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幕府：名臣能吏，半出其门,该文是关于曾国藩大学毕业论文范文跟曾国藩和名臣和幕府相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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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让曾国藩幕府成为一时之最早在汉、唐甚至更早的年代,中国就已经有了幕府和幕僚制度.降及清代,幕僚制度仍是经久不衰.而曾国藩幕僚能够不断发展,主要原因在于战争的需要和督抚权力的膨胀.
若在平时,督抚所要承办的公务毕竟有限,聘请几个幕僚,至多是十个八个,也就足可应付,绰绰有余了.然而,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的清代咸( 丰) 同( 治) 年间,并不是什么太平盛世,而是多事之秋.当时,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族起义已经遍及全国,相继击溃清王朝所赖以生存的八旗、绿营国家常备武装,清政府无兵无饷,只得依靠各地督抚征厘募勇,同太平军、捻军等人民起义军作战.这样,清朝的安危存亡就主要系在这些统兵大员身上.
他们为了扭转战局,适应独立作战的需要,将昔日用以束缚他们手脚的各项制度一一破坏,把过去与之比肩而立的布政使、按察使,贬为自己的属员,遂使兵、政、财、人大权集于一身,本属的权力落入地方督抚手中.清政府深知此弊,而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与此同时,各地督抚既要带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所要承办的事务和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也大大地增长起来,只好多多招聘幕僚,一再扩大幕府,将幕府作为自己的参谋和后勤机关,依靠幕僚解决战争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其时,最早建立幕府、征厘募勇者并非湘、淮备军,曾( 国藩)、胡( 林翼)、左( 宗棠)、李( 鸿章) 各帅,只不过他们*最著成效,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军事上成为主力,其幕府亦最为突出、最为典型.曾国藩幕府能以超越胡、左、李诸人,成天下一时之最,还有他个人方面的特殊原因.首先,曾国藩地位最尊,权力最大,辖地最广,统兵最众,使其他三人望尘莫及.曾国藩自咸丰十年( 公元1860 年）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后,一再加任,迨至同治二年( 公元1863 年),已身兼五钦差大臣之职,这在有清一代以至历朝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就所管辖的地域而论,曾国藩统辖江西、江苏、安徽三省之地,节制四省（外加浙江) 军事,这也是其他人所无法相比的.就统兵而言,曾国藩统兵最多时达12 万人,仅由他供饷的军队即近于10 万之众.毫无疑问,兵多则饷需亦多,地广方便于筹饷.战事最紧张时,曾国藩曾在江西、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六省设局征厘,厘金停解前后又在三江两湖遍设局、卡,征收盐课,先后敛银不下三千数百万两,所揽利权之广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由于战争的需要和督抚权力的膨胀,曾国藩承办的事务已大大超过平时一个普通总督的职责,而这些事务又主要靠他的幕府去完成,所以,其幕府同平时一般督抚的幕府有了很大不同.
曾府幕僚几乎人人有官可做曾国藩幕府的一大特点是,大批幕友得保官职.平时,人们充任幕僚只是作为一种职业,谋求衣食而已.有人后来做官也多由科举登进,尚未闻出自幕主奏保者.而曾国藩不仅奏保身边秘书,亦保奖筹饷人员,数量之多,升迁之快,都甚为罕见.
曾国藩大批奏保幕僚,主要是在咸丰十年出任两江总督后.咸丰四至七年,曾国藩第一次带兵出省作战期间,很少奏保幕僚,曾为此甚感苦恼,觉得很对不住与自己患难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晋等人.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在一封奏折之中,同时举荐李鸿章、沈葆桢二人堪膺封疆之寄.同治二年十一月,又一次奏保涂宗瀛等九员皆学行修饬,可备任使.其他三三两两的陆续奏保者更是难以尽举.此时,清政府出于各种原因,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至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可以说,曾国藩幕僚凡愿意做官而又差可委任者,几乎人人有官可做,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在曾国藩幕僚中,得保既多且优者,主要是秘书人员和筹饷人员.差不多湘军每打一次胜仗,曾国藩都在奏保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以劳绩保荐一部分幕僚.有时来不及*保案,就在奏折中留下话语,以便具折续保.而对于筹饷人员,则仅根据其筹款成绩就可径直保荐.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奏保幕僚,一为实际上的需要,如整顿吏治、恢复被太平军打乱的清朝地方政权等；一为笼络人心,以使幕僚们为他出力卖命.当时,兵荒马乱之中肯于出为幕僚者,多想混个一官半职.曾国藩只有不断奏保幕僚,才能使人人觉得大有希望,死心塌地为他所用.当然,曾国藩奏保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难苦,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例如,幕僚中有个叫刘瀚清的人,曾以“忠义之士”召人幕中*文案,并已升至候补知府.同治五年正当曾国藩需人之际,他为家中事急,不听劝告,执意请假回籍.其后,曾国藩即以其“缺乏耐性”为由,不予奏保实缺官职.
有计划地储备和培育人才曾国藩的人才政策是“博取慎用”.取之欲博,则凡具一技之长,一处出色者即广为延揽；用之欲慎,则使用之时,慎之又慎,唯恐用非其人,人非所宜.面对众多的人才,要做到用之无误,就要有安插之所,考察之方,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试之以事,验之以效.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感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各人的才能和功绩奏保官职,委以地方之责.曾国藩的这套办法行之多年,卓有成效.
曾国藩认为,大才乃天然生成,而中等以下人才,则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曾国藩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工作.他的幕府一则治事,一则育人,既是办事机构,又是有计划培养各种人才的学校.他从军从政多年,在部下面前始终保持着两种身份：既是统帅和官长,又是老师和父兄.而幕府乃文人聚集之地,故他主要以老师的身份出现,不行军营规矩,略似私塾约束,同幕僚之间犹如严师教弟子,馆师课蒙童.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主要有三条：读书、历练、言传身教.他在专为幕僚拟定的劝诫条令中规定,凡入其幕府者,必于军、政、饷、文四事之中精习一事,并结合实际进行学习,增长才干.他对身边秘书人员抓得尤紧,不仅经常个别谈话,还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规定课程,定期考试.同时,他还利用茶余饭后之隙谈古论今,向幕僚传授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实践经验.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则主要通过书信和批札,结合实际事项进行开导,传授知识和经验.可以说,在培养人才问题上,曾国藩真可谓呕心沥血,终生不懈.不少幕僚受其感动,拜他为师.曾国藩幕僚中有如此众多的人才,对他们大多数来说,恐怕是同曾国藩的教育、培养分不开的.
“名臣能吏,半出其门”曾国藩幕府在历史上存在了近20 年,随着曾国藩的去世,他的幕府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它的作用和意义却并未随之消失,而是通过其数目众多的幕僚继续发挥着作用,产生着巨大的历史影响.曾国藩幕僚出幕之后,所从事的工作各式各样,但归根结底不外两途,一是从事科学文化活动,一是做了清政府的实缺官员.不过,曾国藩幕僚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从政人员.他们有的身居要津,有的独任封疆,一时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三品者达47 人,位至督抚者33 人,其中大学士一人,军机大臣一人,大学士入值军机者一人.他们就像曾国藩播下的“种子”,在其身后纷纷开花结果,致使清朝晚期的用人、行政、国防、外交无不打上曾国藩的思想政治烙印,一时形成风气,影响到整个政局.
这种湘、淮军系统,尤其是曾国藩幕僚出身的官员到处主持要政的情况,曾国藩在世时已经出现,而到了光绪年间,就变得更为明显.仅就掌握地方最大实权的各地总督而言,当时除河、漕二督外,主持军、政者只有八员.光绪元年至十年,全国先后担任该职者共有18 人,其中,湘淮系官员12 人,曾为曾国藩幕僚者即有6 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光绪三至四年则情况尤为突出,不仅八名总督全属湘淮系官员,且曾为曾国藩幕僚者竟有5 名,占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二.这种现象在历朝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摘自《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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