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传播观念的演变,本文是对外传播类有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与对外传播和观念和演变类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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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传播是指以我国的大众媒体,特别是主流大众媒体为传播者,以国外受众为传播对象,旨在国际上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于国际舆论环境的传播过程.而对外传播观念源于对外传播的具体实践,是对对外传播实践的思想总结,反过来,它也是指导对外传播实践的精神层面上的推动力.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对外传播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传播观念和实践的发展脉络的梳理,总结经验,有助于推动我国对外传播工作在新时代继续发展.
一、改革开放40年对外传播观念的演变历程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观念发展呈现出一条比较清晰的演进路线.本文对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只是根据对外传播工作发展的实际作出的一个大致分期,各阶段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分界.
1. 1978-1988：纠正“”期间对外传播“左”倾思想,为经济建设服务
“”结束后,政治思想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对外传播领域也积极反思“左”倾错误思想,希望通过改善落后的外宣工作,修复中国在“”期间受损的国际形象.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对外传播工作顺应改革开放重大战略,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首先,在这一时期,对外传播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86年11月26日至12月3日,和对外宣传小组联合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万里等同志会见了与会代表.除此之外,中国通过成立专门机构、发布文件等形式来指导各级各部门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传达党的对外传播思想.其中,1980年4月,为了加强对外宣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对外宣传小组,负责领导、管理协调全国各部门的对外传播工作.1983年,起草了《对外宣传小组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统一了国际国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宣传口径.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有效地协调和利用了各方资源,促进了我国对外传播工作在短期内的恢复和发展.1984年,新华社在全球已建成93个国外分社.到了1988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驻外记者已经从1980年在建立的第一个驻外记者站增加到了16个,并向34个国家和地区的68家电台传送、寄送节目.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我国对外传播的主要任务是为改革开放和国内经济建设服务.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需要敞开大门与世界合作,而对外传播恰恰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有效的对外传播可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有利于帮助中国引进国外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1986年,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朱穆之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我国要与世界各国和人民增进相互了解,发展友好往来和互利合作关系,这就首先需要让各国对今日的中国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就曾举办了《中国概况介绍》节目,系统介绍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除此之外,它还在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如列宁、高尔基、泰戈尔诞辰纪念日）期间播出特定语言的专题节目,拉近与国外受众的情感距离.与此同时,他还强调要通过与世界人民建立友好互信的关系,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发展.1988年5月,朱穆之在甘肃天水考察时提出对外宣传一定要和经济贸易等结合,要进一步探讨如何搞好对外宣传,使其真正起到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发展经济服务.
2. 1989-1992：明确对外传播导向,重视向国外反映改革开放政策及成就
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风波引发了党对前一阶段宣传工作的全面反思.及时召开相关会议,明确今后新闻宣传工作的导向.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所暴露出的问题,同志于1989年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指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组成部分,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坚定地全面准确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其中,在对外传播方面,1990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对外宣传要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可以说,这明确指明了党和国家今后在对外传播实践中的根本方向.社会主义阵营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西方国家在东欧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而中国在国际上声音微弱,不足以抵消外界对我国的造谣、污蔑.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坚持反对霸权、维护世界和平,并逐渐意识到加强对外传播在争取国际舆论方面的重要性.1991年,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系统阐释了中国人权的真实情况,驳斥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攻击,回应了国际关心的问题.1992年,新华社完成了对党的十四大,《人权白皮书》,《西藏问题白皮书》,日本天皇访华,中国同韩国、以色列建交等重大政治和外交事件的对外报道.通过介绍中国和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有力地在国际上传达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决心,展现了我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正面形象.
其实,这一阶段,在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战略的指引下,外宣工作的重点是继续促进中外交流和国内经济建设.1992年,根据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十四大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围绕这一重大决定,对外传播工作者主动作为,肩负起了全面完整地反映与阐释党和政府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任务.其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一些外语广播部在1992年通过开办《中国的经济建设与改革》《改革与开放》《变化中的中国》等专题节目,系统介绍了我国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就,展现了一个发展的、积极向上的中国形象,有助于国外受众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改革举措.
3. 1993-2000：关注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寻求更多交流突破点,重视媒体实力提升
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开始将目光转移到社会主义中国身上.由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偏见,西方专家学者和主流媒体在舆论场上倾向于妖魔化中国,特别是在人权、香港回归、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宣扬“中国威胁论”.有学者统计,1993-1998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人权的报道上,中性与负面之比为14：86；关于香港回归后前途的报道,中性与负面之比为23：77；关于西藏问题的报道,中性与负面之比高达10：90.①
面对西方的偏见和抹黑,我国开始重点关注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寻求双方交流的更多突破点.比如,注重语言表达的去政治化.这一时期,我们意识到“宣传”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的“强行灌输”含义,沿用“propaganda”可能会继续引发西方国家的反感和误解,于是,有关部门于1997年发通知规定,“宣传”一词在英文翻译中不再使用“propaganda”,改用“publicity”.②另外,要在舆论争夺战上主动出击,澄清误会还原真相.比如1998年,由署名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首次对我国国防政策进行系统阐述,强调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阐明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最后,主动设置议程,借助国外中上层、靠近决策层的人士来影响国外主流观点.赵启正曾说：“向世界说明中国,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之外,也要通过各国新闻机构发挥沟通作用.”③2000年,中国日报网刊登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普兰特就根据白皮书原文,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的现象的专栏文章,呼吁美国社会在台湾问题上多了解中国大陆政府的观点和意见.
这一阶段,为应对新的国际传播体系的竞争,我国也开始关注互联网在对外传播领域的作用.2000年3月,和共同制定了《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纲要》.《纲要》提出要大力加强互联网媒体建设,主流媒体要加强网上新闻宣传.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传播,2000年,五大重点新闻宣传网站与美国杰纽特（Genuity）公司签约,在美国建立了宽带100M的镜像网站.网站开通后,境外访问量提高了2-3倍.
4. 2001-2012：重视国家软实力,通过媒体硬件设施建设和文化交流提升对外传播能力
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通过举办一系列国际性盛会,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等,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中国形象.这一阶段,中国的国力迅速提升,但我们也意识到需要加大建设与我国政治、经济等“硬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这其中,对外传播工作的质量如何就关系到我国良好国际形象的构建及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因此,增强主流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也就自然成为该时期的应有之义.一方面,我们致力于扩大主流媒体采编网络和全球媒体覆盖面.截止到2011年,新华社已经建立140多个驻外分社,形成比较健全的全球新闻信息采集网络和新闻发布体系.同时,电视台海外记者站达50个,在141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海外用户超过2亿人.
另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播和沟通,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感召力,提高国际受众对中国的认可度.首先,向海外输出印刷、电子等文化产品,传递中国现代文明成果.2007年,我国综合性文摘期刊《读者》已覆盖到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累计发行量达到50多万册；其次,通过举办相关的文化学术交流活动来增进相互认识与理解,如在国外设立孔子学院、邀请国外智库来中国参访等.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于2010年、2012年举办了两届“中美高级官员培训班”,邀请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及国土等部门的高级政务官来华接受培训,以授课形式介绍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并在培训间隙穿插安排了攀登长城、游览故宫等活动,帮助学员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借助感受在地文化的交流活动,能够促进美国官员对中国有一个全新与全面的了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使美国高层在制定中美关系相关政策和决定时能够有一个真实、客观的态度.最后,有意识地进行国家形象在海外的主动塑造.如2011年,中国制作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型电子显示屏上播出.虽然对于其在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存在诸多争议,但是这一宣传片的推出,标志着我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主动地交流沟通,致力于改善国际舆论中被西方媒体垄断的话语态势,维护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力,开启了中国国家形象从被动的“他塑”到主动“自塑”的进程.
5. 2013-2018：转变“内外有别”的传播思维,积极融入国际话语体系,传播中国声音
2013年至今,我国对外传播观念随着国家战略的调整有了一个新的提升.日益强大的中国通过对外阐述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参与国际性事务,努力构建更加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互联互通,实现合作共赢,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说,宏观国家战略为我国对外传播指明了方向,即通过向国外传播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文化内涵,促进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上的认可度,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而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总书记曾对对外传播工作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高国际话语权、阐释好中国特色”等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可以看出,积极融入国际话语体系,通过国际话语影响世界是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观念发展的主要逻辑.
在这一时期,我们充分意识到有效的对外传播首先需要超越民族国家思维,融入国际话语体系.中国与西方国家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形态和思维意识上的差异,对很多问题的理解有偏差.国内受众熟悉的话语,国外受众不一定能够接受和认同.如果只是直接翻译、照搬照抄,很有可能丢失原有的意涵、引发误会,使双方之间无法有效沟通,甚至还有可能产生矛盾、摩擦与冲突.因此,积极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用世界普遍接受的故事载体传播中国声音就显得十分必要.当然,融入国际话语体系并非意味着要完全丢掉中国的文化内涵,这其实只是方式方法上的调整,我们的最终目的依旧是要在国际上传播好中国声音.如2015年,“复兴路上工作室”推出了《十三五之歌》,该作品用英文说唱的方式介绍了中国“十三五”规划,它一改往日沉闷且与国际受众相去甚远的话语表达方式,在国际上引发了诸多关注.
除此之外,网络新技术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媒体传播格局,这也促使我国对外传播观念从“内外有别”到“内外一体”的转变.网络社会的来临改变了信息的传受模式,当网络媒体上的每个用户都能通过平台发布信息、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转变成“地球村”中“村民”之间的互动交流时,“内外有别”的信息管理方式已不再适用.如果一味地按照“内外有别”的宣传方式,在重大灾害事件发生后以“维护社会稳定、防止谣言产生”为由对信息进行封锁,反而会因为不能及时满足受众信息需求而引发次生舆情.同时,国外媒体与用户难以获得可靠准确的信息,很有可能根据我国社交网络上无根据的谣言进行新闻报道和传播.新媒体时代,信息的流通不仅仅局限于国界之内,网络传播已变成全球传播.因此,对外传播工作更需要在“内外一体”层面上对信息流进行整体把控.
二、对外传播观念演变背景及影响
1. 对外传播观念变革存在于国家战略层面调整的大背景之中
对外传播不仅是社会子系统之一,也是我国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通过影响国际舆论来助力国家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因此,研究对外传播观念变革,离不开对国家战略层面的整体把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回顾40年来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其总体目标是服务于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这一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国家战略在国际国内形势影响下相应地有所调整,因此,我国对外传播观念、工作也有着不同特点.
2. 对外传播观念变革成为中国对外传播工作发展的重要动力
观念能够影响行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观念层面的引导.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国自1986年召开第一次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以来,定期总结对外传播工作经验,并通过会议讲话和文件,传达党就对外传播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宏观层面上为下一阶段中国对外传播工作做好总体规划部署.1986年召开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就强调,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和交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并要求对外宣传工作者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一阶段,我国对外传播工作领域反思长期以来、尤其是“”期间所着重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体系,致力于将改革开放以后全新的中国形象展现给世界.可以说,在对外传播领域内消除“左”倾错误思想,以实事求是精神报道国内外新闻事件,全面真实展现中国国家形象已成为我国对外传播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与此同时,对外传播观念演变最根本的动力还是来源于我国丰富的对外传播实践.回顾40年来对外传播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反思其不足,能够为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如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当时的国际舆论一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华的积极态度,迅速对中国产生普遍的负面情绪,但由于中国外宣媒体实力较弱,还不足以抵挡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在此情况下,我国积极反思并调整对外传播策略,明确了正面宣传我国国家形象的目标,并在提高国家对外传播能力上下足功夫.2008年西藏“3·14”打砸抢烧事件中,由于我国在事件初期对于新闻报道表现保守,西方媒体乘机对中国发难,使得我国陷入被动状态.吸取了该教训后,我国在和北京奥运会等事件中,对外采取了开放的信息发布政策.特别是200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大大增加了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自由度,这一举动彰显了中国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同时获得了国外媒体同仁的好评.
正如有学者所讲：“所谓新闻观念的更新,从新闻观念史的角度看,实质上就是一个去除和抛弃各种非新闻观念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认识新闻特征、新闻规律,回归新闻本位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和把握不同时代新闻（行业、媒体、媒介、传播）个性特征的过程及扬弃旧观念提出新观念的过程.”④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我国对外传播观念的演变亦是如此,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它回归到新闻传播规律的本身,明确了对外传播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它没有远离或是超越中国的具体实际,而是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坚守着对外传播工作乃至是整个新闻传播领域的底线,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全局.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媒介体制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8QNRC08）
「注释」
①潘志高：《<纽约时报>对华报道分析：1993-1998》,《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②何国平：《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③李新彦、杨明方：《向世界说明中国——访主任赵启正》,《人民日报》1998年9月3日第5版.
④杨保军：《新时期中国新闻观念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19日第3版.
此文总结：此文为适合不知如何写对外传播和观念和演变方面的对外传播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对外传播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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