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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命张骞通西域.公元前60年,西汉政权在西域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而刚过去五年多时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凌带领团队在这里开展福尔摩斯探案一样的考古钻探工作,试看“穿越”是否“成功”……
沉睡之城
“寻找西域都护府几十年来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陈凌说.
曾经的边塞重镇,一度在荒凉的盐碱地中,在肆意生长的红柳和时间的洪流中沉睡.
“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命张骞通西域,开拓丝绸之路“凿空”之旅.公元前60年,西汉政权在西域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首任都护,为西域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政权自此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行使国家主权.西域从此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西域都护府所在乌垒城的位置,自清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考证.
清代著名学者徐松于19世纪撰写《西域水道记》时,将乌垒所在定于策大雅(今轮台县策大雅乡)以南.后来,新疆最后一任巡抚袁大化总撰的《新疆图志》承袭了徐松的观点.1928年,北京大学教授黄文弼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赴塔里木盆地考察,则将轮台县的小野云沟定为古乌垒国地.
在黄文弼后的几十年间,对遗址的实地勘查几近停滞.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998年至2010年间曾对西域都护府相关遗址做过粗略调查,包括古城、墓葬、屯田和烽燧等,但条件所限,并未进行考古发掘.
“为什么搁置这么长时间？因为大家一直等着看能否出土西汉西域都护府相关文书或印信等,以确定位置,但我觉得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比较困难.”陈凌说.
在寻找西域都护府一事上,他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论.
“我的基本思路是不要把西域都护府作为孤立的遗址点来认识,”他说,“西域都护府是一个系统,居于最高点,下面还有很多配套设施如交通、警戒、次级城镇等等,需要放在一盘棋中才能理解全局.”
对他来说,寻找西域都护府,更重要的是验证自己的一套研究逻辑和方法,使其变得科学和严密,“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很有意思.”
双城之争
西域都护府今何在？
陈凌的“探案”更像是做翻案文章,他认为西域都护府并非前人所认定的野云沟或策大雅,而是轮台县城东南的卓尔库特古城.
他的“探案”方法,是通过相关古城间相对位置、水系位置和建制体系三方面来推断出乌垒城位置,再经由考古去实地验证.
在红柳和芦草繁茂的荒漠考古并非易事,为探出城墙位置,常常需要“披荆斩棘”,就连县里来运送补给的车辆也常常找不着路,迷失在茫茫戈壁滩中.
考古工作有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孤独,做伴的唯有铺天盖地的蚊子,它们穿透牛仔裤、冲锋衣,在考古队员身上留下密集“印记”,每五分钟用掉一瓶驱蚊液仍无济于事.
过去五年多时间,陈凌带领团队在此处探清了城墙,内城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周长约1250米,规模可谓宏大.城垣西南的一处豁口,似为城门所在.东北角高台建筑有一圈宽约2米的环城道,踩踏面非常清楚.古城的东北角还能从城垣剖面看到当年厚实的夯土层.钻探发现,该城夯土层基本是汉代规制,汉代再往下的地层中出土了彩陶.
陈凌还在城中东北角高台探出一排大房子,当中最小的边长就达9米,墙基宽1.2米,从台基到墙顶残存墙体最高达5米多,“这样大的体量比较符合西域都护府规制.”陈凌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却认为,汉代西域36国流行圆城,因此西域都护府应采取西域圆城与中原汉式方城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卓尔库特为圆城,显然不合规制”.在他看来,距卓尔库特古城西约9公里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更有可能是乌垒城.此前,它和卓尔库特在全国文物普查中均被认定为汉代古城.
2011年,林梅村前往和田考察途中经过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因古城外遍布红柳没能入内,便遥望了城的形制,随后做了文献考据.该城中心区域有一不规则圆形高台,高8米左右,外圈城墙呈圆角方形,城墙已颓,仅余墙基.
林梅村认为,该城所处位置与历史文献相符,其边长百丈(231米),正是汉文化传入西域之后流行的方城,近年发现的小河古城,也是边长百丈的西汉古城.
“真理越辩越明,充分自由的学术论争也是北大传统.”陈凌说.结合在奎玉克协海尔的现场钻探,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说.
在2017年12月于轮台县召开的西域都护府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专家就此热烈讨论认为,乌垒城应是这两座城中的一座,离最终确定只差“临门一脚”,通过进一步考古挖掘,有望在未来三到五年揭晓答案.
另一把钥匙
就在关于西汉西域都护府城址之争悬而未决之时,另一座城的出现,或许成为解开西域都护府城址之谜的钥匙.
在卓尔库特古城向西200多公里处,也就是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城外,农田中一座体量庞大的古城遗址隐约可见.
这是玉奇喀特古城,维吾尔语中之意为“三重城”.隐没在骆驼刺中的一块模糊不清的石碑用汉维双语标示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8年,正是在这里,黄文弼意外发现汉政府颁发给西域昆仑山北麓羌族的官印“汉归义羌长印”,以及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李崇之印”.
史料记载,在东汉末至西汉初,西域都护府从乌垒城迁往它乾城.至东汉年间(汉和帝永元三年即公元91年),班超为西域都护,居龟兹它乾城,任都护11年.
“原来所有人的目标都盯着找到西汉设立的第一个西域都护府,但其实西域都护府不止一个,”陈凌说,“如果找不到脑袋,就先找到脖子,其他自然就找到了.”
陈凌认为,两枚印信的发现,为认定玉奇喀特古城为东汉时期西域都护府所在地提供了重要的文物证据,“这证明至少在公元16年以前,西域都护府就从轮台迁到了龟兹区域.它乾城作为西域都护府延续的时间并不比乌垒城短,多任东汉西域都护如陈睦、班超等都长期驻扎于此,这是政府管理西域的第二个重要地标.”
陈凌认为,西域都护府迁到它乾城,意味着政府对整个西域的控制向西推进了200多公里,延伸到了真正的西域腹地,标志着王朝在西域的管控力进一步增强.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李锦绣认为,玉奇喀特古城规模大、年代符合,又有文物印证,基本已将西汉、东汉两朝西域都护府两者关系梳理清楚,是西域都护府考古研究的重要发现.
专家的认可,更让陈凌笃定.“过去几年时间,全用在了找城上了.”他说.
他甚至做好了对西域都护府遗址的保护规划:那不再是一个只有考古工作者能看懂的土堆,而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遗址公园,任何人到园中一览,都能感受到当年中原王朝与西域血浓于水的联系.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彭茜、张鸿墀、符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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