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文指要》的成就与文化品格,该文是文化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柳文指要》和文化品格和成就相关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柳文指要》是柳宗元接受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章士钊给予柳宗元的思想、人品及文学成就以极高的评价,并对唐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如“文以载道”、骈散发展、“陈言务去”等进行了新的阐释.章士钊认为,古人“文”“笔”的区别之一是“文”有浓郁的情思而“笔”没有,韩愈并不是“以文为诗”而只是“以笔为诗”.韩愈所主张的“词必已出”与“无一字无来历”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古文运动”一词也“去事实太远”.《柳文指要》是章士钊独立、理性、勇于担当的文化品格的婉曲反映,“逢迎主意”一说,有失公允.
[关键词]《柳文指要》；章士钊；柳宗元；“文以载道”；“陈言务去”；文化品格
[作者简介]方丽萍,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青海西宁810008
[中图分类号] 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7)04- 0012 -07
章士钊(1881-1973),湖南长沙人,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少时爱好柳文,而并无师承,止于随意阅读,稍长,担簦受学于外,亦即挈柳集自随,逮入仕亦如之,比集随余流转,前后亘六七十年”[1].遑遑百余万言的《柳文指要》是章士钊～生阅读柳宗元的心得,蕴含了他对韩柳二人的认识与评价,对古代文学理论问题的思考,也折射出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身份比较特殊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
一、关于韩柳轩轾问题
《柳文指要》分上下两部.上部“体要之部”按柳集原文顺序逐篇对柳宗元文章进行评论、考证,下部“通要之部”分专题论述柳宗元的政治、文学主张及有关政治事件.整部著作中,章士钊始终将韩愈与柳宗元并置讨论,旗帜鲜明地扬柳抑韩：
韩之气达有愈于柳,则以韩之处境较顺故,倘韩与柳同一逆境,可能韩之气反不若柳达.如韩草《进学解》,正彼再为国子博士,才高数黜,官又下迁顷也,其处境虽逆,然为时暂,不如柳之一贬十年.试将其文与游愚溪所作之《起废答》相提并论,则后者之诙谐自得、潇洒有余,较之韩捉襟见肘,一若伥伥无所之者,显然达在柳而不在韩.至谓柳非党伾、文,而伾、文倚柳为重,此为从来申柳最公之论.夫贫者士之常,士而求荐,尤情所常有,惟求荐同,而所以求之者往往而异……韩柳二公之异同,迹非不显,而一经分析,凡轾柳处,每如捕风之渺不可得,此类是也.①[2]
章士钊赞誉柳宗元“正直忠悴”[2],“敢于非圣,敢于反经而无所顾恤也”[3],“心气和平,日手一卷,务朝闻夕死以自满其志”[3].他尤其推崇柳宗元的孤傲与坦然,“遇难如夷,心静若水,随遇而安,若将终身之儒者气象,跃跃纸上,与退之夕贬潮阳、备收瘴骨之悻悻小人模样,适尔相反”[2].章士钊指出柳宗元的气节表现在他的文字中,“子厚行文,从来不著怜字.……惟君子不受人怜,亦决不自怜,设或想到怜字,则是子厚怜他人,怜见仇者,怜当世宵小,而决不许人怜己,更说不上自怜”[2],也反映在行动里,“子厚……强调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因而生平不打妄语,文皆本色,此足以自信,而兼取信于后世”[3].他对朋友始终如一,对王叔文“子厚始终无悔意,亦从无一语中伤叔文……全不掩盖早与叔文往来亲善之迹”[2].章士钊以为柳宗元是儒家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代表.在《柳文指要》中,认为韩愈则是一凡俗小人,庸俗势利,言行不一,“自高声价,适得子厚谦退之反”[2],他“沟通权奄,竭尽谄谀”[2].章士钊列举了韩愈的四篇文章《送李愿归盘谷序》《上大尹李实书》《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上襄阳于相公书》,称它们为韩愈的“四大恶札”,“凡退之所誉,其中不少无行及贪污不堪之败类……举为退之所喜,盛加赞誉,己既与邪人同流合污,而又以适相凿枘、高不可攀之高尚风格,滥为铺叙,用欺骗迷惑后世人”,集中显示了韩愈“因利取媚”“食言而肥”“前后翻覆”“巧言令色”等疵病.
章士钊认为,除人品差异外,韩柳二人在学问方面也有很大区别.柳宗元学力深厚,“为子厚者,上综三古,下笼百家,笔之所投,无往不利,骚赋功深,正以助古文之渊懿”[2].柳宗元文章干净而有力量,他在给杜温夫的信中曾自述“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2].章士钊对此十分钦佩,言“此道著行文真诀……意尽便止,吾一生拜伏于此四字之下”[2],此外,章士钊还赞誉柳宗元的“持笔谨严”“评论公允”[3]“词必典切”[2].“子厚律于古来文事,殆获得‘一揽子’成绩”[3].与之相比,韩愈则是“无法与柳争一日短长”[2].章士钊说韩愈文章语言哕嗦,“泥沙俱下,往往气盛而言未必宜,与柳州于史公峻洁有深造者,直不可同日而语”[3].章士钊还指出二人诗歌风格的差异及其原因,“韩柳两家之诗,一奔放激厉,一幽闲静穆,赋性绝不相能”[3].
章士钊还对二人的学问渊源进行了分析：
子厚以骚赋起家,气盖江左,然一为
古文,则六朝余习铲尽……反之,退之以
古文领袖自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而
行文又直从梁台小儿之联绵语句讨生
活,且不得其形似,则只是文章末技,可
置之不论不议之列也已．
盖退之惟以六经相标榜,而子厚所
指为旁推交通者,退之乃自承束《春秋三
传》于高阁,《国语》之不涉目,自无俟论,
以言《离骚》,退之一生未尝用力,述作中
不合一分骚意,此其一.即以经论,退之
至谓《仪礼》难读,废而不观,轻《尔雅》注
虫鱼,弃不之取,余经亦不闻有何专精之
部,此其二.[2]
窃谓韩、柳之于秦、汉,领域虽同,却
彼此首尾未臻一贯.何以言之？退之号称
文起八代之衰,已亦自诩非三代、两汉之
书不观,则韩之求达秦、汉,乃跨越八代
而为之,子厚则不然.子厚虽以西京为文
之近古而尤壮丽之一圣地,但中间琚、场
在魏,机、云入洛,下逮鲍、谢、徐、庾之起
梁,都不肯过门不问,一直循途扣关而抵
咸阳.[2]
章士钊认为柳宗元文有诗骚传统,有经学根底,有庞沛之气,而韩愈则只是标榜道统,爱名、争利、谄媚,语言繁冗,仅仅是一有点儿文学天分的凡夫俗子.
综上,章士钊赞誉柳宗元的坦诚真实,处逆境而恬静安顺,有知识分子的担当,学问渊厚且能触类旁通.相比之下,韩愈戚戚于个人得失,文行不一,言行相离,为人虚伪庸俗,视野偏狭,高自标置而学问根底不深、不全.章士钊指出韩柳并称、韩居柳前是以成败论英雄、庸俗势利的民族文化心理的体现,是历史的误会.透过章士钊韩柳轩轾的表象,可以理解其寄寓在其中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
二、对唐文学批评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辨析
（一）文道关系
“文与道之联谊,言人人殊,即属一人,亦往往前后言不一致.”《柳文指要》下部卷九有一篇专门讨论文道问题.章士钊首先从清初汪琬、陈僖以及方檠如三家说起.汪琬分“文”为载道、寄托两类,且认为寄托之文与道不合①,章士钊予以批驳.陈僖释“道”为“关世道,系人心,广明俊伟”的“道气”,认为有“道气”的文章就是好文章②,章士钊也不同意.他指出“凡有益于民之用者日道”[3],“道”“不可离于文”[3],认为“子厚文中关目,在世用二字”[2].“子厚之学,可名之日用学”[3]：
夫道者何？不过儒生想象中虚悬无
薄、不可捉摸之的彀耳,此各家同讲道,
而并无达诂存在.柳州明道,以通经权、
合今古、而适于世用为期,此于行文,不
名曰道而号为中,时或连缀与道成言,亦
崭崭称为大中之道.……尧峰,俨然文苑
传中人也,领域殆不涉及儒林,故其反对
文以载道之说如此.惟若深通柳文,了解
道之范围甚宽,可能大与宋五子所拘泥
者异趣,则立说抑或未同.[3]
批驳了汪琬和陈僖后,章士钊肯定了方檠如的观点：“有道而文者上也,道不足而文者次之,文不足而道者又次之,虽诡于道,而其文深妙奇博,使人不觉入其玄中者又次之,言之无文,而记诸道以逃其朴钝枯朽则无次.”[3]章士钊认为文道关系其实就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理想的创作是“有道而文”,“有道无文”是文章的下品.章士钊接着提出,假如一定要在二者之间取舍的话,必须选“文”弃“道”.
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章士钊可能有些简单,但乃师心自得,可谓时代的另类,应成为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可轻忽的一环.从此,我们也可明白为什么《柳文指要》文稿在当时受批评的原因,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
（二）“文”“笔”论及对韩愈“以文为诗”的批评
梁萧绎较早提出了文笔的区别.到中唐,文笔界限依然存在,如刘禹锡称韩愈“长在笔”,自己“长在论”,因此二人均“不以能文自任”.章士钊对文笔的区别也进行了辨析.章士钊认为除了声律、内容等外,“文”是作家情怀的载体,是完美的艺术形式与个人独到、深厚思想感情的记录,是“笔”的提升,能“文”者自然能“笔”.章士钊接着指出韩愈的缺陷：“韩只能笔而不能文,柳则文笔兼擅……诗、笔双美之行列中,子厚应在前茅.”[3]
章士钊辨析文笔,直接指向的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定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世称退之以文为诗,实则退之实不
解诗,此所谓文者非文也,乃笔也.退之
以笔统摄诗文二大部,面貌如一,与子厚
铀绎文之二道,剖析著述、比兴,在简册
抑谣诵之大不相同者,殆不可同日语.
元裕之曰“杜诗韩笔”,黄山谷则曰
“杜诗韩文”,将笔易文,意趣大异,恐在
退之,未必禁当得起.明孙月峰鄙视韩
诗,释之者曰：韩乃以文为诗也,此亦谬
见.夫诗者文之一部也,人不能文,未有
越而能诗之理,韩长于笔,因从而美之曰：
“以笔为诗,或且近之.”[3]
在章士钊看来,韩愈的诗歌缺少和谐的声律、真挚的情感,根本当不起“文”这一称号,至多只是“以笔为诗”罢了.
（三）唐代古文与骈文问题
文学史叙述中,古文、骈文阵线分明.文学史家或赞誉骈文的精美深厚,或贬斥骈文为形式主义,且认为韩柳之后,古文获得了文学正宗的地位,骈文退出了历史舞台.章士钊认为这些描述有背文学史真实.他批驳了两种错误倾向：第一,“一遇骈文,即加吐弃”：第二,过度夸大俪体作者的功力,“长俪云者,亦兴之所至.偶尔涉笔范为是态云耳,于作者工力如何,了无关涉”[3].他欣赏柳宗元不拘骈散的态度,“独柳子厚为文,不拘一格,骈散兼收,儒雅雍容,万流仰镜,置古今先后之飞短流长不闻不问”[3].对柳宗元的以骈文入集表示赞许：
凡为古文者,殊恶以骈文入集,吾意
柳州不存此胶执之见.……为子厚者,上
综三古,下笼百家,笔之所投,无往不利,
骚赋功深,正以助古文之渊懿.
在分析《唐文粹》中所选文章后,章士钊得出结论：“唐人何尝有散与骈之分野,崭崭明白.”[2]这对于今天的研究者应当是一个提醒：很多我们一直以为是无可置疑的前提和基础的东西可能有历史的局限,不见得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章士钊还对“古文运动”这一概念进行了批评：
吾尝论今时所用术语,强施之前时某
一时代,往往杈丫不合,如运动二字即是
也.寅恪所谓唐代古文运动,殆是若茫若
昧之事,脱离群众而谓之运动,固是不词,
姑置群众不讲,亦须有东汉党锢、明末东
林近似规模,始得以运动名之,唐代之于
古文,果何有者？夫自唐以来之所谓古文,
即当时之今文也,以唐而言,即唐文也,有
唐立国,至退之时,已近二百年,二百年之
唐室,岂无文墨点染？全部《唐文粹》中,岂
寻不着若干高文典册？寅恪至谓安史乱
后,始引起古文运动,一若前二百年之唐
室天下,竞不须有文章润色之业,宁非奇
谈？即如寅恪说,让退之掌握此一运动,为
问退之如何实施？及效力如何？夫以退之
抗颜为人师,前后疏附之人,应能表里唱
和,共赴一的,顾事实诏余,第一高第弟子
张文昌,即向退之屡生异议,且对退之之
私生活,亦大有批评……然则函丈之地,
尚有参差,遑论大庭广众？如何而以运动
谥之,未免去事实太远.……诚不料寅恪
思致之锐退一至于此．[2]
以我们今天的认识来看章士钊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些言论,毫无疑问可能更接近文学史真相.
（四）对“惟陈言之务去”【6】的否定
“韩退之惟陈言之务去一语,从来文人不求甚解,而附和之,以为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真谛在是,其实何谓陈言？退之真能去之与否？未遑问也.”[3]章士钊注意到知识界不求甚解、盲目跟从的问题,如宋祁步趋韩愈,为达到“陈言务去”的目标而大量篡改《旧唐书》之“陈语”以致《新唐书》很多地方“不成言语”“文不可通”[3],“于是退之之经言古训,化为左道旁门而不自知,文字之厄,不料一流至此”[3].章士钊认为“陈言务去”命题本身就有问题.首先是“陈言”难以界定：其次是人类的文化传承永远也不可能避开曾经使用过的词汇、句式：最后“陈言”中必然包含陈“意”.但“若日此不在词句而在意义,则人类圆颅方趾,古今相去不远,脑海中所存意义,颠来倒去,不过尔尔,从意义上推陈出新,则昌黎则将自走死路,所提新意义,将不知是何等牛鬼蛇神？此路亦万无可通”[3].如此“惟陈言之务去“本身就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章士钊还指出韩愈本人所提出的文学主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吾不解窥陈编以盗窃,与惟陈言之
务去,皆韩退之吐露真实语,二者之间,
显有矛盾,将如何沟通以各行其所安？[a
平心思之,退之词必已出,与无一字
无来历,原为不可调和之矛盾,无法自圆
其说.[3]
章士钊同时也指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
此诚不如依柳州法,以时中二字替
代原道,所谓陈言,即有益于古而无益于
今之言.孟子尊孔子为圣之时,可见时者
为言道之最大义,为问吾人生于一定时
间,道而与此时间不合,还有何用？柳子
提出中字,必道之与今时无背者方为中
道,夫是之谓时中.夫退之言道,子厚亦
言道,退之言道,而夸张陈言务去,卒至
空空如也,手中一无所有.子厚言道,则
一一按之于时而求其中,于是凡所颂言,
经千余年至今,而榘范依然.
章士钊认为,“陈言”应该指那些在古代社会有价值、能实行而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的语言,作文追求文章的价值和意义即可,大可不必在乎表面是否“陈言”：“当也是也,固亦止也.凡善于止,苟为文,将无过不及之差,所谓增之铢两则俯,反是则仰,虽未必至,善者或庶几焉.为文之道,如斯而已,意随文而可见,事随意而可行,人得乎此,于文万事皆足,摹仿云乎哉？”这很好地解决了文学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问题.
此外,《柳文指要》深入探讨了许多古文理论问题,如“气盛言宜”问题、应用文的性质问题等等.章士钊别具只眼,发现后代文学接受中不求甚解、全盘接受的一些问题,以扎实的资料和精辟的分析揭示出命题本身的漏洞等,新见迭出.这其中的很多问题（如古文运动是否取得胜利之类）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才为研究者重视,还有一些问题（如骈散问题、陈言务去、气盛言宜等）迄今尚不见周密的辨析.
三、关于“逢迎主意”问题
钱锺书颇不以章士钊为然,对《柳文指要》更是几于全盘否定,“诠释见其识趣之陋,标点见其文理之窒,议论见其谄佞之鄙”,“此书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用意相类,均为逢迎主意之作”.事实如何呢？还是应该让事实说话.
（一）从书籍出版遭遇的坎坷看
1965年7月18日,在阅读完《柳文指要》手稿后,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道：“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8]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值得注意：(1)此书的定性——世界观有问题,这也就意味着这本书的存在基础有问题.(2)提醒章士钊需要作好被批评的思想准备.由此可说明此书并未产生“逢迎”的客观效果.
那么,此书主观上是否有“逢迎”之意呢？先看章士钊本人对这封信的反应.从此书的序跋及章含之等的会议可见,章士钊很清楚他这书与当时主流思潮的冲突.他自称此书“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总序中所受友人督教,应须芟削之处,几经反省,因终于原封未动”[9].如此,主观上似乎也不可断定他在“逢迎”.
1970年,《柳文指要》已排版,康生令章士钊按照马列主义、思想进行修改.章士钊致信,言“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10],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此言论可算反动了.紧接着他又说：“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10],显现出的完全是垂垂老矣的怨愤、苍凉与倔强,哪儿有丝毫的谄媚.
毋庸讳言,《指要》中类似赞美新社会及当时政策,带有明显时代痕迹的文句还有两三处,如对1949年后中国社会的评价,对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强调等.但在皇皇百万余言的《指要》中,这些言论所占比例极低.“吾人知人论世,亦惟从大处远处展望而已”[2].这是章士钊的治学指南,也应是知识分子的眼界与气度.单凭此琐屑以偏概全,所给出结论不一定绝对可信.
（二）从创作目的及使用语言看
《柳文指要》中有不少章士钊对自己晚年这部巨著的创作目的、价值定位等的文句：
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
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
艺僵尸涂脂抹粉.
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
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
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11]
章士钊解柳,完全忠实于柳宗元,并无借柳宗元酒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意图.在书的跋中,他称“本编为继往而不开来之作,提出一古不背今之文雅正宗柳子厚,为之的彀,应足为刷新世界、光华复旦之一有力反照.至吾止于阐发到此,未得更进一步,且从来不敢妄自搏撸马列主义以掎摭人,则限于资地与能力之无可如何,识者谅焉”[9],宣告自己作品的不合时宜、无用,是新世界的对立面,满心是悲剧性的毅然与决绝.
本书的写作语言也很能说明问题.
自1920年代始,章士钊就与新文化阵营发生过论战,直至耄耋之年,在白话文已取得全盘胜利的当代中国,章士钊依然坚持用文言书写：
十五年来,全国文家,以所谓古文格
式从事撰写者,几于绝无而仅有,青青子
衿,求其了解旧体文无所于滞,亦几成为
断港绝潢之无所出.于是吾之此一臃肿庞
大之陈旧述作,分明一无价值,而视为两
千年来传统文学体裁之最终结穴,要不为
过……从晚清以至民初,二三十年间,以
文字摅写政治,跳荡于文坛,力挈天下而
趋者,唯严几道与梁任公二人,吾稍后起,
论者颇谓可得骖靳而行……夫严、梁二公
往矣,而吾孑然独存,笔为吾役,笃老犹听
命如故,不得谓非天之所厚,由是即以吾
文结束前一代之文笔生涯.[9]
《柳文指要》的写作,是章士钊一生读柳的总结,也是他纪念消亡了的传统文学的一曲挽歌,它宣告着一个时代的最终结束.在今天看来,章士钊躲过历次政治运动,又享长寿,应该是自觉幸福而幸运了,但他晚期的文字,却弥散着苍凉：
人生得寿,固不失为晚福,然语其为
人,可得减少颓废气氛,则远远不如早死
为愈.寻《梦得集》仅三十卷,诗即占十卷,
外集十卷,诗且多至八卷,就中淫昏谀佞
可删之作,居其泰半,夫人生亦何不幸而
享此悬疣附赘之遐龄,枉与同情者以意外
之伤感哉？[2]
中国自古就有寿则多辱之说.在章士钊看来,“辱”首先来自自己的昏钝、颓废,其次是清醒、独立、坚持的精神的丧失.他为刘禹锡的享有高龄,以致文集中留下大量失去理智、毫无原则阿谀吹捧的文字忧惧,推人及己,备觉伤感.可见他并没有沉浸于自得与自满中,而是很悲哀于后代历史的无情审判.如此思想主导下,章士钊应该不会为当下的任何利益去献媚.何况在章士钊,还有严格的自我剖析：
吾则人婉言之,曰桐城变种,毒言之,
曰桐城余孽,实则桐城于吾绝不近,吾之
所长,特不知者不敢言,能言者差能自
信,文不乖乎逻辑,出笔即差明其所以
然,不以言欺人而已．生命已所剩无多,似无逢迎、谄媚的可能与必要.
（三）从韩柳轩轾看
《柳文指要》旗帜鲜明地抑韩扬柳.章士钊欣赏柳宗元什么？贬抑韩愈的原因又在哪里呢？人品是一重要因素：
大丈夫立身行已,磊磊落落,与天下
人以共见,是非利害,决之于已,如是者柳
州有焉；凡事不近人情,必需委屈说明,以
求谅于人,大抵其蔽即宿于是,且蔽之所
至,纷纶谬鹊,嚣嚣嗷嗷,往往经千百年而
无能解,如是者属之昌黎.[3]
子厚论文,树诚为第一义……字字
由衷而发,侃侃而谈,绝无巧立言语、穷
讥毒佞之象.韩柳之所以为韩柳,斯为最
高极峻之分水岭.
吾屡言子厚是硬汉,从来不受人怜,
行文不轻下一个怜字.
退之只知求官,无意卫国,稍经摧折,
怨悱百端,何其政识之低下,而干进之可
丑也[2]！
退之始终以文作敲门砖.[2]
子厚史识之高,心理之纯,不比退之
以文为市,意在哗世取宠.[2]
退之为蓄意谄谀之故,一味无中生
有,妄事渲染,以欺天下后世人.
章士钊所追慕柳宗元坦诚、真实,完全抛却个人利弊考虑的人生境界,蔑视韩愈的阿谀、奉迎、干进,以文为市、哗众取宠.他会躬行吗？
梁漱溟与章士钊交游较深,晚年却有不少文字贬章.但细读梁的文字,对章士钊的指责,多为私德,如“多欲”、“、吸、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细行不检”之类,他还是坚持认为章士钊“论人品不可菲薄”[12].来自论敌的证据,应该有足够的说服力吧？
从《柳文指要》看,章士钊是以柳宗元为人生矩范的,他无数次设想过“柳宗元生于今日当如何？”这也是章士钊藉此“逢迎主意”的一个证据：
子厚生于今日,定在士者行列,以已
力协助隆平,进退惟遇,毫无缺望,社会
亦决不觉多此一人,致生龃龉,理有固
然,无可疑者.[3]
柳宗元是那般亢直、坦诚、大胆无私,又是那样有担当精神、有责任感,因而章士钊认为柳宗元假如生在当代,会期待倾尽全力参加国家建设,但不会坦然面对各种可能的遭遇.这段文字有些含糊,但“如果我们想在任何论述中……听出活生生的人的声音,我们就必须注意文章的关节点,也就是语气吞吐或行文跳跃处”[13].这一段有些滞涩的文字后面,隐藏着章士钊怎样的思想呢？楼国华（一丁）是批判章士钊比较激烈的一个人,但他也指出：“这样的一个柳子厚,不正是章士钊的化身？他怕的是诚恐社会觉得多此一人,致生龃龉而已.”[14]章士钊意识到自己与当时社会多少有些扦格不入,但他还是希望社会不去苛求、为难这些于社会发展大潮无足轻重的力量.
晚年章士钊,确乎是满心苍凉的,他很清醒地看到自己与社会的扦格,对未来不无忧虑,但又绝不愿改变素所秉持的原则与观念.因此,说章士钊“逢迎主意”都有失客观.
四、《柳文指要》所显示章士钊之识见与品格
除“谄佞”外,钱锺书还认为《柳文指要》存在着“诠释见其识趣之陋”的问题.是否如此,也需要辨明.
整部《柳文指要》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基本是就有关问题大量引用古典文献材料,这其中明清最多.这些材料出发点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往往纷杂.而章士钊总能对各种言说者的观点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然后得出比较坚实的结论并进行更具高度与共性的概括与提升.如他指出,文道关系“言人人殊”是因为“受言者之志趣习惯,有不同程度之表示：言者求所以针砭之,因不得不变易其词”[2],“人惟依己所近习而下雌黄”[3].再如,对待作家出现的观点、语言的前后矛盾,他并没有简单目之为“心声心画总失真”,而是说：
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之观点.[9]
言非一端,时非一事,相其所需,词意
辄更.[2]
言非一端,夫各有当,情有变易,文亦
随之．[2]
人心为一相斫场,矛盾息息向外轰
发,诚有使人类之理想难于了解者.[2]
习俗移人,贤者不免.[2]
此外,还可能存在“观察不同”“异时情感,两不相侔”“别有不得已之苦衷”“出言无择”[2]等原因等.
还有对文体的区别：
简牍与其他文艺之作,趣不尽同.以
后者意存示范,以普被赏接为期,而前者
人有对甲对乙之差,言有今日昨日之别,
巨屦小屦同价,人不为之,当言而不当言
之失人,与不当言而言之失言,其无从执
一而概,灼灼易见.[2]
章士钊关注对象、承认变化与差异,也认可人类思想中的矛盾：
尝谓人类思想,由矛盾促其前行,矛
盾不存,即思想寝息.独此之矛盾,愚者
昧焉,智者自明,而智者虽明,亦往往甘
心自愚,忽堕入若明若昧间而不自觉,如
子厚非天而又呼天,即属此类.[2]
他是这样解释柳宗元的“非天”与“呼天”的矛盾的：
文人说理,同时亦复言情,情之与理,
相反而又想成.子厚之文,说理刻至,而言
情抑又沈挚.非天者理之事,呼天者情之
事,情理统一,鸿文以生．[2]
他还主张“吾人知人论世,亦惟从大处远处展望而已”[2],他的柳宗元研究即如此：
心诚求之,必从大纲大法之起源处,
抓着要点,如曩所胪列为师不为师、为史
不为史、以及儒佛、封禅贞符之同与异,
穷原竞委,点滴不漏,而后两家之真相可
明,夫文字不过尾闾而已,偶从末流击汰,
焉知滥觞何地？[2]
“大”是《指要》的特点之一,对很多问题,章士钊总是能进行方位的综合观察,格局大,涉及面广,从萧纲到裴度、章学诚再到与他同时代的陈寅恪、岑仲勉、吴文治等都有论及.他能沿波讨源,将有关问题作一历史的梳理,如释《陆文通先生墓表》时就将陆淳、柳宗元、康有为、皮锡瑞视为一学术统系进行关注,“学术之旁魄下上如此,细核亦弥有趣”[2].他还善于“抓要点”,最突出的例子是对学术史上争论不休问题的探源,他认为是源于术语使用的不当：第一,“今时所用术语,强施之前时某一时代,往往杈丫不合”[2]：第二,“一方排奇还偶,一方去偶崇奇,两极端之意,用同一名词表”[3],也肯定纠缠不清.
“大处远处”外,还不失对细处、近处的审视.如柳宗元文中有时是“庄老”,有时又是“老庄”.章士钊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抽出全部的有关文本进行分析,得出了“论治术言老庄,论文章言庄老”[2]的结论.
这样的精彩纷呈、新见迭出、扎实深邃,可称得上是见识不凡.下面看一下文学史对他的评价：“他的文章既有学理做底子,有论理做骨格,有文法做准绳,又据他自己说,他好峻洁的柳文,故他的文章很为谨严莹洁.他行文主洁,而不支蔓.他立论调和,故理尚执中,而不偏激.他‘移用远西词令,隐为控纵’,故他的文章精密,繁复,有点欧化的倾向.”[15]这个评论,还算公允.
1956年,章士钊南下与陈寅恪相见,赋诗一首相赠,中有“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句.窃以为,这既是章士钊对陈寅恪当时状态的描述,也揭示了他本人心底的寥落.细细寻绎,章士钊的“寥落”有批评者的共性,“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无论在同时代还是今天的研究者,基本都认为章士钊是“拥护革命”并且“享受了革命”“位尊”的幸运者,被“减才”甚至被轻视,势所必然,何况《柳文指要》还处于古代及现当代研究盲点之上.当然,学者选取研究对象的成见或谨慎也是原因之一.但对于这样一部蕴蓄丰富的著作,以及身份和经历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品格不凡的作者,我们不妨去蔽除障,一探其“短长”.
回顾述说:本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柳文指要》和文化品格和成就方面的文化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文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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