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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论文参考文献：
与胡适的零距离
人生有太多的不确定,这一点在与胡适的交往上得到最准确的验证.
1918年8月,25岁的从湖南来到北京,和蔡和森等8位新民学会会员一起,住在景山东街一条叫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小胡同里.一间朝西的小房子,8个青年同居一室.当时,其实是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但因没有钱没去成.
当时和蔡和森等8个人只睡一张床,他们住的地方不但潮湿拥挤,光线也阴暗得让人难以忍受.除了住宿,吃饭也是问题.杨昌济看到昔日学生没饭吃也很着急,于是提笔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请他给安排一个打扫卫生的工作.
蔡元培觉得像这样有理想、有文化的好青年,去做清洁工作太可惜了,遂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写了个条子.有校长的条子在,李大钊当即接收了,让他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就是给来阅览室读书看报的读者作登记.
对这份书记员工作很满意,可以看书,还可以挣钱,打工、学习两不误.更重要的是,在来阅读的读者中,他不时还能发现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比如胡适,比如鲁迅.
半年后,与胡适终于有了一次零距离的接触.那是胡适在北大开讲座,正好有空,就过来旁听.
那天他到得很早,就坐在第一排.在胡适演讲的间隙,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胡适一愣,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接着问：“你是北大哪个系的？”说：“我不是北大注册生,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以前多次见过您.”胡适听了,点点头,但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告诉他,有机会私下里再交流,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不是在讲堂上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
胡适没有回答的问题,让觉得受了冷落.多年之后,在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这样说：“我那时候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怎么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因为在北大长期不被重视,慢慢有了归乡之心.当时他住在北大四合院大门一侧,顺便帮北大当门房,经常在晚上关门后被晚归的教授们吵醒,要他起来开门.夏天还好,反正天热,入睡得晚,起床开门无所谓.一到冬天,寒气袭人,每晚在热被窝里被叫起,一夜有好多次,让颇感厌烦.唯一让他稍感安慰的是,他在这段时间里,获得了杨昌济老师的女儿杨开慧的芳心,两个人开始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们准备一起回湖南.
两次登门拜访胡适
离开北大前,向胡适告别.他来到胡适的家中,向大师请教.胡适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北大图书馆的书记员,将他迎进了书房,两人交流了一下对时事政治的看法.也不客气,将中国的问题一股脑儿全说出来,基本重复了不久前他在讲堂上向胡适的提问.胡适非常有耐心,一一向作了自己的解释,然后又用在美国留学期间学得的知识,指导如何回乡开展具体而踏实的工作.
看到胡适非常繁忙,不时地看着身后的墙壁,他趁胡适倒茶的工夫,回头一看,发现墙上贴着胡适自己写的一行字：“闲谈不过五分钟！”当下主动告辞：“对不起,胡教授,耽搁您时间了.”胡适微笑着点头,也不挽留,招呼家佣送客.
回到长沙后,开始开展农动,创办了《湘江评论》,他按期将杂志寄给胡适.胡适看后有一种意外的惊喜,随后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撰文说：“《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上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评述’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
胡适的赞美让十分高兴,同年12月,他再次来到北京,此次是为了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与5位新民学会会员联名上书胡适,想争取支持.这次再度登门拜访胡适,胡适在1920年1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来谈湖南事.”
这一次返回湖南后,与胡适失联的时间很长,长达25年.漫长的25年,与胡适都变了.
与鲁迅惺惺相惜
为了与国民党争夺宣传阵地,吸引民众支持共产主义,1930年春天,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自然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也是最早争取的对象.
鲁迅成了左联的精神领袖,在他和之间,开始有了联络渠道.担任这个联络工作的,便是左联内部的党团书记冯雪峰,他也是左联的实际领导者.曾经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鲁迅对也是心悦诚服,他说：“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的称呼)的政策是对的.”他曾跟冯雪峰表态：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
和鲁迅,这两个大人物不曾谋面,却能心心相印,而冯雪峰就如“月下红娘”,一根丝线千里相牵,牵出一段传奇般的伟大情谊.
在左联工作三年后,冯雪峰向汇报工作,重点介绍的对象便是鲁迅.他告诉,有一个日本人说,“全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一个是鲁迅,半个是”.
那些年,上海各种大报小报对与红军事无巨细地全盘报道,有同情领导的工农红军的革命运动,也有反对红军的做派.一些国民党的报纸干脆称的苏维埃政府为“”.
有一天,鲁迅忽然在报纸上看到的几首词.鲁迅将这几首诗词看了又看,许广平这时正好来给他送茶,就随口问他：“的诗词,怎么样？”鲁迅说：“《清平乐》也好,《西江月》也罢,这些词牌名向来都是文人雅士茶余饭后涂抹的软绵绵小情小调.也是怪事,到了手里,就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
许广平一听笑得直不起腰来,掩着嘴说：“你是说,是山大王？”鲁迅说：“他身上有山大王的气概,但是他比山大王有智慧,比山大王目光也远大多了.”
听说之后哈哈大笑：“鲁迅先生比喻得好,太好了,他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早在上井冈山之前,我在长沙演讲中就说过这样的话,我要做革命的‘山大王’.”
早在瑞金时期就和冯雪峰说过：“我没有见过鲁迅,‘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今晚我们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
鲁迅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对处于劣境的苏区十分牵挂.也正是因为鲁迅在物质与精神上对领导的苏区革命给以鼎力相助,让对他心存感激.后来在武汉接见军区负责人时说：“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请傅斯年“代向胡适老师问好”
鲁迅逝世差不多10年后,再次与胡适接上头,这时已是1945年.这年7月,为了促进国共合作,国民参政员傅斯年、黄炎培应主席的邀请飞赴延安.会见了他们,并当面请傅斯年向在美国的胡适转达他的问候,他这样说：“代向胡适老师问好！”
胡适得到的问候以后,心里很不平静.昔日那个他有点“慢待”的湖南青年,现如今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人物,胡适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他亲拟了一份电报,托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重庆谈判”国民党代表之一王世杰择机呈给,电文开头便是：
润芝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傅斯年）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陈达,仅供考虑.
显然,对董必武转达的的主张,胡适没有接受.对于胡适的主张,后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报告时说：“……国民党宣传说,就是争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武装,一支,一粒,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番话,算是对胡适的回应.
1949年悄然到来了,当时北平已经被的军队重重包围,与都在争取胡适,一个要他南下,一个要他留在北平.即便“道不同、志不合”,但作为一代领袖,自有他的心胸与眼界,他一直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胡适是和鲁迅平起平坐的文化巨匠.
1949年,虽然不再对胡适抱有幻想,但他还是做了最后一次争取,他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笑着婉拒,胡适最后坐上派来接他的飞机抵达南京.1949年4月随国民党去了台湾.
（摘自《名人传记》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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