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主产区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的行为与影响因素,该文是气候变化相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跟气候变化和粮食和影响因素有关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气候变化论文参考文献：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从１９９２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１９９７年的?京都议定书?和２００９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到２０１６年的?巴黎协定?,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农业是对气候变化极其敏感的部门,在过去的３０年里,全球变暖已经导致３２％~３９％地区的玉米、水稻、小麦和大豆的减产[１].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如果不采取措施,未来２０~５０年中国粮食生产、消费、流通和贸易全产业链将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冲击,进而影响到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２].因此,积极适应并减缓气候变化,保障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
认知气候变化并提出适应策略是人类响应气候变化的基础,并且适应于特定的地域和背景,将适应性纳入政策设计和政府决策,可促进降低灾害风险的协同作用.综述国内外针对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得出研究主要基于农民和政府这两大实施主体来展开,围绕农民和政府如何认知气候变化,并采取了哪些主要的适应性行为,为什么有些农民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而其他农民没有能力,当农民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时,政府有没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他们等问题开展.Mandryk等(２０１７)利用多目标优化模型研究荷兰弗莱福兰省作物和农场水平尺度上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适应策略,提出农民以最大化农场经济效益和土壤有机物平衡为目标,根据未来气候变化的不同场景改进和选择不同的种植方式[３].吕亚荣和陈淑芬(２０１０)研究认为,农民采取的适应性行为,以调整农时、增加投入和灌溉等被动适应性行为为主,调整作物品种、修建基础设施、采用新技术、改善农田周边的生态环境等主动适应性行为为辅[４].朱红根和周曙东(２０１１)则认为户主年龄、文化程度、与村民交流频率、来往亲戚数、赶集频率、看电视频率、距离市场远近及气象信息服务等因素能显著影响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５].
总体而言,对于粮食主产区的农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能力及其采取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比较缺乏,相关的模型和测算方法较少.并且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户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采取的适应性策略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基于此,本文选取粮食主产区河南省２６个县１５６０份农户的调查材料,利用频数统计、比较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等方法对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的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国家制定粮食主产区农户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支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１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性统计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５年６~７月课题组在粮食主产区河南省开展的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行为及意愿调查.调查内容包括:①应对干旱的政策支持,包括政府是否提供了早期的干旱预警和预防信息服务,如技术、财务以及向农民提供的物理援助.②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如供水可靠性、土壤类型、交通基础设施、经济发展以及村干部的个人特点.③农户家庭成员状况,主要涉及户主年龄、每户人数、种植作物类型、３代之内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数量、种植区内的山地数量和坡度、财产状况、能否准确判断农业生产遭受干旱的影响、采取何种适应性措施、是否提前知道发生干旱的警报以及政府提供的应对信息等.本次调查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１６００份,收回问卷１５８５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１５６０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７.５％.
１.２ 样本描述性统计
在有效的１５６０份问卷中,男女性别比例近乎１∶１,具体如表１ 所示.样本数据的平均年龄为５５.３２岁,受访农户最大年龄为７９岁,４０~５９岁占比５５.７％.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具有小学学历的农户占比最高,为３３.７％;没上过学的农户占比１５％,初中以上的农户占比５１.３％.在经济收入方面,个人年收入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０ 元的农户占比３４.１％.在个人年收入的来源方面,约有５６％的受访者表示主要依赖于农业收入,约有２２.８％主要依靠外出打工.在健康状况方面,有５４.９％的农户认为自己“身体一般”,有３７.３％ 的农户认为自己“身体健康”,有７.８％的农户认为自己患有高血压、关节炎等疾病.在家庭方面,家庭成员以５人居多,占比４７.１％;并且三代之内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受访者约占１/３,提前知道发生干旱的警报以及政府提供的应对信息约占６２％,得到政府提供的技术、金融、物质等支持来抵御气候变暖的不利影响约占４９％.种植作物为粮食作物的农户占比９３％,且种植区内有山地、坡度及台地占比５２％ (表１).从被调查村庄的总体情况来看,水源的获得性是应对气候变化引起的干旱的重要途径,约有３/４的村庄靠获取地下水来进行生活和灌溉.大部分村庄距离镇区较近,在１０km 以内约占２/３,调查村庄里有１个以上企业的数量占比６１.７％.村长的平均年龄在５０岁左右,受教育时间５~６年,一般都具有小学及以上学历.提前知道发生干旱的警报以及政府提供应对信息的农户约占６２％,得到政府提供的技术、金融、物质等支持来抵御气候变暖的不利影响约占５５％.
２ 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的行为分析
２.１ 农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分析
实地调查显示,有１３２０户家庭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来应对气候变暖带来的不利影响(如干旱)以保护粮食作物安全生产,其中男性占９２.３％,女性占７６.６％.从年龄结构来看,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大致相同,对气候变化有认知的比例基本保持在８０％左右.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基本素质和知识储备较多,认为气候变化的可能性越大,对气候变化有认知的比例基本保持在８５％以上.与此同时,个人经济实力与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也有很大的关系,收入越高,经济实力越强,认为气候变化的可能性越大,从而更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来应对气候变化.从政策支持情况来看,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有两种主要方法支持农民应对气候变化.一种是为农民提供极端气候事件的预警预报信息;另一种是为农民提供技术、资金或实物支持.向农民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往往是由村干部或乡镇官员、当地农业和气象部门通过广播、移动通信等方式.极端气候事件发生前提供的信息主要强调如何防止潜在的损失,告诉农民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的预计持续时间和严重性,并提醒他们应该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如储水或调整作物种植模式等)以减少损失.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常采取更直接的方式,在技术、财政和政策上支持、帮助农民,如为农民提供种子、化肥、农药或其他生产投入,通过农业专项资金和补贴贷款向农民提供补贴等.调查结果表明,对不同村庄的政策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６２％的农户收到来自地方政府的早期干旱预警和预防信息,其中,２０％的农户在干旱发生前就收到了信息,３５％的农户在干旱期间收到了信息以及４０％的农户在干旱之前和干旱期间都收到了信息.另外,社会资本是一个农户所拥有的实际或潜在的社会资源总和,可以作为获取信息和在政策上获得支持的一个重要通道.根据笔者的调查数据,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和家庭中有在政府工作的亲属之间有一个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采取积极应对措施的家庭平均有０.３８个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
２.２ 农民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分析
在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产生不利影响时,农户到底采取何种适应性行为,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评估农民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具体措施.一般来说,农民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工程措施是当干旱等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到来时,农民通常采取的打机井、购买水泵、引导地表水、修建储水设备等措施.非工程措施一般是指购买保险、改变种植结构、调整播种或收获时期、增加灌溉次数等.
在 采取积极行动的１３２０户家庭中,有８５％的家庭只采取了一种适应措施,这种措施以工程或非工程为主,只有１０％的家庭同时采取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在那些应用工程措施的家庭中,３４％的农户打机井来获取地下水资源,３３％的农户获取地表水资源(２０％维持渠道畅通,１３％修建地表水排水管道),１２％的农户选择建立蓄水池来收集雨水,２１％的家庭选择购买水泵,从附近的河流、池塘或湖泊取水灌溉.增加灌溉次数和改变作物生产投入(如种子、肥料、农药、劳动力)是农民应对气候变暖所采取的两个主要的非工程措施.在受到干旱威胁时,大多数家庭(３８％)愿意选择通过改变灌溉时间或体积来提高灌溉强度、增加灌溉次数来缓解农作物缺水的不利影响.此外,１６％的家庭选择改变作物种植类型,或者选择种植耐旱性作物;１３％的家庭更愿意调整作物播种或收获时期.购买农作物保险也已经成为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新的选择,根据调查约有５％ 的农户愿意为农作物购买保险(图１).
３ 农民适应气候变化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以上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和分化.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和分化,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需要引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
３.１ 模型选择与变量设置
本文将影响农民适应气候变化行为的因素分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环境因素和政策因素４类.其中,个人因素包含性别、年龄(包含村长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村长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因素包含家庭规模、在政府部门上班的亲戚人数、家庭
收入,环境因素包括地表水可获得性、地下水可获得性、农作物类型、地形、土壤、村庄里的企业数量、距离镇区远近,政策因素包括提前得到政府信息、期间得到政府信息、提前和期间都得到政府信息、得到政府支持.农民适应气候变化行为“是否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否采取适应性行为”就可以被视为二分变量,可以设定为“没有＝０” “有＝１”,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计量模型为: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做出以下几种假定:(１)性别对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的认知以及采取何种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方向难以确定.Tenge和Hella (２０１４)研究认为女性受传统意识的影响和束缚,与男性相比在耕地和水资源保护等方面的行为能力有限[６].而Nhemachena和Hassan (２００７)则认为女性是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承担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她们比男性更清楚如何通过农业生产实践来适应气候变化[７].农村女性的思想比男性更保守,但是比男性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在对气候变化适应性问题上难以确定.
(２)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有利于农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并主动采取适应性行为.Maddison (２００７)认为农户对温度、降水等气象因子的感知与其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会直接影响其采取何种适应性行为和决策选择[８].年龄越高,务农的年限就越长,其对农业生产就越熟悉,越容易认知气候变化;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知识储备就越多,越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采取新技术,认知气候变化的能力越强,主动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意愿越强.
(３)家庭规模、在政府部门上班的亲戚人数、家庭收入有利于农民认知气候变化并主动采取适应性行为.Knowler和Bradshaw (２００７)研究认为家庭规模大的农户对家庭劳动力配置更加科学,能够将部分劳动力资源分配到非农生产,进而获得更多收入.当应对气候变化时,他们倾向于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增加施肥等劳动密集型的适应性措施[９].因此,家庭规模越大,共同抵御气候变化能力就越强;Chen等(２０１３)研究发现,采取适当的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和家庭中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戚之间有一个明显正相关的关系[１０].有亲戚在政府部门上班,就会及时得到气候变化的信息,能够及时指导农动采取适应性行为.家庭收入越高,经济实力就越强,其主动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意愿就越强.
(４)水分的可获得性、农作物类型、地形、土壤、村庄里的企业数量、距离镇区远近都有利于农民认知气候变化并主动采取适应性行为.水分的可获得性对农民所采取的工程措施具有显著影响,如果是地表水容易获得,那么农民比较倾向于选择疏通水道、购买水泵抽水等措施;如果是地下水容易获得,那么农民比较倾向于打机井.农作物类型、地形、土壤环境相对恶劣的情况下,将会增加农民对气候变化尤其是极端气候现象的关注,进而采取工程或非工程措施进行应对.村庄里的企业数量越多,农民就近就业的机会越多,进而家庭收入增加的可能性越大,越有经济实力来主动采取适应性行为;距离镇区中心距离越近,得到气候变化的信息就越及时,也就越容易认知气候变化.
(５)提前得到政府信息、期间得到政府信息、提前和期间都得到政府信息、得到政府支持有利于农民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并主动采取适应性行为.Chen等(２０１３)研究发现,虽然提供早期预警和抗旱信息政策可以有效地鼓励农民采取适应措施,但是如果只在干旱发生之前或干旱期间提供信息,信息的效果将明显下降[１０].因此,知道发生干旱的警报以及政府提供的应对信息越早,得到政府提供的技术、金融、物质等支持和补贴越及时,越容易认知气候变化,越积极主动采取适应性行为,并且以非工程措施为主.
２ 实证分析选择表２的变量作为农民适应气候变化行为的影响因素,使用统计软件SPSS１７.０对模型(４)和模型(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３.两个模型的卡方检验值均在１％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两个模型总体拟合效果均较好.另外,最大似然对数值、Cox&SnellR２和NagelkerkeR２等方面均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性别对认知气候变化和采取适应性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认知气候变化和采取适应性行为,这与吕亚荣和陈淑芬(２０１０)[４]研究结果一致.可能的解释是,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男性外出打工越来越多,而且很多男主人只是在农忙的时候回家帮助种收,从而使得女性在经济、心理和情感方面独立性增强,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能够独立参与家庭生产决策.因此,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更敏感,也更为主动地采取适应性行为.年龄对认知气候变化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对采取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年龄的大小与是否采取适应性行为没有必然联系.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民认知气候变化和采取适应性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采取非工程适应性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与吴婷婷(２０１５)研究结果一致,并认为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户采用的气候变化适应性措施类型就越多[１１].这是因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不断增强,农民接受新技术、新事物等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更容易采取积极主动的适应策略,并且以投入较低、成本不高的非工程适应性措施为主.
理论上讲,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的经济实力.但结果显示,家庭规模、家庭收入与认知气候变化并采取适应性行为并无显著关系,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吕亚荣和陈淑芬(２０１０)认为,家庭总收入对农民是否采取适应性行为及其类型选择没有影响[４].Deressa等(２００９)研究也发现家庭规模并没有引起采用气候变化适应性措施的概率显著上升[１２].可能的解释是当前种粮比较效益低,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家庭成员的外出打工,即使是采取适应性行为也是以投入成本较低的非工程措施为主,因此,是否认知气候变化并采取适应性行为对家庭经济的依赖性并不强.家庭的社会资本对农民认知气候变化并采取适应措施也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这与Chen等(２０１３)[１０]、吴婷婷(２０１５)[１１]、汪兴东等(２０１６)[１３]研究结果一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更多的亲戚在村、乡镇或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他们广泛的社会网络会让他们与外界产生更好、更及时地沟通与信息交流,同时会增加接受应对气候变化帮助或建议的可能性,他们更可能会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
水分可获得性对农民认知气候变化没有显著关系,但是能显著影响农民采取适应性行为.这是因为充足的水分供给能够显著影响农民采取工程和非工程的应对策略,并且在其他控制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提高地下水供给的可获得性,可以显著提高农民采取抗旱措施的能力.农作物类型和地形因素对农民认知气候变化并采取适应性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与邓可红等(２００６)研究结果一致[１４].一般来说,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粮食作物受到干旱等极端气候威胁时,与经济作物相比,农民更积极主动地采取适应措施,并且以非工程措施为主.研究结果还表明,采取适应措施特别是非工程措施在非平原地区(如丘陵、山区)比平原地区更容易实施.
信息源的获取时间对认知气候变化、采取适应性行为以及采取何种适应性行为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与Chen等(２０１３)[１０]研究结果一致.提供早期的气候变化预警和预报信息能够有效促进农民采取应对极端气候的措施.并且在极端气候事件发生之前和发生期间提供预警预报信息,对于农民采取主动的适应性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有助于农民同时采取非工程措施和工程措施来自觉抵御气候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政府提供技术和经济等支持政策对农民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些政策不仅促进了农民采取非工程措施来应对,而且大大加快了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同步利用效率.
４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１５６０份调查问卷的分析与评估,研究了粮食主产区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的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大部分农民能认识到气候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并采取了工程及非工程措施等多种适应性行为.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的社会资本、水分可获得性、农作物类型、地形因素、气候变化信息源的获取时间、政府是否提供技术和经济等支持政策是影响粮食主产区农民适应气候变化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４.１ 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监测预警和气象灾害风险管理
进一步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预测预报和综合预警系统建设,通过手机短信、微信、电视媒体、互联网等多种有效渠道扩大农民对极端气候事件信息源的获取,实现各类极端气候事件预测预警信息的共享共用和有效传递,建立极端气候事件的早期预警机制和应急响应体系.健全各种气象灾害的风险管理机制,积极引导农民为农作物购买政策性与商业性气候灾害保险,并针对气候灾害新特征及时调整防灾减灾对策.
４.２ 加强资金、技术等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作用
进一步加大农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支持力度.积极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重点围绕购置农机具,增加种子、肥料、农药、劳动力等农作物生产投入,调整播种和收获时期,改变作物种植类型等方面鼓励和引导农动采取适应性策略.进一步加大农民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支持力度,积极引导农民采用新技术改造中低产田、选育推广抗逆优良农作物品种等提高农业抗旱、防洪、排涝能力.
４.３ 加强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能力建设
加强水资源管理和水资源利用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提高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可获得性.在粮食主产区因地制宜地兴建中小型水利设施,鼓励和支持非平原地区建设小水窖、小水池、小塘坝、小泵站、小水渠“五小水利”工程.坚持有效疏导地表水与合理开采地下水相结合,积极发展旱作农业,采用地膜覆盖、深松深耕、保护性耕作等技术,切实增强水利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撑保障能力,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４.４ 加强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的行为指导和技能培训
特别是加强在家务农的家庭女主人应对气候变化的培训工作,提高她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和认知能力.充分利用农民家庭的社会资本开展不同主体之间适应气候变化行为的合作、信息传递与技能共享,进而推动农户之间、村庄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合力,共同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本文总结:上文是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气候变化和粮食和影响因素相关气候变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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