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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领导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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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的博弈中,国民党从来没有放弃领导人的机会.特别是败退台湾后,不甘心失败,不断采取偷袭、潜渡以及空降等方式,大量派遣特务潜入大陆进行破坏活动,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新中国党政军领导人.而且,对领导人暗下杀手的不仅仅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惊险时刻汇成一大片恐怖的阴影,笼罩过来……

日军3万多人“围剿”太行山八路部,不惜一切代价刺杀彭德怀

1939年到1941年底,彭德怀率领八路军以游击战术,不仅摧毁了日军后方和粮食库,痛击了在华北的日军,还调动了日军在南方的部队.

1941年4月,冈村宁次被特别授予大将军衔,被天皇钦点出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次日军把冈村宁次直接从武汉和长沙战区调回北平,最大企图就是尽早消灭八路军.日军资料显示,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兵力共24.5万,马匹5.2万,重炮740门,汽车8000辆.这是日本当时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支侵略军.

冈村宁次找来彭德怀的相关资料研究,认为彭德怀是真正的山地作战专家,特别善于打山地游击战,分散部署八路军兵力,几平方公里不见踪影,跟彭德怀作战绝不能强打硬拼.冈村宁次到太原和长治实地考察时,与负责山西作战的第1军司令长官岩松义雄密谋,制定了5份对八路军的作战方案,冈村宁次都不满意.深感威胁的冈村宁次决定策划一次彭德怀和八路军指挥官的绝密行动.

在日本1945年的一份内部报纸中,披露了这个行动:1941年4月,冈村宁次接任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后,精心制定了称之为“C号”的秘密作战计划.计划交由中将岩松义雄执行,战略目标只有一个,启用隐蔽在太行山八路部的日军特工,成立“益子挺进队”,化装成八路军官兵深入村庄山区,寻找八路部的位置,同时,派出多个联队、大队和41师团等3万多人围追太行山八路部,不惜一切代价刺杀彭德怀.

冈村宁次和岩松义雄费尽心机,经过1个多月的研究准备,制定出“围剿”八路部的时间表.4月10日,冈村宁次让手下开始散布假消息,以便声东击西.他先以万余兵力进攻冀东,再以万余兵力“扫荡”冀南.

对于这种态势,彭德怀感到很突然,收集作战情报后,他把一些主力部队外移,他所在的八路部几乎没有作战部队,留在身边的兵力不足一个营.

5月1日,日军以5万余兵力对冀中区实施大规模进攻.冈村宁次在石门(石家庄)开设指挥所,亲自指挥.岩松义雄从36师团挑选了两个联队,亲自组成两支“益子挺进队”,各选百名士兵,化装成八路军,深入太行山的一些村庄,打听八路部驻址和第129师所在地.“益子挺进队”的两支队伍也有分工:一队一旦获得八路部位置,便刺杀彭德怀和左权等八路军指挥官;另一队主要针对第129师的指挥员,刺杀刘伯承和等.冈村宁次还调动了特别情报部,除组织了特务工作队、从日本调入杀手、启动特高课专门收集情报外,还秘密抓捕了一些青年学生和农村女青年,在给予大量金钱的收买下,培训了一批特务,配属于各作战部队,选择时机打入八路部.

曾任八路部保卫部长的杨奇清,在《杨奇清传》一书中,讲了自己处理过的一个案件.八路部警卫员小王,在日军围追彭德怀的时候,突然太阳穴中死去,保卫部很紧张,以为是特务干的,但经过侦查发现小王是开自杀的.根据线索追查,抓住了小王的恋人小梅,最终确认:小梅是山西的一个村民,村子被日军烧杀后,她被日军用金钱收买,并被带入特高课专门受训.在执行“C号”作战计划中,小梅受命接近警卫员小王,诱骗其杀彭德怀.但是小王对彭德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没有下手,而是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日军对“C号”作战计划严格保密,人马自带数日干粮,不许野外点火做饭;自带雨衣行囊,不许宿住村民家中,以掩饰真实身份.从5月19日起至24日夜,冈村宁次将两万日军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对八路部形成了战役包围态势.

这期间,八路部机要电台也曾收到异常电台信号.情报显示,有一股日军朝八路部围来,彭德怀一边指挥前线部队作战,一边着手组织八路部以及后勤部人员开始分散转移.1942年5月24日夜,北方局总部机关、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党校、报社2000余人,根据总部命令,分路继续向麻田以东隐蔽转移.由于机关庞大,有许多妇女和老人,后勤部队携带物资过多,在崎岖狭窄的山路上动作迟缓,未按原计划分路进行,一夜只走了10多公里.

这时,在太行山十字岭的日军特务发密电,向冈村宁次报告了八路部以及后勤部的位置.25日天不亮,八路部和北方局机关遭遇日军正规部队追杀,一路被赶到麻田东北部的南艾铺、窑门口、偏城地区.

彭德怀下令疏散部队,分头突围.村外山沟,从长治起飞的3架日军轰炸机带着轰鸣俯冲而来,瞬间火光大作,埋伏在十字岭山下的日军趁机冲了上来.

日军把相连的进山出山口封死,围困了八路军后勤人员和北方局等数千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指挥突围时壮烈牺牲,成为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八路司令部秘书长兼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被俘牺牲;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兼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辑何云和40多位记者血染十字岭,还有两名朝鲜义勇军也在这次突围中牺牲……

彭德怀在战斗中受伤,突围时,他身边只有少数的警卫员,最少时只有两人.八路军战士拼死奋战之下,终于打退了十几倍于己的敌人,日军的包围圈没能合拢.

八路部遭袭击后,和朱德非常担心彭德怀的安全,多次发电希望他回到延安.但彭德怀坚持留在太行山,发誓一定要铲除“益子挺进队”.

当时,保卫部和延安派往八路部的情报人员,已挖除了一些混入八路部的内奸特务.彭德怀指定总部特务团长欧致富精心挑选了30名指战员,由参谋处参谋刘满河负责,经过严格训练后,组成了一个日军“益子挺进队”的小队.

1942年腊月,八路军情报系统得知,春节时“益子挺进队”有一个小队要在祁县参加庆功会.地下交通员摸清了宴会时间和地点后,将队员秘密带进城.

大年三十晚上,刘满河带领小队化装成“益子挺进队”队员,进入大德兴饭庄,人员迅速分散在饭庄各口,等候信号统一行动.夜里10点钟,刘满河见敌人已经酩酊大醉,发出行动信号,这支“益子挺进队”瞬间覆灭.八路军这次反谍杀,给冈村宁次以极大的震动,他让岩松义雄下令解散了“益子挺进队”.

之后,彭德怀调动八路军多个作战师团,全面开展游击战,牵扯住日军在华北的近25万部队,让日军非常头疼.冈村宁次为此多次感叹道:“彭德怀是真正的山地作战专家,没想到我的20多万人马,被太行山拦住了,被八路军拦住了.”

叶挺黑茶山空难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博古)等中国代表,在参加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后,与叶挺、邓发等一起乘坐美式运输飞机返回延安.因气候恶劣,飞机迷失方向,于下午2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机上17人全部遇难.

消息传来,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悼念活动.及延安各界组成了由、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李鼎铭等26人参加的治丧委员会,各界群众3万多人,在延安飞机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为缅怀“四八”英烈,亲笔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并撰写了《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的悼词.

各种悼念活动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联合具名在重庆《新华日报》、《日报》上刊登《鸣谢启事》.但事情并没有随之尘埃落定,这起空难疑团重重,似乎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事故,有关方面及人员也一直未曾放弃追查事情真相的努力.

1956年,叶挺的儿子叶正大从苏联留学回国,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里宴请他.席间,周恩来曾告诉叶正大:当年我们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但是没有证据.后来方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以后凡是委员和高级将领坐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领陪同.国民党方面也答应了.

1998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顾逸之的一篇文章——《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顾逸之早年在周恩来、李克农的领导下工作,1946年,他在晋绥总局工作.“四八空难”发生之后,他奉命到现场负责实地调查和处理后事.他向详细报告了事发现场的情况,在给党的书面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其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其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也不会撞上巨石了.其三,从我们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其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飞到东北方向后,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

顾逸之结合实地调查的真实情况进行合理分析说,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很坏,美方的机长又是操作老练的飞行员,不应该发生如此低级的失误.各方面的考察推断表明,必定是国民党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电讯中断,仪表失灵,迷失航向.

当时已在广州军区离休的叶正大也分析判断:“第一,飞机从重庆出发到西安稍事加油后北飞延安,这中间有人登机检查,直到距延安30公里甘泉地区,一切飞行和地面无线电联系都正常.隆隆的飞机声延安机场都可以听见了.正在准备着陆之前,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起作用了,使飞机不飞向延安,‘竟飞到东北方向,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第二,当时延安在下小雨,黑茶山却是山上下雪,山下下雨.就是说,黑茶山的天气比延安的天气更不好,黑茶山只有2000多公尺高,而飞机是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的,如果再飞的高一点,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飞机可以飞6000多公尺高,却在2000多公尺高度撞山,显然是国民党特务利用检查飞机时,在高度仪与罗盘上做了手脚,飞机的高度表和罗盘失灵了.第三,在遗物中有一份关于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这就是说,当时飞机已意识到迷航,地面指挥也知道了飞机迷航.根据这三点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特务在西安飞机稍停加油时将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了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后,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使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

然而这远远不足以作为真相,“四八空难”事件由谁主使策划并进一步行动,始终不为人知.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似乎终于浮出水面,有媒体报道:

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良心有所发现,鼓起勇气道明了真相……

在1945年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没有诚意,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国共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中国开展工作.

1946年4月,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空军的通知之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举足轻重的人物,便马上电话通知了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

军统的头目得知这一情报后,便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的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其对象都是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得既漂亮利落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一位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出主意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这个妙招立即赢得了这帮特务的一致赞赏.

于是,这帮伸向要员的罪恶黑手,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担任这次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懂得机修业务的特务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上午,载有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人物的飞机准时飞离了重庆.该飞机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往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有着3000小时飞行时间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飞机继续按照正常路线向延安方向飞去.然而,此时的天空忽然间下起了冰雹,并且还刮起了大风,严重地影响到了飞机的正常飞行.

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暗放的磁铁开始发挥更大作用了.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兴县飞去,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

但博古之子秦铁在其口述的回忆文章《短暂的辉煌——我的父亲博古》(《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6期)中说:

2006年,某家报纸发了篇文章,说“四八空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制造的……

当时很多媒体和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叶正大在广州也看到了.他到北京来治眼睛的时候,把我和我哥、王若飞的儿子王兴、邓发的儿子邓北生一起叫到他的住处.正大大哥说:“事情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军统特务死前告诉媒体,是他们干的.”

但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又觉得,还是应该把事情搞得更清楚一些为好.当时《新华每日电讯》也发了这个消息,我们找过去,对方告知:原始消息不是新华社发的,因为2006年是叶挺诞辰110周年,所以他们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转了这条报道.我们几个人分头查这篇报道的最原始出处,但是都找不到.而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询问,答案都是根本没有“杜吉堂”这个人.

其实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国共会谈期间,彼此行动都是透明的,父亲他们离开重庆,报纸都有公开报道,国民党一些官员还到重庆机场送行,所以所谓国民党特务刺探到了这一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其二,驾驶这架C-47的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我想国民党特务不会有如此胆量,连美国人也一起害吧!

“四八空难”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至今也是众说纷纭,难下定论.

“西风行动”——无数次的行动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1948年5月,就职总统,心情却无比灰暗.本来一年前国军还在战场上对占据绝对优势,可此时已将形势逆转了.他在就职典礼这天晚上的日记中写道: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之甚……更切辞职之念矣.

就在此时,军统头子毛人凤带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重要消息:根据确切情报,已经离开陕北,转移到石家庄郊外城南庄.

离开偏僻荒凉的陕北,将他的指挥部推进到距离北平不到200公里人烟稠密的战略重地华北.此举表明,将要与国民党面对面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决战.

毛人凤在地图上标注出城南庄的位置,并向详细说明,城南庄是一座只有百余户人家的普通村庄,聂荣臻的晋察冀司令部就曾长期驻扎于此.根据军统华北工作站的情报,目前的准确位置就在村子西边一排平房里,警戒十分森严,而周恩来、朱德等人目前不在城南庄.

见有些怀疑,毛人凤很有信心地说,这个代号“蜥蜴”的高级特工是在抗战时期被我华北工作站策反的,他受命潜伏在共军司令部多年,是军统埋下的一颗.

立即召开仅有少数高级将领参加的绝密会议,国防部拟定了一个代号为“西风行动”的计划,由军统负责提供情报,空、地、情各方人员协同执行.为了防止泄密,“西风行动”不留副本,原件交总统侍从室保管,参与人员全部使用代号.该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

这次任务由潜伏特务“蜥蜴”执行.毛人凤派人把悄悄交给他,指示他在饭菜里投毒.但是这个计划很快流产,因为并不在军区小灶食堂吃饭,他的生活有专人负责,并由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杜绝一切可能的疏漏,令“蜥蜴”难以接近.投毒不成,上面再次发来指令,要求“蜥蜴”想办法靠近,趁其不备,开.可是,执行这一任务更是比登天还难.因为身边警卫都是从陕北过来的警卫团,不要说一般人混不进去,就是军区首长要见,也须事先通报,并且不准携带武器.

投毒与杀的计划先后失败,有些坐不住了,他决定直接轰炸.“蜥蜴”将的居住地城南庄画了一幅十分详尽的地图,悄悄地交给毛人凤.

为了确保轰炸的准确性,国民党空军事先派出一架小型侦察机对目标地形进行了空中拍照,结合潜伏特务提供的内部情报,连夜绘制了轰炸地形图.

执行任务的是空军四架美制B-25轻型轰炸机,这种被地面人员戏称为“大黄蜂”的双引擎轰炸机载弹量为4000磅,四架飞机的总载弹量约为七吨多.携带的炸弹种类有重磅炸弹、空爆弹、集束炸弹和等等,如果这些威力强大的炸弹命中目标,不仅难逃厄运,这座华北小村庄都将从地图上消失.由此可见,南京方面对这次行动寄予了多么大的希望.

亲自给空军下达命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空军成立行动指挥部,由副总司令王叔铭亲自挂帅担任总指挥.

为了防止行动泄密,机组人员起飞之前一律不知道任务内容、地点和目标,而担任轰炸任务的机群也不从距离城南庄更近的北平南苑机场或者太原机场起飞,而是精心选择了中原腹地一个不引人注目的野战机场——周口军用机场作为出击地点,起飞时间则定在次日凌晨.

不料,出发前一天夜里天气骤变,机场上空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下起暴雨来.恶劣的天气迫使所有飞机不得不趴在地面上,经过请示,只好延期执行任务.

第二天雨过天晴,王叔铭决定,第三天凌晨轰炸机全部起飞,行动进入倒计时.

5月18日,一阵“隆隆”的马达声从天空传来,打破了山野的宁静.

飞机投完炸弹之后,飞行员向指挥部报告说:“地面目标确已摧毁.”守候在电台跟前的王叔铭大喜过望,立即把喜讯向南京报告.为了弄清轰炸效果,空军当天派出了一架侦察机飞临城南庄上空盘旋拍照,经过比对辨认,国防部专家确认空军没有谎报战果,目标确实已经被摧毁.很是高兴了一阵.

但是,几周之后,军统情报送来,报告并未被炸死,已经转移住处,不知去向.极为失望,派出大批飞机对城南庄四周可疑目标进行狂轰滥炸……的“西风行动”终以失败告终.

如此周密又强势的空袭计划,为何落空?

当时,华北解放区的防空体系为“群防式”和“驿站式”,即最先发现敌机来袭的群众赶紧向区公所报告,区公所用电话向部队报告,部队又向军区报告,层层传递,就像古代的烽火台一样,为军区机关和重要目标防空疏散赢得宝贵时间.

当防空警报的声接连响起时,敌机已经飞临城南庄上空不远.由于长期患有严重的失眠症,一般都是夜晚工作,白天休息,一旦入睡,警卫员都不敢轻易打扰.加上历来不怕危险我行我素,从不把敌机放在眼里,所以,尽管警卫员很着急,也没人胆敢叫醒他.可在这样的非常状况下,警卫员也顾不得一切,抬着就冲出院子.

随着第一轮炸弹发出令人心悸的尖啸声落下来,炸弹接连落在住处和军区机关平房,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千钧一发,一行已经安全到达防空洞.

敌机反复空袭投弹,几乎摧毁了整座村庄.在国共两党将近半个世纪的生死搏杀中,这是无数次消灭夙敌的行动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空袭结束,被紧急转移到20多里外地形隐蔽的花山村居住.返回住地灭火的人们看见的住房已经被炸塌一半,空气中弥漫着烧糊的刺鼻气味,院子里竟然还有一颗美国制造的重磅炸弹没有爆炸.

当得知他的住处还有一颗炸弹没有爆炸时,当即讥讽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人白送给的炸弹也有不灵的嘛.

“轰炸城南庄事件”立即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被列为华北军区头号大案立案侦查,保卫部门费尽心思,一直未能破案.许多怀疑对象都受到调查,“蜥蜴”也被叫去谈过话,但是未引起怀疑.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缴获大批军统绝密档案,才从中找到了答案:一直深受信任的晋察冀军区机关司务长刘从文,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代号为“蜥蜴”的潜伏特务.1949年岁末,刘从文以及同案犯被一网打尽,次年初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

“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次访问,绝不能让活着访问苏联成为事实”

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3月4日,应苏共总书记斯大林邀请,亲率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第一次重大的外事活动,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主政国领导人的会晤.新生的共和国突破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与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对新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

1949年12月16日中午,乘坐的专列来到莫斯科的北车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联元帅布尔加宁在车站迎接,他们知道在路上感冒了,身体不适,临时取消了在车站隆重的欢迎仪式.

当天晚上,斯大林会见了,关心地问:“路上还安全吧?”说:“我的老朋友很关心我的此次之行,他肯定要给我点小动作,不过我们已经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还在1949年11月,解放军反特监听台的工作人员收听到一段神秘的电波.这是一份由潜伏在北京的国民党特务发往台湾的电报,它不仅传递了关于即将访苏的绝密情报,还计划在访苏途中实施活动.

其时,驻台湾美国顾问布莱德已通过莫斯科的间谍获悉苏联政府正在准备接待领袖,并将这一情报转告了毛人凤.

毛人凤获得东北地下技术纵队的电报证实后,立即赶到士林官邸向报告.当即说:访苏,是针对我们的,如果他们签订了友好条约,我们的条约往哪里摆,难道一点儿约束力也没有了吗?不管苏联的态度如何,你们要先发制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次访问,绝不能让活着访问苏联成为事实.

据档案记载,毛人凤曾命令:“通知情报总署,按计划执行.赴大陆人员准时到达目的地.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三套方案:第一,从两翼围追堵截的专列,控制制高点,采取突然袭击;第二,大规模破坏东三省铁路重要部位;第三,炸毁长春14号铁路涵洞,在哈尔滨双城铁路集中埋设,将车炸毁.”交代完后,毛人凤对美国顾问布莱德说:“炸了的专列,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布莱德说:“岂止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它的意义不亚于一场战争.日本人为你们做出了样子,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被破译的情报很快递交给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11月15日,周恩来将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及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时召到中南海西花厅,强调说:“保卫的安全,就是捍卫新生的共和国.你们和铁道部门要担负起确保主席和代表团安全的重任呀!”

一番讨论后,一个访苏的保卫方案逐渐形成了:调动3个师的部队参加护路;派出3组专列以迷惑敌人;在运输调度上让所有客货列车为专列让路;严格保密,对专列和铁道部、都分别规定代号,主席乘坐的专车为“9002”次,代号“李德胜”.

周恩来决定,成立一个主席专列保卫小组,由杨奇清担任组长、滕代远担任副组长,罗瑞卿主要抓肃反工作.全面的保卫工作由杨奇清负责;专列和铁路系统由铁道部负责;沿线车站人员,凡有嫌疑者,一律调离;专列上的乘务人员更须严格审查,经铁路局党委书记签字后报滕代远批准.

杨奇清接到总理指示后,便与滕代远商量:“我想台湾‘保密局’现在所能够采取的行动,无非是动用地面潜伏的敌特组织,再加上空投特务督战罢了.对他们的地面力量嘛,我马上电令东北各地局,对所管辖地区铁路的重要部位,火速布控,来个一网打尽.对他们的空投特务嘛,来个发动群众,,全面监视,随时准备接待.”随即迅速行动.

1949年12月6日傍晚,赴苏访问启程.此时,从新华门到北京站,从北京到哈尔滨沿线,处处戒备森严.所经停的车站、桥梁、涵洞、制高点、居民点及所有易于隐蔽的树林、土包、暗道,都布置了岗哨.铁路沿线两侧的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有一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钢闪着寒光,他们背朝路基,警惕地守卫在专列经过的地方.为了保证绝对不出问题,沿途队都是几个人守一个扳道叉,主席的车没过前,扳道叉都锁着,主席的车过去后才把扳道叉启开.除了加强专列的警卫外,他们曾在一个很小的车站内将五辆车来回调整了十几次,甚至自己也弄不清楚主席在哪辆车上了.

而国民党间谍为了也费尽心思,在大兴安岭隧道安放.大兴安岭隧道1903年才建造完成,是通往苏联的必经之路,一旦被炸,和铁路列车都将被埋在长长的隧道中.为了确保隧道万无一失,保证的专列安全通过,当时增加了很多队的战士,在隧道两边不停地巡逻.

据负责勤务的陈全有回忆,专列经过的那天,巡逻队发现铁路上有一块巨石,就在清除搬运时,山上打来冷,一个战士被打伤.部队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围堵,击毙了三名间谍.在铁轨上,队还发现了美国制造的微型地雷.

在干警的努力下,的专列安全通过大兴安岭隧道,敌人的阴谋破产.得知后打电话找来毛人凤,责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将的车炸毁.于是,国民党又密令潜伏在长春的特务于子洋执行计划.

于子洋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务,长春解放后潜伏下来,为了掩护,他在长春市胜利大街租用了一栋两层小楼,纠集金晓科等十几人,组成了一个潜伏组.于子洋与混入铁路内部的特务刘金鹏密谋,企图用在四平路投放、在道岔处放置大石块的方法颠覆列车,加害.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刘金鹏还在铁路内部发展了苗延年、南云海等多人,以便计划实施时协同行动.这一重大情况被局获知,市委书记刘业雄要求严密监视,定时破案,吉林局调兵遣将,在回程临近时刻,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在回来之前,队还一举将毛人凤在北京潜伏的电台抓获.杨奇清的夫人肖彬后来回忆道:“要求限期破案.于是,杨奇清亲自指挥和北京、天津两市的侦察人员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如期将号称‘万能台’(台长、报务员、译电员全由一人担任的电台)的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挖了出来.”

1950年2月17日,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启程回国.当时归国的消息已在国内公开,这无形中给安全保卫工作增加了难度.为确保返京途中安全,和出国时一样,队按照地段任务划分,组织兵力严密布控,在从满洲里一直到北京的沿途全部布置了警戒.在沿线的路段、桥梁、路口、车站等处,处处可以看到队官兵严密布岗的身影,几乎是几步一岗,步步为营.

3月4日22时,专列安全返京.至此,国民党企图破坏访问苏联的阴谋彻底破产.

美国远东情报局制定“69101”密杀令,刺杀

1950年,美蒋间谍曾策划炮轰天安门,在上世纪60年代还有一起针对的计划,地点也在天安门.

1966年初,美国远东情报局针对每年国庆节都会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制定了“刺毛计划”,即在196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引爆,.这个计划因此也被称为“69101”密杀令.“69101”密杀令是美国国防部交给远东情报局的一项重要任务.美国远东情报局局长阿特·麦克密斯决定挑选一名女杀手来完成这个使命.经过考察,一个名叫阿特·李莎的女间谍进入了他的视线.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麦克密斯认为实施“69101”密杀令的最佳时机到了.9月上旬,麦克密斯亲自将李莎送到了机场,她的第一站是菲律宾,她将在那里物色一个帮手.

美方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我方情报部门的注意.周恩来指示西南局尽快派人前往菲律宾,设法接近李莎.西南局经研究决定,派出了有“西南局第一美男”之称的黄国华.10月上旬,我组织芭蕾舞剧《白毛女》赴菲律宾演出,黄国华以剧组人员的身份随团出访.

到达菲律宾后,黄国华趁机接近李莎并很快获得信任.不久,李莎通过无线电报向麦克密斯汇报了情况,麦克密斯要她进一步迷惑对方.与此同时,黄国华也向组织汇报了他去见李莎的情况.

没过几日,李莎在木门上用小刀刻下了“伦敦”两个字后,神秘失踪了.原来,这是敌人对黄国华进行的一次考察.

我方情报部门查清了李莎在伦敦的地址,要黄国华立即跟去.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黄国华装作很急的样子,在伦敦寻找李莎.黄国华的“焦急”被敌人看在了眼里.5天以后,二人在一家戏院门前“巧遇”.当晚,李莎向黄国华摊牌:“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的组织,美国远东情报局!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针对的首要分子,实行.”黄国华听后一跃而起:“反共?我120个愿意呀!”此时,李莎突然从腰间拔出对准黄国华:“黄先生,你别再演戏了,我早就知道你是的探子!”

黄国华激动地说:“既然你这么不信任我,你就开.”这时进来了四个手持短的美国军人,黄国华被他们带上飞机,开往美军基地接受特工培训.1969年7月上旬,黄国华完成培训,和李莎在英国作了短期的休假之后,又一起飞到了纽约.当晚,麦克密斯单独召见了李莎,说:“黄国华是执行‘69101’计划最合适人选.”

在麦克密斯的安排下,黄国华与李莎举行了婚礼.几天后,李莎突然向黄国华哭诉,上级让她去刺杀,她恐怕没法活着下来.黄国华表示愿意代她完成任务,但不知上面有什么具体安排.“你只要在天安门广场把一块装有的金表送给一位能上城楼的贵宾,让他带上去,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1969年9月15日,在李莎与黄国华乘飞机即将进入中国境内时,黄国华制服了李莎.一场精心策划的就此破灭.

因为黄国华的出色工作,国庆节惨案没有发生,但是在国庆节前夕,黄国华却被两名装扮成卖冰棍的特务分子在一个公园里了.后来,经过调查,这两名杀手都是李莎早就安排好的.

谋杀陈毅的系列大案:亲自指定金牌杀手,上海机关破获的未遂案件11起,其中以陈毅为目标的就有8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陈毅走马上任,成为解放后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当时上海饱受战争创伤,70%的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剧增,灾、难民有300多万,50%的上海市民需要救济,而粮食和煤的储备都有限.让陈毅焦虑的还有社会治安问题,大量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特务流散在上海,无业游民、难民流落街头,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1949年8月底,向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了针对陈毅等军政首脑和著名人士的命令,还亲自指定了刺客:“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9月初,毛人凤向刘全德制定了计划,任命刘全德为活动小组上校组长,成员有6人.

毛人凤命令刘全德必须在6个月内完成任务,务必除掉陈毅,在上海制造震惊国内外的重大事件.为使刺杀陈毅的计划顺利进行,毛人凤专门让刘全德去学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爆破技术.毛人凤许诺,完成任务后,将刘全德升为少将.

就在毛人凤召见刘全德后不久,上海市局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来的电报:“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近日将派遣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带领杀手安平贵、欧阳钦,携电台和特务经费,到上海执行陈毅市长的任务,希即注意提防.”

很快,一份有关刘全德的资料放在了上海市局局长李士英的案头.

刘全德,30年代初参加.1935年11月,在武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后叛变.他以胆子大、法准、心狠手辣著称,先后执行过数十次对重要人物的、爆炸等行动,颇受军统头目的重用,是一个狡猾老到的杀手.

当天晚上,李士英和上海市局副局长扬帆来到陈毅住宅.陈毅看完密报后说,他要来就让他来吧,绝不能让他跑了,我们要全力侦破,一网打尽.于是,一场围捕特务杀手的行动悄然、紧张地展开.

10月中旬,刘全德和手下乘飞机从台北飞往舟山群岛.30日晚,上海市局收到情报:刘匪等将于10月底离开舟山到沪.刘全德等特务的动向,已为门掌握.但要掌握刘全德确切的行动时间并非易事.3天过去,侦查员没有发现刘全德的踪迹.

时不我待,李士英与扬帆商量后,决定“深入虎穴,主动出击”.侦查员日夜走访,对刘全德几个关系人的情况反复摸排,猜测刘全德很有可能躲在史晓峰的家里.日本占领上海期间,刘全德是汪伪政治保卫学校教官,史晓峰是他的学生.当年刘全德汪伪特工总部无线侦查总台台长余玢后,被四处追捕,史晓峰把刘全德藏在自己家里,史晓峰对刘全德有救命之恩,两人关系特别密切.此时,一名叫高激云的男子政治上最可靠,也最易为我所用.高激云是史晓峰在汪伪特工总部政治保卫学校的同学,人员决定把他作为打探刘全德的人.

扬帆立即找来高激云,亲自开导.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高激云愿助一臂之力.11月9日傍晚,高激云来到史晓峰家.见到老同学,史晓峰非常高兴.聊了一会儿,史晓峰神秘地对高激云说,让他见一个人.推开里屋的门,里面坐着的正是刘全德.

三个人开始边喝边聊.刘全德不动声色,频频给高激云敬酒.高激云来者不拒,很快醉了,一下吐了出来,说话也语无伦次,便骑着自行车歪歪扭扭走了.不久,史晓峰听见敲门声,是高激云.他说酒喝多了,要把车子暂时放在这里.

史晓峰刚把门打开一条缝,就被猛地推开.几个荷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直扑刘全德,将他死死地压在身下.高激云并没有真醉,他乘刘全德、史晓峰不注意,吞下半截烟蒂,顿时胃里难受,吐了出来.以此为借口,高激云趁机离开,向局报案.

刘全德落网后,侦查员立即对他进行突审.刘全德的两名手下也很快被抓获.根据刘全德提供的线索,北京破获了以计兆祥为首预谋刺杀的特务案,广东亦破获了以黄强武为首预谋刺杀叶剑英的特务案,并抓获刚刚潜入内地的19名特务分子,粉碎了“天字特号”计划.

1950年8月,刘全德被押往北京由接管.10月10日,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各地开始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2月,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依法判处刘全德死刑.

在刘全德被捕之前,1949年9月,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已派出一批特务,前往上海进行活动,排在名单首位的仍是陈毅.

1950年2月底,上海市局的室里,正在审问所谓的“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和“上海特别行动组”成员.中,有两个人交代了同样的内容:一个月前,有一股特务从台湾潜入上海,他们的秘密联系地点设在永乐村16号,为首的特务名叫朱山猿.

朱山猿,46岁,本名三元,专门从事活动.1938年春节,大汉奸陈箓在上海家中被刺身亡,朱山猿是执行者之一.1949年9月,毛人凤召见朱山猿,给他下达了重要任务并委任他为上海特别行动组组长,授予上校军衔,命令他带部分精干特工到上海进行活动,主要目标是陈毅.

接受任务后,朱山猿拿到活动经费黄金17两、左2支和美式马牌3支等武器,立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上海情况.他得知上海很多特务组织被破获,很多潜伏特务被捕.如果现在直奔上海进行,胜算小,风险大,应该先选择一个离上海不远的地方落脚,在那里刺探情报、发展特务、再伺机行动.

1949年9月中旬,朱山猿从台湾来到仍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的舟山群岛.

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渡江战役之后,很多国民党部队撤到了这里,立即加强了舟山的防务,同时扩建机场,退可以防守台湾,进可以进攻大陆,特别是可以直接轰炸上海.舟山对朱山猿来说非常安全.这里还有他的一位老朋友季仲鹏.解放前,季仲鹏在上海和苏南一带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曾拥有一支名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的千人武装,但在解放战争中被打得溃不成军.季仲鹏带着十几个亲信,流窜到舟山,在国民党“防卫司令部”供职.

朱山猿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他很快就发展了赵自强、薛忠英等人,并开始了行动的准备工作.这时的上海,恢复社会秩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至1949年底,人员先后破获了419宗特务案件,逮捕特务分子1499人、缴获电台109部、数千件.执行任务难度越来越大.1949年11月中旬,毛人凤在台北得到刘全德在上海被捕的消息,大惊失色,赶紧命令朱山猿加快行动.

第二天,朱山猿召来赵自强、薛忠英等人,刚从上海返回的赵自强汇报,这次回上海,自己和当越剧演员的女朋友杨某见了面.杨某对赵自强说,她有个同乡小姐妹在上海一个剧团当团长秘书,陈毅鼓励知名人士为新上海文化建设事业服务,常去这个团长家作客.

朱山猿意识到,这是极为重要的线索.他命令赵自强立即返回上海,让他通过杨小姐接近剧团团长的女秘书,利用这层关系接近剧团团长,再找接近陈毅的机会.如果能策反女秘书更理想.为了让行动更有把握,朱山猿命令薛忠英打着季仲鹏的旗号,去无锡联络“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残部头目潘震,让他拉上队伍到上海市郊的指定地点,配合“上海特别行动组”完成任务.

此时,已是1950年1月初,国民党一方面利用空中优势,不断对上海进行轰炸,一方面加紧特务活动,进行暗中破坏.对此,陈毅命令上海相关部门加强军事防卫力量;抓紧肃清敌特工作.

薛忠英出师不利,被路卡上的人员发现私藏、伪造而扣留,不得不中断了与朱山猿的联系.一个星期过去,朱山猿不见薛忠英的回音,心中非常不安.这时,他收到赵自强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所托之事,一切无问题,请来人提货.”意思是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朱山猿可以来上海,实施下一步行动.

朱山猿立即带着手下,潜入上海,为了分散目标,他和同伙分头隐藏,自己躲在上海永乐村16号.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外地来沪谋生的苏北籍流民,朱山猿籍贯苏北,操一口乡音,混杂其间,难辨真假.

朱山猿住下后,立即吩咐手下偷偷购买一批制作炸弹用的原料和装的小玻璃瓶.赵自强向朱山猿汇报,自己到上海后利用各种关系,发展了不少成员,并把事先绘好的那个团长家的示意图交给朱山猿.朱山猿让赵自强继续抓紧拉拢剧团团长的女秘书.他精心制造一个能藏在热水瓶底座上的烈性炸弹.这种炸弹,只要外界稍稍有一点震动,就会在几秒钟之内引爆.他计划,等陈毅去剧团团长家时,利用女秘书把装了炸弹的热水瓶送进去,只要用它冲茶,炸弹引爆,便大功告成.

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对上海再次发动空袭,这是上海解放后遭受敌机轰炸最严重的一次.轰炸中,2500多间厂房、民房被炸毁,1372人被炸身亡.发电厂和自来水厂遭到严重破坏.全市停电、停水,工厂停产,5万多人无家可归,正是进行特务活动的最佳时机.

朱山猿一面积极准备陈毅等领导人,一面和赵自强组织特务抛撒煽动闹事的传单,制造混乱.上海机关立即侦查,很快,参与行动的特务纷纷落网.

通过了解到,破坏活动的幕后策划者叫赵自强,他和一个名叫朱山猿的特务头子联系密切,他们的秘密联系点在永乐村16号,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刺杀陈毅等党政领导.侦查员迅速出动,直奔永乐村16号,但却扑了空.

侦查人员决定把赵自强作为突破口,派内线和他取得联系,以摸清朱山猿的潜伏地点.任务交给了曾在国民党上海局工作过的沈武.沈武很快与赵自强接上关系并获得信任.1950年4月,一天晚上,沈武来和赵自强碰头,刚谈了一会儿,突然进来一个面色阴沉的中年男子.赵自强介绍说,这位就是上海特别行动组组长朱山猿.

朱山猿让沈武干掉原国民党局行政处处长、现在一家报社当编辑部主任的方志超,说完就匆匆离去.

沈武对朱山猿的命令感觉有些突然,赵自强说,朱山猿本想陈毅,但一直无法下手.可台湾方面催得紧,朱山猿只好先杀几个“小的”交差.赵自强还透露,“五一”前,他们策划在大新公司、新新公司、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商业场所和大世界游乐场搞爆炸,制造社会混乱.

事关重大,沈武立即报告.侦查人员决定马上采取行动,让沈武假意答应行刺,引蛇出洞.4月28日傍晚,沈武找到赵自强,套出了朱山猿在严家阁和见面的暗号.当晚,侦查员悄悄来到严家阁,查看了地形,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第二天一早,沈武赶往严家阁,对上暗号后,他被领进朱山猿的房间.朱山猿问明情况后,知道刺杀方志超的方案已行,大喜,随后交给沈武一瓶,说只要你滴几滴就可完成任务.沈武退出房间,立即到抓捕指挥部报告情况.侦查员立即兵分三路,向朱山猿的藏身之处围拢.

朱山猿被捕后,很快就彻底交代了.侦查员乘胜追击,逮捕了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特别行动组的其他25名成员.1950年9月1日,上海市军管会判处朱山猿等11名核心人员死刑,其余15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至此,毛人凤策划的妄图陈毅的阴谋彻底破产.从1949年5月到1953年底,上海机关破获的未遂特务案件11起,其中以陈毅为目标的就有8起.

叶剑英是美蒋特务在华南的重点刺杀对象:台特成员过度害怕而自首;老牌杀手找不到任何下手机会

广州是国民党军最后撤退的大城市,广州临近解放时,国民党保密局布置了大批潜伏特务,情况十分复杂,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无孔不入.而且广州毗邻港澳,当时的香港可以说是国民党特务的“策划基地”之一,毛人凤就曾“坐镇”香港,策划了一系列针对广州的爆炸和活动.

据文献揭示,初步统计,广州解放初期,约有近5000名敌特人员“潜伏”于广东全境,其中暗藏在广州的就有3600多人;至于一般的土匪就更多了,全省总共约4万多土匪中,有1万多人活跃于广州全城内外.这些反动势力接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挥和策划,结合成各种反革命集团,如“广东突击军”、“广东敌后团”、“国防部广东人民反共救国支队”、“珠江水上反共救国纵队”等,大肆从事种种破坏活动.仅听这些组织的名称,就可以明白他们的破坏性.

是敌特人员“乐此不疲”的活动之一,政府高级干部则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根据党史学者孟红撰文所述,国民党开出“一个部长,奖励十根金条”的价码之时,正是抗美援朝的初期,心心念念“反攻大陆”的觉得时机已到,派出了大量的间谍特务,试图炮制各种“恐怖迷局”,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叶剑英,就是他们在华南的重点刺杀对象之一.

广州解放初期,为提防特务,叶剑英曾数次搬家,而且每一次都要制定严格的警卫方案.这一次次搬家故事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刺杀迷局.

1950年4月的一天,一身港客打扮的黄强武、钟嘉来到广州市北京路的红棉舞厅惠如楼内,稍过片刻,钟嘉出门又领来两个广州人:陈星群和梁中华.黄强武是刚刚潜入大陆的美蒋特务小头目,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百步穿杨”的杀手.钟嘉是台湾国民党保密局暗藏在广州的特务.另外两人是台湾保密局潜伏在大陆的谍报人员.这四人表面上是在品茶聊天,实际却在策划实施叶剑英.

黄强武特务团伙暗中观察叶剑英的活动规律,很快便发现叶剑英凡是去西郊、黄埔等地考察或检查工作,乘坐的都是一艘叫“珠江轮”的机动船;而他宴请宾客总是在西园酒家.据此,他们制定了行动的细节.

随后,黄强武回香港向特务机关汇报,陈星群则设法接近“珠江轮”的驾驶员,另一名一直没有露面的特务郭禄也通过关系成功地打进西园酒家,当上了厨师.

黄强武返回广州后,确定了方案.他们的第一方案是,严密监视叶剑英乘坐的“珠江轮”,待此轮启动,特务们将立即登上汽艇尾随,伺机靠近“珠江轮”,用事先准备好的集束将船炸沉.第二方案是,当叶剑英在西园酒家宴请宾客时,将投入饭菜之中,同时在座椅下面安放.假如双管齐下仍未得手,埋伏在门外的特务就赤膊上阵,在叶剑英出门时,向他投掷.

如此环环相扣的方案,在敌特人员看来真是万无一失,只等大功告成之后邀功请赏.叶剑英对敌人的活动似乎一无所知,仍然和往常一样忙碌地工作,照样乘珠江轮外出视察,照样上西园酒家宴请宾客.然而,还未等特务们行动,广州市侦查人员就在叶剑英的直接指挥下,突然重拳出击,将他们逮捕归案.

特务们如何也料不到自己的计划早已败露.叶剑英深知广东既是沿海地区又与香港相连,是美蒋特务打入大陆从事破坏活动的重要门户,机关对敌特的活动,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

早前,广州市局就曾连续截获台湾保密局电报;接着,广州市局侦查科又收到一封匿名揭发检举信,信中一德路善庆里13号2楼住户陈星群是潜伏特务,陈家还*着一批、等武器.但门反复侦查,暂时没有发现陈星群有什么可疑行动,于是暗中对其严密监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身为小组成员之一的钟嘉,因过度害怕,趁黄强武回香港之际,悄悄向广州市局自首,将那个“万无一失”的计划向门和盘托出.

广州市局对钟嘉自首给予肯定,希望他能戴罪立功.于是,钟嘉按照安排,继续和特务们同演“戏”,待时机成熟时,配合机关一举完成了抓捕行动.

4月的阴云刚被扫除,5月,敌特人员又开始行动.5月31日晚,叶剑英正在广东迎宾馆内宴请解放海南岛的军方将领,院内突然被扔了一颗自制罐头炸弹,爆炸异常剧烈,幸而没有人员伤亡.6月20日晚,特务分子又在省政府围墙内引爆一颗罐头炸弹.

这两起爆炸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特务的攻击矛头显然对着省、市领导人,特别是针对叶剑英.不久,叶剑英乘车返回住所时,藏匿在路边的特务照着他就是一,幸亏司机机智躲避,叶剑英没有受伤.

这两起爆炸和击案件接连发生后,广州市局相当重视.人员经过缜密侦查,将制造爆炸的国民党特务机构“内调局”潜伏在广州的一伙特务一举剪除.

这两起爆炸事件都没有达到目标,台湾特务机关并不善罢甘休,继续指派特务潜入大陆,开始策划击事件.

1952年3月,广州市局对敌电台连续截获台湾保密局电报:“在港之特务速刺探广东省和广州市首脑人物行踪……”4月,机关又破译一份敌特情报:台湾保密局命令在港特务机关,“务必速派员赴广州实施既定计划……”紧接着,台湾“国防部保密局”便直接指令在华南活动的特务杀手赵一帆,密谋策划叶剑英.赵一帆是台湾保密局四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简称四邑)情报站少将站长,外号“无声”.他的叔叔赵其休是国民党四邑“地下反共救国军司令”.

台湾保密局四邑站谋杀叶剑英的阴谋活动还在筹划阶段,便引起高层领导人的关注.6月中旬,北京、广州特急电波飞传.6月17日,部长罗瑞卿、副部长陈龙将获悉的情报用加急电报报告和:“保密局行动处于6月11日指示四邑站赵一帆谋杀叶剑英同志……”翌日,罗瑞卿又以加急形式将此情报电告中南军政委员会长杨奇清和叶剑英:“据确悉匪保密局密谋刺杀叶剑英同志,详情我们已告广东,并正计划破案,希望在武汉、广州沿途特别注意剑英同志的安全.”

6月19日,一面指示加紧采取反特措施,一面口授电报嘱咐叶剑英注意安全:“华南局及叶剑英,并告子恢同志:用一切可能的力量迅速侦破四邑特别站及行动队,务切彻底肃清……剑英同志行动要特别小心谨慎,不可靠和不必要的群众集会不要去参加.此外要加强警卫.”

叶剑英收到亲自签发的标有AAAA电报,当即回电说,我及分局同志,应遵来示,提高警惕,加强保卫,免遭暗算,同时加强侦查破案,镇压敌之阴谋.

6月21日下午,华南分局派出得力干将——政保局一处处长李广祥去广州指挥破案.35岁的李广祥在反特反间谍方面颇有建树.到达广州后,李广祥立即召集广东地方、军队的侦察和情报机关负责人开会.李广祥从广东厅得知,台湾保密局至少已向下属5个特务组织下达了谋杀叶剑英的命令,因而特别要求对叶剑英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得有丝毫松懈.

此时,广东省厅和广州市局仅知赵一帆是男性,至于其相貌模样,一概不知.赵一帆和赵其休在九龙架设了电台,向台湾保密局谎报已进入珠江三角洲新会、江门一带,以骗取活动经费.实际上却秘密藏身香港,深居简出.他在香港的秘密住处从不外露,就连保密局内部也不知他的真实动向.赵一帆大肆吹嘘,说他已经发明爆炸灯泡,只要一通电,灯泡就会爆炸,全屋的人都会被炸死.此外他还编造,说他还发明了什么特种“定时”.

这些亦真亦假的情报,使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为了抓住这伙特务,广东省厅派出大批干警在新会、江门一带拉网搜索.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珠江三角洲,也没有发现有任何潜伏电台的蛛丝马迹.

7月中旬,赵一帆又向台湾保密局报告称,他已获得叶剑英在广州的准确地址、汽车车牌号码和每天乘车去省政府上下班的时间.台湾保密局接到报告后,立即电示四邑站广州行动组:“‘八一’即到,为振奋大陆民心,以正国际视听起见,特务行动组策划缜密部署,在广州‘八一’纪念会场进行爆炸工作……一俟完成,决予优奖.”又电告:“关于进行部署制裁叶剑英之*计划如何?请切实遵照前电*.”

1952年八一建军节将近的时候,接连截获这样的情报,广东省厅、广州市局侦查人员无不紧张万分.他们经过再三考虑,建议广州市政府取消在八一广场的集会活动,以保证叶剑英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军民的人身安全.叶剑英并没有被特务的谋杀活动所吓倒,坚持庆祝活动按原计划进行.8月1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大会当天,现场保卫措施极其严密,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虚惊一场.

赵一帆迟迟不露踪迹,侦查人员决定调整侦查方向,把侦查的矛头伸向香港、九龙和澳门.转眼已到9月,侦查人员依然没有得到关于赵一帆的准确消息.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广州市局经过严密排查,终于发现有一个国民党旧人员,他和赵一帆是同学,曾经一起学过无线电,对赵一帆其人非常了解,愿意去香港帮助寻找赵一帆的踪迹.

9月24日中午,广东省厅突然接到一份加急电报:赵一帆将于24日晚11时乘香港“德星号”商轮去澳门.电报还提供了船舱的座号和赵一帆所持护照的化名.这份电报正是去香港的赵一帆的同学发来的.

接此情报,李广祥决定立即出击.他马上接通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卫戍区海军司令部,调拨3艘小型军舰随侦查部队跟踪追击.经过近10个小时的超速航行,赶在“德星号”商轮到来之前,在通往澳门的海面上设下了埋伏圈,强势抓获赵一帆.又一起叶剑英的阴谋胎死腹中.

事后,英国路透社对外发布消息,称“中国军舰公然在公海上拦截外国商船”,并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提出严正.部长罗瑞卿亲自向写报告,陈述了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委,并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电讯,驳斥了外国通讯社的无端指责,澄清了事实的真相.

周恩来躲过“克什米尔公主号”,8位中国人遇难

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发生爆炸.后经证实那是一起计划严密的事件,目标直指周恩来.那么计划是如何顺利实施的?周恩来如何幸免于难的呢?

1955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拟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亚非国家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已经来临.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对这次会议极端仇视,派出大批间谍特务,力图阻挠会议的进行.美国派出了由70人组成的“记者团”,其中不少是专事搜集情报、挑拨离间的特务.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也紧急制订了一个“消灭政府代表团”的计划.

台湾情报部门获悉,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尼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飞往雅加达开会,专机将在香港进行短暂停留.他们决定在香港下手,在飞机上安装炸弹,周恩来.

为了实施爆炸计划,国民党保密局专门准备好了一批,其中包括四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即.保密局将炸弹交给一个在“四川号”货轮上当厨师的特务,由他从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

香港情报站拿到炸弹后,就开始找一个可以实施爆炸计划的人.

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又名周梓铭)的人进入了特务机关的视线.周驹二十多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他个子瘦小,长相普通,不易引人注意.在五十万(也有说六十万)港币的重赏下,周驹接下周恩来的任务.

计划拟定后,特务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作了口头报告,毛人凤当即表示同意.但是,特务没敢向毛人凤提起五十万港币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遭到反对.于是,他们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出马,为五十万港币游说.

谷正文听完计划后,立刻表示赞成.他的理由有三:一是领导人物,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二是想藉此给香港政府压力,香港对台湾情治人员不太客气,抓到就判重刑;三是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谷正文建议,最好前一天能带周驹住旅馆,并将他的父亲一起找来,免得周驹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月11日,周驹跟往常一样上班,平安地通过了安全检查,开始进行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就包括在机场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关于周驹是如何将带进机场的,流传着多种说法,有说周驹是将伪装成牙膏带进去的,也有说,“特务把一(茶杯大小,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携进机场……周骗其领班说,这包是西药,还表示以后有好处等云”.

中午12时45分,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八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两名记者和一名越南工作人员抵达机场.下午1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从香港到雅加达的飞行时间是六个半小时.

下午6点40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接获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坠毁,除三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台湾当局也接到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但周恩来没在机上.

原来,周恩来在昆明临时改变了行程.当时外界并不知道周恩来为什么临时改变主意,有揣测说,“因为他知道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炸弹”.对此,谷正文不以为然,他认为,“周恩来根本不知情,只能说他命大”.

据说“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的周总理在昆明临时改变了行程”,也有文本说,“周恩来因为接到缅甸及印尼总理的邀约,准备先赴仰光约会,再转赴迈隆开会,因此才逃过一劫”.

还有种说法是,就在台湾特务加紧进行破坏准备的时候,中国情报部门获得了台湾特务阴谋在香港实施破坏行动的情报.情报显示,特务有可能会从事破坏活动,但是对破坏活动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当时的估计,破坏活动可能会有几种情况,诸如破坏交通工具,在沿途实施破坏,或代表团成员等.有关部门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此时,周恩来已经率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抵达云南昆明.得此情报后,周恩来立即做了研究和部署.

4月9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命令工作人员迅速将这一情况告诉外交部,并指示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英国驻华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当天晚上,外交部主任董越千将周恩来的指示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并通知在香港的代表团成员提高警惕.

4月10日上午9点30分,外交部欧洲和非洲司副司长张越紧急召见英国驻华处参赞艾惕思,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并要求他立即转告港英当局,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敌人的破坏计划使人们为周恩来一行的万隆之行感到担心.

4月10日,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

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外出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归来!

4月12日凌晨,周恩来复信邓颖超:

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在香港的代表团成员接到外交部的通知后,立即进行研究,制定了应对方案,并通知了印度国际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经理.经理答应亲自前往机场进行监视,派印度航空公司自己的机械师负责对飞机进行检查,并安排专人押运行李,同时,对飞机的燃油、食品等进行监督.但遗憾的是没能成功阻止国民党特务将炸弹装在飞机上.

失败后,毛人凤向作了汇报.不仅没有生气,还重赏了毛人凤.

亚非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回到北京,立即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调查的进展情况.港英当局虽曾发表公报,声称会尽力调查事实真相,但调查进展十分缓慢.港英警方也曾传讯过周驹两次,但都以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释放.

中方得知周驹潜逃台湾后,立即向港英当局表示,并要求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但港英方面则称,香港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无法引渡.

1956年1月11日,驻北京的英国处将一份《英国政府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案调查结果的声明》送交我外交部,声明中确立失事事件是由于在飞机右翼轮舱后外翼角处的一个爆炸所造成.港方曾要求台湾将周驹送回受审,但被拒绝.至今还不能对参与此罪行的其他人提出控告.

(参考资料:《大转折——决定中国命运的700天》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中苏同盟60年祭》《文史参考》第3期、《1969年:*特务潜入东方中国特工》《老人报》2013年5月16日、《揭秘1941年日军绝密计划:刺杀彭德怀》《解放军报》2015年12月3日、《解密“四八”空难:王若飞 博古 叶挺等17人遇难之谜》《世纪风采》、《短暂的辉煌——我的父亲博古》《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6期、《“天字特号”计划:陈毅排名单首位》《走近科学》2011年第9期、《1949年叶剑英主政广东》《辽宁日报》2013年7月21日、《阴谋刺杀叶剑英的特务落网记》《文史春秋》2007年第1期、《1955年,台湾特务50万港币收买清洁工周恩来》《凤凰周刊》、《“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周恩来与死神擦肩而过》《沈阳日报》2010年10月27日等;作者:邓贤、刁小湄、沉石、柯云、仲朱、秦铁、李菁、陈冠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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