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和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以《围城》和《寒夜》为中心,该文是文艺复兴有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和《寒夜》和《文艺复兴》和长篇小说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文艺复兴论文参考文献：
陈思广 刘安琪
摘 要：《围城》与《寒夜》虽初刊于《文艺复兴》,但在其刊行时所引发的接受争鸣,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文学争鸣,不同视阈间的交锋背后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话语权之争.文本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被悬置,批评的重心转移到作家的思想倾向、立场问题上来,甚至不惜人身攻击,因此,文本的传播接受活动并未呈现出审美的多元性,反而显现出两极化态势.
关键词：《文艺复兴》；现代长篇小说；《围城》；《寒夜》；传播；接受；左翼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6）08-0082-０4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项目编号：12YJA751003）的阶段性成果.
《文艺复兴》是抗战胜利后上海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文学刊物,其兼容并包的编辑理念为《围城》和《寒夜》这两部经典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搭建了重要的平台.《围城》和《寒夜》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的两极分化现象,凸显出特定历史语境下复杂的接受样态,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接受以及《文艺复兴》的历史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围城》是《文艺复兴》最先完整刊载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初刊于《文艺复兴》第1卷第2期（1946年2月25日）至第2卷第2期（1946年9月1日）、第2卷第4期（1946年11月1日）和第2卷第6期（1947年1月1日）.在杂志的第1卷第1期中,编者便以“预热”的形式刊登了钱钟书的短篇小说《猫》,并在“下期要目预告”中,将《围城》置于首位,特意标注为“长篇”,以引起读者对学人钱钟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兴趣.其实,早在《围城》尚未刊登之时,柯灵就于1945年10月3日在他主编的上海《文汇报·世纪风》“编者·作者·读者”专栏中,预告了本书的进展：“钱钟书先生近方创作长篇小说《围城》,已完成其十分之六七.”1946年2月,《围城》一经刊出,李健吾即在该期的“编余”中表达了欣喜之情：“可喜的是,我们有荣誉连续刊载两部风格不同然而造诣相同的长篇小说,弥补我们的遗憾和读者的怨（愿）望.李广田先生的诗和散文,有口皆碑,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仕林,他们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向读者介绍.”① 编者们对《围城》也是称赞有加.据柯灵回忆,最先拿到手稿的编辑们对《围城》十分满意②.钱钟书中途因病停刊一期,编辑无奈只得特意发布声明安慰读者：“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续稿,因钱先生身体染病,赶抄不及,只好暂停一期.”③ 有热心读者在小说尚未刊载完毕时就对其做出了高度评价：“长篇小说往往不容半途读起,但《文艺复兴》里面的《围城》,至少是一个例外.作者钱钟书散文写得字字珠玑,这些东西搬在小说里还是一样灿烂可爱.这并不是说他喜欢掉书袋.他把书本给融化了,像草一样吃了下去,挤出来的奶还是有书卷气的.读《围城》,仿佛读与狄更斯同时代的萨克莱；拿中国小说来比,第六期的那一部分很像《儒林外史》.即使前面的没有看,你还是爱看这一部分.看了这一部分,你就想看前面,等着后面.故事并不紧张,它是写出来让你慢慢看的.”④
1947年5月,《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收入赵家璧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小说发行时,《文艺复兴》也在5月1日第3卷第3期封底刊载了《围城》的广告：“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枝（支）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故事的引人人胜,每个《文艺复兴》的读者都能作证的.”
《围城》出版后,立即轰动文坛,众多的接受者纷纷就这部妙趣横生的作品阐释了自己的认识.有对《围城》的人物刻画与语言艺术给予高度评价的,如屏溪（沈立人）认为：“作者笔下的那辈留学生、大学教授、女博士,以及其他不容易归类的角色,都被心理地描写出了他们或她们潜意识领域的秘密,写出了他或她的长处及瑕疵.从这些人物的活动上,一幅现社会某个隅落的世态也给发掘了,如同他们的欢乐、希望和悲哀.……每一对话,每一况喻,都如珠玑似地射着晶莹的光芒,使读者不敢逼视而又不得不啐上去,不相干的引典,砌在棱刺毕备的岩石缝里,则又不觉得勉强.”⑤ 也有对作者机智的笔调予以肯定的：“《围城》之妙,该是妙在作者钱钟书先生的超人机智,和他那五车的才学,以及透过那重机智的冷嘲热讽的笔调上……进一步看清凉畅快这四个字,正好来形容《围城》这本小说,钱钟书先生的生龙活虎笔调,写到每个角落,每件小事,又何尝不像这阵狂雨一般的冷嘲热讽；雅淡不俗的笑料,又何尝不像这阵狂雨,本来处在亚热带高温之下,天天盼望它来几阵清风阵雨,来消热却暑.那末读《围城》就好比进一服清凉剂,多少也好让我们‘自昏沉里一时清醒！’”⑥.林海（郑朝宗）更是将《围城》与18世纪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的作品《汤姆·琼斯传》作比较,认为他们“都是天真的讽刺家或幽默家,揭发虚伪和嘲弄愚昧是他们最擅长的同时也是最愿意干的事情”,虽则都是“恶汉体小说”的结构,但“还是《围城》接近人生”；在写作方法上,“菲尔丁和钱钟书惯用的都是诗人的技巧”,不同之处是《围城》议论多于事实,“钱先生所见的人生似乎不多,于是他更珍惜这仅有的一点点经验,要把它蒸熟、煮烂,用诗人的神经来感觉它,用哲学家的头脑来思索它.其结果,事实不能仅仅是事实,而必须配上一连串的议论.这议论由三方面表达出来：作者的解释、人物的对话、主人翁的自我分析.说到这里,不由得令人想到一个新的名词,‘学人之小说’.”⑦ 林海对《围城》作的“学人之小说”的准确评价,成为《围城》接受视域的经典论断.
当然,对《围城》的接受也有一些非难之声.唐湜指出：“《围城》很像十八世纪英法的小说,如高尔斯密斯们的作品.一种健强者的风度与太丰富了的比喻与机智会使我们放不下书,可是也正因为作者太爱自己出场,潇洒的谈吐就不能不成为小说进展的绊脚石,结果是一盘散沙,草草收场.”⑧ 无咎（巴人）不仅否定作品的立意与人物的价值,还指责作者态度傲慢,“俨然以上帝自居”,以“单纯的生物学观点”为罗盘针,“只看到一切生存竞争的动物性,而忽略了一切生存竞争的社会阶级斗争意义”⑨.方典（王元化）更在《论香粉铺之类》一文中断言,“在这篇小说里看不见人生,看到的只是像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这里没有可以使你精神升华的真正的欢乐和真正的痛苦,有的只是,再有,就是梅雨下不停止似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了,……作者对于女人无孔不入的观察,真使你不能不相信他是一位风月场中的老手,或者竟是一个穿了裙子的男人！”⑩ 张羽也附和说：“钱钟书的《围城》,是一幅有美皆臻无美不备的春宫画,是一剂外包糖衣内含毒素的滋阴补肾丸.它会引你进迷谷,动邪火,陷情网.要是你读厌了笑话三千、还准备去找寻点趣味和幽默的话,它会使你满足的.”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钱钟书这样的帮闲文人,除了一付僵尸架着件玄色袍子,黑色马褂,摇头摆尾,苦吟着世纪末的哀歌的丑角们,除了逢迎绅士,交出的货色而外,还能作些什么呢？”
文学接受,见仁见智.《围城》接受呈现的两极化现象也并非不可理喻,但如果我们考察《横眉小辑》、《同代人》文艺丛刊、《小说》月刊三份刊物皆在创刊号上向钱钟书的《围城》发难,其中的含义耐人寻味.《横眉小辑》是王元化、满涛、樊涛受党的旨意创办的一种学术辑刊,刊名取自鲁迅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王元化对当时的文坛极为不满,曾在给吴步鼎的信中说：“现在的那些报刊,里面充斥了多少无聊的垃圾,我也不喜欢钱钟书的《围城》.朴素地说话、真诚地写文章的人太少了.” 于是他撰文《论香粉铺之类》,对《围城》进行猛烈的“围剿”.由于《横眉小辑》“第一辑就把全部篇幅献给了这热诚的检举和”,引起了左翼领导人的不满,文委领导人唐守愚对王元化等人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认为该刊批判文艺界现象不符合党的政策,勒令停刊”.《横眉小辑》只得将创刊号当作终刊号.与此相似,《同代人》文艺丛刊由老党员丰村主编,他主张“一切高唱中间路线的机会主义者,都要受到历史的严厉裁判”.于是,钱钟书、黄永玉、曹辛之、范泉、袁可嘉等都被列入他们讨伐的对象,因此,张羽对《围城》的挞伐也就不足为奇了.《小说》月刊是茅盾、周而复、楼适夷、巴人、叶以群等人受党的委托在香港创办的重要刊物,其任务非常明确,就是“宣传党和解放区的方针政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士,共同反蒋,争取早日实现宏伟的解放目标；宣传和在可能范围内实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方针路线；开展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围城》所代表的方向显然不是文艺的“新方向”,因此,《小说》月刊在创刊号上刊发无咎（巴人）的文章,对自由主义作家钱钟书与他的《围城》展开抨击也就势所必然了.由此可知,上述这些针对《围城》的贬责之声,并非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左翼文学引导文坛的一个有序步骤.
面对批评,钱钟书在初版序言中做出了这样的回应：“读者的通信,批评者的谴责,都使我感愧.我渐渐明白,在艺术创作里,‘柏拉图式理想’真有其事.悬拟这本书该怎么写,而才力不副,写出来并不符合理想.理想不仅是个引诱而且是个讽刺.在未做以前,它是美丽的对象；在做成以后,它变为惨酷的对照.” 显然,钱钟书的回应谦虚而含糊,但以如此克制,甚至冷淡的态度来面对这些臧否之声,令人倍感不解.直到1980年《围城》重新出版,钱钟书才道明这段文字原是初版时郑振铎让他加上去的. 其中缘由,不言自明.
二
《寒夜》的刊载缘于巴金的还愿.众所周知,巴金与郑振铎是相识多年的好友,《文艺复兴》创刊号上便刊载了巴金的《第四病室》,并且为了配合《憩园》的出版,《文艺复兴》还积极刊登广告,给予高度的评价.由于《第四病室》已经和出版社有约在先,即将全书刊行,所以不得不在《文艺复兴》上停止连载,巴金为此感到非常愧疚,便将尚未完稿的《寒夜》刊载于《文艺复兴》第2卷第1期（1946年8月1日）至第2卷第6期（1947年1月1日）.但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部最能代表巴金后期创作风格与水平的一部长篇力作尚在连载时,便遭到一些文学青年措辞尖刻的毁谤与攻击.莫明奇在《新民报》晚刊撰文《该捉来吊死的作家》,指责巴金“哼着伤感的曲子,消散自己的懒筋,传染读者一种麻痹又倦然思睡的细菌”,走着“新伤感主义的”老路；同月,又在《新民晚刊》中批评道：“这种‘新伤感主义’的文学,虽不必以功利主义评其好恶的,就作家本人着想,也似乎以节省这段时间,来写些更殷实的作品为妙.新风花雪月,应当抛弃,新无病亦该摒绝,否则文坛就变成秋虫唧唧的凉阶了,岂不让人气短.”紧接着,耿庸在《联合晚报·夕拾》中撰文《从生活的洞口……》、《做戏的虚无党——〈从生活的洞口〉二》中称赞莫明奇骂得“很痛快”,又说：“但其实不必这么愤慨的.这些作家用鲁迅先生的话：‘做戏的虚无党’罢了,既不敢明白地卖身投靠,又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哎哟哟,黎明’,这就是一切.”不久,《文汇报·新文艺》第3期同时刊登了耿庸的《略说“不安”——致唐弢君》和曰木的《从文艺界的恶劣风气想起》,“反对一团和气”,摆出一副鼓吹论战的激进姿态.
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巴金十分不满.他借《寒夜》出版之际,在后记中对这些批评反唇相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攻击巴金的人几乎都是围绕在胡风左右的左翼青年,他们发声的主要阵地——《联合晚报·夕拾》与《文汇报·新文艺》周刊的背景同样耐人寻味.《联合晚报》“实际上是一张由我党驻南京代表团直接领导,而以民间报纸面目出现的群众性报纸”.《文汇报·新文艺》则是由郭沫若进行主持改版的六个以“新”字打头的周刊之一,是左翼的“喉舌”刊物.因此,他们出此言论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左翼阵营的“围剿”之势,在上海文坛掀起激进的批判之风.面对文艺界剑拔弩张的氛围,作为左翼在上海的领导人郭沫若首先出面调停.1947年3月24日《文汇报·新文艺》第4期刊载了郭沫若的文章《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指出耿庸和曰木的两篇文章“洋溢着新颖的锐气”,但是“两位朋友,我们实在是错了,我们的斧头斫得太高兴、斫上了樱桃树”.郭以杂志主编的身份向唐弢、巴金等人表示歉意：“我现在很诚恳地负荆请罪,并向耿庸先生和曰木先生请罪.两位先生都是年轻人,你们是出于一时的好胜,是我们助成了你们的无心之过.我们的过错确是无辞可辩的.我自己感觉着无地自容.”
郭沫若的调停自有其原因.1947年,局势开始动荡,上海文坛也在政局的影响下呈现出复杂的格局,争取、改造、引导中间派作家自然是“左翼”奉行的重要策略,此时若任由这些激进青年对巴金等人肆意攻讦,显然不利于“团结广泛的中间阶层的作家”这一文艺方针的贯彻与落实.郭沫若的这篇文章遂巧妙地将此论战归结为个别左翼青年的冒失逞能,有效地化解了一场危机.在郭沫若的此番调停之下,这场论争暂时偃旗息鼓,巴金也在1948年1月《寒夜》再版时删去了上述与耿庸、曰木之间的论争部分,《联合晚报·夕拾》与《文汇报·新文艺》也不再刊载针对巴金等人的偏激言论.
事实上,“左翼阵营对《文艺复兴》主编李健吾及主要作家巴金、钱钟书等人的批判某种程度上是重庆左翼文学界内部整合在上海的一次变相‘汇演’”.延安“整风”之后,如何将延安文艺精神渗透到全国文艺界、规训“中间主义”作家的“不良”思想倾向,成为左翼首先要面对的问题.随着延安文艺方针的确立,在国民党控制的“重镇”上海渗透新的文艺观念就显得十分必要.只是在这一渗透过程中,先前因为冒进而遭到点名批评的胡风分子在上海又一次充当起“急先锋”的角色.这种冒进的批判一度引起上海左联内部人士的不满,因此郭沫若的调停,就更多了一些调解左翼内部纷争的意味.只是这篇看似公允的调停文章,也未能阻止“左翼”内部激进教条主义在时局引导下愈演愈烈之趋势,一年之后,连郭沫若本人也滥砍滥伐起来.
综上所述,《围城》与《寒夜》虽初刊于《文艺复兴》,但在其刊行时所引发的接受争鸣,并非一个纯粹的文学争鸣,不同视阈间的交锋背后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话语权之争.受时代政治语境的影响,在左翼与国民党之间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即便是《围城》与《寒夜》这类非政治主题的文本也不得不卷入其中,而争鸣一旦开始,文本的文学性与审美性便被悬置,批评的重心则被转移到作家的思想倾向、立场问题上来,甚至不惜人身攻击,因此,文本的传播接受活动并未呈现出审美的多元性,反而显现出两极化态势.钱钟书、巴金虽曾试图以文本为依托与左翼话语进行反诉,但在左翼势力规训文坛的有序步骤下,最终以妥协告终.这既是左翼文学“一体化”进程中现代长篇小说传播接受的历史际遇,也是鼎新之际自由主义文人无奈承受的时代诉求.
注释：
① 健吾：《编余》,《文艺复兴》1946年第2期.
② 柯灵：《柯灵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2页.
③ 谛：《编余》,《文艺复兴》1946年第3期.
④ 邹琪：《佳作推荐》,《小说世界》1946年第3期.
⑤ 屏溪：《〈围城〉读后》,《大公报》1947年8月19日.
⑥ 彭斐：《〈围城〉评价》,《文艺先锋》1947年第3—4期合刊.
⑦ 林海：《〈围城〉与“Tom Jones”》,《观察》1948年第14期.
⑧ 唐湜：《师陀的〈结婚〉》,《文讯》1948年第3期.
⑨ 无咎：《读〈围城〉》,《小说》1948年第1期.
⑩ 方典：《论香粉铺之类》,《横眉小辑》第1辑,1948年2月15日.
张羽：《从〈围城〉看钱钟书》,《同代人》1948年第1期.
王元化：《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参见姜德明：《〈同代人〉文艺丛刊》,《书边梦忆》,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版,第299页.
周而复：《空余旧迹郁苍苍》,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
钱钟书：《围城·序》,《文艺复兴》1947年第6期.
钱钟书：《重印前记》,《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巴金：《后记》,《寒夜》,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257页.
金炳华主编：《上海文化界：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郭建玲：《论1945年前后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内部整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
参见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日.
作者简介：陈思广,男,1964年生,四川南充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610064；刘安琪,女,1992年生,陕西安康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责任编辑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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