些书信揭开了当时刺汪隐情.在华克之的信中,华克之对于刺杀汪精卫的动机以及对这次刺杀的性质挑明,刺杀汪精卫是自发自愿的爱国行为,这些人没有任何组织,只是因为爱国,看到日军频频进犯,却不见国民党采取合作方针,因此决定在国难关头,通过奉献自己来促成国共合作.

从华克之的信中可知,此事与历史上各种刺杀不同,因为这是不带个人恩怨的举动.“此事发生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前,是有起到了促使人民觉醒,坚持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你爷爷孙凤鸣是真正的抗日爱国英雄人物”.

华克之早年是国民党左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事反蒋活动.1929年,华克之迁居上海.在他的周围,迅速聚拢了几位曾是国民党左派或对统治极度失望的知交,其中就有孙凤鸣.大家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良策,他们下决心要消灭,手段则是刺杀！

当时,与华克之同住一起的还有一位员,名叫陈处泰（即陈惘子）.陈处泰经常向华克之等人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对他们“五步流血”的计划也非常清楚.

作为党组织与华克之等人的联系人,陈处泰带来了党组织的意见：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鼓励去做的事；既然革命目标一致,你们最好能参加党的工作.华克之等人血气方刚,没有接受党组织的意见.

为了接近并打探消息,他们一起商量办法.能够到处打听消息,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任何人接触,穷根究底又不为人所疑,莫如报馆和新闻社的记者.

华克之等人进行周密部署,于1934年11月,在南京设立了一个掩护机关,即晨光通讯社.社长为华克之,化名胡云卿,是一位“出资资助的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玉华,采访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他们组成一个有特定奋斗目标、行动纲领和工作纪律的战斗集体.

要在南京办个通讯社,除了一笔开办费,还要找一个常年经费来源.华克之乘怡和轮抵达香港,见到了王亚樵.

王亚樵一直积极反蒋,他拿出五千元港币,交给华克之,作为通讯社的开办费用.

南京挂牌子的新闻社很多,按日按时发稿的不过十之二三.晨光社虽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由于持论公正,作风敏捷,不久便鹤立鸡群,引人注意,逐步取得国民党政府、机关等重要机构的信任.

在1987年的一封信中,华克之与孙大林说起了这次行动的计划.他们的行刺目标是国民党政要,前后共三次.

第一次是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当时孙凤鸣第一次携采访,由于人群拥挤,政要匆匆退场,行刺未能得手.

第二次是1935年春,国民党在江西庐山主持军官训练团,华克之前去打探,但因警戒太严而放弃行动.

第三次便是孙凤鸣在南京国民党党部刺杀汪精卫一事.华克之在信中说,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事件是经过多次研究后决定的.

孙凤鸣原名孙凤海,1905年出生,因为家中贫困,他只上过几个月的冬学（抗战时期的一种群众教育机构）,16岁出外谋生,投身国民革命军.在19路军中,他由战士升至班长、排长、*连长.华克之在信中说,其间,孙凤鸣练得一手好法,可“百步穿杨”.1928年底,孙凤鸣在上海结识了华克之,通过华克之的介绍,孙凤鸣又先后认识了王亚樵等人,并加入他们组织的“安徽劳工会”,成为该组织主要成员.

王亚樵流亡香港后,孙凤鸣等人依然留下继续活动,决心继续刺杀,以尽王亚樵未完成之志.

这次刺杀,孙凤鸣意志坚定,坚持要怀揣利刃充任荆轲,他表示高超的射击对刺客来说最为重要,以此说服其他人.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孙凤鸣被打造为优秀的记者,可以独立进出各大机关,进行采访、交换材料并出席各种招待会.

接着,华克之又去了香港,把人事的安排向王亚樵作了汇报,王亚樵对由孙凤鸣出马表示赞成.为了行动便利,王亚樵交给了华克之好几种型号的小,让孙凤鸣选择使用.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孙凤鸣进入党部大门后,以极快的速度将事先藏在照相机里的小散件组装起来,掖进大衣里,然后手持入场证向大院纵深挺进.

当中委们正站在会议厅前列队准备照相时,孙凤鸣想乘机实施计划,但是,人群里却怎么也找不到.摄影完毕,中委们陆续向会议厅走去,孙凤鸣见势情急,不再犹豫,不见,大小还有个汪精卫,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主意一定,他迅速地掏出了.结果就由汪精卫替挨了这三.

经过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都取了出来,另一颗深埋在后肋骨与脊椎之间,一者因为汪精卫当时身体衰弱,经不起大手术；二者当时的医术不高明,一时间无法取出.医生认为：只要注意保养,这颗即便长期留在体内,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汪精卫的一生中,曾经遭遇多次,最终导致他死亡的主因之一,正是这次遇刺后,残留在他背上的.造化弄人,这颗,原本是打算送给的.

（参考资料：《1935年,义士孙凤鸣血溅南京》《中外书摘》2011年第6期、《民国百变刺客：曾参与刺杀汪精卫 后加入》《燕赵晚报》、《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却活命 后世评为“民国美男”》《新京报》2011年05月24日、《文武兼备的刺汪志士孙凤鸣》《扬子晚报》2012年10月12日等；作者：西尔枭、李华等）

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遇害案

日本人决意拉拢的“一流政治人物”,年近八旬,惨死斧下.

未掌握切实证据仍下达锄奸令,惹党内元老不满.

民国首任总理是否变节迄今无解.

袁世凯倚他为股肱,孙中山视他为盟友,当他是强大的政治对手,日本人将他看作“一流政治人物”

1938年10月1日,上海和香港的各大报刊都刊登了一则重大新闻,前一天上午在法租界福开森路发生了一桩命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被斧头劈死.这桩凶案手段残忍,令人发指！死者不是别人,是国民党元老唐绍仪.

唐绍仪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兼具传奇性与争议性的人物.他是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清末民初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袁世凯倚他为股肱,孙中山视他为盟友,当他是强大的政治对手,日本人将他看作“一流政治人物”.

唐绍仪字少川,早年留学美国,后成为清廷驻朝鲜大臣袁世凯的书记官和得力助手.正是在朝鲜期间,唐绍仪与袁世凯建立起友谊.甲午战争打响之前,有情报显示日本人决定刺杀袁世凯,为协助袁世凯撤离,唐绍仪亲自带着两支、两把刀、两匹马,连夜护送袁世凯到英国军舰上.1896年10月,清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10年的外交生涯.

1904年,中英进行西藏问题的交涉,在袁世凯的积极保荐下,清政府委任唐绍仪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在谈判中,唐绍仪据理力争,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推翻《拉萨条约》,并迫使英国同意将谈判移到北京举行.1906年4月,唐绍仪与英国代表在北京签订《续订藏印条约》,让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唐绍仪精通英语,娴熟洋务,在与八国联军交涉接收天津、与英美日等国谈判收回铁路利权等争战中,唐绍仪可谓无役不予.

民国初一二十年,唐绍仪声名显赫,在政坛上极为风光.民国初年,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之职,唐绍仪出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不久“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时任总理不足三个月.后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1919年南北议和时,唐绍仪为南方首席代表,举重若轻,唇舌剑,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与外交才干.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唐绍仪开始从政治上淡出.上台后,他只以党国元老自居,担任一些闲职,如国民党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但他知名度高,人脉广泛,影响力很大.聘他为高级顾问,他拒不到任.

1932年,南京政府批准广东中山县为模范县,任命唐绍仪为中山县县长.中山虽是县制,但因是孙中山的故乡,名门大族集中,行政上自治,地位特殊,经费充裕,非一般人所能染指.他本是中山人,不嫌官小,欣然前往.不料好景不长,他得罪了广东军阀陈济棠,被排挤出广东,之后一直闲居在上海法租界的公寓中.但他在清末民初期间官场上的资历,博得了各界敬重,民国外交界人士尊称他为“少川老大”；他对时局的看法也受到《申报》、《大公报》、《北华捷报》、《中国每周评论》等中外舆论的高度重视.

1938年9月30日上午9时许,四个古董商人乘轿车前往福开森路十八号的唐府,一人在车内守候,车不熄火,准备随时开动.其余三人进入公馆.不久,他们走出大门,一边走还一边向大宅内打招呼告别,丝毫没有引起守卫的怀疑,随后上车风驰电掣而去.

等到仆人回到客厅时,发现唐绍仪早已人事不知,满头是血,斧头还嵌在头上.唐绍仪当即被送到广慈医院抢救,但为时已晚,当天下午4时许去世.

法租界巡捕房接得唐绍仪被刺报告后,迅即出动大批武装巡捕奔赴现场,另派装甲车一辆镇守要道路口.同时,用电话通知各处巡捕房.中午时分,一辆装甲车在麦琪路（今乌鲁木齐中路）姚主教路口,找到了空无一人的轿车.经查,该车车号为6312,系某出租汽车公司所有,于数天前被一身份不明的人租去.

唐绍仪被刺后,沪上舆论大哗.有人说,唐绍仪暗中与日本人勾结而被国民党特工处以极刑；也有议论与其恰恰相反,说唐绍仪是因不愿为日本效力而被杀.10月5日,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以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名义下令对唐绍仪予以褒奖,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将其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用彰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当时南京的伪维新政府则将唐绍仪列入《殉难先烈名单》,加以悼念.

多年之后,台湾出版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提及此事时的说法是：“是日,政客唐绍仪在上海被刺殒命.闻其时唐正与日方勾结,将在南京建立一融合各方之伪组织云.”这就是说国民党当时认为唐绍仪与日本人勾结,但又未承认刺杀是国民党所为,纷纷攘攘,莫衷一是.后来,随着大批档案及当事人的回忆陆续出现,这桩刺杀案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唐绍仪态度几次转变,日本曾想以绑架方式,将他们挟至南京,迫其就范

唐绍仪被刺真相,还需要追溯到当时的背景.

1937年12月,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声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与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这一所谓“新政府”,指的就是那些由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豢养的傀儡政权.

虽然此时伪华北临时政府和伪维新政府已先后在北平和南京粉墨登场,但其成员因多系声名狼藉的北洋政府遗老遗少,就连日本也都认为“此等人物并不能使中国人信服”,因此日本军方此刻的目标便集中在唐绍仪、吴佩孚等人的身上,这就是所谓“南唐北吴”计划.根据国民党特务打探来的情报说,日本这一计划的具体内容是：“经唐绍仪关系,拉拢戴季陶、居正、吴稚晖、何应钦、张群、吴鼎昌、刘湘、龙云及桂系财政巨头,使唐（绍仪）组织全国政府,取蒋地位而代之；由交通系叶恭绰等拉拢两广资本家拥唐,唐与日方条件为承认“满洲国”,取消北平临时政府.”显然,唐绍仪是这个计划的关键人物.自南京失守到唐绍仪被刺的十多个月中,日本政府和军部一直都没有放弃对唐绍仪的劝降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唐绍仪的一些老朋友劝他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广东各界社团不仅联名致电催他南下,还汇去20000元用作旅费,但他都置之不理.南京沦陷后,唐绍仪的态度一度发生动摇,据国民党情报人员报告,唐绍仪在上海与日本特务确有接触,温宗尧（其负责上海广东同乡组织,1938年任汪伪政权立法院院长）声称作为唐绍仪的代表,曾先后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长楠本及松冈洋右、松井石根等见过面.相传唐绍仪也同意“一俟军事上达到相当败绩程度,即进行与日议和”.

1938年2月7日,专程由北平到上海进行汉奸活动的张英华在与唐绍仪会谈后对人说：“少川意颇活动,但须于日军占领津浦全线后,再看大局如何演变,始能做个人最后决定.”

此时日本内阁与军方进一步加紧对唐绍仪、吴佩孚等人的劝降工作,派遣臼田宽三到上海等地活动.日方的办法是,先在各地网罗一批北洋遗老和失意政客到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约法”,然后推举唐绍仪、吴佩孚出任正副“总统”,再由“总统”任命“国务总理”及各部部长.如果唐绍仪、吴佩孚表示拒绝,日方则在占领津浦全线之后,不惜以绑架方式,将他们挟至南京,迫其就范.

唐绍仪深知自己毫无实力,即使就任“大总统”,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同时,国民政府亦不断派人游说,劝其保持晚节,他也不愿意头顶汉奸的骂名而遭民众唾弃,因此态度又发生转变.2月21日,当温宗尧将与臼田宽三谈判的情形转告唐绍仪时,他即以年迈为由予以推辞,同时还劝温宗尧也不要干,称“我辈出处,应极端慎重,当此空前巨变之际,若稍有苟且,则一经投足,即无术自拔”.结果是“温愤然退”.

然而日方并不罢休,到了5月,日军大举进攻徐州,妄图全线占领陇海、津浦铁路,拉拢和劝降唐绍仪的工作又开始积极进行.5月16日,日本军部及外务省顾问船津辰一郎抵达上海,随即与唐绍仪的故旧江天铎等人秘密会晤,商洽成立所谓“新政府”之事.

5月19日,江天铎与船津第二次会谈时,船津再次提出,只要新“政府”同意中日和平五原则,即彻底根除抗日思想、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内蒙自治及必要地点驻扎日本军队,日本政府即与该“政府”开始和议谈判.第二天,江天铎将日方的意图告知唐绍仪,唐绍仪即对江天铎说：“你再见到船津和其他日本要人时,你可对他说,我们说话,彼此要说心里话.我以为中日议和,第一,要停战,如若战都不愿停,而说议和,岂不是欺人之谈？所以,要议和,第一要停战.第二,和议谈判时,要双方声明将以前所成立的各种协定一概取消后,重新再来.因为不如此,你这个和议协定成立后,他今日来个廿一条是这样的,明日又来个淞沪协定、梅何协定是那样的.所以,和议谈判时,要将以前的所有协定一概取消,重新再来一个协定.他说要彻底反对国民党一层,我们要问他,是不是要反对中国每一个人呢？他是因国民党抗日才反对的,中国人也是抗日的,他是不是也要反对？设若他说一到和议成功就不反对中国人,你告诉他,国民党也是中国人呢.和议成功,国民党也就不反日了.这样一来,他当然就不要反对国民党了.”

船津的工作没有取得进展,7月3日奉调回国后,日本又任命土肥原贤二为驻中国特务总机关长,到上海继续进行拉拢和劝降唐绍仪的工作.土肥原由唐绍仪的乘龙快婿、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岑德广陪同,坐车前往福开森路唐宅.岑德广由日本贵族学校出身,此时早已在上海“落水”（投靠日本成为汉奸）,因精通日文,故由他兼任翻译.据记载,在这次会谈中,土肥原曾小心翼翼地试探：“阁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电’或‘和平救国宣言’？这是我们建立新政权的第一步.”至于这次会谈的内容和结果,迄今不得而知.

向戴笠发出“从党国的利益出发,俟机处理”的口谕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曾想利用唐绍仪在美国的力量调解中日冲突,任命他为驻美大使,但因唐绍仪要价太高而未成.抗战全面爆发后,据说国府高层一度让他在上海打探日方的要求,后来因又委派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而作罢,但唐绍仪依然与日方官员保持密切的关系.

唐绍仪与日本的秘密来往,被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侦知,戴笠命令上海特区区长周伟龙,对唐绍仪的活动严密监视.鉴于唐绍仪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国民政府深恐其一旦被日方拉拢,给国家造成恶劣影响,因而曾采取各种方式劝他保持晚节,不要为敌所用.

1938年初,托人携带亲笔信,要他尽快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其后又委派唐绍仪的女婿诸昌年等人专程赴沪,请他早日脱离日伪的包围圈,先行移居香港.行政院长孔祥熙先后两次致电唐绍仪,表示他若能来武汉,即当委任外交委员会主席,以便“共图国事”.

到了4月份,唐绍仪的又一位故旧罗家衡也奉命从广东来到上海,目的仍是劝他力持镇静,保全晚节.5月中旬罗家衡回到香港后又给唐绍仪发去一封密函,称“对我公将来出主和议甚表同意,日方条件程度如何,望由竞庵（江天铎字）兄向日方先事探知”.

在此之前章士钊也从武汉经香港抵达上海,据称,章士钊此行“系在汉受之嘱,专事来沪探讨唐绍仪意旨,并影响唐绍仪在领导下一致对日.故章士钊到沪后,仅与唐绍仪晤面两度,即返港也”.这说明,孔祥熙一方面劝说唐绍仪离开上海,但同时也希望通过他了解日方的底牌.因为此时国民政府并未完全放弃与日方和谈的幻想.自从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后,公开的渠道已经中断,若能拉拢唐绍仪以其私人身份与日方周旋,这样既可探知日本关于和谈的内容和条件,同时又不会陷于被动.

孔祥熙7月9日致唐绍仪一封英文信函,信中一方面认为唐绍仪的许多看法“对指导国家事务极具价值”,并对他“个人关于展开达成体面和平的谈判的建议”表示欣赏.但同时他也强调,这场战争是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旦爆发,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坚持到底.因此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达成体面的和平”.从这些细节来看,孔祥熙是同意唐绍仪去打探日方和议的条件,当然这样的默许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唐绍仪不能背着国民政府去干投降日本的事.

然而对唐绍仪背着自己继续与日方朝野进行交涉似乎并不满意,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工人员不断向他报告唐绍仪与日方接触的情形,因此多次命令戴笠转告住在香港的杜月笙,让他致函唐绍仪,催促其尽快离沪.虽然唐绍仪回答宁可当亡国奴也不会当汉奸,但依然不放心.7月9日,在谈到当前对日方针时特别在日记中写道,日本政府“企图以唐绍仪领导伪组织,拆散我政府”.

8月8日,孔祥熙根据香港的情报向报告,据唐绍仪之女、诸昌年夫人说,日本陆军最高长官的全权代表曾向唐绍仪提出三项和谈条件,即停止反日运动、“反共”、经济合作.又说日本对中国“决无领土野心,愿保障中国主权完整,无赔偿”.诸昌年夫人还说,此次唐绍仪与日方代表见面,完全是因孔祥熙再三劝慰的结果,所谈条件可以当作谈判的基本原则,但不能保证日方以后不再修改云云.8月10日,在致孔祥熙的一封电报中明确反对让唐绍仪进行所谓和谈的工作,电文曰：

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借口.又,日人近特放一种空气,甚传兄屡提条件交日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作用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务请兄注意为祷.

孔祥熙接到的电报后立即解释,竭力撇清自己的责任.他在8月11日的回电中说：

少川为人秉性及过去在粤经过,为我兄所深悉.前因首都沦陷后,日人对少川多方诱惑,时思利用,且闻伊不甘寂寞,曾发牢骚,恐其万一为敌利用,影响大局,同志中屡为弟言,嘱早设法.故利用其亲友,尽力劝慰,设法羁缠,使其为用.谈及和议问题,完全彼方自动,时有报告前来,所以未曾拒绝者,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日人放造空气,原属惯技,与弟绝无关系.此次诸夫人谈话,显系买好,原电转陈,藉供参考.不意增兄烦虑,殊觉不安.

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寇六七月间气焰极为嚣张,主要是因为他们以为我们内部分裂,有逼蒋下野之可能.“而我内部文人态度暧昧,与唐绍仪老奸之施弄阴谋,更增敌寇之野心,于今可以证明余之所料为不误”.此时的已对唐绍仪完全失去信心,不久,即向戴笠发出了“从党国的利益出发,俟机处理”的口谕.戴笠即命令上海特区于9月30日以前完成任务.

“真是手段惊人”

上海特区奉命后,考虑到刺唐是件大案,军统上海区副区长兼行动长赵理君决定亲自出马.周伟龙与赵理君等人相商,设计了几个刺杀方案.最初准备在路上将唐绍仪击毙.因法租界到处都是难民,路上人很多,狙击后很难逃脱,后又想在唐家中刺杀,但唐宅地处法租界,周围时有巡捕巡逻,宅内又有保镖护卫,唐绍仪本人深居简出,很难下手.强攻不行,只有智取.

军统特务了解到唐绍仪有收集古董的嗜好,同时又找到合适的刺客人选.周伟龙手下有个特务叫谢志磐,曾任陈独秀的秘书,1932年出卖陈独秀后,投靠了军统.谢志磐与唐绍仪相识甚久,唐绍仪出任中山县县长时,谢志磐在广州创办过报纸；其后为了躲避陈济棠的迫害,谢志磐曾藏匿在唐宅数日,彼此关系甚笃.抗战全面爆发后,唐绍仪在上海闭门谢客,但对谢志磐却是热情有加,以至唐宅内外守卫都对他毫无防备.

行动前,他们作了细致的安排,先由谢志磐去见唐绍仪,声称外来的难民带有不少古物,愿廉价出售,唐绍仪一定高兴,然后由赵理君扮成古董商,随身携带一件赝品瓷瓶,放在一个精制的楠木盒内,权当古董.

9月30日上午9时许,赵理君、谢志磐和另外两个军统特务李阿大、王兴国一行四人乘轿车前往福开森路十八号的唐府,王兴国在车内守候,车不熄火,准备随时开动.赵理君等三人进入公馆.唐绍仪从楼上下来后,趁彼此寒暄之际,赵理君先将客厅内的火柴藏了起来,等到唐绍仪招呼仆人为客人倒茶点烟之际,到处找不到火柴,仆人只好外出去取.就在唐绍仪掏出眼镜,低头准备仔细观赏花瓶时,早已取出利斧的李阿大转到唐绍仪背后,狠狠地向他的后脑劈去……

案发后,军统特务致电上海《新闻报》、《译报》、《导报》、《华美晨报》等各大报刊,放风将唐绍仪被刺的责任推诿于日方.几经辗转,回到重庆后,赵理君被提升为军统局第二处行动科上校科长,王兴国被任命为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重庆朝天门水上检查所所长.谢志磐因过度紧张,导致精神失常,在一个旅店中养起来.一天,重庆稽查处的特务来旅店检查,把他当成可疑人物,在窥视他时,他竟开射击,结果被几个特务打死.

国民党高层对此早就心知肚明.刺唐案发生之后不久,财政部驻沪的特务就向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报告：“刺唐绍仪之谢志磐,系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即蓝衣社干部分子.”

一些国民党元老如张继、于右任等,知道是军统特务所为,认为杀唐绍仪证据不足,纷纷对表示不满.

10月1日,正在武汉指挥抗战的曾致电唐绍仪的家属表示慰问,电文称：“惊闻少川先生在沪遇变逝世,痛悼何及.老成遽殒,顿失瞻依.世兄遭此惨痛,定必哀慊逾恒,尚望节哀自重,勉衷大事.”然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却是这样写的：“唐绍仪在沪毙命,此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总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敌,为我党革命之障碍,以唐奸为最也.”就在同一天,日本外相宇垣一成也在日记中透露,日方原曾将唐绍仪作为争取的唯一目标,最终还是被国民党刺杀,从而贻误大局.为此他也不得不承认：“真是手段惊人.”

（参考资料：《唐绍仪“不明不白”地丢了性命》《中外书摘》2014年第7期、《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版、《大国小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等；作者：郑会欣、王光远、余世存等）

民国报业巨子史量才殒命始末

建立庞大报业帝国,其能量为国民党所惊惧.

“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是了.”蒋立变色.

曾取消史量才的命令,但阴差阳错,任务仍照原计划执行了.

直到15年后《申报》最终停刊,也没有等到史量才遇刺案告破的消息

1934年11月13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平稳地行驶在沪杭公路上.因胃病刚刚在杭州的宅邸秋水山庄休养了一个月的史量才,正在返回上海途中.他坐在车后座上,同行的有5人：司机黄锦才、二房太太沈秋水、儿子史咏赓、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侄女沈丽娟.

这辆汽车购置不久,具有防弹功能.一年多前,史量才的挚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汽车中遭到击,当场殒命.案件没有侦破,但几乎所有人都猜得到,那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所为.杨杏佛的死,让史量才对自己的处境有所警觉.他特意购买了这辆防弹汽车,并雇了贴身保镖,时刻不离左右.这一次返回上海,史咏赓和同学邓祖询嚷嚷着要坐新汽车,史量才答应了他们,安排保镖坐火车前往上海.出发前,保镖提示了沪杭公路上的安全问题,史量才很有把握地说：“这条路上我没仇人.”

沪杭公路全长近200公里,1932年全线修通,是中国第一条跨省市干线国家公路.修这条路时,史量才出资捐建了70公里.公路上,来往车辆寥寥无几,显得一派萧条.行至海宁县翁家埠附近时,忽见一辆敞篷别克汽车横在前面,好像出了故障,司机放慢车速,准备缓缓穿过去.突然,声爆响.六名从别克车周围扑出,手持驳壳对着史量才的汽车一通射击.非常专业,第一就打爆了汽车轮胎.他们使用的不是普通的,防弹汽车的前风挡玻璃被击破,前排的司机和邓祖询当场丧命.

失去控制的汽车歪歪扭扭地向前冲了几十米,把甩在后面.史量才反应过来,大喊：“快跑！”坐在后排的四人跳下车,向路边跑去.沈秋水体弱心急,一跳下车便扭了脚跌倒在地,沈丽娟被流弹射中倒地不起.六名分成两组,分别向史量才和史咏赓追去.

史咏赓拼命跑向一片小树林,甩掉了追击,一口气跑到附近的笕桥航空学校求救.史量才慌乱中跑进附近一所茅屋,又觉茅屋不保险,便从后门穿出,躲进了边上已经干涸的一口小水塘里.三个追了上来,一顿乱射.史量才仰面倒下,立时气绝.一代报业巨子史量才就这样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终年54岁.

声停止约半小时后,侥幸逃脱的史咏赓带着一些人返回出事地点,发现史量才血流一地,已经身亡.当天,史咏赓从笕桥航校借了一辆卡车,将父亲史量才、司机黄锦才和同学邓祖询的尸体运回了杭州,随后向《申报》馆报告了噩耗.

第二天,《申报》头版刊登了《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并根据史咏赓等亲历者及几位目击者的描述,详细还原了史量才被杀的经过,血案触目惊心.

凶手究竟是何人？行凶出于何种目的？没有答案.此后,《申报》继续报道着史量才的后事,呼吁尽快缉凶破案.然而直到15年后《申报》最终停刊,也没有等到史量才遇刺案告破的消息.

传闻很快甚嚣尘上,被添油加醋地迅速传播,将真相掩盖

史量才遇害时正处人生巅峰,旗下的《申报》发行量超过15万份,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大报.同时,史量才还先后收购了《时事新报》和北方四大报之一的天津《庸报》,购进《新闻报》50%的股权,是声闻南北的报业大王.此外,史量才还是中南银行、民生纱厂董事长,担任全国务农联合会总干事、上海市参议院议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等重要职务.

这样一位在中国新闻界、实业界、金融界、地方政界都举足轻重的人物遭到凶徒杀,不可能是一桩单纯的刑事案件,但媒体上敢于将史量才遇害与相联系的报道凤毛麟角.《新闻报》算得上勇敢：“之风,年来甚盛……若惝恍迷离不可捉摸者,殆莫如此案.”文中隐隐有所指,却也只能以春秋笔法,含糊而过.

11月16日,《申报》刊载了的电令,电令要求时任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应严缉凶犯,负责根究为要”.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院长孙科等也纷纷发了唁电.

查出真凶绝非一日之功,史量才死于“私仇”的说法很快甚嚣尘上,在八卦小报、街谈巷议中流传着.其中流传最广的是“陶氏后人报情仇”之说.这个版本最富谈资,情节设置最完整.

民国时期中国报界有一个著名的说法：“说中国报业必说《申报》,说《申报》必说史量才,说史量才必说秋水夫人.”“秋水夫人”即史量才的二房夫人沈秋水,原名沈慧芝,出身青楼.史量才与她相识多年,历经波折才娶至家中.而“陶氏”是沈慧芝身在青楼时的恩客陶骏保.辛亥革命时,陶骏保参与新军起义,被委任为镇江都督府参谋长.陶骏保本已准备纳沈慧芝为妾,但他被陈其美非法决,沈慧芝这才得许以史量才.

1912年,史量才入主《申报》,不仅成就了其一生事业,而且《申报》也在他手里发扬光大,成为国内影响最大的报纸.当时即有传闻：史量才购买《申报》之资出自沈秋水——陶骏保被处决前,家财都存于她处,据说有80万元之巨,另有首饰珠宝价值20万元.

在民国时期,娶青楼女子为妾是件寻常之事.对史量才和沈秋水的结合,亲之者视为一段佳话,嫉之者则以“史量才人财两得”之说蜚短流长.

与史量才同时代的章士钊,对这则传闻深不以为然.建国后,他曾撰文回忆,《申报》在清末时即已被上海道台蔡乃煌以8万两白银收买为官媒,辛亥鼎革之期,《申报》由江苏都督府接管.当时章士钊任都督府顾问,时任民政长应德闳曾有意让他接手《申报》.章士钊力辞不受.于是,应德闳转而找到了史量才,史量才当时是上海《时报》主笔,蜚声报界.

按章士钊的回忆,《申报》当时属于官办,史量才接手是“任监守之责”.后来史量才对《申报》实行了股份制,总股本12万元,股东包括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实业家张謇、“民国助产婆”赵凤昌等知名人物.史量才原名史家修,曾追随张謇多年,助其*教育事业,深受信任倚重.时人曾问张謇何以如此器重,张謇说：“我是量才录用.”史家修感念张謇的知遇之恩,遂改名史量才.与张謇这样的大实业家共同成为《申报》股东,史量才的股本恐怕更多的是“智力入股”.

史量才有生之年,始终没有摆脱那则传闻.在他遇害之后,这则传闻又增加了新的“素材”,有鼻子有眼地造出了一个陶保骏的后人“陶某”,此人在史量才遇害地不远的笕桥航校任职,为报“夺妻夺财”之仇,在沪杭公路上伏击了史量才.

这则传闻充斥着三角恋情、报复仇杀、击血案等引人眼球的因素,情节有着戏剧般的波折,让很多人深信不疑,被添油加醋地迅速传播.

真相若是如此,破案就成了件容易事.凶手“陶某”有名有姓,地址明确,警方为破案又开出了万元悬赏,抓到“陶某”易如反掌.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上哪儿去抓呢？

之后的连环血案

“史案”发生在浙江,当时由浙江省府主席鲁涤平主持追查此案.没等破案,在史量才遇害两个月后,鲁涤平就被调离了浙江,去南京就任所谓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两个月后,鲁涤平暴病身亡.葬礼之上,他的一个姨太太跳楼自杀.

鲁涤平在浙江任内,破天荒地以职责为重,甚至带病追查案情,并在连续三次下令在浙江全省严密缉查和悬赏捉拿凶犯之后,又下发“最后通牒”,要求浙江和杭州的各级负责机关呈报缉查结果,否则将予以严惩.鲁涤平发现了“史案”中的一些蹊跷之处——挡住史量才防弹汽车去路的那辆敞篷别克车的车牌——“京字72号”,在杭州西湖的苏堤被找到；有目击者称,一辆敞篷别克车曾出入杭州上仓桥的警官学校；警官学校的校长赵龙文也是杭州市局局长.他还有个不为外人所知的身份,复兴社特务处浙江地区负责人.而复兴社的幕后“老板”正是.追查到此,真相已渐渐浮出水面.

鲁涤平之所以将的“限期调查”假戏真唱,有人说,这也是他发自内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也有说鲁涤平因非嫡系,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为牺牲品,所以索性放开手脚,把案情调查清楚,借以保全自己.

1935年3月15日的一次宴会后,鲁涤平半夜猝死.当时说鲁涤平是因中风抢救不及而死,一般人都信以为真.可是,他的妻子和爱妾沙佐安却不这么看.因为随侍在鲁涤平身边的这一对妻妾知道,丈夫虽然一向身体不佳,却没有高血压之类的疾病.鲁涤平猝死之时,她们亲眼看到了其死相的难看.她们还从鲁涤平生前的口风中,得知了“史案”的不同寻常.沙佐安扬言,要在鲁涤平开丧时为他一洗冤屈.结果沙佐安在鲁涤平开吊前夕“跳楼殉夫”.在那个国民党势力一手遮天的年代,史量才被刺案及其引发出来的连环案,喧嚣一时后,俱归沉寂,均不了了之.

军统特务训练班将这两件血案列为教材

史量才被杀案在民国时期成了一桩悬案和谜案.直到解放之后,才有诸多当事人的回忆和史学家的考证研究清楚地指出,杀害史量才的正是国民党神秘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因其成员崇尚意大利黑衫军和纳粹德国褐衫军,均穿蓝衣黄裤,复兴社有一个更著名也更让人不寒而栗的名字——蓝衣社.史量才被杀案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经由最高统治者授意的三大政治谋杀案之一,是宋教仁、杨杏佛被刺之后的又一血案.

作为国民党秘密组织的复兴社在1938年宣布解散,但并没有消失,复兴社特务处摇身一变,身份公开,成了更著名的特务组织——军统.第一个明白无误地指出史量才真凶的,正是军统的“元老”级人物——沈醉.当时,距离史量才遇害已经过去了28年.

沈醉算得上最了解军统黑幕的“元老”.他18岁加入复兴社特务处,28岁任军统总务处处长,是军统最年轻的少将,在军统中以“年纪轻、资格老”著称,是军统头子戴笠深为器重的“四大金刚”（亦说“四大杀手”）之一.沈醉对此知之甚详,他当时正在上海华东区担任区交通组长,是刺杀杨杏佛和史量才两案的间接参与者.抗战期间,军统大规模举办特务训练班时,沈醉是“行动术”（专搞逮捕、、绑架、破坏等活动）的基本教官,这两件血案均被列为教材.

1962年,沈醉在《戴笠其人》文中称,为了威吓积极从事民权运动的宋庆龄和上海方面一些同情的进步人士,指使戴笠刺杀了杨杏佛和史量才.

至于史量才被杀的原因,沈醉写道：“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曾经接济过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的人士.此外,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意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

说史量才与地下党组织有联系,毫无根据,但说到《申报》对政权的不满言论,却道出了史量才遇害的直接原因.《申报》主导的反蒋舆论,让如芒在背,他和史量才交恶已久.

史量才常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他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口舌,总要为人民说话,才站得住脚.《申报》是当时中国出版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即使在史量才入主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秉承着“政治参与有分寸,不发过激之言”的老成持重立场.《申报》对于北洋军阀和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不公然反对,有时旁敲侧击一下,在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上,来一两句不痛不痒的批评.转变发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申报》破天荒地刊出了多达87条日军侵略东三省的消息,并配发时评《国人疾速猛醒奋起》.这样的报道一改《申报》温吞的风格,锋芒毕露,为当时奉行不抵抗政策的蒋政府所不容.当时,日本侵略步步紧逼,却“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围剿”着红军；国内经济也处在崩溃边缘,城乡一片困顿.手握中国四大报纸、在报界举足轻重的史量才,越来越明确地显示了自己的态度,与政权离心离德.

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叛变革命,邓演达公开谴责,随后与宋庆龄等人展开反蒋活动；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被捕,随即被下令秘密杀害.12月19日,宋庆龄闻讯,悲愤之中亲笔起草《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这篇宣言经杨杏佛转交到史量才之手,第二天,《申报》全文刊载,舆论大哗.也是在这个月,在国民党内部的权斗中失利,第二次下野.《申报》发表时评,题目是两个醒目的大字：“欢送”.

然而的这次下野是其惯用的以退为进之策.仅仅33天之后,他东山再起,恢复了最高职权.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申报》对的批评,并没有因为他重返高位而丝毫收敛.直到1932年7月16日,史量才忽然接到《申报》发行部门的急报：发往上海之外的报纸都被禁止邮递,扣在邮局,每天用车拉到龙华附近烧毁.

史量才赶紧打探情况,很快获知,“惹事”的是此前不久《申报》对南京大学学潮的一组报道.写出这组报道的钱芝生,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说：“我的新闻写作对于他（史量才）的死也多少起着一些导火线的作用.”那组报道揭露了学潮的原因在于“政治混乱”、“官僚主义入侵”,同时揭发刚被提拔为教育部长的原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3万元水灾捐款.朱家骅恼羞成怒,给一样饱受《申报》抨击的写了封八页长信,告发：“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随信附上的《申报》剪报,罗列了对和国民政府的种种言论.

当时正在庐山指挥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看到这份报告勃然大怒.别的不说,6月30日、7月2日、4日,《申报》连发的三篇评论,结结实实地捅在了的软肋上.这三篇评论正对“剿匪”而发,题目是《剿匪与造匪》：“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对杀人放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解者也.”

在朱家骅的报告上,用红笔做了六个字批示：“申报禁止邮递.”《申报》在上海租界中办报,而市场却在全国.这一下,除了租界的一方小天地,凡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发行都被掐断了.这显然是要断了《申报》的活路.

弄清报纸被禁邮的来龙去脉后,史量才赶紧托政界朋友疏通关系.《申报》影响巨大,一时也不能将其封杀,他提出了《申报》恢复发行的三个条件：撤换总编辑陈彬龢,知名人士、左派知识分子黄炎培和陶行知离开《申报》,国民党派员进驻《申报》指导办报.

胳膊拧不过大腿,史量才对前两条答应了下来,但第三条则触及了他的底线.他给南京政界的朋友发去电报,强硬表示：《申报》是私营报纸,从未拿过政府津贴,倘若一定派员指导,宁可停刊.

从7月16日到8月21日,《申报》共被停邮35天,损失不言而喻.觉得教训史量才的目的达到,也退让了一步,不再坚持派员进驻.《申报》的发行终于得以恢复.

按照与达成的恢复邮递的条件,《申报》总编辑陈彬龢、总管理处设计部主任黄炎培、顾问陶行知都辞职离任.但《申报》风格一如既往.非但如此,自1932年12月起,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黎烈文,改革《申报》历史悠久的副刊《自由谈》.经黎烈文的锐意革新,《自由谈》从茶余饭后的消遣谈资,转变为进步舆论阵地.

《自由谈》刊发了大量针砭时弊的评论、杂文,超出了国民党所能容忍的尺度.国民党当局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这是他的回答.但是迫于压力,黎烈文还是在主持了《自由谈》一年多后辞去了主编之职.

“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是了.蒋立变色”

《申报》刊载大量抨击政权的言论,历来被视作史量才被的原因.但客观地说,这些言论的确令当局震怒,但还不至于成为对史量才痛下杀手的主因.流传史量才“因言获罪”的直接原因,是他以百万读者抗衡百万兵.《报海旧闻》里记载,曾找史量才谈话,劝他不要与政府作对,并威胁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针锋相对地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据黄炎培回忆：“1932年有一天,蒋（介石）召史（量才）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是了.蒋立变色.”史量才以读者和军队相对比,并不是对恐吓的回击.但是史量才言下之意也很明白,他不会接受执掌最高权力的的控制,“笔杆子”和“杆子”一样有威力.一个小小报馆经理,与平起平坐谈“合作”,无异于仗民心舆论向威权发出挑战.

手握中国四大报纸、负一国舆论重望的史量才,没有理由不自信,但这份自信犯了大忌.史量才的确不是一个单纯的著名报人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史量才以上海头面人物的身份积极介入各种重大的社会事务.“一·二八”事变中,他被推举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黄炎培曾说,那时的史量才就“已招蒋的忌心”.

更让史量才成为眼中钉的,是他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密切关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宋庆龄、杨杏佛、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与的统治公开斗争.史量才并没有加入这个组织,却是其热情的支持者.他甚至以记者的身份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行的发布会,号召新闻界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战斗.

1933年6月18日,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租界被国民党复兴社特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只存在了半年多就终止了活动.杨杏佛被刺一案疑点重重,《申报》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矛头直指,暗示杨杏佛遇刺就是政府所为.史量才的种种“批逆鳞”言行不断叠加,终于让忍无可忍,起了杀心.

刺杀史量才是否出自的直接命令,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是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料想真的有这个命令,也不会留下什么字面档案.但从沈醉的回忆,可见一斑.

戴笠把刺杀地点安排在杭州,杀手们在伏击地点只等史量才的汽车驶来

1934年夏秋间,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奉的命令史量才.他先是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馆和史公馆附近找过房子.因为负责刺杀的人员迟迟找不到适合下手的地点,戴笠亲自到上海布置.

戴笠到上海后,却改了主意.《申报》馆和史公馆都在上海租界中.一年前,复兴社特务就是在租界中了杨杏佛.那是第一次在上海租界进行活动,虽然成功,却有一个杀手被迅速赶到的租界工部局巡捕抓获,一同行动的杀手不得不向其开灭口.在租界中刺杀史量才,难保杀手被捕的情形不会重演.

负责跟踪、监视的特务结识了史量才的司机,从其口中打探到史量才要去杭州的寓所逗留一段时间.于是,戴笠决定把刺杀地点安排在杭州,并派出了以赵理君为首的六人行动小组.

赵理君是当时华东区行动组组长,在“四大金刚”之中最为凶狠残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徒.赵理君带领的五个人中,有三个是和他一起刺杀杨杏佛的得力杀手.他们已经获知史量才的汽车有防弹功能,为此专门准备了穿透力强的特制驳壳和.

赵理君等人原打算在史量才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但杭州市内发生这样重大的事件,杭州市局无法对公众交代,很可能也受到怀疑.于是,赵理君等人把视线转到了杭州城外.他们在秋水山庄周围守了将近一个月,终于从司机口中打探到,史量才将于11月13日由杭州返回上海.

赵理君先去察看地形,将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距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选定为伏击点.他们把那辆敞篷别克开到伏击点,装作汽车抛锚,把车身横在路上.接下来,就是等着史量才那辆绿色防弹汽车沿着沪杭公路驶来.

刺杀完成后,杀手迅速驾车逃离现场.途中,他们卸下“京字72号”汽车牌照,换上一个杭州局的试车牌照,一路向南京飞驰而去.第二天,《申报》发布了史量才遇害的消息,举国震惊.杭州市局直接负责案件的侦破,可想而知,他们能有什么进展？

那个被凶手丢弃的“京字72号”车牌,不知为何出现在西湖苏堤.杭州市局例行公事地向南京局查询,得到的结果是,“京字72号”车牌是盐业银行私车所有,案发时该车未离开南京城.苏堤所发现之车牌系伪造.线索就此中断.

鲁涤平受电令“限期破案”,不明就里的他不断给杭州市局施压.赵龙文也很配合地做出全力追查的样子,并开出了万元悬赏.据沈醉回忆,刺杀史量才的特务领到了一笔5000元的犒赏费,听说杭州市局的悬赏额,还互相开玩笑说：“要是自己破了自己的案,倒可以多得5000元呢.”

史量才遇害后,《申报》也由盛转衰.1937年11月,侵华日军攻占上海.当时日军并未进入上海租界,但要求对《申报》进行新闻审查,控制这份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申报》拒不接受,愤而停刊.一年后,《申报》借美商之名在上海租界复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进上海公共租界,《申报》再次停刊.但仅仅一周后,在日军威胁下,《申报》复刊,落入日军报道部控制.直到日本投降,《申报》又一次停刊.

国民政府以《申报》“附逆”为名,接管了《申报》,将设备封存.到1945年12月22日《申报》复刊时,这张出版了70多年的民营报纸已经完全被国民党掌控.翌年,国民政府强迫史咏赓出让51%股份给政府,《申报》实行官商合办,《申报》成了国民党报纸.

曾取消史量才的命令,但阴差阳错,任务仍照原计划执行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人民解放军工作组接管《申报》馆.5月27日,作为国民党报纸的《申报》出至第25599号后宣布终刊.翌日,华东局兼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申报》馆原址上出版第一期.

1984年11月,史量才遇害50周年之际,《解放日报》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史量才研究也由此成为中国新闻史、现代史、社会史的一大课题.《解放日报》举行的纪念活动之后,又一位史量才遇害案的知情者发表文章,揭开了一个令人唏嘘的秘密.

这个人叫鲍志鸿,1941年进入军统局并出任第一军事情报处处长.1942年3月,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十周年,军统头子戴笠准备大搞纪念,对十年来有功之人论功行赏.鲍志鸿是负责整理档案的人之一,看到刺杀史量才一案的军统卷宗.

鲍志鸿记述的刺杀过程,与沈醉的回忆基本一致,但他补充了一个更为隐秘的细节：在这次行动实施以前,杜月笙曾向建议,史量才这样一个很有影响的人,杀掉他不如起用他为好.经过仔细盘算,采纳了杜月笙的建议.

把不杀史量才的新决定通知戴笠,戴笠便在刺杀行动的前一天晚上给赵龙文发去电报.偏偏赵龙文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每天只是上午看公文,戴笠终止行动的电令被压在了译电室里.第二天,任务照原计划执行.其后,戴笠通过此一教训,特别强调军统人员的身体素质,将军统中上层领导中体弱多病的人大部分从领导职位上调离,怕的就是再误事.

按鲍志鸿所载,史量才或可有免死的机会,但这不会改变最终的结局.即便1934年11月13日的行动被终止,史量才此后的选择无非两种,要么屈服依附于,放弃他一直坚守的“报格、人格”；要么立场不变,拒蒋反蒋,招致另一次杀身之祸.总之,史量才的“报格、人格”或被强力抹杀,或主动放弃,在民国时期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氛围下,“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终是一种奢谈.

而鲍志鸿的记述,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确为史量才的真正幕后元凶——既然是他在杜月笙的劝说下下令中止刺杀行动,那么当初下令刺杀的人也不会是旁人.

史量才生前曾说：“‘申报’这二字,印在报纸上,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红的.”仿佛谶语一般,史量才以鲜血染红了《申报》,为民国时期的报纸生态做了鲜血淋漓的标记.

（参考资料：《刺史——民国报业巨子史量才殒命始末》《北京日报》2015年3月10日、《历史罪》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版等；作者：米艾尼、罗杰等）

民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

调查之前,军统头子先商量出一个“结果”.

杀人者目的：“讨好,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主席”.

特务头子痛哭流涕,对参与者说,“谁愿意出面应付公审,就是忠于国家、忠于领袖”.

一城之内,五日之间,两位著名的人士、知识分子接连被害

1946年7月11日深夜,民盟执行委员李公朴在昆明突遭.这日晚7时半,因为要代友人去南屏接洽借用电影院开音乐会募捐事,李公朴与夫人张曼筠一同出门,事毕顺便在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9时45分散场,李公朴及夫人至南屏街乘公共汽车,随即有穿军服及者数人,跟踪上车.

车行至青云街与大兴街口停车处,乘客陆续下车.这时,天正下着雨,路灯暗淡,看不清周围的情景.李公朴夫妇通过学院坡小路回北门街,刚要上坡,张曼筠即闻身后“啪”的一声,李公朴突然倒地.张曼筠以为是路滑难走,赶快去扶他,说：“怎么又跌了呢？”李公朴说话已费力,挣扎着说：“我中了！”

张曼筠这才看到李公朴腰上在流血.她情急高呼：“捉坏人呀！”凶手向青云街逃去.刚下车的乘客和市民们一同追至三分局,终将凶手捉住.但立即有一辆吉普车开来,把他带走了.

此时正是夜里10时半.李公朴着,神志尚清.张曼筠在细雨濛濛中抱住李公朴,泪涌如注.恰逢云南大学学生会负责人舒守训（地下党员）和几个同学经过这里,立即找来帆布床,将李公朴抬送至云大医院.医院检查发现,李公朴是被微声的特种击中的,从后腰射入,经腹腔至右腹穿出.医生立刻施行手术,但肠腔已断穿好几个大洞,其中两洞,口径超过一寸,血像自来水一样向外喷射.李公朴因失血过多而近于昏迷.

医生们用尽各种办法抢救,李公朴时而昏迷,时而清醒.5点20分,李公朴永久地闭上了眼睛！

7月12日清晨,昆明《学生报》发出号外,将战士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顿时,全国震动.楚图南、闻一多、冯素陶、尚钺、费孝通、潘光旦以及各方友好,先后到医院悼念,痛哭失声.

治丧委员会正式发出通告：“战士李公朴先生遗体停于北门外云大医院,供各界人士瞻仰遗容.并定于7月16日（星期二）正午12时在云大医院前空场举行火葬.”昆明市各界,各群众团体,各大中学校师生,成千上万的青年,前往吊唁,络绎不绝.

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司令朱德发来唁电：“张曼筠女士：惊悉李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任愤慨.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李公朴殉难的消息传到上海时已是深夜,周恩来还在马思南路107号开会,闻讯后,立时掉泪.

李公朴遇刺已经让昆明人心惶惶,闻一多家中也得到更恐怖的消息.这天半夜,一名不认识的青年跑来报信,说三青团某人传出消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决定按南京密令首批四人,李公朴排第一位,接下来要的就是闻一多,此外还要逮捕十余人.闻一多的家人忧心忡忡,闻一多却不以为意.

7月15日上午,昆明学联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为安全起见,家人和朋友原本都不让闻一多出席,可他只答了一句：“李先生为可以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争来争去,最后达成协议：闻一多只出席,不发言.

可是,走进至公堂,看到李夫人张曼筠声泪俱下地汇报李公朴被刺经过,话语常因悲恸中断,闻一多再也按捺不住,他走上前扶着李夫人坐下,随后即席慷慨陈词.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

时人记录闻一多的那次演讲文稿,即为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

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后,闻一多到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长子闻立鹤不放心,特意护送父亲到周刊社门口,下午五点多散会后又去接.周刊社离闻一多居所不过200米左右,距离居所大门只有十多步时,声突然响起,像雨点一样朝着闻一多射来.闻一多头中三,胸部、左腕也被击中,闻立鹤身中五,肺部被打穿,一颗距离心脏仅有半寸……

听到声的高真（闻一多妻子）和家人奔出门外,急忙将父子俩送去云南大学医院.19岁的闻立鹤从死亡边缘捡回了一条命,可闻一多的伤是致命的,47岁的他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一丝生命迹象.

后来,据闻立雕（闻一多次子）说,如果闻一多愿意,他其实是有可能躲过这一劫的.

1946年5月,抗战胜利已将近一年,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宣告解散,清华、北大、南开等学校的师生,已经开始陆续北迁,准备回到北平、天津的原校址复校.

昆明城内,针对闻一多等人士的明暗箭,这时正愈发明显.当时闻立雕曾在西南联大校内的近日楼附近,亲眼看到要用四十万元买闻一多头颅的标语.

眼见昆明的白色恐怖越演越烈,闻一多的朋友和同事都劝他早日北上.但闻一多是云南民盟的主要领导之一,还想多留一段时间.另外,妻子高真患有心脏病,承受不了陆上交通的漫长颠簸,闻一多想让全家乘飞机返回北平.可是,当时大批战时疏散到后方的机关、企业、学校都要北迁,机票哪儿那么好买？

6月20日,西南联大分配来两张飞重庆的机票,闻一多让次子闻立雕、三子闻立鹏先飞往重庆,在那里等全家到齐后再同返北平.闻立雕至今记得,父亲叮嘱他和弟弟路上要注意身体,“怎么也没想到,这一走竟成了永别”！

闻一多遇难时,清华大学校长、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也在昆明城内.傍晚五点多,潘光旦教授的夫人忽然急急地跑来,说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被当场杀.梅贻琦惊愕不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察其当时之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

李公朴之死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行凶者尚有顾忌,行刺时间是夜里十点多,地点也选了一条少有行人的偏僻小巷,使用的紧贴在李公朴后腰,仅有“甚小之爆炸声”,连同行的张曼筠也是在李公朴倒地后才发现的.

闻一多可以说是牺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明杀”.他遇刺的地方,距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仅200米左右,周边不远还有两个派出所.刺杀时声很大,连隔着几条街的云南大学也听到了.当时正在云南大学的费孝通曾回忆说,他就是听到声方“冲出办公室到校长家中暂避”.

更为夸张的是,行凶者似乎有恃无恐,多人围击,撤退时连弹壳也没有捡回.从现场留下的弹壳可以判断出,行凶者用的是20响连发的小型盒子,这种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在云南只配备给了警备总司令部.显而易见,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难逃干系.

一城之内,五日之间,两位著名的人士、知识分子接连被害,舆论哗然.闻一多遇害一个月后,案件“侦破”,两名凶手被“公审”决.然而,真相远远没有被揭开.因“李闻血案”受到惩罚的,其实只是几个无名小卒.举世皆知,李公朴、闻一多之死是一场政治,真正的凶手是国民党政府.就连负责调查此案的国民党要员也曾暗中认为,这场出自的授意.

他们早就被国民党视为敌对力量

还在抗战后期,云南的形势有了明显变化.一方面,通过多渠道、多方面的团结、争取工作,以龙云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实力派逐步加深了对的了解和信任,主动寻求与建立联系,同情甚至暗中支持云南的爱国运动.另一方面,在南方局的领导下,云南党组织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进一步加强了各方面的工作.经过几年的积蓄,爱国进步力量迅速壮大,昆明被誉为国统区著名的“堡垒”,早已蓄势待发的爱国运动,以不可阻挡的态势在全国率先兴起.

西南联大是云南地下党活动的主要阵地,联大的爱国师生是云南学生爱国运动的中间力量.党组织争取了闻一多、吴晗、曾昭伦、罗隆基等一大批人士和知名教授,促进了党在昆明知识界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1946年7月17日,在庐山得到了李公朴、闻一多被身亡的消息.当天,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了“李闻血案”,他这样写道：

昆明连出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之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智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自夸所谓不畏死者,而其畏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

平时日记中每事仅记寥寥数语的,这次花费了150多字的笔墨记述昆明之事.日记中,的第一反应是担心事件被利用,此外便是对“最可耻”的民盟成员避去美国领事馆的谩骂.对于惨遭意外的李公朴、闻一多二人,笔下未见丝毫同情,反而将他们称为“党酋”.以“酋”称呼之首领,言语之下的情绪显而易见.

中国同盟成立于1941年,起初名为“中国政团同盟”,由多个党派和社会组织联合组建.民盟当时的主席是著名革命家张澜,李公朴和闻一多,是民盟执行委员.

加入民盟前,李公朴就是颇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1935年12月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震动了全国,各地爱国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李公朴热血沸腾.1936年,他担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因为积极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他被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

抗战胜利后,李公朴担任了民盟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委、中国人民救国会委员,继续投身于反内战、争活动.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万余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当场打伤人士60多人,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李公朴就在其中.

与李公朴相比,在西南联大教书的闻一多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诗人、学者,他同时是民盟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周刊社社长.

1945年8月12日,闻一多获悉日本投降,立即兑现诺言,剃去八年长须.之前,他曾经发誓,抗战一日不胜利,就一日不剃须.可是,没过多久,闻一多就感觉到了国民党统治的阴影.李公朴打趣他：“你的胡子是不是剃得早了些？”闻一多回答：“那就把它再留起来！”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在昆明出动大批军警和特务,袭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殴打学生,投掷,导致4名师生遇难,50多名青年受伤.惨案发生后,闻一多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一文,控诉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怒斥这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反对内战,闻一多等民盟人士又在昆明发起了万人签名的呼吁和平运动.为了配合全面军事进攻,国民党在统治区残酷镇压和平运动以及爱国人士.

此时的中国,民盟是除了国民党、之外的第三方重要力量.虽然没有掌握武装力量,但民盟成员多是著名知识分子,对社会舆论有着广泛影响.

热心呼吁和平、争取的民盟,早已被国民党视为敌对力量.闻立雕曾说,1946年“五四节”时,云南大学围墙上贴出了肆意咒骂人士的标语,上面把闻一多叫“闻一多夫”,把罗隆基叫“罗隆斯基”,意指他们亲苏、亲共.

调查李闻血案之前,唐纵和毛人凤等军统头子已经商量出了一个“结果”

从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此前似乎并不知情.他当天即给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发了电令,要霍揆彰“负责缉获正凶”,要求“警备司令部应负全责”查案.不过,也并不是完全信赖霍揆彰,他同时命令总署署长唐纵亲赴昆明,主持破案.根据1991年出版的《唐纵日记》记载,闻一多案发生后,无论国民党,还是的侍从室情报部门,均一头雾水,弄不清楚：“昆明近日接一连二的凶案……究为何方所为？”国民党各部门负责人几度开会商议,均不清楚状况.

而这样的行动,最先被怀疑的,是历来惯用手段的军统.沈醉当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保证说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大为光火.

奉命去昆明查案的唐纵,对能查出什么结果心里没底,他倒是先和毛人凤等军统头子商量出了一个“结果”.

据参与讨论的沈醉回忆,这个“结果”是“要来一次对的诬陷”,他们准备带两个人到昆明,叫他们在公开时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

沈醉根据唐纵的要求,亲自去重庆的看守所中寻找这样的“凶手”.这样的人需要满足的条件不少：得是违反纪律被处分的军统特务,肯积极“戴罪立功”；要经得起反复而不露马脚；要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没有“露过相”……“凶手”后会被判死刑,唐纵许诺,行刑前会用其他死刑犯替代,而这两个人会被派到远离云南的东北、西北去任职.

沈醉还没把两个“凶手”找齐,就接到毛人凤通知：别找了,军统云南站已经有了线索.

也许是为了洗清自身的嫌疑,军统以极高的效率查清了李闻血案的来龙去脉.李、闻的凶手,全部是当时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一清二楚,主谋就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

霍揆彰杀害李、闻,“原来是想讨好,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主席”

霍揆彰出身于黄埔一期,是深得信任的嫡系.按照军统元老人物沈醉的说法,霍揆彰杀害李、闻,“原来是想讨好,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主席”.

闻一多的长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黎明介绍,根据确知材料,1946年5月间,霍揆彰便召集云南警备总部稽查处长王子民、宪兵十三团团长彭景仁、昆明市局局长王巍等,拟定了一个包括李公朴、闻一多、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楚图南、费孝通等十多人的名单.

6月24日,霍揆彰在云南警备总部召开治安会议.会上,霍揆彰问道：“现在李公朴、闻一多等跟着跑,在昆明闹得很凶,几乎搞到我们总部门前来了,我不知道政治部做什么的,你们看怎么办？”

他们商量出的办法,是这些人士.按原拟计划,方式是不露痕迹的绑架、活埋,但执行行动的国民党特务,却采用了更简单直接的手段.

唐纵在7月23日飞抵昆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下机后（郑）修元、（李）毓桢、（龚）少侠等报告李闻案真相与经过情形,余诫以对外谨慎言论.”

考虑到霍揆彰是自己的湖南老乡和黄埔同学,唐纵决定先找霍揆彰面谈,没想到霍抵死不认账.唐纵无奈,只得向汇报,蒋气得当着唐纵的面,就大骂霍揆彰是疯子.

这时的“疯子”霍揆彰,不但不准备认罪,还自作聪明地又设计了一个一箭双雕的伎俩.

闻一多父子被刺当天,霍揆彰就以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向昆明各报送去了悬赏缉凶启事,并开出“凡能捕获凶犯解部法办者,各奖法币一百万元,凡能闻风报讯因而缉获者,各奖法币五十万元”的赏额.“捉贼”态度之积极,看起来竟像完全不知情.

然而,李闻血案引起的巨大舆论反响,超出了霍揆彰的预料.又发来了电令,命他“负责缉获正凶”.这个案子要是没有“正凶”,恐怕是交代不过去.真凶是他自己,无论如何不能交代,霍揆彰找到了一个他认为会令满意的“正凶”.

7月20日,霍揆彰下令逮捕了杨立德.杨立德原是龙云的重要幕僚,曾任昆明行营及绥靖总署副官长.龙云在抗战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多年,其势力让很是头痛,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龙云,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此次霍揆彰抓了杨立德,施以酷刑,逼其承认组织团,用意便是在推卸自己责任的同时,把火引向与貌合神离的龙云势力.

霍揆彰一门心思对杨立德刑讯逼供,不但面对前来查案的唐纵死不认账,而且对正在庐山避暑的接二连三的召见手令也置之不理.蒋召霍揆彰24日到庐山面报,可霍直到7月25日才启程——这一天,杨立德终于屈打成招.

手握杨立德供词的霍揆彰自以为得计,一边准备启程离昆,一边已经开始散布假消息.于是,国民党通讯社社昆明分社在霍揆彰启程前发出一条消息：“经军警当局连日之努力,对李闻二氏案,已经有确实之线索,日内全案当可大白.”

途经南京时,霍揆彰干脆直接宣称：“李公朴、闻一多被狙案已获得重要线索,有关重要人犯前某部队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捕,并供认不讳.”他还煞有介事地对《大公报》记者说,李闻被刺是当前有力集团发动的有计划的谋杀,目的就在于嫁祸政府.生怕公众不明白这个有力集团是谁,霍揆彰又补充一句,谋杀案的主使人已经逃回昭通原籍躲避.

原籍是昭通,“有力集团”,与杨立德有关……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龙云的三子龙绳曾.

霍揆彰的栽赃伎俩甚是娴熟,一时之间于报端闹得沸沸扬扬,似乎龙云势力确实牵涉其中.这已经不是霍揆彰第一次嫁祸他人,李公朴遇难时他就干过类似的事情.

当时,昆明街头出现了各种污蔑李公朴的传单标语,有的说李公朴“有八位太太”,其被杀完全“系出于桃色纠纷”；有的大书特书“打倒”,劝同盟为李复仇；还有标语完全是捕风捉影,揪住哲学家、员艾思奇是云南人这一点,造谣李公朴“是被杀死,因李不服从命令,特派艾思奇将李处死”.这诬陷实在是荒谬至极,彼时的艾思奇身在几千里之外的延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昆明把李公朴杀死.

霍揆彰试图嫁祸龙云的谎言,很快也被揭穿.原云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平,因公路过南京,刚好看到霍揆彰对媒体的表态,他特意发表谈话,说龙绳曾去年夏天就已回原籍,言外之意是李闻案发生时龙绳曾根本不在昆明,更无所谓“逃往昭通原籍”.龙云也被激怒,他在南京公开表示,少数报纸的不负责任之报道,已经涉及了私人名誉,应负法律责任.

事实上,霍揆彰对龙云势力的诬陷,就连都不相信.早在7月20日,蒋就在日记的“本星期反省录”中就李闻血案抱怨,“干部之无智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当时的他尚未查清详细案情,但或许是想到国民党内部的一贯作风,字里行间已猜到是手下“干部”所为.两三天后,果然从唐纵等人处得知,霍揆彰是李闻案的幕后主使.

7月25日,霍揆彰赶到庐山时,还不知道已经知道了全部案情.他还振振有辞地拿出自己设计的案卷,等着嘉许呢.

结果,等来的是大发雷霆.蒋在日记中记道：“晚课后召见霍揆章（彰）,彼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共供,其幼稚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指出其行刺之人名.”不过,骂归骂,他并没有惩处这个自作聪明的属下,而是“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

美国人的关注和介入,让所处局面雪上加霜

李闻血案的基本事实已清楚,主谋、凶手都已明确其人,但如何处置善后,让大费周章.

霍揆彰一直是深得信任的嫡系,且不说能否舍得“大义灭亲”,单就霍揆彰的身份来说,若是公开国民党云南省警备总司令、一个的门生亲信主使了李闻血案,舆论影响极为恶劣,和国民党当局恐怕很难把自己择干净.

7月26日,再次召见了霍揆彰,并找来了宪兵司令张镇,共同商量李闻血案善后,还是无计可施.气得几乎天天在日记里骂霍揆彰,从“幼稚”、“无知”、“荒谬”、“无智无识”,一直骂道“愚蠢颟顸”.

其实,在7月25日第一次召见霍揆彰之前,就已经初定了“彻底究办”此案的“应注意之点”：甲、反动派必以此加强其政府反对党人之罪恶,更将诬陷为一“法西斯”党矣；乙、对霍处置之方针；丙、公布与审判之准备；丁、宣传技术之注意；戊、政府应主动彻究此案；己、凶手之口供及其行刺之动机；庚、被刺者咎由自取乎；辛、使投机与附共者有所警惕；壬、问霍能否自动彻究此案.

闻黎明（闻一多的长孙）说,最注重的有两层,一是如何对付反对者利用惨案所进行的宣传,二是如何从技术层面进行善后,尽快了结.他对惨案的被害者没有丝毫的同情,甚至想制造“被刺者咎由自取”的假象,以杀鸡儆猴,吓倒“投机与附共者”.既要平息舆论怒涛,又要保全霍揆彰的性命和国民党政府的“名声”,两全之法谈何容易.

恰在此时,国际金主美国人的关注和介入,让的局面雪上加霜.

7月30日,身负调停国共矛盾之责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与见面,专谈李闻血案.马歇尔警告：“昆明案比内战之消息使美国影响更恶”.

仿佛是为了印证马歇尔的话,同一天,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走访美国众议院得到消息,因中国目前情形,一个月前就草拟的美国“对华军援”法案估计很难通过.美国的军援,恰恰是准备全面内战的最迫切需要的.

在当天的日记中,又骂了霍揆彰一顿“无知幼稚”、“罪孽无穷”.

李闻血案尤其是闻一多被刺后,为何会引起美国方面这么多的关注？闻黎明认为,这是因为闻一多不仅是在美国受过多年教育的留学生,而且还是中国学术界的知名学者.在美国外交档案中,有一份美国驻昆明领事劳斯1946年给大使馆的报告,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美国舆论对此事的重视：“李（公朴）被后,在大学的开明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谴责.然而,他们不相信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大家感到,李是一个实干的政治活动家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可是,闻一多被使局势完全改观,因为闻是开明人士中的佼佼者,受到知识界的高度敬仰.”

到了8月,事态发展更加严重,美国总统杜鲁门根据马歇尔拟定的草稿,以私人通信方式向提出了警告.

亲自授意,国民党军警宪特几方共同编织案情

事已至此,离不开美国援助的不得不加快处理李闻被刺这个棘手的案件了.

事实上,在收到杜鲁门的信之前,就预感到美国可能会有反应,所以7月27日已派出陆司令顾祝同飞往昆明,全权*李闻血案.所谓*,无非是尽可能撇清国民党当局的责任,将此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出发前,亲自召见顾祝同,交代了九项处置要点,其中除了要突出李、闻被刺完全是“咎由自取”等意见外,还特别提到,“问霍能否自动彻究此案”.显而易见,这时的还是希望庇护霍揆彰,希望他尽量不受牵连.

顾祝同偕陆部副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一行抵达昆明后,第一件事就是让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将李闻血案的有关行动人员拘捕,用奖励和升职作诱惑,以保证生命安全为条件,要求他们“挺身做烈士”.这与唐纵最初设计的办法不谋而合,不管案情如何,都要丢卒保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区别只在于顾祝同在案情已明的情况下,使用的卒子确实参与了李闻血案.

据杀害李公朴的凶手之一、1950年被逮捕归案的原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营长熊福广供述,当时,杀害闻一多的特务头子王子民痛哭流涕,对参与的特务们说“谁愿意出面应付公审,就是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犹豫许久,特务营连长汤世良（出庭时改名为汤时亮）、排长李明山（出庭时改名为李文山）才相继站出,成了被选出的卒子.

“凶手”有了,但口供怎么交代才能尽量撇清警备司令部乃至国民政府的责任呢？唐纵向献了一计,提出李闻两案宜分开处置,这样才显得不像是蓄谋已久的行动.他提议让云南当地势力背上刺杀李公朴的黑锅,而闻一多案则解释为偶然行为,称闻一多在讲演和记者招待会中侮辱领袖,斥责特务分子,“血气方刚”的行凶者听了大受刺激,一时控制不住才杀了闻一多.

听后深以为然,并进一步把案件缩小化,指示只处理闻一多案,暂时不提李公朴案.

8月15日,闻一多被刺一案在昆明举行公审.说是公审,但审判时却只有27人观审,除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民盟派来调查案件的梁漱溟和周新民以及指定的社两名记者外,现场几乎清一色都是各级政府官员,就连多次申请旁听的《大公报》记者也被拒之门外.

后来,梁漱溟在《我生有涯愿无涯》中描述了当时的公审过程：

8月13日顾祝同和卢汉出面宴请我们,有冷欣和张镇等作陪.此时顾祝同告我李的凶犯未捉获,闻案的凶犯已捕到,后日即可开庭审判.当晚收到省法院通知,说15日“公审”,邀我们去“观审”.我们当即回信说不同意这种“公审”,但既经邀请,我为借此机会作调查,准备参加,并提出增加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一人参加“观审”.

增加增素陶“观审”得不到同意,只有我与周新民二人去参加15日的“公审”.“公审”时到的只有被邀的不过二十余人,下午人更少；其中记者只二人,且均为国民党社的.《大公报》派来昆明的记者申请参加,也无理地被拒绝.“公审”时出庭的被告只有闻一多的两名凶犯,名汤时亮和李文山,据说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的两名中下级军官.真正的凶手是不是他们？谁也不清楚.我曾要求将闻一多被杀时受伤的他的儿子闻立鹤用担架送来法庭,以便辨认凶手和作证.但直到“公审”收场后,参谋长冷欣才要张寿贤秘书转告我们说,军法处去医院,院方出具证明,认为闻立鹤“伤势未好”,不宜出庭.所以审理中只有法官与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问答完了即算审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们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说,说“闻一多是卖国贼”,说他在李公朴追悼会“骂了军人”,他们二人出于一时“气愤”,故刺杀他,此事与他人无关,云云.闻案就这样审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结束时也未说明是否审理完毕.李公朴一案,则因为凶手根本不曾“捉拿归案”,更是不了了之.

“观审”毕,我即致函顾祝同,说明我们旁听后认为疑窦颇多,请他们不要急于定案,并索取一份记录的抄件,但始终不曾给我们.

19日顾祝同再次宴请.饭罢入另室谈话,我问：15日“公审”一天,好像是已经审完,可是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审完,是不是将再审？顾迟迟答不上来,末后低声对我说：我也还做不得主.

在8月18日看到了闻一多遇刺案的一审供词及相关报告,批阅至深夜,“研究至再,未能决定办法,十一时睡”.次日,蒋下达了“对昆明案决定要旨及公布方式”,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这一天的日记,有了一段总结式的记录,言辞仍充满愤恨：

昆明案使万目睽睽,中外注视,敌党匪部皆以此为集中攻讦诬蔑之目标,而对霍揆章（彰）之愚拙粗暴,可痛可愤,但又不能不为之恕谅,殊令人受意外之打击.可说近年以来,无论外交内政如何困苦,未有如本案处置之拮据也.今晨六时点起床,朝课后拟定处置办法,决将二凶犯决,而将霍革职交顾总司令看管,待李（公朴）案破获后,再定霍之处.如此先将闻案解决,告一段落,再观舆论之变化也.

8月25日,第二次公审举行,判决结果毫无意外：凶犯汤时亮、李文山处死刑,杨立德与本案无关交保开释,警备总司令霍揆彰革职看管.

第二天,那两名站出来“做烈士”的凶手汤时亮、李文山真的被处死了.曾经查阅过解放后被捕特务记录的云南省厅喻芳对闻黎明说,顾祝同本来是想找两名死囚犯来替代汤、李受刑,将二人替换出去的,但报告给后,认为不要再出枝节,这才毙了两名真特务.这两名被假戏真做的凶手,直到临死前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只是出面应付公审,并不会真正送命.

至此,震惊中外的闻一多案,最终在的授意、国民党军警宪特几方共同编织的谎言下,被精心炮制成了下级军官“义愤杀人”的偶然事件.而李公朴案则被冷处理,不了了之.这场民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把国民党专制统治之黑暗暴露无遗.

至于参与刺杀李、闻的其他凶手,实际上也以“与解散”的名义默认了他们的逍遥法外.1946年9月,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王子民等凶手及其家属被两辆卡车送到了国民党第二军军部所在地——云南大理县后山上的无为寺.时任第二军军长的王凌云曾撰文回忆,顾祝同当面对他交代了看管王子民等人的办法,“要使他们与外边隔离”,“还要对他们生活上予以优待”.

云南和平解放前,这些特务乘着混乱四处逃散.然而,杀人者能逃避一时,却终难逃脱历史的审判.

1950年3月,参与李公朴的特务熊福广被重庆市局逮捕.

1951年3月,杀害闻一多的特务头子王子民在成都伏法.

1951年4月,参与李闻血案的袁炳南、崔宝山、兰亚民、吴传芳四名特务,在昆明受到人民的公审,被判处死刑,立即决.

1957年4月,改名为蔡云旗的特务蔡云祈,在逃回原籍江苏盐城躲藏多年后,酒后失言,自己吐露了当年参与血案的内幕,被群众抓获,一年后经审理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58年,另一名参与杀害李公朴的特务赵凤祥在老家湖南湘潭被逮捕,一年后在湖南长沙被执行决.

而最大的幕后黑手霍揆彰,1949年随逃往台湾,1953年在台北病亡.

很快就宽恕了霍揆彰,半年之后霍揆彰以监察委员身份出席了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

李闻血案前,对民盟人士大加攻击,敌意明显,屡出“还击”、“打击”之词；李闻血案后,又包庇主谋、铁案妄断.各界都怀疑是刺杀李公朴、闻一多的幕后黑手.

1946年7月18日,李闻血案发生没几天,民盟主席张澜就在致的公开信中委婉提出：凶手特务如此横行无忌,“必有背景,主席于事先,似不应完全不知”.

曾任军统特务骨干并参与调查李闻血案的程一鸣说：“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得到蒋的事先批准……才敢动手.”1946年时任云南省政府秘书长的杨适生后来更明确说,李公朴、闻一多,是得到了蒋“便宜处置”的密令.

上世纪80年代前,无论是史学界,还是李、闻二人的民盟同事,甚至就连曾经的国民党内部人士,都曾猜疑可能是李闻血案的幕后主使.但是,根据上世纪90年代公布的唐纵日记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的日记手稿等档案,加上新中国成立后逮捕的凶犯供词、沈醉的回忆等资料印证,现在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遇刺,事先并不知情.

历史学者杨奎松也曾研究日记,对比在“一二·一惨案”、“较场口血案”、“下关事件”和“李闻血案”四次血案中的反应,他认为,对“李闻血案”的反应更接近“一二·一惨案”和“下关事件”,第一反应是怀疑,发现是国民党自己做的后,马上就谴责下属.当着唐纵的面,连霍揆彰是疯子都骂出来了,可见其对霍揆彰的所作所为事先并无思想准备.

不过,在杨奎松看来,虽然不是李闻血案直接的幕后黑手,却未必与此类事件毫无关系.

对民盟的不满乃至敌意是有据可查、有目共睹的.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1946年2月17日的日记里记载,召见他时,曾这样“提醒”他：“张（奚若）、闻（一多）、潘（光旦）等之举动”,“殊于清华不利”.

1946年3月23日,约见西南联大三青团干部,听到汇报并联想起西南联大学潮不断的情况,当时就怒火中烧,要求他们“对不法教师侮辱党国,甘为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6月5日上午,在情报指导委员会上再度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李闻血案发生前几个月,仅在公开场合,就多次作出这些对民盟骨干“加以还击”、“不必姑息”、“应施打击”之类的指示.

6月7日,对部队发表演讲,更是激烈指斥民盟等“一般投机分子,无耻之徒”,“丧尽天良,甘作的走狗,吠影吠声”,附和“的毒焰”,推动社会视听和国际舆论“为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必欲毁灭我们”.

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有历史学者还发现了这样一条密令：“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密令没有标注具体时间,也没有所发单位,更没有明确“便宜处置”的方式,虽然不能视为直接下令刺杀闻一多等人的命令,然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说对民盟“应施打击”,当然有下属揣摩着他的心思付诸实施.

这个下属,就是时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的霍揆彰.

而且,对于下属的行径,也并没有真正反感过.1946年8月19日,他在日记中称霍揆彰“可痛可愤,但又不能不为之恕谅”.1947年3月,被革职看管的霍揆彰就以监察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还是当初差点被他栽赃的龙云坚决反对,才重新下令对霍揆彰“严加管束”.但没过几个月,霍揆彰又被推为国大代表,并且获得了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的任命.

霍揆彰在这前后与沈醉谈起李闻血案,说出了心里话,他说当时“干得太早一点”,因为“时机还不到”,“才惹出这场麻烦”,“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参考资料：《李闻血案——民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北京晚报》2016年8月9日、《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为争和平而壮烈献身的李公朴》《世纪风采》2012年第1期等；作者：杨丽娟、梁漱溟、淮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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