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舒晋瑜：合宜的批评最难能可贵（访谈）,该文是关于批评类硕士论文范文与孟繁华舒晋瑜和合宜和难能可贵方面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批评论文参考文献：
孟繁华 舒晋瑜
孟繁华,祖籍山东,生于吉林省敦化市.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众神狂欢》《1978：岁月》《梦幻与宿命》《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与人合著）《想象的盛宴》《游牧的文学时代》《坚韧的叙事》《文化批评与知识左翼》《文学革命终结之后》等二十余部作品.主编文学书籍八十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四百余篇论文,部分著作译为英语、日语、韩语等.201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2014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舒晋瑜,1973年生于山西霍州,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历任山东桓台报社主任、中华读书报社副刊编辑,现任总编辑助理.2006年加入中国散文学会,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旭光晨韵》,访谈录《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以笔为旗——军旅作家访谈录》.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文坛和学界的重大事件,以细腻的观察、体贴的思考进入当代文学现场,以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方式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报道,在文学界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作家苏童称：“在我的印象中,舒晋瑜似乎是一个文学的战地记者,她用细腻热情的笔触勾勒文学的硝烟战火,以及文学战士们的精神世界.”
舒晋瑜：您本科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却从历史系转入中文系,为什么？
孟繁华：1978年高考,我报了三个大学的中文系——北大中文系、吉大中文系和东北师大中文系.结果因为历史考得很好,直接把我录取到了东北师大历史系.东北师大历史系非常著名,尤其是世界上古史研究享誉国内外.入学后给我们上课的,恰恰是世界上古史的权威专家林志纯先生.林先生是福建人,讲有浓重口音的福州普通话.他个头不高,但非常挺拔,1978年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在坚持给我们上课,讲亚述学.上课时他没有讲义没有教案,手里举着一支粉笔就走向了讲台.你想,作为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学生,听一个顶级专家用福建普通话讲从未听说过的学问,其情形可想而知.我觉得自己难以完成学业,于是就有了强烈的转到中文系学习的想法.那时的大学不允许随便转系,我也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转系过程,最终如愿转到了中文系.其实,我这样叙述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的过程,说到底还不是遇到林先生“知难而退”——78级历史系的同学初入学校的情况和我也差不多,但除了我,他们最终都学得很好,而且有许多人在历史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现在想来也真是对不起林老先生了.
说到底,转系还是个人兴趣使然.一个初中生大概也只能对文学感兴趣——因为可供选择的兴趣实在太有限了.那时东北师大的中文系也很强,著名学者杨公骥、蒋锡金、孙晓野、何善周、孙中田等先生都在那里任教.我转到中文系都已经是学期末了.兴趣也成为了我学习的动力.初中学过一点儿俄语,在历史系学的是英语,中文系又改学日语.在中文系学习,各门功课成绩还不错.
舒晋瑜：考入大学之前在吉林省敦化县插队的经历,带给您怎样的影响？
孟繁华：我们这代人几乎都有插队的经历.这个问题同代人有不同的回答.当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道理.但是我不能同意八十年代末期——在知青下乡三十周年前后的一些口号,诸如“青春无悔”“怀念黑土地”等.这是当时某些“成功人士”的认知.他们甚至组团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大有重回故里、衣锦还乡的味道.你想,那些还留在乡下、没有返城的知青会是什么心情.我的知青生涯,让我了解认识了真实的乡村中国,了解了农民是怎么一回事,为我后来有能力反省那段历史打下了生活基础.面对历史,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因此,知青经历,既不是我们值得夸耀的过去,也不是我们痛诉苦难的理由.所有的经历都一样,它能够让你认识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生的不确定性就够了.客观地说,我生活在边疆的小城,远离中心,当时对知青下乡这件事没有任何思考、判断能力.后来,下乡这件事给我最直接的体验是,什么苦我都能吃,我真的不怕苦了.
舒晋瑜：最初的评论关注点在哪里？
孟繁华：我从读大学时开始发表评论.那是因还没有受到系统的文学批评专业训练,还没有能力参与到核心问题的讨论,只能做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发表这些作品评论,不仅满足了我的虚荣心,重要的是给了我从事文学批评的信心.
舒晋瑜：您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是以谁为评论对象？
孟繁华：我的第一篇评论是评论徐敬亚的长诗《长征,长征》,发在《星星》诗刊上.当时我还在东北师大读书,因为和徐敬亚在同一座城市,多有交往,也非常喜欢他的诗.他领衔的校园诗刊《赤子心》,在国内诗歌界、特别是在大学生那里有极高的影响力.他在《星星》诗刊发表了这首诗后,我就写了评论寄给杂志了.没有熟人,就是投稿.结果很快就发表了.那个时代文学刊物的风气真是让人怀念.徐敬亚后来名满天下,他是诗人,但他被广泛认知还是他的被称为“三个崛起”之一的《崛起的诗群》以及他组织的现代诗歌大展等.他对推动中国诗歌发展有很大贡献.
舒晋瑜：多年来,您一直关注、追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而且最关键的是笔头快,几乎第一时间就能写出评论文章.这种评论的和动力来自什么？
孟繁华：多年来,我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史研究,一是追踪当代文学的步伐,主要是小说创作的评论.大概从新世纪开始,我就一直编选中、短篇小说选,一直到现在.这使我必须阅读大量的小说作品；还要参加各种作品讨论会,主要是长篇小说讨论会.这样,对当下的各种体裁小说就有更多了解的可能.开会我都是带着文章,这是向我的老师谢冕先生学习的.他对任何事情都认真,开会都带着稿子.我向老师学习,也就多写了一些文章.至于,那是年轻人的事.如果说还有些动力,还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这不是矫情,我觉得不爱文学的人可以不必勉为其难,如果热爱就全身心地投入.但现在我对文学的心情真是喜忧参半、百感交集.所谓喜忧参半,就是当代文学的高端成就,可以与世界强势文学平等对话；另一方面,真正的好作品,读过之后让我们深怀感动、心悦诚服的作品,还不多见.
舒晋瑜：在选择哪位作家作为自己批评研究的对象上,您的取舍标准是什么？
孟繁华：开始从事文学评论很盲目,看到哪部作品有了感觉就写,或者哪个刊物约稿就写.当对文学批评有了一些认识之后,我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批评研究对象——发现寻找有希望、有潜能的青年作家或重要的文学现象、思潮.我们知道,那些成名的作家或者“一线”作家,有更多的批评家在关注,研究他们的人很多.我也必须关注他们,因为他们代表了当下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但不一定要写文章去锦上添花；而更多的青年作家尤其需要雪中送炭.客观地说,现在很多青年作家写得很好,各大刊物中、短篇头条,几乎都是70后、80后的作家作品.但重要的批评家对他们的关注显然不够.我愿意继续关注、评论他们的创作.
舒晋瑜：《面对今日中国的关怀与忧患》《文化碰撞时代的来临》……您的很多评论,和同时代的作家们一样,显示出50后一代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您做学术,是否也有一种忧患意识？
孟繁华：不同代际的人当然有共同的东西,但是,不同代际的人也确实存在差异性.家国关怀和参与意识可能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特征.无论现在社会怎么看,这个“历史共同体”的集体性格是难以改变的.也许是这样的原因,我关心的话题大多是“宏大叙事”.我知道有问题,但改也难.
舒晋瑜：世纪之交,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大众的界限被打破,一种多元、开放、现代、新质的文化正在生成、展示和传播.您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问题,提出对于经典、传统,我们是否还应怀着尊崇和敬畏？理想的坍塌与内心的困惑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和倾诉？……这些追问,源自什么？您觉得这种追问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孟繁华：这应该是我在《众神狂欢》这本书里提到的.这本书写于九十年代中期.那时的中国正在发生大的变化.1993年发生的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集中反映了知识分子阶层对这个变化的不同看法.所以我称那是“众神狂欢”.学院知识分子大多表达了这一忧虑.事实证明,我们只关注经济发展、忽视人文精神建设,必然会受到惩罚.时至今日,金钱拜物教已经成为社会最具支配力和影响力的思想.这非常可怕.社会思想道德领域的问题,我们大体可以感知.因此,上面说的忧患意识也并非只是本土文化传统的影响,它也有具体的、现实的原因.
对经典、传统,我们是否还应怀有尊崇和敬意,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八十年代有一种反传统的思潮来势汹汹.其中与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有一定关系.这本书里,作者用结构的方法,将中国文化以相当负面的形象出现,使一些反传统的“斗士”找到了某种依据.于是,中国传统文化被再度妖魔化,传统文化再度雪上加霜.当然,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说凡是传统文化都要照搬、继承.这既不可能也做不到.但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进入现代社会的“制衡”力量,通过传统文化,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走了多远,是否已经“跑偏”.因此,我仍然认为在九十年代的那些追问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舒晋瑜：您当年也参与过对《废都》的“讨伐”,后来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当年的批评是有问题的,那种道德化的激愤与文学并没有多少关系.我特别喜欢您的直率和勇气.当然不止您一个人,也有一些评论家由于各种原因对作品的把握会有些变化,您的这种“变化”多么？是否也有把握不住作品的时候？
孟繁华：1993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大年”.“陕军东征”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文学事件.而《废都》又是这个事件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也是“人文精神大讨论”涉及的主要文学作品.出于对急转直下的社会风气的担忧,我和李书磊、陈晓明等人用极快的速度合作了一本书——《世纪末的文化马戏——废都批判》,出版者出于市场考虑,将书名庸俗不堪地改为《废都滋味》.我们在书里对《废都》都做了道德化的批判.那时我们掌握的理论批评资源还十分有限,对庄之蝶的行为和情感方式并没有读出“弦外之音”.后来我发现,贾平凹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他最先感知了那时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他们悲剧性的幻灭感确如石破天惊.当发现自己当年的批评有问题,曲解了作品、“委屈”了作家,那我就应该有勇气去改正.往大了说,那也是批评*的要求.所幸的是,如此“不靠谱”地批评一个作家作品,对我来说还不多见,所以,这种“变化”几乎是唯一的一次.谁都有对作品把握不住、不准的时候,我遇到这种情况时就是暂时不发言.
舒晋瑜：在文学现场,您肯定特别清晰地注意到同时代作家的创作现状.您认为他们最困惑的东西是什么？
孟繁华：我认为他最困惑的可能是最难以言说的,就是为自己“所累”.我曾经在《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一文中说：“50后”是有特殊经历的一代人,他们大多有上山下乡或从军、当工人的经历,或有乡村出身的背景.他们从登上文坛到今天,特别是“30后”退出历史前台后,便独步天下.他们的经历和成就已经转换为资本.在怎样的程度上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保守性”,
敢于面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和难题,是他们走出困境的路径之一.
舒晋瑜：如果他们的创作往前走,您觉得他们的最大的障碍或局限是什么？怎么才能突破？
孟繁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根据这一代人的创作实践,比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格非的《望春风》等受到普遍好评,证明敢于触及现实题材,应该是这代人寻求突破的最佳途径.我不是说写历史就不好,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历史题材小说,但这代人都集中去书写历史,某种意义说就是对现实的回避.现实题材最难写,有出息、有抱负、有对现实有参与热望的作家,应该积极地书写现实,用文学的方式推动这个时代向更进步的方向发展.写现实,就和政治有关,我们试图摆脱政治的想法有一定的合理性,那是摆脱政治对文学的束缚或文学对政治的依附.但是文学怎么能够和政治没有关系呢？祛政治本身也是政治.从另一个方面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价值观,价值观就是政治的一个方面.当然,至于写什么,那完全是作家的自由.我不可能、也没有资格要求作家去写什么.
舒晋瑜：这几年,您提出一个概念,叫乡村文明的崩溃.您对当下文学的疑虑或焦虑,其实隐含了对文学“轰动”或“突变”还怀有期待.如果是,那么这种“期待”依据是什么？
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崩溃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维系乡村文明的文化已经土崩瓦解,更重要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也逐渐转向了城市.这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合目的性发展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城市化.但城市化是不是就一定要剿灭乡村文化,这是需要讨论的.我之所以还对乡土文学怀有期待,缘于这样的理由：一是我们的乡土文学是最发达,最成熟的文学样式.这与我们的社会形态有关,中国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乡土中国.即便今天城市化程度非常高,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乡村,但中国文化形态本质上还是乡土的.比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他的发现.今天的城市本来是“陌生人”社会,但在城市要办任何一件事情,没有“熟人”可能办不成.“熟人社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嫁接”到城市了.它改变了原来的意思,从另一个方向构建了城市的“乡土文化”.另一方面,我一直认为,乡村文明崩溃了,但对乡土中国的书写远远没有结束.这正如在封建社会即将崩溃的时候,恰恰产生了中国文学最伟大的作品《红楼梦》.这当然是一种猜想、预设.
舒晋瑜：2014年《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论稿》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有无获奖感言？您认为优秀的评论家具备怎样的潜质？
孟繁华：获得这个奖项我当然很荣幸,这是中国文学最高奖.我以全票通过获得这个奖也深感幸运,感谢评委的厚爱.当时我还作为获理论批评奖的代表发言,获奖感言也早已发表.
优秀的批评家当然要具有一定的素养,比如良好的专业训练,包括理论素养、中外文学史知识、宽阔的文学视野以及对作品的感受能力等.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对文学要“有爱”,对文学有持久关注的热情.持之以恒是非常难的.热爱文学,从事批评就要说真话.这一点在今天尤其难做到.“合宜”的批评最难能可贵.合宜就是不偏不倚、不高不低.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恰恰是就高不就低,尽量往大了说,往高了说,这是批评普遍的风气.能在这种风气中坚持“合宜”的,就是好批评家.我也难以做到.
舒晋瑜：如何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您做评论,从哪里切入？是否也有一套自己行之有效的方法论？
孟繁华：每个人判断作品的方法各有不同,有的从理论切入,有的从文本切入.我没有方法论,但有一个比较朴素的方法,就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切入作品,也就是在文学史的范畴里,看一部作品是否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有哪些新的文学元素.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前面提到的,就是同行们怎么看,这是两个比较.我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绝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反而经常不那么自信,因为每个人都被自己的“真理意志”所控制,要超越这个意志是很难的.年轻时写评论会言之凿凿,现在经常犹豫不决,可能因为年龄的关系吧.
舒晋瑜：回顾多年的评论生涯,您愿意做何总结？您的评论所关注的领域,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孟繁华：我从事文学批评三十多年.从事这个行当——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很是辛苦.要读那么多作品——无论是否喜欢,然后要写文章.但这是个人选择,没人逼你.所以我没有任何怨言.大体说来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是很有意思.前面说过,我主要从事文学史研究和当下文学批评.这两个有联系又非常不同的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文学史,从九十年代末期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后,当代文学史在学界的地位不一样了,没有人再说“当代文学不是学问”了.当下文学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比如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程光炜的八十年代研究、吴俊的《人民文学》研究以及其他学者对《文艺报》的研究、对传媒的研究等.对边缘材料的发现、打捞,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文学史的写作.对边缘的发现意味着对主流的修订.过去,我们更注重观念的文学史,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现在,上述学者的研究思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文学批评也在发生变化.问题是一方面是文学批评的甜蜜化,这是不好的方面；一方面70后、80后批评家带着他们对文学和文学批评新的理解,逐渐走向了一线.他们注重文本分析,有很好的新批评的训练.他们的努力会改变文学批评的整体面貌.这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批评.
舒晋瑜：我注意到您的阅读量特别大.在阅读方面您有何技巧？
孟繁华：这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人必须面对的事情.只有读得多,才会对文学有更全面的了解.我的经验就是好作品要细读,甚至读几遍；一般作品泛览,大体了解就可以.今天的作品是海量的,要全部读完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只有读得多,才能避免简单化和片面性.当然,这方面我做得也很差,我自己知道.
舒晋瑜：您从事评论工作,印象最深的事情有哪些？
孟繁华：我1982年到北京,在广播电视大学工作.大学刚毕业谁也不认识,两眼一抹黑.电大开了一门课——《当代作家谈创作》,我负责组织这门课.这门课给我带来了接触当代作家的极大便利.很多重要的作家、批评家,就是通过这门课认识的.
后来参加各种文学会议,逐渐了解了北京的文学语境,理解了不同时期文学的核心话题.这是我从事文学批评入门的时期.我和很多作家有联系,他们对文学不同的表达,加深了我对文学感性层面的理解.当然,我交往最多的还是我的同行朋友.现在我接触更多的是青年作家,特别是70后作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和这些朋友喝酒.喝酒是讨论文学和其他话题最好的时刻.大家放松、平等,或款款到来或激烈争论,都有意思.
舒晋瑜：您认为自己的评论对作家的创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孟繁华：这个问题得问作家.我认为评论和创作是一个对话关系,不是指导关系.作家面对的是生活,他要把生活形象地组织起来,提炼、概括为艺术；评论面对的是一个艺术作品,所以,批评家更应该是一个艺术家.
舒晋瑜：为何有的作家对评论并不认可？您认为中国批评界出现了什么问题？
孟繁华：自古以来就是“诗无达诂”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面对一部作品是见仁见智的.因此,有作家对评论不认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下的批评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我曾写过文章,批评当下文学评论过于“甜蜜”,对文学创作整体持否定态度,具体持肯定态度.这是有问题的,逻辑上是不通的.如果整体创作有问题,为什么到每个具体作家那里都写得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体上也应该是肯定的.更重要的是,当文学的总体性瓦解之后,我们的评论失去了标准.用怎样的尺度评价文学成了问题.
舒晋瑜：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评论风格？觉得对自己评论形成干扰的因素有哪些？
孟繁华：好像还没有人评价自己的风格吧？我也不大好说.如果说对自己的评论有干扰的话,那也都是自身的问题.比如我批评文学评论的甜蜜,我也应该是参与其间的.中国是人情社会、熟人社会,你想,对文学批评能没有影响吗?
舒晋瑜：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批评？
孟繁华：实事求是地说,当下批评没那么好,当然更没那么坏.很多人把今天的创作和批评同八十年代比较,并慨叹今不如昔.我不这么看.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八十年代和“五四”比较,那又要生出一番今不如昔.历史是只可想象不可重复的.每个时代的情况不一样,不可能都石破天惊.西方也一样.现在的文学批评平淡了些,没有争论,没有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自己说自己的,这不大好.
舒晋瑜：当下文坛存在一窝蜂追踪名作家名作品、而对边缘的、不知名的作家关注甚少的现象.当然对于后者的关注,格外需要胆识.怎样才能减少些评论的盲区？
孟繁华：这是一个问题.其实你已经发现问题了.研究、批评名家是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水准,都是指高端的文学成就.比如英国的莎士比亚,美国的海明威、惠特曼,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中国的鲁迅等.所以研究名家和重要作品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就当代创作来说,这个趋向也有问题,就是简便易行.可以不去读更多的作品,也不必冒这个风险.但我不大赞成这个做法.鲁迅当年好像不大批评名家,他更多评论的还是青年作家,萧红、萧军、殷夫、柔石等.本雅明也不特别对名家感兴趣,他选择的作家应该是二流的居多.在这些作家那里会发现更多的与文学有关的话题.某种意义上说,敢于评论不那么知名的作家可能更重要.减少批评的盲区,就要多读作品.这个工作和编辑工作一样,努力发现新人,寻找那些有创作潜力的作家,更能够显示一个批评家的眼光和工作价值.
舒晋瑜：《历史与现场丛书》是由您领衔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团队的一次集体亮相,汇集了你们近些年的学术成果.能谈谈这套丛书的创意吗？
孟繁华：这套丛书是我和贺绍俊先生共同主编的.是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集中发表学术成果的一部分.既有对现代作家或现象的研究,也有对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
它应该是学科建设的一个方面.学科建设,无论是梯队、项目、研究方向还是课程设置,最后都要体现在学术成果和课堂教学上.学界一般都把目光集中在高端大学,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边缘性的大学也不是不做事情.我个人认为,就文学史研究、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我们和著名大学的现当代学科有一定距离,所以我们一直在追赶他们,至于做得怎么样,那是要学界评价的.当然,我们这次集中出版这套书系,一方面是检验我们的成果,一方面也有向高端大学学习的明确诉求.
舒晋瑜：其中《新论稿——作家与作品》是您对新世纪重要作家作品评论的选集.其中既有对当代文学著名学者和批评家学术著作和成就的评论,也有对不同代际作家作品的评论.入选这本书的文章,其选择标准是什么？
孟繁华：这本书,是我系统研究新的一部分.还有文学思潮和文学现场两部.发表了大约一百多万字,正逐渐结集出版.
我在观察、研究新的时候,一个方面关注创作,一方面也关注同行的研究.关注创作,就是关注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我从事研究和评论的基础；关注同行,就是关注那些优秀的研究者、批评家是怎样工作的.他们的研究和评论总是给我以极大的启发甚至激励,很多批评的灵感来自他们的工作.还有,只有知道、了解他们站在什么位置,我才能知道或确定自己站在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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