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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的论文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一书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1]中国的性质和宗旨的规定既表明了中国人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也表明了中国要永葆先进性,绝不能容忍腐败现象的存在.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不懈的追求,不仅在思想上加强党员干部的廉洁教育,对贪污腐败行为在法律上纪律上也给予严惩,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念.
1 常讲廉洁之道,树立忧患意识
中国的历代领导人都非常警惕党内出现腐败行为,在取得政权前后都经常告诫党员干部要树立忧患意识,牢记党的宗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1944 年3 月19 日至22 日,重庆《新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的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该文为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年而创.1944 年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李自成成为了北京城的新主人,但仅仅一年多后,李自成身死九宫山,大顺政权昙花一现.同志见微知著,以此为契机,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对中国农民革命的局限性进行了新的反思.同年11 月,同志致信郭沫若,提出将“甲申三百年祭”列入整风文件,并号召全党牢记历史的教训.这次笔谈,将同志的忧患意识展现无余.党的七大闭幕后,黄炎培等一行访问延安,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对跳出这周期律表现出人的高度自信.通过对“周期率”问题的思考,初步找到防治腐败,保持的先进性、纯洁性这一历史性课题的答案.新主义革命胜利前夕的最后一次全会七届二中全会上,同志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对抵御执政风险进行了长远思考.这是同志忧患意识的又一次升华,“两个务必”与前两次对谈,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为执政后坚持廉洁思想获得了根本之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强调“忧患意识”.同志对党风建设极具忧患意识,他赞成陈云同志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观点,在南巡谈话时突出强调“绝不能掉以轻心”.同志也告诫全党：“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务必居安思危”.在庆祝中国成立90 周年大会上,同志直面当前党面临着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2]同样凸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坚持“两个务必”、保持忧患意识.总书记在2014 年10 月8 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同志提出“两个务必”,到同志指出“绝不能掉以轻心”,到同志要求全党“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务必居安思危”,到同志强调要警惕“四种危险”,到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历代领导人始终强调和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可以说,忧患意识始终贯穿中国的建设历史.90 多年的历史表明：中国是在忧患中诞生、发展和壮大的政党,中国已把忧患意识深深地融入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全部实践中,才成功地担当起了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重任.
2 常修为政之德,加强党性修养
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就是说,从政以德为重,如同北极星泰安居中,为众星所拱卫所拥护.古人说“为政以德”,唯有三件事：一清、二慎、三勤.“清”,就是政治上要清醒,生活上要清廉,经济上要清白.堂堂正正地做人,清清白白地为官.“慎”,就是处事谨慎,谨言慎行,慎终如始,自觉遵循法度,“吾日三省吾身”.“勤”,就是勤勉为政,勤奋工作,勤奋学习,呕心沥血,从不懈怠.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政德修养”.早在井冈山时期,同志对思想建党进行了初步探索,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929 年的古田会议上,同志起草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首次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并成为其后各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线.在延安时期,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道德观的出发点和归宿.
改革开放伊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党员干部的政德修养再次引起同志的高度关注.正如同志深刻指出的“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同志告诫全党“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这既是践行“三个代表”的内在动因,同时也是为政之道价值观最为直观的体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更是把“常修为政之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与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渗透,增强党员干部廉政意识,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人民的利益高于天”,这是对真正的人所应具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最好演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讲政德,修政德,才能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孔繁森、任长霞、杨善洲等时代先锋,无论处在什么岗位,都能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展现出人的高尚品德和良好形象.正是基于此,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3]总书记的讲话,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阐述了党员干部做人、做官、做事的根本,对于进一步认识党员干部加强道德修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道德修养提供了指引.
3 常怀律己之心,陶冶情操
古人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律己,可防沉沦.只有常怀律己之心,才能循规蹈矩；只有常怀律己之意,才能严于解剖自己.“常怀律己之心”既是员党性修养的重要体现,又是员保持先进性的戒律.早在红军时期,同志就亲自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人会唱的“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实质上就是在提醒大家用“纪律”和“注意”来自律、来约束规范自己.1939 年,刘少奇同志在《论员的修养》中,就告诫人们,隐蔽之处、细微之中、人所不知之地,能否做到“慎独”,是检验员党性原则的“试金石”.要达到这一境界,就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把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要求、党性原则、各项廉政规定变成自己的内心信念,一心为公,一心为民,无私奉献.1954 年,陈毅同志创作了《七古·手莫伸》.在这首诗中他道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因为“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此诗不仅是中国的经验总结,也是告诫后人的警示之词、自律之盾.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能够抵御腐败“霉菌”的侵蚀,遵纪守法,就是在于他们能够自我剖析.自律如同一面旗帜,指引一代代人始终不忘立身之本,永葆政治本色.在新形势下,党员干部所面临的考验与诱惑复杂多样,唯有常怀律己之心,方能保持清正廉洁.
真正的人都能做到既严于律己又严于律亲,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方面堪称典范.周恩来同志经常向晚辈强调：“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的影响.上几代,周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要自觉改造自己.不能学八旗子弟.”他曾多次教导晚辈：“要过好亲属关,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还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所以,在周恩来的侄子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
4 常扬惩腐之剑,永葆先进
一个政党的先进性与腐败行为水火不容,常扬惩腐之剑,是永葆中国先进性的根本所在,坚决惩治腐败是中国一贯的作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形成了惩治腐败的有力举措和有效机制.
（1）加强法制建设.实践证明,败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制.大革命时期,尚处于初创时期的中国即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发布的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开创了党内制度的先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执行委员会又发出《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再次表明党对败斗争的重视程度和决心,成为苏区败斗争的有力武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相比,这一时期的败立法更为成熟.建国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颁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法制史上的里程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2003 年12 月11 日中国签署了《联合国败公约》,奠定了打击腐败犯罪开展国际合作的多边法律基础.在中国90 多年光辉历程中,党始终保持廉洁勤政的党风,针对各个历史时期腐败案件呈现的特点,加强立法工作,修订和完善一系列法律,使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2）严惩腐败分子.坚持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执政理念的中国人,历来对一切腐败分子“坚决惩处,绝不手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同志,在同志的支持,就打响了苏区惩腐的第一,处决了腐败分子谢步升.抗日战争时期,雷经天同志重拳打虎,依法判处战功赫赫的黄克功死刑,彰显了人惩治腐败没有例外的理念.建国初期,同志亲自批示,处理刘青山、张子善,在全党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接过的接力棒,把败斗争提到新高度,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形成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事实充分证明,反对腐败,保持党的肌体健康,是中国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
（3）建立和完善机构.败是一项重大而严肃的工作,具有体系性强、政治性强、组织性强、政策性强、程序性强的特点,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机构保障其工作的有序开展,依法进行.中国自建党起就高度重视败的组织领导和惩治腐败的机构建设.党的五大起就设有监察委员会.1949年11 月,仅在建政后第二个月就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可见中国拒腐防变与居安思危的紧迫心态.90 年代以后,机构进一步完善和丰富,相继建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犯罪预防厅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在机构上形成了惩防并举的格局,为肃清腐败、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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