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入柏拉图对话？,本文是进入柏拉图对话方面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与柏拉图和对话和进入类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进入柏拉图对话论文参考文献：
黄俊松
【摘 要】近现代柏拉图研究传统中的发展论、编年学说、文体研究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它们相互支撑,构筑起柏拉图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即发展论范式.然而,这一范式很大程度上只是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自我表达,并不能完美地诠释柏拉图.20世纪90年代左右,发展论范式开始动摇,研究者纷纷转向对柏拉图的作家身份以及对话文体的研究.通过探究柏拉图哲学和他所选择的文体之间的本性质关联,可认识到对话这种“最富孕育性的形式”足以克服书写的缺陷,能使得读者参与到鲜活的哲学对话中.
【关键词】柏拉图；发展论；文体研究；作家；对话
中图分类号：B5022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8）01-0091-08
作者简介：黄俊松,江苏仪征人,哲学博士,（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16wkpy01）
20世纪90年代前后,英美柏拉图学界在研究范式的问题上出现了根本性转变：一是近现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论范式日渐动摇并濒临崩溃,但尚无新范式替代它；二是在有关柏拉图作品的文学形式与哲学论证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出现新一轮争论.Cf. Julia Annas and Christopher Rowe, “Introduction”, 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ed. by Julia Annas and Christopher Row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ixx. 这两大转变促使研究者开始破旧义、立新说.对此,笔者将借助泰勒（C. C. W. Taylor）等人的论述来梳理近现代柏拉图研究界主流范式这里所言的主流范式是指19、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论范式,不包括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克莱因（Jacob Klein）、斯特劳斯学派（Straussian）、图宾根学派（Tübingen）的研究进路.Cf. Brad Inwood, “Comments on Taylor”, 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p.86; Did L. Roochnik, “Terence Irwin’ s Reading of Plato”, in Platonic Writings, Platonic Readings, ed. by Charles L. Griswold, Jr,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84. 的源流及特征,指出其局限或缺陷所在,并尝试为研读柏拉图对话提供一种较为稳妥的方法论.
一、近现代柏拉图研究的主流范式：发展论、编年学说、文体研究
在20世纪末由哈克特（Hackett）出版公司所出版的英译本《柏拉图全集》导言中,主编库珀（John M. Cooper）开篇即宣称“柏拉图的对话作品自从约两千四百年前诞生以来,就一直都能在每一代人中找到其读者”John M. Cooper, “Introduction”, in Plato:Complete Works, ed. by John M. Cooper, associate ed. by D. S. Hutchinson,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7, p.vii. ,但不久又说“除了残缺的《蒂迈欧》拉丁语译本之外,柏拉图的作品在西方拉丁语世界将近一千年内都未能得到研究”Ibid., p.vii. .虽然他始终强调研读柏拉图作品的连续性以及其自15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就在欧洲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但事实上,柏拉图的研读传统在西方曾经中断了千年之久.
虽然自文艺复兴以来,柏拉图的作品被译成拉丁文,其后又被译成现代欧洲各主要语言,但对柏拉图作品真正大规模的研究要迟至19世纪,而且主要是在德国.此外,近现代以来发端于德国的柏拉图研究传统带有浓厚的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特征.这些研究与其说是对柏拉图作品的研究,不如说是德国浪漫主义精神自身的表达.近现代的研究传统大多既没有诉诸古代柏拉图主义传统,也没有深入探究柏拉图对话本身所独有的特征,而是从自身的预设出发,虽然成果斐然,但终究不能完美地诠释柏拉图,而且弊端日益突显.直到20世纪90年代,整个柏拉图研究界才开始转向.代表性争论文集可参见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ed. by Julia Annas and Christopher Rowe; Platonic Writings, Platonic Readings, ed. by Charles L. Griswold, Jr.
1999年8月,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召开题为“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解释柏拉图对话的各种进路”（Plato and Socrates：Approach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latonic Dialogues）的讨论会会议论文于2002年结集出版,即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笔者之所以提到这部文集,主要是因为其中的许多作者早年或多或少都算得上是旧范式的信奉者,但其后越来越感到旧路不通,才开始批判或者至少开始反思旧范式. ,泰勒梳理了当时诸种范式的源流.在他看来,面对这些范式出现的危机,首先要对它们的核心问题进行彻底地追问：在柏拉图的解释史上,“苏格拉底”开始与“柏拉图”相分离的时间及原因；发明早期对话即苏格拉底对话（Socratic dialogues）这一概念的人是谁及其原因；柏拉图研究者们何时开始系统考察或假设中期对话与晚期对话之间的区别及其原因,等等.Cf. C. C. W. Taylor, “The Origins of Our Present Paradigms”, 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p. 73. 他将当时柏拉图研究界的诸种范式追溯至19世纪,集中讨论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赫尔曼（K. F. Hermann）、格罗特（George Grote）等人的范式特征、出现的原因及共通之处,认为他们的各种范式的共同特征在于持有某种意义上的发展论,这种发展论源于19世纪初的德国,是在其时浪漫主义精神的熏染下形成的.Cf. ibid., pp.74-75.
首先,泰勒借用柏林（Isaiah Berlin）对浪漫主义精神的描述,对照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翻译导论,指出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完全类似于黑格尔式的发展观.施氏的发展论特征是：撇开柏拉图对话的外在因素,完全从对话内部出发,强调要对柏拉图思想作发展式理解,即将对话划分为早期、中期、晚期,而且每一个较后的阶段都以较前阶段的结果为先决条件,由此可将柏拉图对话构建成一种体系性的、前后逻辑环环相扣的发展图式.这可以称为“内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Cf. ibid., pp.75-76. .这种完全无视外在因素的进路似乎是施莱尔马赫独有的.
另一种考虑外在因素的进路则较为流行,可以称之为“外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主要代表是赫尔曼.赫尔曼接受施莱尔马赫的基本预设,即对柏拉图对话要作发展式理解,但他将对话的发展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着重提及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道德和政治状况、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柏拉图漫游各地所受到的苏格拉底之外的影响,并且将对话分期与这些外在事件对应起来.在他的论述中还出现某些新的东西：一是将一组对话认定为本质上是苏格拉底的对话,它真实表现了实际的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二是明确将对话按照编年大致分为早中晚三组.Cf. ibid., pp.76-77.
此外,泰勒还简略考察赫尔曼之前和稍后德国学界的研究状况,认为那些研究要么和赫尔曼的研究大同小异,要么是赫尔曼和施莱尔马赫二者解释的折衷,不外以下四个特点：一是认为有一组对话写于苏格拉底生前,意在呈现历史上实际的苏格拉底；二是认为受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所激发而创作了一组作品；三是认为受其他哲学学派的影响,柏拉图的某些对话开始脱离苏格拉底而独立发展；四是认为在之前预备的基础上,柏拉图的作品变得越来越体系化并最终抵达某种顶端.Cf. ibid., p. 78. 这四个特点为19世纪德国柏拉图研究界所共有,虽然各家在具体细节上可能有所不同.
除德国学者外,泰勒还提到英国的格罗特,认为受德国发展论范式的刺激,格罗特开始挑战这一范式.格罗特强调柏拉图对话的非体系性特征,认为每一部对话都自成一个独立的戏剧世界,完全独立于其它对话；而且我们对柏拉图生平知之甚少,在对话中柏拉图也从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因而无法将对话与外在因素联系起来.他甚至将柏拉图比拟为莎士比亚,认为柏拉图不居住于任何世界,而是创造了每一个世界.格罗特的这种解释似乎既不同于施莱尔马赫的内在进路也不同于赫尔曼的外在进路,但正如泰勒指出的,这些都不是格罗特深思熟虑的想法,在某些关键点上他依旧逃脱不了德国发展论的范式：他欣然接受有关柏拉图拥有形式理论（Theory of Forms）以及拥有其它被称为柏拉图教义之类的学说；他推进了有关柏拉图思想发展以及将对话系于历史背景的假设；抛开编年不谈,他认为在一组对话中,柏拉图描述的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而在另一组对话中,柏拉图最为远离苏格拉底,等等.因而,格罗特为柏拉图对话提供的是一种线性顺序,严格说来其进路是一种混合物,并没有完全脱离发展论范式的影响.Cf. ibid., pp.79-81.
在讨论19世纪的范式后,泰勒简要提及它在20世纪的回响,比如卡恩（Charles Kahn）等人的“统一派”阅读可以追溯到施莱尔马赫,斯托克（Michael Stoke）等人的后现代解释可以追溯到格罗特,格思里（W. K. C. Guthrie）、沃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厄文（Terence Irwin）等人意在区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论述可以追溯到赫尔曼等人的解释.Cf. ibid., p.82.
在19世纪的柏拉图研究中,无论是从柏拉图作品的内在关联出发,企图找出某种体系性的、必然的历史发展进程,还是从柏拉图作品的外在关联出发,企图将柏拉图的作品系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寻求柏拉图思想受外界影响而呈现出的历史发展轨迹,都必然会引出有关柏拉图作品的编年问题,而寻求确切编年的企图又催生出所谓的文体研究（stylometric studies）.文体研究始于19世纪60年代,由坎贝尔（Lewis Campbell）开创.坎贝尔的文体研究大体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法律》晚于《理想国》,以及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报道即柏拉图死时《法律》尚未出版（还在蜡板上）,因而认为《法律》是最晚作品且早于《理想国》；接着,他先以《法律》为中心找出文体特征与之近乎相同的《智者》《政治家》《斐勒布》《蒂迈欧》《克里提阿》,将这六部对话定为最晚一组；然后,由于《理想国》的文体特征与最晚那组对话的文体特征虽有很大不同但有不少类似,于是据此以《理想国》为中心找出文体特征与之类似的《斐德若》《巴门尼德》《泰阿泰德》,并将这四部对话定为第二组；最后,其它那些几乎完全不具有最晚对话之文体特征的对话,被定为时间上最早的第一组.Cf. Charles Kahn, “On Platonic Chronology”, 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pp.93-94.
经过19世纪后半叶语文学家的努力,终于在柏拉图作品中清晰区别出三组文体风格迥异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柏拉图作品的大致编年似乎可以最终确立.在卡恩看来,虽然文体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但仍不失为一项伟大的历史语文学成就.19世纪争论的一个主题就是要为对话的编年顺序寻找一个可靠的标准,而很大程度上正是坎贝尔等人的文体研究才有效地结束了这场争论,因此,其成就被认为可以和同时代的圣经批评（所谓底本假说）以及稍后的荷马批评（所谓口头传统）相媲美.Cf. ibid., p.94.
二、旧范式的缺陷
发展论范式笼罩着19、20世纪的柏拉图研究,直到20世纪末才受到广泛质疑.在旧范式动摇之际,泰勒追根溯源地考察了其出现的时间及原因,指出其症结所在.在他看来,尽管发展论传统的内部各家意见纷纭,但无疑有两点共通的预设,即柏拉图的对话作品有着一个历史,而且有关这一历史的知识与我们对柏拉图作品的理解有关联.C. C. W. Taylor, “The Origins of Our Present Paradigms”, 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p.74. 在笔者看来,泰勒所论述的范式虽然大致可以分为发展论范式（以施莱尔马赫、赫尔曼为代表）和反发展论范式（以格罗特为代表）Cf. Brad Inwood, “Comments on Taylor”, 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p.85. ,但在根本预设上,二者其实是同根生,格罗特的解释只是对德国范式的一种反应（reaction）,在根本问题上依然受制于德国范式并且由德国范式所塑造.至于内在论、外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虽有不同且影响不一,但都植根于某种普遍的、根深蒂固的历史主义意识Cf. C. C. W. Taylor, “The Origins of Our Present Paradigms”, 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p.74. ,都是浪漫主义精神的自我表达,因此,近现代以来主流学界的根本范式其实是一种基于历史主义意识的发展论.然而,这种普遍的历史主义意识本身却并不普遍,它只是一个特殊时代（19世纪）、特殊民族（德国）、特殊的智识氛围（浪漫主义）的产物.正如安娜斯（Julia Annas）所言,对柏拉图作品作历史发展式的解释,在19世纪之前是闻所未闻,古代柏拉图主义者全然没有创作编年的问题意识.Julia Annas, Platonic Ethics, Old and New,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
此外,在柏拉图对话中生硬地划分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早期对话可以称作是“苏格拉底对话”,其中的苏格拉底是历史上实际的苏格拉底,而中期对话则显示出柏拉图开始脱离苏格拉底的影响而日趋独立,因此其中的苏格拉底只是柏拉图的代言人,等等.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Gregory Vlastos.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46-49. 这更是某种解释性的预设Cf. Catherine H. Zuckert, Plato’s Philosophers: The Coherence of the Dialogu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 3-4. .
至于文体研究,正如泰勒所言,它只是修正了发展论范式,而没有根本地颠覆它这一研究最大的修正是将《理想国》从晚期挪到中期.Cf. C. C. W. Taylor, “The Origins of Our Present Paradigms”, 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p.79. ；实际上,它只是由发展论这一问题意识催生出来的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它为发展论提供了某种貌似可靠的编年划分.尽管文体研究成果卓著,但它只是大致区分了三组对话,至于每一组对话内部的具体划分,则根本不能确定.实际上,文体研究的开创者Lewis Campbell已经很清楚意识到这一点.Cf. Charles Kahn, “On Platonic Chronology”, 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p.109n1. 而且,文体上的显著区别和编年划分是否存在必然关联,是否可以藉此将柏拉图对话笼统地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这也是一个根本不能确定的问题.文体区别和编年划分之关联预设主要是基于亚里士多德和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说法,但这早就遭到G. E. L. Owen等人的反对.Cf. Catherine H. Zuckert, Plato’s Philosophers: The Coherence of the Dialogues, p.4n8. 再者,就算可以将柏拉图的实际创作划分为早中晚三期,但这种实际写作时间的顺序是否代表了柏拉图思想的发展阶段,也毫无确切性可言.正如格里斯沃尔德（Charles L. Griswold,Jr.）所说,文体研究至多只是识别出某些对话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但其自身并不能确立任何对话的相对创作时间或实际创作时间,此外,即使知道任何对话的确切创作时间,也不能推进对柏拉图的理解.Cf. Charles L. Griswold, Jr., “Comments on Kahn”, 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pp.130-136.
以上便是发展论及文体研究所面对的根本性的困境和难题.而在发展论框架的影响下,近现代的柏拉图研究还呈现出某种片面的和主观的特征.比如,通常会抽出柏拉图对话的某些片段或主题来构建某种历史发展的图式（诸如形式论或理念论等）；或者,如果某些对话不符合预先设定的发展模式,就会被判定为伪作,等等.
三、作为对话作家的柏拉图
当发展论走到极端之后,所有根本性的缺陷都暴露出来.20世纪90年代前后,在经过深刻反思和争论后,不少研究者开始追寻某种新的方法论.比如,目前最权威的英译本柏拉图全集在目录编排上完全回到古代的忒拉绪洛斯（Thrasyllus）所编定的九个“四联剧”（tetralogies）的传统,并且收录了所有被认为是伪作的柏拉图作品John M. Cooper, “Introduction”, in Plato: Complete Works, pp.viiix. 这可以和流传颇广的柏拉图选集目录对照：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including the Letters, ed. by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主编库珀一再强调,不能主观地判定柏拉图著作的真伪,对话的编年顺序对理解柏拉图价值有限；最好“转而集中于每部作品自身所呈现的以及同其它各部作品相关的文学内容和哲学内容”,“只要有可能,还是应该让单个文本自身说话”John M. Cooper, “Introduction”, in Plato: Complete Works, pp. xiv/xv. .而安纳斯力抵发展论,主张回到古代的中期柏拉图主义者（Middle Platonists）的传统Cf. Julia Annas, Platonic Ethics, Old and New, pp.1-7. .罗威（Christopher Rowe）强烈批判植根于近现代柏拉图研究主流传统中的两大流派,即所谓怀疑派/发展派（sceptical/developmentalist）和教义派/统一派（doctrinalist/unitariani）；强调柏拉图对话的多样性与思想发展无关,而是与柏拉图高超的哲学写作技艺和修辞技艺有关；自始至终强调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同一性,以及所谓的“苏格拉底对话”和“后苏格拉底对话”之间的连续性.Cf. Christopher Rowe, Plato and the Art of Philosophical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51.
可见,晚近以来的方法论转向大多数是从批判发展论范式出发,而且越来越重视柏拉图对话中的文学内容,越来越强调柏拉图作为对话作家的身份.笔者并不试图完全否定近现代以来发展论范式的贡献,而是打算借助其所呈现出来的弊端来重新思考柏拉图的作家身份及其对话文体本身的根本性意义,以期为研读柏拉图对话提供某种合理的视角.
在笔者看来,如果从常识的角度来考虑,发展论范式的弊端首先在于忽视了柏拉图作为作家的身份以及创作过程的复杂性.在创作过程中,各种情形都有可能发生,比如反复地修改、可能同时写作各个对话、可能先写短篇对话再写长篇对话、可能先写长篇对话再写短篇对话；不一定某个历史事件发生后或是接触到其它哲学流派后就即刻创作相关的对话,可能经过很长时间再写；并不是所有历史事件都会激发创作；Did Grene指出,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死后,希腊世界或是雅典的政军大事在柏拉图对话中似乎都没有反映.Cf. Did Grene, Greek Political Theory: The Image of Man in Thucydides and Plato,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0, p.98. 可以自由地运用各种文体,等等.所以,各种发展论或者追求历史确切性的编年学说,都显得太片面、太线性化、太严苛.再者,无论实际上的苏格拉底到底如何,一旦他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成为柏拉图笔下的人物,那么这个苏格拉底就是柏拉图的创造,无论是逼真地描述、改造还是杜撰,他都是柏拉图意在传达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这位作家笔下的苏格拉底.因此,无论是追求某种线性发展的努力,还是追求某种历史确切性的努力,都忽视了柏拉图作为作家的身份.
作为作家,柏拉图不是凭空创造,也并不是没有其确切的关切,因而需要将他放在古希腊城邦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雅典的背景下来考察.虽然基于文体研究的编年分期很成问题,导致历史发展论的客观性、确切性也成问题,但我们还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体谅它们（尤其是外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感知到其内在的某种热望,即渴望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论述柏拉图思想的发展历程.只不过由于对柏拉图其人所知甚少即使《书简七》确实是柏拉图的真作,但书信在古代是一种文学手段,而非真实的个人档案.此外,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柏拉图传记因其神话性质（比如认为柏拉图是神的后裔）而在可靠性上大打折扣,因而也算不上是现代意义的历史实录.Cf. Julia Annas, Platonic Ethics, Old and New, pp.75-76. ,这种热望在根本上就无从实现,因而任何发展论范式在根本上就是假设,这可谓不幸.这种热望无从实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献不足,但如果有足够的文献呢？如果能够将柏拉图的作品一一系年并由此描绘出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就可以得出完美的结论吗？上文指出,无论编年研究还是发展论范式,其根源都是19世纪德国浪漫派的历史主义意识.这种历史主义不具有普遍性,在其指导下的任何历史发展观都只是其延伸或变种,根本不能展现出经典作家的教导.好在有关柏拉图生平的文献记录甚少或甚不可靠,直接触发研究者对编年划分的怀疑,进而促使他们对编年划分所暗含之预设的怀疑,这可谓大幸.目前,有关柏拉图对话的分组和编排,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John M. Cooper在Hackett版《柏拉图全集》导言中所提议的便宜划分,即还是采用近现代传统术语但淡化其编年含义的“苏格拉底”对话、“第二组”对话和晚期对话；二是Julia Annas所提倡的回到古代“中期柏拉图主义者”（Middle Platonists）出于教导（pedagogical）目的而来的划分；三是Catherine H. Zuckert按照对话的戏剧时间进行的编年,其最大特色是将《法律》排在第一位.顺便提及,Leo Strauss按照对话标题（主题、人名等等）和对话形式（表演式对话和叙述式对话）进行划分.Cf. John M. Cooper, “Introduction”, in Plato: Complete Works, pp.xivxv; Julia Annas, Platonic Ethics, Old and New, p.27; Catherine H. Zuckert, Plato’s Philosophers: The Coherence of the Dialogues, pp.8-9;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p.55-58.
因此,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柏拉图对话作发展式解释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我们只是不满其背后那种线性的、目的论的、历史终结论的发展图式.尽管有限,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厘清了有关柏拉图生平的一些基本事实,指出某些重大事件在柏拉图对话中的反映,这是极为有益的,因为我们同样反对以文献不足征、不可知、文学形式为借口而对柏拉图作品进行任意解释的进路.如果说在“知人”方面的确有所遗憾,在“论世”方面则可以从希腊史家的著作中获知大量信息.因而,大体可以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窥探柏拉图的学说.
近现代的柏拉图研究传统还有一个表面特征,即过于严肃、僵硬,虽然意识到所谓“苏格拉底对话”的生动活泼,但其自身却一点都不“活泼”：一板一眼地寻求发展轨迹,极为僵化地断言编年顺序,似乎柏拉图就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按部就班地发展、写作.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希腊人有说谎的天性［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20页. ,根本不能领略希腊人会饮时的轻松场面.恰如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言：现代柏拉图研究发源于德国,德国是一个没有喜剧的国度.Leo Strauss, “On the Euthyphron”, in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 ed. by Thomas L. Pangl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206.
作为作家,柏拉图只写作对话（书信除外）,因此,任何解释者都要面对一个事实,即柏拉图的作品充满了戏剧特征.其实,没有研究者会不注意到这点.正如Jacob Klein指出的,自古以来的历史学家和注释家们都试图将柏拉图对话看成是哲学戏剧或者至少是和戏剧相关,即使近代以来,从施莱尔马赫开始,也不得不认为柏拉图对话的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开,因此,柏拉图对话的“戏剧特质”从来就没有被放弃,问题在于很少有人从戏剧特质的角度去处理具体对话.因此,笔者较为赞同Martha C. Nussbaum的进路,但Nussbaum偏重与悲剧作比较,而较少涉及喜剧.Cf. Jacob Klein, A Commentary on Plato’s Meno,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z Press, pp.3-5, 18-19; Martha C. Nussbaum,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22-136;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pp.60-62. 任何抛开戏剧情节、只抽取所谓哲学内容的研究,在根本上是有失偏颇的；任何死盯住字面含义、不顾上下文情境及戏剧情节进展的分析,在根本上是失于机械的.其实,很多敏感的解释者注意到对话的戏剧特征,试图从各个角度加以阐释,只是这并未成为柏拉图研究界的主流.总之,我们需要留心逻辑论证与戏剧情节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苏格拉底（柏拉图）出于某种说服、教导的目的,而作出的那些似是而非、看似前后矛盾甚至与字面意思完全相反的论述,即要注意其修辞特征.
情节而外,便是人物.除苏格拉底外,柏拉图对话中还出现大批年龄、身份、社会地位、性格特征等方面各异的角色,我们应充分留意这些差异,才能体会苏格拉底言辞的针对性及其最终效果.此外,我们还要牢记柏拉图的“在场”,要留意他与其笔下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借助那些人物之间的对话所想要传达的信息.Cf. Christopher Rowe, Plato and the Art of Philosophical Writing, p.10.
四、对话作为“最富孕育性的形式”
作为对话作家的柏拉图,其自身存在着一种紧张.他选择口头交谈的形式来呈现哲学活动,显然是因为意识到对话、问询、辩驳等口头活动与哲学之间存在本质关联Cf. John M. Cooper, “Introduction”, in Plato: Complete Works, pp.xviiixix. .但是,柏拉图对话毕竟是写下的对话,我们很容易就能联想到《斐德若》中对书写之缺陷的描述《斐德若》274e-275b、275c-e、276a；总体一段可参见274b-278e. .因此,口说与书写之间的紧张便成了柏拉图作品自身内部一种挥之不去的紧张.
就笔者所知,近代以来最早对此问题作深度探究且卓有成效的当属克莱因（Jacob Klein）.在《〈美诺〉疏解》一书的导言中,克莱因阐发了他注疏实践的指导原则.在论述口说与书写的关系之前,他首先借助反讽（irony）概念强调读者参与对话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人们对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的普遍印象是其言行方面极具反讽意味；而苏格拉底的反讽特色在于,他并不是在其他在场之人没有听出反讽的情况下获得自我满足,而是依赖他们能够抓住他的反讽、能够听出他所没有说出的东西；这种反讽预设了聆听对话之人必须是一个沉默的参与者；这包括我们读者,如果我们不参与,对话便没有发生,那么我们面对的就仅仅只是一本书.Cf. Jacob Klein, A Commentary on Plato’s Meno, pp.5-6. 接着,克莱因指出,柏拉图对话毕竟是写下的作品,面对一个写下的文本,我们如何参与其中呢？而且,柏拉图在《斐德若》中明确说写下的文本并不可靠,这同样适用于《斐德若》及柏拉图对话自身,如何解决这些困惑？克莱因转到口说与书写之间的关系问题,解释说：写下的文本并不完全可靠,必然包含有大量的游戏成分,因为写下之言辞是口说之言辞的影像,是对口说之言辞的摹仿,而摹仿正是最高游戏的来源,因此,写作由于其摹仿性质而在根本上必然与游戏相关,必然也是为了娱乐的目的.此外,按照《理想国》的线段比喻,影像部分相对于原物必然在可靠性、清晰性上有所欠缺,所以写下之文本必然不完整、不能被适当地教授.但柏拉图显然认为写下之言辞其自身并不可耻,于是必须检省的问题是哪种写作方式较为适当.对此,《斐德若》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克莱因回到《斐德若》对好的言说的描述,按照这种描述,好的言说的适当性在于：说者一方面要“知道”（“knows”）,即知道正义的、高贵的、好的事物,另一方面要懂得如何将言辞“写入”或“植入”听者的灵魂中,也就是说,说者要同时拥有“辩证的技艺”及“引导灵魂的技艺”.Cf. ibid., pp.10-12. 而对好的言说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对其影像——好的写作——的描述,但必须基于以下前提,即写下之文本必须能够激活好的口头言说所根据的那些条件下的交谈,而不是被当作死的、僵化的文本.Cf. ibid., p.13. 对此,柏拉图所选择的对话形式,一方面通过摹仿交谈使书写的不完整性得到强调,因为在实际讨论的内在进程中,如果没有达成一致、没有得到完全的澄清,就会诱导讨论继续进行,而柏拉图对话恰恰能开启这一进程并通过紧跟关键性问题以及给出片面的或模棱两可的答案而保持其鲜活；另一方面,这只是柏拉图（苏格拉底）言辞的伪装形式或掩藏形式,通过对话所呈现出来的情节（action）,我们依然能够知晓答案.Cf. ibid., p.17. 换言之,柏拉图写下的对话作为对实际对话的摹仿,完全能够激活好的口头言说所根据的那些条件下的交谈,既逼真又鲜活.此外,柏拉图对话的戏剧特质完全展现出作为作者的他（当然也展现出作为说者的苏格拉底,后面括号内的“听者”指对话中苏格拉底交谈的对象）,既拥有“引导灵魂的技艺”即懂得如何将言辞“写入”或“植入”读者（听者）的灵魂中,又拥有“辩证的技艺”即“知道”.当然,这些具体成效取决于读者（听者）注意和参与的强度Cf. ibid., p.17. ,即取决于读者（听者）自身的品质.这便是克莱因就口说与书写之间的关系而延伸出来的对柏拉图对话的总体看法.
在此,笔者想借用莱辛的理论,略作改造和发挥.在《拉奥孔》中,莱辛力辨诗画之别,并尽数双方之优劣,认为绘画展现空间中静止的事物,而诗歌描述时间中连续的事件,彼此互不相通,双方区别在此,双方之优劣亦源于此.富于创造力的画家会选择某个静止的、“最富于孕育性的倾刻”,通过这种倾刻,人们可以联想这个倾刻的之前和之后,也就能在反思中知晓不能直观的连续事件,这样,画作所选取的场景就会弥补绘画本身所固有的欠缺.参见［德］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8—19、83页.
类似地,口说与书写在某些方面虽是扞格难通,但柏拉图选择并借助对话这种“最富孕育性的形式”,使柏拉图（苏格拉底）在对话中通过不断地交谈、盘问（elenchus）,通过各种离题话、各种插入、甚至使对话陷入僵局（aporia）等,不仅可以尽量呈现真实的、口头的哲学活动,而且可以帮助读者在反思中洞察、知晓这种活动.通过对话这种“最富孕育性的形式”,一方面作者可以弥补书写本身所固有的欠缺、传达其教导,另一方面读者能籍此参与到对话中,从而领略其教导.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为如何进入柏拉图而苦思冥想,其实柏拉图也在努力进入我们.比如,在《美诺》中,当阿努图斯（Anytus）出场时,苏格拉底事先向美诺介绍了他的身世和经历.我们感到奇怪的是,美诺来到雅典就寄宿在阿努图斯家中,照理来说他应该早就对阿努图斯有所了解,因而根本用不着苏格拉底来介绍.显然,苏格拉底（柏拉图）是在向我们、向读者介绍.《美诺》89e-90b; Cf. Jacob Klein, A Commentary on Plato’s Meno, pp.224-225. 在《理想国》开篇,可以看到整部对话就是苏格拉底的独白,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听众到底是谁,但依然可以在宽泛意义上认为他是在对我们、对读者说话.而且,当苏格拉底自述说,他和格劳孔正要回城时,波勒马霍斯老远看见了他并派家奴前去命令他们留下时,也显得有些奇怪,似乎是说他看见波勒马霍斯从背后看见了他.《理想国》327b; Cf. Seth Benardete, Socrates’ Second Sailing: On Plato’s Republic,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9. 显而易见,柏拉图并不是在实录现实的场景,他是在向我们、向读者交待.所有这些都是柏拉图在努力进入我们的明证,其实,柏拉图作品的任何地方以及对话形式本身都是在朝向我们、朝向读者而展开,而我们也应当尽力通过仔细的阅读,以期与柏拉图的目光相遇.
（责任编辑任之）
评论，本文是一篇关于进入柏拉图对话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柏拉图和对话和进入相关进入柏拉图对话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个体和哲学行动论柏拉图对话中的哲学时刻
缪继（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234）摘 要柏拉图的作品当然被看做哲学作品 一些短小的对话,例如克力同,就其中讨论的主题和运用的方法而言,很难说提供了哪些哲学理论 只有从哲学时刻而不是哲学理论.
苏格拉底如何和青年交友柏拉图《吕西斯》的情节和论证
贺方婴摘要柏拉图的短篇作品吕西斯以讨论何为友爱为题,通过展示苏格拉底如何引导青年人思考何为朋友的真实含义,展示了友爱论题的深隐意涵 吕西斯的文学形式有如短篇小说,苏格拉底引导的四场对话在两对青年朋友的.
柏拉图诗学思想探究《理想国》第十卷中对诗与诗人的批判
柏拉图是西方诗学的开拓者,也是伟大的哲学大师和诗人 他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对诗学思想的许多方面进行了阐述 我们对柏拉图诗学思想的精心细读与探寻就犹如在他的诗意空间中畅行,带着一定的想象与心中的诗情,我们.
柏拉图《理想国》的文学社会功用观以《汤姆叔叔的小屋》为例
【摘 要】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了文学艺术的社会公用问题,指出文学艺术不但要给人精神上的愉悦,而且还应该对国家有用 在以浪漫主义文学著称的十九世纪美国,斯托夫人也认识到了文学艺术的巨大力量,它们能影响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