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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李东洋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 要：历史人类学孕育于20世纪30-4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倡的社会史,是继社会史研究之后,历史学家引用社会学、人类学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史学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引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笔耕不辍,成果丰硕.这些成果都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非常值得进行综合论述,以享后来学者.
关键词：历史学；人类学；区域史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27-03
收稿日期：2016-01-12
近年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相当突出,而且成为历史学者有意识的追求.历史学最早把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即兴起了社会史研究.此后,又有学者主动引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入史学,使历史人类学成为继社会史后的又一史学新领域.
年鉴学派的开创者马克·布洛赫非常重视历史人类学.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指出：“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1]且其《国王的触摸》被誉为历史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一、历史人类学的概念与理论方法
何谓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人类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Anthropology）即人类学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也就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也可以说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实现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体现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以克服传统历史观的局限性[2].而历史学者则认为,这个从名词上看似乎应该属于人类学分支的学科,至今在人类学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主张应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历史人类学,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的泥潭,“历史人类学”之所以得名,大概在于被历史学抢先注册的缘故,因为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大都是具有历史学的学科背景,相比较而言,人类学者对此略逊一筹[3].类似的观点早在1978年,法国历史人类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一文中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3]在他看来,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
其实,无论是历史学的人类学化,还是人类学的历史学化,在历史人类学的形成过程中,历史学与人类学是相互影响的.“人类学有理论眼光,而历史学注重细节和过程,两者有相互补充之处.人类学的历史化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而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则是借用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4]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取向”和“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取向”,它是试图调和历史学宏大的理论关怀和建构（诸如年鉴学派的中长段理论）和人类学那种“小地方大问题”、“小社区大社会”的微观研究旨趣,借鉴历史学的深厚的文献收集与解读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厚描写”的田野调查方法.
二、历史人类学在近代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应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兴起,历史学的研究也逐渐采用人类学方法.尤其在近代中国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中,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更具优势.
区域社会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的主要体现在乡村史、民间宗教史等方面,因为这些领域比较适合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中国本土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江村经济》,就是作者费孝通利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太湖边的名为“开弦弓”的村庄进行实地调查而撰写的里程碑式著作.另有刘志伟、陈春声等人早在80年代就与海外学者科大卫、萧凤霞合作进行区域研究.尤以小区域研究为重.刘志伟重点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问题,他与科大卫合作的《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一文则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们对珠江三角洲宗族问题的看法,认为考察明清时期“宗族”的历史,应该超越“血缘体”或“亲属组织”的角度.华南地区宗族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宗族的发展实践,是宋明理学利用文字的表达,改变国家礼仪,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起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除此之外,在珠江三角洲地域社会的历史、里甲赋役制度、民间信仰等方面,刘志伟也较有成就.陈春声的研究聚焦在广东潮州“樟林”小村,以挖掘民间文献的史料价值为主,探讨地域神三山国王的崇拜,对樟林神庙系统表达的信仰空间和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意义都作了深刻的分析[5].厦门大学傅衣凌先生由于深受人类学家弗雷泽名著《金枝》的影响,早在上个世纪30年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时就相当重视对民间文献的收集和关注基层社会.他大量使用当时学术界较少关注的佃农经济、租佃斗争、乡族组织等问题进行论述,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逐渐发展出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旨趣[6].厦门大学的郑振满教授与武雅士（Arthur P. Wolf）、庄英章、丁荷生等人类学家合作,研究福建特别是莆田地域社会史.郑振满的专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是国内研究家族组织相当出色的著作,书中在大量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的基础上,揭示了家庭与家族之间的演进过程,并以家族组织的探讨为核心论述了明清福建社会宗理庶民化、财产关系的共有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的变迁趋势.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郑振满对莆田地区的神明信仰也进行了研究,他通过考察莆田江口平原的神庙系统和祭典组织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指出神庙祭祀组织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制约,祭祀圈不仅仅是台湾汉族移民社会的特殊历史产物,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普遍现象[7].
南开大学、山西大学是研究华北区域社会史的重镇.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倡导者,他发表的《开展社会史的研究》,率先呼吁开展社会史研究.不过,冯先生主要致力于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代表作为《清人社会生活》.山西大学乔志强教授也较早地致力于社会史的研究,他发表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一文,提出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职能,并主编了《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该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近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区域社会史兴起之后,乔志强与其弟子行龙联合撰文指出,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需要侧重三种方法,即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和多学科渗透法[8].目前,山西大学主要致力于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三晋文化与民俗,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等四方面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应用了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提倡史学工作者走出塔,走向田野与社会[9].“走在乡土上,才会发现在书斋里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却是一个乡村社会的‘常识’.”[10]以行龙为代表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近年来从人口、资源、环境的角度,以“水案”为切入点,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由行龙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是他们阶段性成果的反映.在行龙的影响下,其学生所从事的贱民研究（长子剃头匠）、秧歌研究、乡村给水研究、晋商的研究也是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来完成的[11].南开大学常建华从事风俗史的研究,主张从风俗史研究社会生活,认为注重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立场与特征.他在探讨中国岁时节日的过程中,从有关虚耗鬼等习俗研究了当时节日体现的民众心态.体会到长时段对于探讨民俗心态的重要性,尝试利用剪纸等非文本资料[12].侯杰在研究近代民众宗教意识的过程中,也经常走入“田野”去“发现”史料,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档案、族谱、碑刻、契约、善书,并先后发表了《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中国民众意识》等著作和论文.赵世瑜先生研究华北庙会的过程中,运用了社会学、民俗学、神话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他研究庙会问题的一篇力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就深受人类学的影响,该文叙述了庙会的一般情况以及华北庙会的迷信崇拜的基本功能与文化娱乐功能,分析了庙会在经济学及社会学上的意义,并尝试用中心地学说概括庙会发展规律,颇有创意[13].
除华南、华北之外,在研究江南乡村史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以历史人类学解读历史,张佩国2002年出版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王振忠等人在对徽学的研究中,也逐渐走向田野,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历史人类学将会在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以上所列举仅仅是国内部分历史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另外,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过程中,人类学者也开始借助历史学的方法,对人类学自身的理论进行反思,这方面以王铭铭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其代表作有《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就反映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辨证,或过程与文化的辨证”的特点[14].
三、结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历史人类学从其滥觞于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到20世纪80年代鹊起于世界学术界,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体现学科之间的日益整合,体现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实践,概括地说就是田野调查、区域取向、底层视角,在乡村史和民间宗教史两个领域中最为集中,以华南地区的研究为代表.当然作为历史研究,我们应坚持历史学科的本位,这是历史人类学在区域社会研究中的根本,也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借鉴与吸收的最终目的.相信随着历史人类学的展开,它会对历史学的其他的研究同样产生有益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2〕王铭铭.漂泊的洞察[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3〕黄志繁.20世纪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述评[J].中国农史,2005（1）.
〔4〕[法]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M].转引自雅克·勒高夫等编.新史学[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238.
〔5〕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刍论——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J].史学理论研究,1995（2）.
〔6〕行龙.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4（4）.
〔7〕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J].近代史研究,2006（1）.
〔8〕赵世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J].历史研究,1992（5）.
〔9〕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刍论——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J].史学理论研究,1995（2）.
〔10〕行龙.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4（4）.
〔11〕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J].近代史研究,2006（1）.
〔12〕赵世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J].历史研究,1992（5）.
〔13〕常建华.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A].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4〕赵世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J].历史研究,1992（5）.
（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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