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后和共产国际的互动,本文是国际论文范例与皖南事变和共产国际和*方面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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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特洛夫不赞成与国民党彻底决裂1939 年5 月,日军入侵蒙古.随着武汉和广州沦陷,国民政府已失去大片土地.由于形势的变化,苏联开始重新考虑援助的计划.
1940 年7 月16 日,国民党提出“提示案”,明确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只允许八路军编6 个师,新四军编2 个师,其余数十万部队一律遣散.
“提示案”遭到了的强烈反对.8月,百团大战爆发,增强了中国军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和八路军的声望.但是,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的实力,于是,国民党加强了对的控制,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内战一触即发.
10 月19 日,国民党以“何( 应钦) 白( 崇禧)电报”的形式,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军队于一个月内按“提示案”的要求,全部开赴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考虑到如果拒绝的要求,就可能面临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所以,要不要与决裂、要不要先发制人这一问题,极大地困扰着.
11 月3 日,一方面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答复“何白电报”,表示皖南新四军军部准备北移,争取延缓国民党“剿共”的行动时间；另一方面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当国民党“剿共”时,以15 万精兵分几路首先打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地去,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
11 月7 日,在给季米特洛夫( 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和曼努伊尔斯基( 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的电报中说明了采取这一重大行动的必要性,他说：“的要求我们不能接受,在日本的‘大扫荡’下,我们的根据地在日益减少,粮食和供给极其困难.”
11 月15 日,季米特洛夫在回复中提出：“你们作好准备是应该的,但请等一等再作最后决定.”虽然季米特洛夫不赞成与国民党立即决裂,但出于对的支持,他决定给予武器上的援助.他要求研究接收苏联武器的路径,并将想法和建议告诉他.
12 月18 日,致电季米特洛夫,提出了三个方案：派两三个骑兵连,每个连约有100匹马,以便接收武器装备并把它们送到绥远游击区；准备一个约数万人的队伍,1000 人左右的骑兵接收并运送武器；收买傅作义将军以方便较大规模运送各种武器装备.
尽管一再表示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但共产国际考虑到维持统一战线,并未答应给提供武器.
“皖南事变”后建议实施拖延方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后,积极制造反共摩擦事件,进而到军事进攻解放区.面对“剿共”的严峻形势,致电季米特洛夫：“如果我们对于的要求采取让步立场,而他还没有开始进攻我们,那么为了防御,我们就要对他采取先发制人的反攻行动,拿出15 万人打击在河南、甘肃省的敌后方,为欺骗人民,必指责我们破坏抗日.其结果可能是我们和彻底决裂.”
12 月23 日,季米特洛夫在复电中提到：“我们觉得,目前的局势很不明朗,我们认为,你们应该暂时实行拖延的方针.”在季米特洛夫的建议下,对的要求,最终决定采取拖延政策.
1941 年1 月6 日,“皖南事变”爆发.1 月17 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后,国共关系进一步恶化.
1 月18 日,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德意日结盟后,英国、美国和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援助.已敢于更加放手地进行反共,现已达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1 月20 日,季米特洛夫回电,电报中说：“请莫斯科将最近的事情视为地方的军事事件,不要赋予它政治意义并广泛宣扬.他保证这个事情不会影响政府和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今后在对日斗争中的合作.”
2 月13 日,回电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欺软怕硬,你对他的政策越硬,他就越软越让步,否则相反.因此我们打算对他实行硬的政策,否则我们就可能输了.”
此后,季米特洛夫给的电报也多次要求采取一切办法尽可能地改善同的关系,加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客观地说,1941 年“皖南事变”爆发前后,季米特洛夫与电报往来十分频繁,双方在解决“皖南事变”问题上多次进行协商.但是,共产国际没有正确估计形势,导致在“皖南事变”中损失惨重.此后,在“皖南事变”的善后工作中,采取正确的政治攻势,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共产国际解散后仍关心中国革命
“皖南事变”前,对先发制人的计划遭到了季米特洛夫的否定,这件事暴露出与共产国际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上下级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1941 年5 月19 日,在延安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7 月1 日,在的推动下,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约束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
9 月12 日,王明开始批评李维汉,并揭发了一个秘密：1931 年秋,他和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了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把权力交出来.但是,博古、张闻天到苏区后并未说明事情的真相.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高级领导人内部的大讨论.
9 月29 日,学习小组开始深入检讨江西时期党的历史问题.博古、李维汉、邓发等都发言说明当时的错误,并检举王明所犯的错误.随后,正式指出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所犯错误.10 月8 日,在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开始对在皖南事变中对待的不妥协态度进行批评.
从1942 年开始,接连发表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掀起了延安整风运动.
王明对这些批判不服,于是,将他的不满向斯大林、共产国际报告.王明认为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请求共产国际方面加以干预.
1943 年5 月25 日,收到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文件.6 月25 日,就王明、博古、张闻天和其他中国人的错误路线致电季米特洛夫.
12 月22 日,季米特洛夫就党内状况致电说：“共产国际解散后,它原来的领导人当中谁也不能干预各国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好的角度我不能不向您谈谈党内状况在我这里引起的不安.”季米特洛夫还提出建议,“像王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使他们离开党,而要保留他们并尽量为党的事业利用他们.”
季米特洛夫在调和与王明的关系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七大”仍选王明为委员.
( 摘自《党史博览》)——／附录／——
共产国际为何支持
为领袖
1938 年9 月,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内部应支持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实际上表明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领袖人选的态度.那么,为什么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明确表示支持为领袖,而放弃了曾经一度看好的王明呢?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呈交给季米特洛夫的一份书面报告提供了答案.这份书面报告指出：“需要指出的是：在党的老干部中,王明没有什么威望.无论怎样,王明都算不上是在党的实际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享有威望的领导人……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掌握的材料以及跟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等人的交谈情况,完成了对26 名领导干部的评述鉴定( 鉴定附后),这26 人应当在党的七大上提到党的领导机构中.他们主要是曾经从事过严酷的地下工作、经历过国内战争并且现在正从事着党务、军队和政治等方面的领导工作.
这26 名同志中特别杰出的是：林彪、贺龙、刘伯承、聂荣臻、萧克、徐向前、周恩来、、叶剑英,这些同志作为八路军的领导人和指挥员不仅闻名于党内,而且闻名于全中国.邓颖超( 周恩来的妻子)、毛泽民、高岗、徐特立、陈毅等人都是久经考验而值得信赖、经验丰富的党务工作者……确实是党内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他们更能准确地搞清楚中国复杂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的实质并正确地提出任务.”
这份档案文件表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后,莫斯科继续给予肯定和支持,这对于在党内领袖地位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 摘自《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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