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湄社会人文合作：现状和改善途径,该文是关于合作类本科论文怎么写跟社会人文和现状和改善相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合作论文参考文献：
〔提 要〕社会人文合作是澜湄合作三大支柱之一,是建设澜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目前澜湄社会人文合作领域广泛、基础雄厚、机制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参与度有所提升,进展良好,但也存在顶层设计和配套机制建设短板、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大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不足、人才队伍薄弱等问题,同时还面临着“排外”风险上升、域外国家对本地区持续影响、对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存在认知分歧等挑战.今后可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激发广泛参与、突出重点领域、加大资源投入和弥合认知差异来进一步推进澜湄社会人文合作,更好地为澜湄流域人民造福.
〔关 键 词〕澜湄合作、社会人文合作、人文交流
〔作者简介〕刘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亚洲与太平洋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22.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8）6 期0087-17
社会人文与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并列为澜湄合作三大支柱,是“3+5+X”合作框架的核心骨架之一.随着澜湄合作从培育期进入成长期,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势必将发挥更大作用.但也应看到,进一步推进澜湄社会人文合作面临诸多阻碍.如何趋利避害,系统、有序地推动社会人文合作,真正使六国人民之间形成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需要妥善应对的问题.
一、澜湄社会人文合作现状
在澜湄国家共同努力下,澜湄社会人文合作蓬勃展开,已初步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态势.
第一,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几已覆盖《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所提全部领域.各领域均已开展具有示范性和代表性的社会人文交流活动.例如,文化领域的澜沧江? 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1]澜湄文化行,[2] 旅游领域的澜沧江—湄公河旅游城市合作联盟,[3] 教育领域的澜湄国际职业学院、[4] 澜湄职业教育论坛,[5] 卫生领域的“湄公河光明行”,[6] 新闻媒体领域的澜沧江—湄公河媒体合作峰会,[7] 青年交流领域的澜沧江—湄公河中外青年友好交流活动,[8] 妇女领域的澜湄流域妇女论坛,[1] 宗教领域的澜湄六国佛教领袖对话,[2] 体育领域的澜湄大学生友好运动会,[3] 智库合作领域的全球湄公河研究中心[4] 等.
第二,原有交流活动逐步提质升级.当前一部分澜湄社会人文合作,有效利用了原有成果基础,经过升级逐渐成型,既保持了活动的延续性,又拓宽了合作的覆盖面,在短时间内就产生较大影响.例如,澜沧江—湄公河中外青年友好交流活动（2016 年前使用“大湄公河次区域青年友好交流”的名称）已经举办了十几届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与中国和湄公河国家长期开展大量双多边青年交流活动密不可分.“澜湄光明行”行动是国内外大量开展的各类“光明行”行动在澜湄合作平台上的传播和推广.澜湄佛教交流在短期内开展,部分源于各国佛教界长期秉持“法乳同源、和合共生”理念,广泛开展了跨宗派对话.澜湄社会人文合作是对零散的社会人文活动的重新盘活,是接下来澜湄社会人文合作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助力.
第三,机制化程度不断加深.从现有各类社会人文交流活动来看,注重交流的机制化建设已经逐渐成为合作主流.很多活动通过按期连续举办、设置常设合作机构、建立固定联络制度等方式,助推澜湄人文合作扎实走向长期化、正规化.例如澜沧江—湄公河旅游城市合作联盟自2016 年提出倡议以来,通过论坛、工作推进会等形式,就组建联盟的具体事项反复磋商,展现了高度重视和负责的态度.这符合开展社会人文交流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系列成功经验.虽然社会人文合作的机制化并不会短期内立刻见成效,但是从长远来看,惟有实现机制化合作,才能确保社会人文合作行稳致远.目前,澜湄社会人文合作业已呈现出这样的可喜势头.
第四,湄公河国家参与度有所提升.随着澜湄社会人文合作深入展开,在中国积极推动下,湄公河国家已开始逐步加强参与力度.已有部分重要活动在湄公河国家举办,如2018 澜沧江—湄公河媒体合作峰会和第三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治理与发展青年创新设计大赛（YICMG 2018）[1] 均与老挝合办在万象召开,促进了湄公河国家对澜湄社会人文合作的认知,间接带动了地区国家合作能力建设.与此同时,柬埔寨、[2] 老挝、[3] 缅甸、[4] 泰国[1] 陆续与中国签署协议,开始执行澜湄合作专项基金[2] 项目,其中包括文化、教育、公共卫生、青年、遗产保护等多方面社会人文内容.湄公河国家可以此为基点,深入挖掘和调动本国相关部门积极性,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开展好现有项目,运筹更多精品项目,积极主动共创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向好局面.
不过,澜湄社会人文合作还处在发展初期,其战略意义和价值还没有得到与其三大支柱之一地位相匹配的重视程度和资源倾斜.有以下四点需特别注意.
第一,顶层设计和配套机制建设存在短板.在澜湄合作三大支柱的政治安全方面,六国领导人和工作层面的会谈和沟通机制已经得到制度化保障,六国均设立了澜湄合作国家秘书处或国家协调机构.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澜湄合作第一次领导人会议通过了《澜湄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各联合工作组有序开展.第二次领导人会议提出了“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设想,进一步统合和提升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支柱.相比之下,社会人文合作虽然取重大进展,但缺乏类似的顶层设计.
澜湄国家虽地缘、亲缘相通,但应客观看到各国间历史、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等方面差异较大,部分国家之间尚存在难以解决的领土问题,[3]近年来又因水资源开发利用和大坝建设问题削弱了互信.[4] 这决定了在澜湄流域开展社会人文合作难度较大,必须要有细致合理且可令各方接受的顶层设计进行指导,同时要建设与此配套的机制体制,以避免差异性过大消解社会人文合作效果.但目前在社会人文领域,除了《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中指导具体功能性合作的案文和专注于文化交流的《澜湄合作宁波倡议》以外,尚未提出六方协商一致并带有顶层设计意味的指导性文件和前瞻性设想,更没有完备的与社会人文合作相关的工作机制.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社会人文合作统筹力度较弱,系统性较差,很容易形成有关方面“一窝蜂”和“三分钟热度”现象,造成同质平台重复建设,尚难做到有限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不利于社会人文合作可持续发展.
第二,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作用发挥的不够.不论是经济合作还是社会人文合作,政府发挥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政府的人力和财力不可能无限制消耗,政府既没必要也不可能包揽一切合作交流项目.在经济合作中,合作主力应是企业,政府在监管企业行为的同时,要尊重市场规律.与此类似,社会人文合作的主力应是各类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政府在监管交流活动的同时,也要尊重民间社会相互交流的真实需求,要让民众之间产生因“共同工作”而带来的真切的亲近感.[1] 因此,促进澜湄社会人文交流要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激发民间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
目前,中国的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走出去”较为落后,活动开展得较为零散.中国扶贫基金会自2015 年在缅甸实施“胞波助学金项目”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2] 隶属于昆明市妇联的昆明妇女创业创新示范中心在泰国清迈设立了互创国际清迈民间文化交流中心,打造澜湄区域妇女创业创新服务平台.[3] 总体而言,中国在湄公河国家设立常驻机构的组织仍然偏少.
中国一些基础条件较好的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具备在外驻点深入民间的能力,可以有效对接湄公河国家的民间需求,在政策和资源的扶持下,中国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走向澜湄”的前景极为广阔.但目前,澜湄社会人文合作仍然以政府主导的项目为主,在资金使用、政策扶持等方面均未对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倾斜.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参与途径局促,对澜湄合作认识和理解程度不足,参与意愿不高.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参与是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不充分不积极的情况亟待改善.
第三,大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不足.目前澜湄社会人文合作部分项目不够“接地气”,对于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内容重视不够,没有对“俗文化”给予与“雅文化”同等程度的对待,社会人文合作影响力难以深入草根群体,交流活动的辐射和穿透力受到限制.
韩国与东南亚的社会人文交流就是抓住了大众文化这把钥匙.[2] 以韩国电视剧和流行音乐为代表的韩流（Hallyu）即以大众文化产品传播为先导,逐步向东南亚国家介绍韩国价值观念,进而带动韩国产品行销东南亚.究其原因,可主要归纳为两方面.第一是擅长描述小家庭生活和爱情婚姻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能够打动东南亚国家受众.第二是本世纪初韩流逐渐风行之时,[3] 大部分湄公河国家刚刚摆脱长年战争和非正常的国家状态,开始积累财富,梦想过上富裕生活.韩剧中展现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个人精神风貌,对湄公河国家受众产生重大冲击力,在社会上掀起模仿韩流的风气,为韩国货在湄公河国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认同.
中国的四大名著电视剧及其塑造的典型人物在东南亚地区也拥有一定拥趸,另有一些著名的人物形象,如黄飞鸿、包公、济公等也有一定知名度,这些人物剧传递了中国人重诺守信、忠肝义胆、攻坚克难、侠义善良等正面形象,但湄公河国家文化市场上较为缺乏反映中国现当代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湄公河国家受追捧的中国电视剧仍然是四大名著电视剧的新版.[1]传统和现代形象之间缺乏传承和延续,难以用现当代中国故事和中国价值打动湄公河国家受众.[2] 在影视、戏剧、通俗文学等各项大众文化方面,均存在类似问题.
第四,对湄人才队伍存在缺口.澜湄国家之间存在较大认知缺口,客观上阻碍了形成对彼此国家和社会正确认知,反而赋予了谣言以“生命力”和“可信度”, [3] 使其可能成为煽动民意的工具.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致力于澜湄合作的跨国人才队伍还不具规模,尤其缺乏高水平人才.[4]特别是中国的澜湄人才建设尚显不足.
孔子学院是近年来由中国连续系统地对外派出专业人才的项目.在湄公河国家,“高素质的专业教师数量不足”[5] 的现象体现得尤为明显.通过与日本在湄公河国家开展的日文教学相比,孔子学院师生有较大差距.
近三年来,中国在湄公河国家设立孔子学院/ 孔子课堂的步伐已大大放缓,[2]这与师生比极不合理导致无力拓展新教学点有一定关系.
与人力资源严重匮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湄公河国家学习中文的热情快速上升.中文在当地极受欢迎,特别是中小学学生、公务员、军警、宗教人士和中资企业外方职员等群体学习中文热情极高.[3] 因市场缺口巨大,当地正在逐步出现社会力量兴办的商业化中文教学机构,但较高.
这说明,长期人才库建设的落后严重制约了迅速呈现“井喷”态势的民众交流需求,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更显薄弱,未来建设一支会当地语言、懂专业的人才队伍对于澜湄各项务实合作发挥实效至关重要.
二、澜湄社会人文合作面临的挑战
除上述不足外,澜湄社会人文合作还面临“排外”情绪、域外国家影响、存在认知分歧等挑战.
（一）由转型困局引发的“排外”
总体而言,当前湄公河国家都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急剧转型阶段,社会矛盾较为复杂.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四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警戒线高位,泰国已经超过了0.4 的警戒线,[1] 显示湄公河国家国内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现象已有所抬头.向来因宗教、文化等原因被视为“与世无争”、“淡泊宁静”、幸福感极高的湄公河国家,幸福感排名近几年来呈现较快下降趋势.缅甸降幅最大,下降了16 位,其次是泰国下降了14 位,越南也有下降,只有柬埔寨略有上升.从排名上看,除了泰国在2015 年到2017 年间位居第46 位,在所有156 个国家中位列前三分之一,其余四个国家均在排名中位次靠后,缅甸甚至探底到了第130 位.
由此可知,湄公河国家民众不满情绪并未因经济发展而得到完全纾解,民族主义情绪急需另寻出口倾泻.有文献指出,东南亚民族主义的“迷人之处”在于,英法日殖义为这些国家塑造了一种总是寻找一个外在的“他者”来消解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既有模式,[3] 这使得每一次东南亚社会发展到内部不满接近临界点的时刻,总伴随着一轮寻找并排斥“外来”因素、使社会不满情绪向外“溢出”的过程.“溢出”的承受方不仅包括国内的少数群体（少数民族、宗教少数派）,也包括合作紧密的外国人.湄公河国家之间也存在此种模式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因领土纠纷、大坝建设等问题,部分国家甚至一度剑拔弩张,严重伤害相互关系乃至地区稳定.
（二）域外国家对本地区持续影响
美国、日本在湄公河地区经营多年,布局齐备,近年来,韩国、印度也有较大动作.[1] 除宣扬意识形态并服务本国外交需要以外,美西方国家的社会人文合作还不时针对第三方和热点问题,有重点有步骤地鼓动其构建的人员网络在重要时间节点上配合其外交政策.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湄公河下游倡议”,于2013 年发起了“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YSEALI）项目.该项目通过美国驻外使馆在当地遴选优秀青年,送往美国进行短期参访,之后纳入到青年领袖网络之中,保持长期联系,就其关心的时政议题召开研讨会,间接配合美国多重外交需要.奥巴马任内对此项倡议极为重视,尤其是对在湄公河国家推行此项目更为上心.他在访问缅甸、老挝、越南期间,均接见所在国家的项目成员,2015 年6 月还在华盛顿接见来美参访的项目成员.2016 年,奥巴马在胡志明市宣布,通过这一项目美国已对接6.7 万东南亚年轻人.[2]近两年来,美国又进一步推出或增加妇女领导力学院、妇女科学奖、科技人才奖学金等项目,[3] 继续在社会人文合作方面拓展新的细分领域,加紧对湄公河国家不同群体进行覆盖.
自2009 年开始,日本与湄公河国家每年召开一次领导人峰会,定期发布湄日合作规划（即战略）.2018 年第10 次湄日峰会公布了新版战略,即“战略2018”,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位列三大支柱第二位,其中提到,要“通过体育、青年、地方政府、旅游、媒体等方面人文社会交流,建立‘人与人的互联互通’”,着重做四个方面的工作,即人力资源开发、健康、教育和法律与司法合作.[4] 峰会还宣布2019 年为“日本湄公河交流年”,这将是时隔十年第二次举行此活动.[1] 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资料显示,交流的主要领域包括“青少年、艺术、学术、体育、旅游和政治等”.
事实上,日方一直通过“日本—东亚学生与青年交流网络”（Japan-EastAsia Network of Exchange for Students and Youths）对湄公河国家长期开展社会人文交流活动.在2018 年的活动中,日方总共邀请了3100 名东亚国家学生访日,[3] 其中包括邀请了湄公河五国的5 支17 岁以下国家足球队与日本17 岁以下国家足球队和部分学生队展开比赛和交流,活动由日本足协主办.[4] 2009 年第一次“日本湄公河交流年”期间,参加“日本—东亚学生与青年交流网络”的100 名湄公河国家学生受到了时任副外相御法川信英接见.
美西方国家在开展湄公河国家社会人文合作方面已积累多年成熟经验,[6] 不断扩充青年人力资源,组建人才网络,对下一代加强投资,图谋培养“天然西化”一代, 使美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湄公河国家青年人中获得一定先发优势.
（三）对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存在认知分歧与不足
澜湄社会人文合作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在中美关系、[7]中俄关系、[1] 中国—东盟关系[2] 中,社会人文合作都已被视为发展双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但具体到澜湄合作上,一些湄公河国家对合作价值的认识与中方存在差距.
中国认为,“澜湄合作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版”,[3] 要开展“更紧密的人文交流和文化往来”,[4] 要提倡“互学互鉴、求同存异,尊重文化多样化,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实现澜湄流域文化发展振兴”,[5] 要培育“平等相待、真诚互助、亲如一家”的“澜湄文化”.湄公河国家学者较倾向于将澜湄社会人文合作描述为“修补形象”和“文化交流”.越南外交学院学者阮丁市（Nguyen Dinh Sach）宣称,中国推进澜湄合作机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挽回中国在东南亚“业已不佳”的形象.[6] 泰国学者庞披素? 布巴暖（Pongphisoot Busbarat）在论及社会人文合作时,仅列举了2017 年9 月通过的《澜沧江—湄公河文化合作宁波倡议》,他认为中国开展社会人文合作项目的目的是为提升区域共同的文化和认同感,[7] 将社会人文合作实际上等同于文化交流活动.
毋庸讳言,这些认知倾向存在某些偏差.“修补形象”说贬低了澜湄社会人文合作的主要初衷.现有大部分澜湄社会人文合作项目基本是在长期积累基础上形成的,修补形象至多只能是连带效果,绝非是中国开展澜湄合作的主要动机.“文化交流”说则明显窄化了社会人文合作的领域,社会人文合作的核心在“人”不在“文”. [1] 文化交流与社会人文合作存在关联,但绝不能等同.
建立对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全面、系统、正确的认知任重道远,对进一步推进意义重大.
三、改善途径
澜湄社会人文合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周期长,见效慢,但却能从根本上推动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有助于为澜湄合作赋予内生动力.为此,对澜湄社会人文合作不应满足于现有成绩,也不应因挑战而却步,澜湄合作应一以贯之地加大对社会人文合作的重视力度和资源投入,妥善应对挑战,勇担支柱重担.择其要而言之,大致可从以下五方面予以推进.
（一）加强顶层设计
澜湄国家应长期秉持“平等相待、真诚互助、亲如一家”的澜湄文化,以各国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谅互让、真诚友善为目标,在协商一致、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制定澜湄社会人文合作整体规划,指导下一步发展.在尊重各个实施主体的参与热情和能力基础上,加大顶层设计的前瞻性和战略性,强调宽视角、多层次和立体化地促进澜湄社会人文合作,使其成为澜湄合作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
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应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和文化主权,提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加强与域外国家的社会人文交流.
与此相对应,在机制方面,澜湄国家之间应就澜湄社会人文合作组成社会人文合作联合委员会,就社会人文合作发展的基础、动力和方向进行仔细磋商和广泛咨询,总结现有交流活动和项目的成功经验,提出面向未来和下一代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尽可能倾听各个交流主体的心声和意见.联委会下可成立若干专项联合工作组,重点针对各个细分领域进行专业合作.
今后,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应多注重系统思维,从宏观上把握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实施构想和行动方向,在整体规划的指导下,将缺乏系统性、联系薄弱的交流活动转变为重点突出、相互关联的社会人文合作活动体系.
（二）激发广泛参与
为向澜湄合作注入可持续发展动力,未来澜湄社会人文合作的基本形态应从“政府包办、社会配合”向“政府示范引导、社会主办组织、民众自发参与”的模式转变.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在于鼓励民众和相关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到澜湄社会人文合作活动之中.
政府应鼓励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积极参与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引导其中基础条件良好的团体主办交流项目或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其实际承办交流项目的组织工作.以此为基础,逐步鼓励有意愿和有条件的团体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特别是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使其具备国际视野和适应次区域情势的组织基础.对于其中条件成熟的团体,可协助其在澜湄国家派员驻点,直接服务澜湄社会人文合作.
通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吸引和动员民众参与到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各项活动之中,真正扩大澜湄社会人文合作的覆盖面,使澜湄合作深入民间,使民众逐步建立澜湄认知进而逐步形成澜湄认同,为澜湄合作的未来发展及澜湄国家共同体建设提供民意基础.
澜湄社会人文合作联委会可切实发挥信息、人员和资源协调枢纽作用,对有关组织参与澜湄社会人文合作进行资质审定和可行性研究,避免重复建设和错用滥用澜湄合作概念,监督引导各方面正确、积极融入澜湄社会人文合作进程当中.
（三）突出重点领域
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应为未来、为下一代、为可持续发展作有远见的规划,突出青年、妇女、职业教育等重点领域,真正深入基层,倾听百姓的意见和心声,追求长期发展,为参与合作各方提供稳定预期.
特别是在青年方面,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应加强资源和政策的倾斜,以青年合作为主要切入点,加大力度建设青年合作网络,让六国优秀青年和青年意见领袖有机会可以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共同促进澜湄认同的形成和巩固.
可考虑成立澜湄青年志愿者组织,与澜湄合作中直接关系民生和社会关切的关键项目对接,深入基层和一线,直接就项目衍生的相关问题收集民意并宣传政策,成为项目实施者和有关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的桥梁.既能为有关方面了解和参与项目预留窗口,[1] 也能使项目实施方可以进一步了解项目的民意和舆论氛围,同时还能进一步加强不同国家青年以及基层社群的交流.这种深具“地方感、人情味、务实性”并且有澜湄特色的社会人文合作方式可以在青年合作领域先行先试,进而推及到其他澜湄社会人文合作领域.
在妇女合作领域,为妇女提供更多的技能和健康培训机会,用更为适应社会发展阶段的方式提升妇女赋权水平；在职业教育领域,通过订单式、合同式培训,为澜湄产能合作项目提供高素质工匠队伍,推动各国工业化向纵深发展.
（四）加大资源投入
实事求是地看,要在短时间内快速增进澜湄国家民众相互认知,使其建立基于准确认知的共感存在较大难度.因此,需要通过大量资源的投入、长时段细致努力和耐心工作,推进一代又一代澜湄国家人民相互之间减少误解,建立善意预期.
近些年来,中泰之间围绕“中泰一家亲”开展的一系列双边社会人文合作交流,使两国已经完全走出了冷战时期相互对峙和敌视的阴霾,就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双方从长远处着手,共同加大资源投入.以下一代的善意预期为目标,大力推进社会人文交流.目前全泰学习中文人数达到100 万之多,泰国孔子学院运作在整个亚太地区最为成熟.这在冷战时期“谈共色变”的情境下是不可想象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公布的数据, 2014 年泰国对华好感度为72%,与对美好感度基本持平.[1]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当借鉴并推广其成功经验,用好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加大力度打造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可持续性的精品活动,长期惠及人民.
（五）弥合认知差异
澜湄合作是新生事物,各方对其有一定不同认识无可厚非,但应高度重视,设法在今后合作中加以改善.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应肩负起弥合各方认知差异的任务,促进各方对澜湄合作的意图和行动作出建设性判断.
有关智库和学术机构可在既有交流网络基础上,拓宽“引进来”和“走出去”渠道,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举办各种类型的研讨会、互派访问学者等方式,与外国同行建立更为紧密和广泛的联系.
相关新闻媒体可延续现有媒体合作态势,加强澜湄国家媒体开展联合采访、交换稿件等务实合作,引导涉澜湄合作舆论向理性和建设性方向发展.
【完稿日期：2018-11-9】
【责任编辑：李 静】
上文评论:这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社会人文和现状和改善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合作本科毕业论文合作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双池献余江南人文地理：章堰纪事（三）
倏忽间,四十多年过去了,自那次与发小们的神聊后,我就再也没有到过章堰,但总也没忘记过它 最近几年中,似乎有一个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在催促,几次萌发了想回章堰看看的心思,甚至想到那家小饭店,坐在临窗的八仙.
网络视听节目走出去：现状和特点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在全球的普及,通过网络实现跨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普遍 视听产品作为互联网上流量占比最大、感知最便捷、最形象的交流载体,在推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领域将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201.
山寨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国梵高的全球化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体系”中一个反映“经济（剥削）全球化”案例,大芬油画村成为当代“反全球化”的社会人类学和文化批评研究的一.
竞争和合作：有效提高初中英语教学质量
英语教学中的激励机制,被认为是课堂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 在初中英语教学中,为学生搭建竞争与合作的平台,建立一种或多种鼓励、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教学模式,能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