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瑞生》：一桩命案催生中国首部电影长片,该文是关于电影相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跟《阎瑞生》和催生和长片类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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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上当,本埠阎瑞生谋毙莲英一案系沪上最近惨无人道之事,大为一般人士注意,近有某游戏场编莲英劫一剧,遍登广告于初三初四二夜开演.余友是夜亦往一饱眼福,讵至京戏收锣,而所谓莲英劫新剧竟不出现.后即续演影戏,然喜观此剧者仍纷纷至该剧场,以致人山人海几无容足之地,闻因捕房干涉故不开演.观者莫不谓上当上当云.”
1920年9月18日,《申报》第14版《自由谈》专栏中发出此新闻,提及当时上海有剧场称推出新剧《莲英劫》,观众蜂拥而来,却因“捕房干涉”,未能上演.
《莲英劫》取材于1920年上海的一起杀人案,社会反响极大,捕房之所以干涉,因此案正在审理中.
《莲英劫》及类似的戏剧后来热演多年,被称为“阎戏”,中国第一部电影长片《阎瑞生》亦跟风而出.据该片编剧、著名影人杨小仲先生回忆：“自从《阎瑞生》上演得到空前盛况,在一般资产阶级的心目之中,均认为电影事业的前途大有可为,就崛起了一些新兴的影片公司.”
虽《阎瑞生》拷贝、剧本、剧照等已无存,但它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花国总理”遇上阎瑞生
1920年6月17日,《申报》第11版上连发《女尸验系勒毙》《失踪之请缉》两文,次日确认死者为王莲英.
据美国学者贺萧钩沉,王莲英生父是杭州旗人,早逝,母董氏再嫁开茶馆的王长发.1916年,因生计艰难,王莲英从女校辍学,到上海当了.“她个性比较强,但是据说对母亲百般耐心,谁要对那爱管闲事的老太太（指王母）态度坏一点,就会动气”.
1917年,上海娱乐中心“新世界”办“花国竞选”,得“总统”一人、“副总统”二人和“总理”一人,王莲英得票1.8万余张,排名第四,被称为“第一任花国总理也,芳名久着,一般走马妆台者多为之颠倒”.
1919年,王莲英与客人杨习珪交往,产下一女,孩子满月后,她重操旧业,不到一年便遇害.
杀人案主谋是阎瑞生,据《申报》介绍,阎16岁入震旦学院（1928年后改称震旦大学,我国第一所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学校）,20岁毕业,又在北京交通部训练学校机械科学习1年,通英语和法语.阎父早亡,他少年好赌,震旦大学是教会大学,阎却“于晚间休课时,与三五同学,同居寝室,掷骰以博胜负”.
毕业后,阎瑞生在良济公司执业18个月,后到香港工作半年,回上海后,任中法矿物公司技师钟大明的翻译10个月,“继充法租界电车公司买办室之写字”,1920年1月离职.
阎瑞生有家室,“阎之发妻,系娶自朱家角某姓家女,夫妇极不融洽,其妻早返母家”.
给大学同学下了个套
1919年8月起,阎瑞生与题红馆往来,“迨至阴历四月中旬,自思端节将近,届时应付之账项共需六百余元,无处挪借.至四月十九日,适值江湾之期,乃托词向题红馆借得钻戒一只,质洋六百元,持赴江湾跑马场买马票,冀赢得巨款以度节关.讵知结果一票未中,六百元全数尽去.当其托词向题红馆借用钻戒时,曾许以四点钟后即归还,至是,则不得不从速筹款为之赎出,而劫财害命之念遂起”.
阎瑞生原想劫名妓林黛玉（原名不详,或称为陆金宝）,她被《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列为花界“四大金刚”之一,与阎交往多年.6月9日晚阎约她出来,她恰有堂差,不能前往.阎只好转约王莲英.
王莲英“素爱装饰”“时常插带贵重饰物”“约有四五千金”,阎瑞生以“行香”为名将王约出.
“行香”即乘小轿车去郊外兜风,当时轿车属罕物,有诱惑力.
小轿车是阎找大学同学朱稚嘉借的,朱稚嘉是上海工商界领袖朱葆三的五儿子,人称朱老五.朱葆三豪富仗义,上海法租界曾将一条马路命名为朱葆三路.
阎瑞生后来交代说：“我在上海所交阔少甚多,如向他处借汽车,也可以借得来的……因本年三月间,我由友人介绍觅得太古公司某轮船买办事,需保证金五千两.我托朱氏兄弟代为设法,均不允.我因此不免含恨,故借朱之汽车做这案子.我事后逃走,事主必牵连到朱的身上,因此可以泄我之忿.”
居然有人为阎瑞生抱屈
阎瑞生从黄德昌茶叶店拉吴春芳、方日珊做帮手,许诺平分劫财.
三人将王莲英拉到郊外后,用“哥罗芳”（即氯仿,麻醉剂）将王迷倒,再将其勒毙,抛尸于麦田.第二天,阎瑞生约见吴春芳等二人,要深埋尸体,以防村民发现,二人口头答应,却怕冤魂缠身,未执行.
阎瑞生选择对下手,因时代变化,社会地位空前低落,当时报纸常有被劫杀的新闻,大多不了了之.阎伏法后,军阀曹锟的亲信李彦青还惋惜道：“乃下贱之人,杀伤几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上海一个莲英竟让一个受过教育的阎瑞生毙,这是最没有道理的事.”
朱家后人说：“（当时警方）别的证据没有,就是那一部汽车的牌照……对了一下号码,发现是我们家的,包打听就到我们家里来了.”经讯问,警方锁定阎瑞生.
阎瑞生从报纸上看到王莲英尸体被发现,且转卖劫来珠宝时被朱稚嘉撞见,便夜间雇小船潜逃,被邻居,缉私营开船追赶,阎只好跳入水中逃逸,最终在徐州火车站落网.
经法庭审理,阎瑞生、吴春芳被判死刑,方日珊未被抓捕归案.
1920年11月24日,《申报》第10版专文描写了,称：“时头门外北来之与阎之友人,均乘汽车而来观执行者,约有数十辆,均随往龙华大操场观看.”“闻观者之中,有一女子年约二九,于执行后乘汽车回至龙华桥相近,大哭不止.有人传说即系题红馆.”
街头巷尾传了二十多年
因“花国总理”与“洋行买办”两个热词,阎瑞生案引起社会巨大反响.
阎被决后,第三天大世界和笑舞台便推出海派京剧《莲英劫》和文明戏《莲英被难记》,著名电影导演程步高先生回忆说：“新舞台夏氏兄弟素有经验,《黑籍冤魂》成功在前,《阎瑞生》必轰动于后,良机莫失,首先发动,漏夜赶编时事新剧.连台好戏,捷足先登,提前公演,独占鳌头,其盛况又是空前,半年不衰.”
第二年3月1日,新舞台又推出连台本戏《阎瑞生》,广告称：“内中有大水景,大梦景,新一品香,百多洋行,会乐里妓院,九音连弹,许多汽车、马车兜圈子,真马上台,真船上台,当场泅水.”其中“阎瑞生做事错又错,尊一声父老子弟先生同胞,大家细听我把话来说……奉劝少年的同胞你们休学我,到阴曹见那祖先,我有何面目”的唱段脍炙人口,被唱片公司录制发行,连孟小冬都演过此剧.
1921年2月,新舞台曾推出萧伯纳名剧《华伦夫人之职业》,遭遇票房惨败,《阎瑞生》成了“留住观众,挽回经济损失的无奈之举”.
学者何其亮指出,“上海当时几乎每个剧场、娱乐中心、草台班子都在搬演此案”,甚至街头卖栗子小贩也播放“阎戏”中唱段招徕顾客.
“阎戏”风靡后,出版亦紧跟,《莲英被害记》《莲英惨史》《阎瑞生秘史》等纷纷出版,贺萧说：“她（指王莲英）的事情在街头巷尾传了二十多年.”
为“真实”竟上刑场
1921年4月,《申报》发布广告：“阎瑞生谋害莲英案喧传社会,无人不知,现闻由中国影戏研究社将全案事实编为影戏……全片制成共费五万元,长约万余尺,不日即可出演,届时必可哄动一时也.又该社以外人影片所摄中国人,均囚首鹄面极形不堪,殊有玷国体,兹拟多摄有价值之影片输往外洋,以介绍我国人真面目云.”宣告电影也加入阎案狂欢中.
电影的发起者是陈寿芝、施彬元、邵鹏、徐欣夫、顾肯夫、陆洁等,前4人都在洋行供职,顾肯夫、陆洁则是超级影迷,他们在1920年创立中国影戏研究会（后改名中国影戏研究社）,并于1921年4月出版中国第一本电影杂志《影戏杂志》,原计划为月刊,因经济原因,1922年1月才由顾肯夫个人出第2期,5月由明星公司出第3期,以后停刊,研究会亦消失.
为拍电影,陈寿芝等人找到商务印书馆活动影片部.该部建于1920年,1927年因严重亏损被取消,是当时不多的、有能力拍电影的机构.
《阎瑞生》编剧为杨小仲,杨1916年入商务印书馆补习学校半工半读,1918年正式入职.导演是商务出版社的任彭年.陈寿芝扮阎瑞生,二人本是好友,面貌、动作相像.
影片强调真实,均取案发实景,为拍“毙”一场,竟“要求淞沪护军使署,请仍派出如前次执行毙时之军队,押送该二犯前赴龙华操场……站齐队伍如法开,惟除去,其余情形竟与当时无异”.
不过这可能是噱头,以吸引在场市民去影院找大屏幕上自己的形象.
阎瑞生也是影迷
1921年7月1日,《阎瑞生》公映,票价为1元和1.5元,“未至开映时间,包厢已预订一空,池座亦满.”
此前中国电影仅长十几分钟,《阎瑞生》却长达100分钟,连映两周,票房赢利4000余元.
1920年后,上海“将近一百五十家交易所和数不清的信托公司相机成立”,1921年,上海所有银行资金为7500万元,被套在交易所的投资额却达1.63亿元,远超银行储备,资本急于寻找出口,电影《阎瑞生》的成功带起了一个投资电影热.
《阎瑞生》标榜真实,但据媒体批评,瑕疵甚多,甚至扮演王莲英母亲的“似系一男社员,表情虽属不差,而形容服饰望而知其为假,且时暗露笑容,谅扮演时亦自忍俊不禁”.
1922年,明星公司又以张欣生弑父案为题材,拍摄《报应昭彰》,“连日售座异常拥挤,后至者俱纷纷退回”,一周票房即达6683元.有人上书教育部,称：“近日电影片中于诲淫诲盗外,罪尤加等者有二,一为阎瑞生影片,一为张欣生影片……写者必欲取穷凶极恶,描写尽致,宣扬其姓名,流传于世界,此尤不可忍矣.”
《阎瑞生》格调不高,但它展现出电影的商业价值,并培养出任彭年、杨小仲、陈寿芝、王彩云等电影人.其实阎瑞生也是影迷,在法庭上曾“供认谋杀情况,都从美国侦探片看来的”.
王莲英刚去世时,她的意中人杨习珪曾“日夜登台自己作自己”“伤心人现身说真情”,但据《申报》9年后报道,王莲英尸体仍未安葬.（本文多处转引自学者李春先生的论文《从社会案件到电影传播》和学者张新英先生的论文《〈阎瑞生〉：从社会新闻到电影》中的史料.）
（选自《北京晚报》2017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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