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再忆莫干山会议,本文是关于改革开放方面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和莫干山和莫干山会议和改革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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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会议”是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史称.这是1984年9月3日 10日,由《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的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学术会议,标志着新一代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群体在中国大地上历史性崛起.这次会议不仅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也涌现并累积了旺盛的思想财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受世人瞩目,跨世纪而不衰,故是新中国经济学史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页.
改革开放40年中,书、报、刊、网络均有不少朋友回忆、论述、闲聊“莫干山会议”,甚至未参会者也在大谈“莫干山会议”,真乃“火”了,给人以神秘、深邃之感.
本人当年有幸参加“莫干山会议”,早就想再回忆回忆参会情景,但一直琐事纠葛,提不成笔.近来稍挤闲暇,略作修改,虽已30余载,但仍历历在目.
我是应《经济学周报》（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征文投了一篇《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文章而被录取参会的（我是该报的订阅者又是作者）.记得：8月末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参加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1984年学术年会,我初生牛犊不畏虎,交流、演讲了《论基建经济学与建筑经济学的关系》,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尤其是前辈们的赞许和首肯.我是1982年1月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基建经济专业（77级）,初出茅庐,初露锋芒,在全国报刊上已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并从1982年始在《基建优化》杂志（中国基建优化研究会学术会刊）上连载《固定资产投资学》,当时已在全国投资理论界小有名气.故于1983年就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有关固定资产投资理论的文章.我从呼市回沪,没住满一天,又匆匆赶赴杭州报到,马不停蹄地又被神秘地转到莫干山会场.那时交通不便,确实奔波得十分辛苦.
当时莫干山上,好象没有大的宾馆和大的建筑,与会者住宿分好几幢建筑,因而理论讨论的七个小组也分散在各幢建筑中.大会场也不大,坐近180位参会者,好在大会很少,主要是分组交流、研讨.出席会议的主要领导：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经济日报》总编安岗、副总编丁望、《经济学周报》总编王瑞荪、《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浙江省省长薛驹、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罗东、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沈善洪、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文骞等,他们为中青年经济学者保驾护航.《经济日报》安岗总编作的报告印象很深：强调说《经济日报》义不容辞,要给青年经济学者以最好的“后勤”保障,会后辟专版刊发这次会议论文.中组部、、、书记处农研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家商业部、北京市政府等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出席会议,尤其是国务院总理秘书李湘鲁和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秘书孔丹以及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出席会议,他们起着上引下连,穿针引线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更有利于中青年经济学者的敢说敢想,大胆交流、大胆研讨,提出中国经济改革新思路、好思路、妙思路.
《经济学周报》总编王瑞荪、副局长贾春峰、中组部青干局闫淮、大会秘书长张钢、国家体改委徐景安等作了专题报告.王瑞荪和贾春峰的报告比较精辟,给人印象特深.
王瑞荪说：改革实践提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予回答.老一辈经济科学工作者在丰富的现实生活中获得新的动力,也涌现出一批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这次会议是建国35年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我们希望能够体现出结合实际、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能够体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能够体现出五湖四海、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能够体现出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贾春峰的发言题目是《时代的召唤、崇高的责任》.对于改革实践提出的许多课题,在过去的书本上是找不到现成结论和具体答案的.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错综复杂、急剧变化的现实经济生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这种研究,是需要付出巨大心血的崇高的科学工作,要有献身精神、求实态度、创新勇气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绝不能复述已有的结论,或者在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机械套用某些原理所能完成.改革的实践日新月异,现实生活在大踏步前进.大变革要注重理论的大发展,也必然促进理论的大发展.（根据讲话稿,油印件）
据有关资料,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他们是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多篇应征论文中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名气”,全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这也构成了“莫干山”会议的辉煌之因之一.
1 24人的正式代表分成七个课题组（另有30多名列席代表和特邀代表,还有有关领导和来宾,会议合影共有180多名）.第一组是宏观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宏观问题；第二组是企业组,讨论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问题；第三组是开放组,讨论沿海开放问题；第四组是流通组,讨论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第五组是金融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新课题,诸如金融市场、股份经济、劳动力流动等问题；第六组是农村组,讨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口问题,比如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农副产品购销政策等问题；第七组是理论组,讨论基本理论问题.除以上七组讨论外,会议还据专题在晚上挂牌研讨,吸引了各组有兴趣的参会者,跨组热烈讨论.
我交流讨论的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问题,和郭凡生（内蒙古工作,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基建经济系）在同一组.郭能说会道、口若悬河,提出了反梯度理论,其实这是他站在边远地区的角度,为老少边穷地区呼喊反梯度开发投资的理论,心情可以理解.但总会引起我们这些生活在沿海地区开放城市（第一开发投资梯度）参会者的反驳,所以辩论十分激烈,也就成为整个会议辩论的一大热点.
会议期间,我们上海几个代表找了个空闲时间,碰头认识、了解了一下.上海代表主要是朱林兴（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贝多广（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金润圭（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我（上海市财政局）、岑济民（上海大学）、陈申申（上海社会科学院）、还有一位复旦大学的老师（姓名忘了）和《世界经济导师》副总编朱杏清.
每天早上,我们总是爬山锻炼身体,且能多认识朋友,熟悉朋友.《世界经济导师》钦本立总编、国家计委赵明等就是我在爬山时认识和熟悉的.这次会议适逢中秋节,10日晚上加餐赏月,给大家分发了月饼、糖、瓜子,并组织了中秋之夜露天舞会,青年们热血沸腾,唱出了一组响彻莫干山谷的大合唱.其实改革开放的青年舞曲也从此时始响彻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神州大地1
9月11日早上,与会者乘车前往海宁,赶在下午2点观潮.刚刚下山的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们,观看排山倒海、声浪震天的钱江潮,心潮澎湃,立志掀起中国改革开放之大潮.
当然,大家无法预见中国社会转型的潮起潮落是那么的惊心动魄；走向市场经济、法治和社会公正的道路是那么的曲折艰辛,但坚信中国改革开放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光明！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据会议举办者总结,莫干山会议后,组织专门班子赶写并上报了七个专题报告：《改革的两种思路》、《与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之风示人,从问题出发,深入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报告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国务总理批示：“‘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不少政策建议被决策层采纳.
“莫干山会议”是中青年经济学家们的第一声呐喊！是中青年经济学家们第一次群体式施展才华！
莫干山会议的发起人都已年届六十,笑谈当年,一个又一个今天听上去如雷贯耳的名字从他们口中亲切地溜出来,还是那颗热情而年轻的心.至今人们还在不断地提起莫干山会议,是因为这些会议的发起组织者,聪明巧妙地组合了各种支持力量和资源,把会办得有声有色,从而影响了历史.
朱嘉明说：“所谓影响历史,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它是时代的,是集体的.莫干山会议之所以成功,除了组织者搭起了一个平台以外,历史已经具备了水到渠成的条件,人们不仅对于改革有普遍的共识,而且经过五年改革,特别是1 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成长,积累了相当多的人才,他们有超前的想法.风云际会,机缘巧合,否则,这个会既不会成功,也不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当时关于改革的很多好的想法和思路,并非来自一个人,常常是不约而同,来自很多人.此外,必须注意‘头脑风暴’的作用,相互刺激,互相启发.这是莫干山会议的贡献.”
我们一般的参会代表当时只知道“莫干山会议”的10家联合举办的单位,也是以其举办单位的征文而投稿被录取为正式代表的（每10篇论文录取l篇,应是相当严格了）,而不知道会议的个人发起者：
朱嘉明33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黄江南34岁,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他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此时,刚参加完社科院第一次博士招生考试.
张钢,《经济学周报》负责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联络人.
刘佑成,34岁,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并得到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支持,（发起过程略）.所以“莫干山会议”是由中青年经济学者民间发起、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和国家有关部门相关人员参与和支持的一次“民办官助”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
本人这才恍然大悟,事后几十年才知道这会议的重要.
当年参会者中几十年后全国特别著名者有：王岐山、马宾、吴稼祥、金观涛、张维迎、周其仁、徐景安、华生、常修泽、贾康、王晓鲁、高梁等,李剑阁代表周小川和楼继伟参加此会.其余参会的我辈均是“莫干山会议”的“绿叶”了.但“绿叶”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吧.“绿叶”中也不乏有事业成功者.我们以“绿叶”而骄傲,以“绿叶”而自豪.
“莫干山会议”后,我们上海的几叶“绿叶”竟然与会议主办者之一联合起来了.有一天在金润圭（华师大）家里集中开了个小会,我和朱林兴（上海财大）、岑老师（上海大学）4位与《经济效益报》（蓝版）（城市版）开始合作.由报社颁发给我们4位记者证,我们业余负责报道上海城市经济效益的新闻或文章,倒也不亦乐乎.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在其《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 - 2011)》一书中专门撰写了《莫干山会议》 -章,专门探索和思考了“莫干山会议”的精神特征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是时代责任精神；二是公平竞争精神；三是自由争鸣精神；四是官学互动精神.我颇赞同.
经济观察网作者柳红是总结“莫干山会议”的著名专家,专门论述了“莫干山会议”的历史遗产.
什么是莫干山会议的历史遗产？其实是一种精神,一种传承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和奋发努力,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用22年打败号称春秋五霸之一吴国的精神.这是接地气,有底气的一代人.1984年的中国,刚刚告别“”八年,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还在,在人民币价值被严重高估的情况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300美元,排名世界120名之后,是一个贫困的“超级大国”.这些与会者经历了如此的漫长岁月,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追求真理的勇气,渴望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并且相信改革开放是唯一选择.莫干山会议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没有思想禁锢.他们把一个个历史课题抛向天空,再给以回答.莫干山会议将青年人推上历史舞台,使新生的改革力量得以聚集,从而改写了1980年代各种社会力量的版图.
1 984年,我大学刚毕业2年,我风华风正茂、血气方刚,我虽是普通的青年,普通的教育者和研究者,但志向坚定、梦想远大.参加“莫干山会议”后,我更矢志干好事业,发奋研究,为社会贡献财富.
如果没有“莫干山会议”精神,我可能不会在1985年5月创办上海市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
如果没有“莫干山会议”精神,我可能不会在1987年6月主编出版全国第一本投资学专著《投资学概论》（周道炯题辞）；
如果没有“莫干山会议”精神,我可能不会在1987年末以5部著作和50多篇论文破格晋升副教授；
如果没有“莫干山会议”精神,我可能不会在1989年创办《基建管理优化》杂志；
如果没有“莫干山会议”精神,我可能不会在1990年主编出版全国第一部姊妹工具书《投资大辞典》和《建筑经济大辞典》（480万字）（全国近300位专家、学者、教授参编）；
如果没有“莫干山会议”精神,我可能不会在1993年以丰硕的著作和论文晋升研究员（教授）；
如果没有“莫干山会议”精神,我可能不会在1999年始总主编“沪江商学丛书”（54部著作和教材）；
如果没有“莫干山会议”精神,我可能不会在2003年始总主编“立信投资建设和工商管理丛书”（25部著作和教材）；
如果没有“莫干山会议”精神,我可能不会在2005年始总主编“新世纪经济管理博士丛书”（73部著作）（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名校博士参加）；
如果没有“莫干山会议”精神,我可能不会在2017年主编出版全国最巨诗集《黄浦江诗潮》（国内外2200多位诗友参加,1820多页）；
如果没有“莫干山会议”精神,我可能不会至今执笔主编、参编39部著作、教材、工具书；我可能不会至今主编、总主编总计183著作、教材、工具书.
如果没有“莫干山会议”精神,我可能不会为故乡筹资捐建1个活动中心、2个休闲亭、6个候车亭、20条砼路和每年招商引资缴税300多万元以及建立老年福利基金……
“莫干山会议”精神是中国的历史的巨大财富,也是我个人的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201 5年1 0月8日深夜初稿于上海松江大学城立信园
201 8年1 0月1 8日修改于上海基建优化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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