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该文是未成年人方面有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和刑事司法和未成年人和犯罪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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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这个目标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发展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宽严相济,以宽为先”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将逐渐偏重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化及社会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不仅要根植于“仁政”“中庸”等传统文化土壤中,而且要博采国际刑事司法主流思潮的精华、吸收融合全球治理理念.
我国是一个注重文化传承的文明古国,任何脱离传统的变革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演进也是如此.《论语·为政》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梁惠王上》认为“施仁政於民,省刑罚”,都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原则,而非严刑峻法.
《周礼·秋官·司刺》提出“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的“三赦之法”,主张除故意杀人罪外,对未成年人可以免予刑罚.《唐律疏议》规定“议请减老少疾不合拷讯”,主张在方面对未成年人给予优待.这些以往的“仁政”思想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养料.
如果说“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那么“中庸”则是儒家思想的精粹.“中庸”思想主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反对专用刑法或专用礼治.《论语·为政》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强调为政要德主刑辅,德刑相参,不可片面固执.《左传·昭公二十年》展现儒家为政的基本构想：“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则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中庸》继而提出“只取两端而用其中与民”的“执两用中”方法论,用以统一宽与猛、德与刑、义与利等矛盾,从而达到修齐治平的理想境界.显然,“宽严相济,以宽为先”的刑事司法政策秉承了传统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
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方面,国际刑事司法主流思潮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恢复性司法.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倡导“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1959年《儿童权利公约》指出“犯罪人未满18周岁时不能施用死刑、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并确立了儿童利益优先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强调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还是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由于未成年犯罪人存在“无意识”的反社会倾向,国家有义务在未成年犯罪人利益优先、保护处分优先、替代刑罚三个前提下,恢复未成年犯罪人与社会的融合,（回归社会）从而保障其最大利益的实现.
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相得益彰的是恢复性司法理念,“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是指在刑事案件中通过建立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对话关系,使加害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冲突,并通过社区参与来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其目的一是加害人主动承担个体责任,对危害结果进行赔偿；二是被害人利益（物质财产与精神人格）得到救济、补偿；三是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修整、恢复；四是促进加害人回归社会,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在修复过程中,作为“社会缩影”的社区有义务扮演“监护人”角色与加害人共同承担责任,并监督加害人之后的行为动向.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恢复性司法并非传统报应刑意义下的刑事政策,并不是以惩罚犯罪的未成年人为主要目的,而是通过刑罚处置政策来强化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与挽救,这启示和补充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以宽为先”的刑事司法政策.
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源于古希腊语（seering）,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它隐含着一个政治进程,即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或取得认同,以便实施某项计划.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诸多方式的总和.其特征如下：一是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二是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三是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四是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而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认为,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而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共同参与,结成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治理在我国的运用直接反映在社区的兴起和网格化管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从治理的角度看,抑制、根治未成年人犯罪及低龄化问题,依靠司法行政机关的行动过于单薄和呆板,刑事司法政策的演进也不是仅仅依靠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推动才能完成,还是需要社会、公民的多方参与.社区矫正作为非刑罚执行方式,在政府监管、社区执行、公民参与方面进行了有益地探索,开拓了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促使未成年人尽快回归社会的新思路.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批判吸收国外最新成果,我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司法实践.传统“仁政”“中庸”思想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影响广泛,最直接的反映是“宽严相济,以宽为先”中的“宽严相济”部分,几乎贯穿了新中国整个司法实践历程.而受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恢复性司法理念影响,我国分别于1991年和1999年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初步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检察、审判和社区矫正制度.2008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两扩大、两减少”的方略,法学界随之探讨未成年人从宽处理、前科消灭、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化等前沿问题,并促成《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未成年人有条件前科消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等的规定.全球治理浪潮及治理理论启发了政府监管、社区执行、公民参与方面的新思路,我国逐渐重视微观治理工具的应用.这些微观工具有社区服务令、社会帮教、社会调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档案库（网）、矫正方案调整等.结合实际,我国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提出“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充分肯定了治理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作用,确立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总体框架,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H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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