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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常燕生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全面战争,要实现抗战胜利,中国必须实施“全面抗战”,调动一切力量争取战争胜利.要实现“全民抗战”,首先要破除殖民化心理,实现民族意识的觉醒,坚定抗战信念.要实现“全民抗战”,还必须突破狭隘的“军事国防论”,确立包含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因素的“大国防”思想.要实现“全民抗战”,必须实现国内政治团结,实施宪政是实现国内政治团结的重要措施之一.
【关键词】常燕生青年党全民抗战大国防国民参政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境,随后开始向华北渗透,吞并中国的野心已经十分明显.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中国各界人士纷纷呼吁停止内争,一致对外.这一时期,常燕生先后发表多篇文章,探讨了中日关系的可能走向,以及中国的应对方略.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常燕生撰文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性质,他认为这一次中日战争使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殊死搏斗,中国要想取得战争胜利,必须实行“全民抗战”,他先后在多篇文章中阐述了“全民抗战”的相关问题.
一、中日战争的性质
常燕生探讨了中日战争的性质和中国的抗战方略.他认为国际间的战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国际间战争,可以叫做‘和战的战争,这种战争以媾和为目的,无论胜败谁属,败者不过丧师失地而已,过后仍可以恢复两国的国交,立于平等地位.另一种是两个民族或文化体系赌生死存亡的决战.这种战争不是用通常的媾和关系所能够解决的,败者不但丧师失地,并须将全民族的命运和信仰屈服于胜利者的铁蹄之下,完全改变了他们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接受战胜者的统治.”①当前中日两国的战争是本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的胜败关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他对两种人提出了批评.第一种是认识到了战争性质严重性的妥协分子,他们依然糊涂地希望能用和平手段解决中日战争.第二种是悲观主义的投降派.他们以为中日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中国必败无疑,抗日是徒劳的.中国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无论是日本的文官集团,还是军官集团,在吞并中国的立场上是一致的.除了军事手段之外,日本还运用了经济文化等手段实施侵华战略,中日两国的战争,关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他进一步指出,就基本国情而言,中国是大国,但又是弱国,目前中国政治衰败,经济凋敝,军事落后.日本是小国,但却是强国,经过明治维新．日本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力量强大.所以中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中国极有可能面临失利,但只要中国坚持抗战,日本必然会败于中国之手,胜利最后在中国一方.
随着战争的进一步扩大,日本作为一个小国的弱点将会不断暴露.但对于中国而言,要彻底击败日本,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中国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有坚决的抗战决心,也必须有正确的抗战方略.战争性质决定中国的抗战是一场“全民抗战”,所谓“全民抗战”是指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全民投入到抗战中来；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包括正面作战和敌后游击战,和侵略展开全方位的立体战.要实现“全民抗战”,首先要摆脱殖民心理,实现民族意识的觉醒；要实现“全民抗战”,还要摆脱狭隘的“军事国防论”,确立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因素的“大国防”思想；要实现“全民抗战”,除了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来领导这一场全民族抗战,还要有一个的政府,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效调动各种抗日力量.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全民抗战”的思想基础
常燕生认为,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前就实现了民族融合,形成了统一的语言系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拥有广阔的国土.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拥有高度的文化自信.近代以来,中国在多次对外战争中失败,先后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逐渐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随着国权的沦丧,许多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也随之丧失.民族自信心的丧失,一方面表现为对本国传统制度、传统文化的怀疑、甚至否定,对国家前途的悲观.另一方面表现为对欧美制度和文化的盲目崇拜.民族自信心的丧失本质上是殖民地心理的表现,持这种殖民地心理的人,在国家遭遇外地入侵的时候,往往表现为对本国战争的悲观,进而滋生投降心态.“中国今日整个的国家已处于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地位,准备当中国主人的野心国家都拿出他们的全力来在中国制造御用的洋奴,加倍培植殖民地的心理.”②常燕生列举了殖民地心理的几个表现：
第一、学校里和社会上把英文当作时髦,最神圣的文字,以能做漂亮的英语为荣.
第二、在普通应用的算术中,盲目采用西方的进位制.
第三、盲目地用西方的语法来分析中国的文法.
他指出,中国要在抗日战争中获胜,必须在精神上振作起来,精神上的振作必须先破除殖民地心理,树立誓死抗战的决心,确立抗战必胜的信念.青年党领袖曾琦也特别强调坚定抗战决心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对日本的退让“终必至于退无可退之地,让无可让之日.”在中日战争即将全面开始的时候,常燕生特别撰文呼吁破除国人的殖民地心理,坚定抗战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大国防”：“全民抗战”的国防保障
常燕生认为,在国族社会阶段,国防实力是一个国家立国的基础,救国必须先建设国防,尤其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国防工作应该成为国家的中心议题.常燕生的国防论不是狭隘的“军事国防论”,而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因素在内的“广义国防论”,这是一种“大国防思想”.他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军事只是国家有机体的一部分,军事背后必须有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因素作为支撑和配合,才能发挥最大的国防效能,所以一个国家的国防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性问题.
在敌强我弱的战争背景下,常燕生尤其注重外交与国防的关系,他曾撰文指出,一般的国防中心论者,往往只聚焦于军备问题,认为只要有先进的军备和作战能力强大的军队,就能够巩固国防.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军事力量是国防建设的基础,但国防建设不能仅仅限于军事方面,还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中国目前国力较弱,在对外战争中尤其要发挥外交的积极作用,做到以外交之长补军事之短.“外交为国防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有时更重于军事,不但军备落后的国家须注意外交,即军力强盛的国家也须注意外交,才能策国防的安全.”他列举的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外交成就.十八世纪,普鲁士四欧洲并不起眼的小王国,军队不多,军力不强.因为与英国、瑞典结盟,共同抗衡法国,逐渐使自己走上了强盛的道路.后来,德国首相俾斯麦利用各种外交手段,孤立敌人,通过三次战争,一举奠定了德国现代强国的地位.普法战争之后,俾斯麦没有因为德国的胜利而放松进一步增强德国国力的努力,也没有放弃通过外交手段为德国谋取国家利益的努力.纵观俾斯麦时代,外交在德国走向现代强国的历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中日战争中,中国是“弱国”要打败日本的侵略,除了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之外,还必须调动国际上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壮大我们的同盟力量.中国必须与美、苏、英等大国联合起来,共同抗战.中、美、英、苏等国的联合,在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实力等方面,都将超过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因此,战争的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四、宪政：“全民抗战”的政治保障
常燕生认为,在民族危机的时刻,全国各党派、各阶级,不管信奉哪一种主义、哪一种思想,不管代表哪一个地区、集团的利益,都应该停止对抗,摒弃纷争,共同组成救过联合阵线.国民党当局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全民抗战.他在《对于全民救国联合阵线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国难严重日迫一日,人人都感觉到有全国一致团结御侮的必要.”⑥
他认为,要实现全国民众的团结,实行宪政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在政治环境下,全国各界民众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减少政治纷争,真正实现政治团结.通过实行宪政来凝聚人心、实现政治团结是当时大多数在野政治力量的共识,张澜、罗隆基、张君劢、王造时、梁漱溟等多位人士分别通过不同方式呼吁实行宪政,以实现全国团结抗日.“举全国之才智贤能,共同尽力国事．然后可以挽救危局,复兴国家.”.常燕生指出,“宪政”这个词在中国一旦都不陌生,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中国的宪政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时期,那次宪政运动以失败告终.国人应该对宪政有一个理性的认识,破除“宪政万能”的认识误区,但又不能低估宪政的价值,否认实行宪政的必要性.1940年2月,常燕生在《国论》月刊撰文,详细阐述了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实行宪政的必要性：“没有眼前国难的严重教训,也许还不会感到宪政运动的迫切需要.因为我们要抗战,必须要团结全国的人心,所以要宪政；因为在国际形势上,我们必须站在国家方面,所以要宪政；因为抗战必须集中人才,而人才必须有思想、言论、信仰自由的保障才能发挥其专长,所以要宪政；因为抗战必须组织民众,而组织民众则必须使人民获得集会结社自由的保障,所以要宪政；因为抗战必须完成真正的统一,而真正的统一必须全国各种政见不同的力量得到平衡,所以要宪政；因为抗战必须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的前提则必须使人民享受一个法律下的秩序生活,所以要宪政；因为抗战必须发动广大的人力,而发动人力必须使人民身体得到合法的保障,所以要宪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恶,就是要想全国入民一起来保卫大家的祖国,也必须先使人民感觉到这个国家是真正属于大家公有的,要保护他们的利益的,这是在抗战时期特别应该发动宪政运动的一个最根本,最有力的理由.”
目前中国宪政运动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有一个真正的民意机构,中国应该设一个什么样的民意机构？这个民意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与宪政？国民党当局设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抗战时期的“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来自于原来的国防参议会,国防参议会成立于1937年8月11日,作为当时全国国防军事最高决策机构,任主席,汪精卫任副主席,国防参议会只是一个政治咨询机构,在野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呼吁设立正式的民意机构.1938年3月26日,常燕生撰文呼吁：“在野各党此时并无参加政府之要求,但必须有一代表民意之机关,使各党派及全国民众能有监督政府之权.”针对在野人士的呼吁,国民党决定成立一个比国防参议会规模更大的决策咨询机构,以更好地整合朝野力量.1938年3月29日,国民参政会成立.6月21日,首届国民参政会成员名单公布,共200人,国民党占五分之二,青年党有六人入选,常燕生以青年党代表的身份入选其中.
国民党只是把国民参政会定位为智囊咨询机构,无意将它作为一个正式的民意机关.国民党当局对国民参政会的宗旨作了如下阐述：“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⑩国民党机关报《扫荡报》 （即《日报》）社论写道：“此次政府召集参政会,即为先求全国人士意志之集中,精神之团结,伴得由此使已统一之政权,更加统一,已集中之力量,更加集中,已整齐之步伐,更加整齐…参政会今后之旨趣与责任,在乎强固统一,集中力量,整齐步伐,以使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但是,广大在野党认识依然努力将国民参政会往正式民意机关的方向推动,常燕生等青年党人也包括在内.陈启天将它称为“战时运动的摇篮”.也肯定了国民参政会会召开的意义：“在目前抗战剧烈的环境中,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常燕生指出,国民参政会既不是民选产生,也没有任何法律授权,所以它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民意机构.虽然国民参政会不是正式的民意机构,但它是走向的一个阶梯,我们还是应该正视它的价值,好好利用它,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内团结,为夺取全民抗战的胜利而奋斗.
五、结语
在中国遭受强敌入侵的危难时刻,常燕生四处奔波,撰文分析中日战争的性质、战争的基本走向、中国的抗战方略等问题,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清醒认识.“全民抗战”思想中对中日战争性质的认识是正确的,对中国抗战方略的谋划也是正确的.作为国家主义派的重要舆论干将,他的“全民抗战”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部分国家主义派知识分子对抗日战争的基本认识.探讨常燕生的“全民抗战”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广大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担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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