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中的古希腊以吴宓《希腊文学史》为中心,本文是希腊类有关论文范文素材与吴宓和《希腊文学史》和《学衡》有关开题报告范文.
希腊论文参考文献：
余婉卉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关键词：《学衡》；古希腊；吴宓；新人文主义
摘 要：《学衡》杂志涉及古希腊的篇章蔚为大观,而吴宓所撰《希腊文学史》尤为引人注目.吴宓既肯定并借鉴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又展示出新人文主义的理想.他以荷马史诗为主体论述希腊文学,真知灼见迭出,但似仍沉湎于传统中国学术对个体作家作品的鉴赏.他呈现了希腊文学的历史语境,有今日所谓“文化史”的意味.他还热衷“以西格中”“以中阐西”等跨文化的解说.比较思维的泛用体现“新人文主义”看待文化经典的基本角度,亦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人编写外国文学史时对母国文化的关怀.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8）-172-09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4.023
Ancient Greece in The Critical Review：
Focusing on The 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 by Wu Mi
YU Wanhui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Key words： The Critical Review； ancient Greece； Wu Mi； new humani
Abstract： The chapters of the The Critical Review concerning ancient Greece had presented a splendid sight and 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 written by Wu Mi was particularly striking. Wu not only commended and learned from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 by Zhou Zuoren but also expressed the ideal of new humani. He discussed Greek literature with Homer epic as the main body. And he put forward plenty of reasonable viewpoints. But it seemed to indulg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c appreciation to individual writers and works. He presente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Greek literature and has the meaning of “cultural history” today. He was also keen on cross-cultural explanations such as “research east with the west way” and “explaining the west with the east way”.The universal application of comparative thinking reflected the basic angle of “New Humani” to treat cultural classics and Chinese scholars’ concerns for home culture when compiling the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在《学衡》杂志中,与“古希腊”相关的话题反复出现.自1922年创刊至1933年终刊,79期《学衡》至少有23期登载过以“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标题的文章.所涉篇目,译介为主,原创为辅,详情如下表.
此外,《学衡》中还载有往往被视作与古希腊一体的古罗马话题,如第15期钱堃新译《西塞罗说老》,第37期英人赖斯德（Hugh Last）撰、吴宓译《罗马之家族与社会生活》.而篇名未明言、行文涉及希腊罗马者,《学衡》更是所在多有,作者及译者覆盖学衡派大多数成员.以往著述对此现象略有论及,但专题研究未见展开,笔者试作一研讨.
一、“西洋真正之文化”
为何古希腊话题高频出现于《学衡》？首先,吴宓等学衡同仁对古希腊文化早已心怀仰慕.如吴宓自少年时即已涉猎相关著述,他1915年在日记中写下“近读哲学书,中有希腊Epictetus（爱比克泰德）之格言云‘Bear and Forbear’,最适吾之用也”?譹?訛.
不过,纵观晚清民国思想大潮,有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的论说似更为强势.尤其“文艺复兴”,该概念首次出现于《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丁酉年（1837）二月号,至《学衡》创刊时已是学界尽知的热门词?譺?訛.1915年,尚求学于清华的吴宓即在日记中发愿“拟他日所办之报,其英文名当定为Renaissance,国粹复光之义,而西史上时代之名词也.”?譻?訛
学衡诸人留美而师从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后,崇尚“最为纯粹的古典精神”的新人文主义成为他们日后高歌古希腊的催化剂.其时,白璧德任教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他精通多种古典语言,极度欣赏古希腊罗马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H.L.门肯（Henry L.Mencken）、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等人在美国发起反传统运动.与此相反,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大学》（1908年）中严厉批评美国大学教育忽视古典文化.他指出：“对限制和均衡的坚持不仅可以正确地确定为希腊精神的本质,而且也是一般意义上的古典主义精神的本质.”?譼?訛白璧德希望从古典传统中求取立身行事之道,如柏拉图主张人应以理性驾驭和,亚里士多德认为节制乃通向至善的必由之路.
新人文主义虽也主张“古典学问的复活”,其路向却不同于文艺复兴之人文主义.它更为内省,倡导希腊文化中的克制与自省,认为文艺复兴过于高扬人性而导致物欲横流.这一思想与白璧德对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理解有关.白璧德撰文指出,“按马修·阿诺德所说,伟大时期的希腊人是这种意义上的现代人,因此他们比中世纪的人更接近我们.”?譽?訛的确,阿诺德在其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强调,英国过分希伯来化,缺乏希腊精神——思想的活跃与自由,对美的热爱,希腊最优秀的艺术和诗歌是诗教合一的.?譾?訛白璧德对阿诺德的推崇,也影响了门下弟子,吴宓《希腊文学史》即频频引用阿诺德.?譿?訛
要之,新人文主义打破了吴宓等人心中西方诸种思潮的平衡.1919年9月5日,从弗吉尼亚转学哈佛的吴宓在日记中写下“西国学问之精华本原,皆出希腊三哲……治西学而不读希腊三哲之书,犹之宗儒学而不读四书五经,崇佛学而不阅内典；直是迷离彷徨,未入门径,乌望登峰造极哉？”?讀?訛这为后来学衡派的主张埋下伏笔.
学衡诸人还有借古希腊文化大旗以自我定位、自彰声威的意图.新文化阵营1919年创刊《新潮》,其英文名与吴宓四年前日记所愿的“Renaissance”不谋而合.《新青年》杂志亦多次出现该词?讁?訛.胡适希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一样追求“文学革命”和“家庭革命”.?輥?輮?訛故此,学衡派转而借助古希腊文化的原典地位,与新文化阵营争夺话语权.吴宓等人铭记白璧德所说,“今日在中国已开始新旧之争,乃正循吾人在西方所习见之故辙”,“但闻其中有完全主张抛弃中国古昔之经籍,中国如欲力求进步,“万不宜效仿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相反,“治此病之法,在勿冒进步之虚名,而忘却固有之文化,再求进而研究西洋自古希腊以来真正之文化.”?輥?輯?訛作为“西洋真正之文化”,古希腊因而成为《学衡》中一再出现的话题.
不过,放大视野,《学衡》对古希腊的大力书写并不显扎眼,可视作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古希腊热”?輥?輰?訛的一股支流.
中国明末至19世纪末由西方传教士而点滴认知西学古典且不提.晚清以降,林纾译《伊索寓言》（1902年之前）、商务印书馆《希腊神话》（1907）、上海广学会《西方搜神记》（1912）、孙毓修《伊索寓言演义》（1915）?輥?輱?訛都曾拥有相当读者群.周作人留日学得古希腊文后,即开展古希腊作品的译介和研究,在《中华小说界》《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译文多篇.其著《欧洲文学史》第一、二卷专门讲述古希腊罗马文学,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比《学衡》创刊尚早四年.
《学衡》存续时,学界对古希腊的研讨和发挥更非它独家.如“弥洒社”?輥?輲?訛、李金发、郑振铎、陈训慈、沈德鸿（茅盾）、谢六逸、傅东华等都有相关译述.《学衡》终刊后,整个学界的“古希腊热”仍未降温,且讨论更精专,如罗念生、严群、何鲁之、陈康、高寒等都有著作问世.此处所列,显然并非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著述、译介古希腊的完全名单,其踊跃可见一斑；其论说对象包括古希腊文学（寓言、神话、史诗、戏剧）、历史、哲学、艺术等；作者或译者也绝不限于学衡派.
学人们鼓吹古希腊,意在扫荡中国社会之压抑与凋敝.周作人1944年所撰《我的杂学》即指出希腊民族不是受祭祀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这种希腊精神是返老还童的力量,对于多年遭受专制与科举重压的中国,如同一阵袯除萎靡的清风.
这一热潮,颇合于林毓生所揭示中国知识菁英“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the cultural 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輥?輳?訛在这股“古希腊”热中,《学衡》虽未立首发之功,其传播面亦有限,但可谓推波助澜,构成考察彼时中国学人接受、传播西方文化源流的一个案例.
二、不嫌繁琐的吴宓《希腊文学史》
诸多历史学家指出,西方“中世纪”?輥?輴?訛一词为后世所撰,公元5世纪到15世纪并非野蛮和黑暗时代,而是富于变化、曲折前进.不过,这千年间,古希腊罗马传统沉寂,基督教占垄断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时隔千年,如何界定和接续古希腊文化众说纷纭.正如现代诗人W.H.奥登（Auden）在其文《希腊人和我们》（The Greeks and Us）中指出：
希腊文化和我们的文化之间在历史上是不连续的,而且若干世纪都缺乏直接的影响,这使它在被重新发现的时候更容易被各个民族塑造成自己的形象.……能够吸引个性不同的人,这也许是它的丰富和深度的最有力的证明.?輥?輵?訛
顺着奥登的话说,可谓“人人都有自己的古希腊”.而《学衡》对古希腊的探讨不仅有时间的距离,更有跨文化的隔阂,与中国学界其他言说古希腊的声音相比又别有主张.
《学衡》对古希腊的专题论述中,缪凤林《希腊之精神》刊发较早且视野宏阔.此篇开头提到,拜伦以《哀希腊歌》（The Isles of Greece）激起当时希腊人“爱国之心”,随即指出希腊精神“不随民与国而俱去”.缪凤林所理解的“希腊精神”有入世、谐合、中节、理智这四大要旨,申明了其新人文主义的立场.?輥?輶?訛然就大体而言,缪凤林此文颇合乎当时学人所持普遍观念,如周作人此前即在《欧洲文学史》中概括希腊文化主张“现世、爱美、节制”.
而吴宓对希腊文学的书写,则更凸显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谓“理论旅行”（trelling theory）的意味.
从根本上看,尽管古希腊时期尚未有文学分科,但其诗歌、戏剧等体裁的丰富多样,较之哲人著作是不言自明的.赫拉克利特和苏格拉底禁止人们阅读荷马史诗等作品,柏拉图将戏剧诗人逐出“理想国”,这恰表明文学以其天然的复杂性反抗着整齐划一的乌托邦.故而,观察吴宓如何言说古希腊文学,大概更能看清学衡派的文化身份及其所处的历史语境.
毋庸赘言,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及“文学史”观念及实践均来自西方.一并影响中国学人的,还有“科学”精神、“进化”观念及“系统”方法.欲了解一国之文学乃至文化,必先知其文学史,这是吴宓写作《希腊文学史》的学术语境.第13期《学衡》所载《希腊文学史》尾端,吴宓列出“附识”,第二条即分析文学史之意义：
文学史之于文学,犹地图之于地理也.……近人国人盛谈西洋文学,然皆零星片段之工夫,无先事统观全局之意,……欲救此弊,则宜速编著欧洲文学史.?輥?輷?訛
吴宓认为廓清文学史的整体图景是文学研究的前提,这与学衡派立志“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相一致.
对包括吴宓《希腊文学史》在内的中国20世纪早期的西方文学史书写,已有学者聚焦论述.?輦?輮?訛但此类研究多重“现代性”等理论,而意不在审辨文本.因此,笔者力图从吴宓《希腊文学史》字里行间获得更为贴切的了解,较实证地厘清其书写源流.
如前所述,吴宓《希腊文学史》载于《学衡》第13至14期,即该刊1923年第1、2期.两篇文章共38000余字,从“荷马以前之诗歌”写起,至“希霄德（赫西俄德）训诗”而止,后未再论说古希腊戏剧等内容,显然未完成编写计划.
吴宓发表此《希腊文学史》之前,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已获学界内外初步肯定,这是“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讲义”,“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輦?輯?訛吴宓不仅读过此书,且对其颇为赞许：
盖自新文化运动之起,国内人士竞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仅有周作人之《欧洲文学史》上册,可与谢六逸之《日本文学史》并立）……?輦?輰?訛
在《希腊文学史·附识》中,吴宓也提及周著《欧洲文学史》.不论是从这种事实层面,还是从撰著中的相似,都难以否认周作人对吴宓《希腊文学史》的影响.
周著《欧洲文学史》开篇即指出希腊文学“最早者为宗教颂歌”,由仪式入艺术；还强调希腊神话是古代信仰之“片影”?輦?輱?訛.此主张来自英人安德鲁·朗（Andrew Lang）的“人类学解释法”.而吴宓《希腊文学史》从荷马之前的“祭祀之诗”谈起,亦说“文学之发达,诗先于文,又必托始于宗教”.?輦?輲?訛吴宓认为,荷马史诗中的神有“美丽”的“形”与“意”,而“他教”之神“多牛鬼蛇神,奇丑凶怪”,可见希腊人比其他民族更富有“美术心”.
强调文学与宗教有密切关联,吴宓既可能受周作人启发,也应承续了白璧德.事实上,恰是新人文主义倡导从道德角度研究文学中的宗教,促使西方学界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大力研究文学与宗教之关系.就此而言,《欧洲文学史》和《希腊文学史》的立意可谓同步甚至超前于世界学术.
但吴宓对希腊文学的书写与周作人有显著差异.最鲜明的不同即是两书的构架.周著《欧洲文学史》中,第一卷《希腊》配有十章,除第一章“起源”和第十章“结论”,其余八章涉及史诗、歌、悲剧、喜剧、文、哲学、杂诗歌、杂文等八类.其中,喜剧和杂文篇幅稍短,其他六章体量均衡.而吴著《希腊文学史》则聚焦荷马史诗,其已刊稿分为两章,第一章为“荷马之史诗”,第二章为“希霄德之训诗”.第一章第一节“荷马之前之诗歌”统领“祭祀之诗”“英雄史迹之诗”“人事之诗”,且指出这些诗“体制虽多,然其诗皆不传于后”.篇幅上的失衡,归结为吴宓的著史计划远未完成,如有后续,结构自会更匀称.但吴宓行文中对荷马史诗的看重显而易见.
周作人以“起源”一章单讲希腊神话?輦?輳?訛,由此切入民族源流、宗教生成,这是当今编著西方文学史教科书的常见写法.但吴著《希腊文学史》在各文学体裁之下引出相关神话.如论述祭祀之诗,就介绍传说中的音乐家俄尔普斯及其妻欧律狄斯.至于奥林匹亚神系,则在荷马史诗的讲述中逐步浮现.背后宗旨可见于吴宓《希腊文学史》开篇论断：
诗至荷马,音律词藻业已久有定格而灿然明备,荷马一切沿用而成为巨制.……惟荷马以前之诗歌皆不传,仅于荷马之诗及后人著述中知其名,见得当时有此种诗歌流行而已.其有传者,皆后人伪造,毫不足凭信.故荷马史诗实欧洲文章传来之最古者,无复疑义也.?輦?輴?訛
这种以文本来建构文学史的做法似乎恰合于当下文学研究界的主流观点——回归文本、避免主观武断的“概论”模式.
吴著《希腊文学史》对荷马史诗音律的介绍,在周著《欧洲文学史》中阙如,在中国学者同类编著中亦不多见.他指出,荷马史诗音律名曰“Dactylic Hexameter”（长短格六步诗）,此后成为史诗定程,后世如维吉尔等无不遵仿.之所以强调诗歌音律,可参见吴宓1922年发表于《学衡》的《诗学总论》.他说“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和“音律之文”表示“生人之思想感情”.切挚高妙之笔属于“内质”,音律之文属于“外形”,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两者“合一而不可分离”.?輦?輵?訛这彰显了新人文主义的古典主义审美.
吴宓叙述荷马史诗情节极为详致.今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各24卷,他竟不嫌繁琐逐卷撮要,这在通常文学史中罕见.如介绍特洛伊战争,叙及前因、起伏及后果,描绘人物对话、心理、器物、场景等细节,复盘大战全景.况且《希腊文学史》以文言书写,原比白话意赅,有如此篇幅则所含信息量更巨.
另外,吴宓还在编著中补充了“荷马所未详”的内容.如《伊利亚特》结局后,亚马逊族助战特洛伊,阿喀琉斯看中特洛伊王之波吕克赛娜（Polyxena）,帕里斯射中阿喀琉斯之踵等.对于《奥德赛》中某些角色和情节,吴宓也添补了荷马所不详的“别传”,如独眼怪波吕菲摩斯（Polyphemus）和女海妖斯库拉（Scylla）的生平,奥德修斯还家后“静极思动”再次率船队出海.
吴宓还以专节介绍了后世伪托荷马之作,意在指出荷马殁后作史诗者虽繁多但皆庸碌,史诗时代遂告终.
对于赫西俄德的生平事迹,吴宓明知“不尽可考”,却也从《田功与日占》《神谱》（吴译名为《诸神纪》）中勾稽出赫西俄德之父航海经商、其弟强夺财产等故事.他还谈到有关赫西俄德各种“皆不可信”的传闻,如佚名的短文《荷马与赫西俄德之争》本不具有实证性,但吴宓仍严谨考证两者有无时间、空间的交集,表现出一种稚拙的诚挚.
名为《希腊文学史》,吴宓却将笔墨多半倾注于个别作家作品,事无巨细,其根源大概可追溯至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以《文心雕龙》《诗品》等为代表的古代中国文论,大多体现为对文学作品的共时性鉴赏品评,背后是“文章流别”的观念.正如英人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在其著《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序言中所批评,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学的总体历史研究上止步不前,未以“史”的意识整体把握中国文学.而吴著《希腊文学史》表明,吴宓虽接受了作为现代人文学科的“文学史”,但仍难以把握其宏观走向.
三、“对照”中国
由于中国学界彼时尚未形成外国文学史的写作“范式”（paradigm）,学者们撰著时可按自己的理解去发挥,吴宓《希腊文学史》因此显出不拘一格的面貌.
其一,围绕荷马史诗的“作成”,吴宓以不短的篇幅厘清希腊文明起源,有今日盛行“文学文化史”之意味.
结合考古等学术动态,吴宓指出欧洲南部地中海沿岸的白种人为“地中海种”,与古埃及、闪米特人关系较近.20世纪下半叶,萨义德《东方学》和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根源》等著作风行,“地中海文明”日益被学界关注.可见吴宓此说接榫乃至超前于学术潮流.介绍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后,吴宓谈到“希腊族（Hellenes）”的形成,他插入四幅地图,展现“希腊族”分支、特洛伊之战等情形,图略嫌粗糙,却不掩捋清历史脉络的意图.由此,吴宓引出公元前1000年至前750年“国家之形式略具,农业之习俗大成,而希腊文明渐有进步矣”,荷马史诗即作于此.他继而描绘公元前950年至前750年“史诗盛行及作成”：人们聚族而居,无术可消冬夜,于是召歌者（Bard）弹唱古英雄故事.吴宓还指出,来自特洛伊故地的“奥利安族”（Aeolian）起初需与希腊本土民族争战以自存,他们在异域追念先烈,更觉得特洛伊之战“亲切有味”,于是传诵歌唱,造成史诗“大发达”.
谈及“训诗”,吴宓则写道：
史诗起于小亚细亚之希腊人殖民地,而训诗则起于希腊本土,即希腊中部之Doris、Locris、Boeotia诸地,后又推及南部半岛,该地之人多务农,鲜营商,勤俭耐苦而有恒,素重实用,凡事遵依往古,喜守先人之成法,故史诗不得大行,而训诗遂起.?輦?輶?訛
吴著《希腊文学史》这种“文学文化史”的倾向或许回到了泰纳的观点.在《英国文学史》引论中,泰纳提出文学批评、艺术创作的三要诀——种族/民族（race/ nation）、环境（milieu）、契机（moment）.而吴宓亦藉《希腊文学史·附识》指出编著文学史必须具有五种资格,其一其二即可理解为应有机呈现文学背后的整个人文环境：
一曰博学,凡欲述一国一时代之文学史,必须先将此国此时代之文学载籍,悉行读过,而关于此国此时代之政教风俗、典章制度等之纪述,亦须浏览涉猎,……
二曰通识,欲述一国一时代之文学,又必先通世界各国古今各时代之文学,及其政教风俗、典章制度等之大要……然后始得知此国此时代之文学与他国他时代之文学之关系……?輦?輷?訛
此理想令人感佩却不易贯彻,可从侧面说明《希腊文学史》未完成的原因.?輧?輮?訛
其二,以“附识”标格之高,《希腊文学史》的定位并非入门教科书,而是求全求新求深.
在《希腊文学史》中,吴宓辟专节讨论“荷马问题”（The Homeric Question）,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作者“身份”.苏格拉底、希罗多德、柏拉图等人都曾言之凿凿说起荷马.然而,亚历山大时代就有学者指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存有差异,认为后者并非荷马所作.18世纪,欧洲历史意识觉醒,语文学地位上升,一批探讨荷马史诗作者的历史主义著作开启了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史诗学术.此话题涉及历史、考古、语文、民俗等多门学问,折射了口述与文字、传统与现代、经典生成等复杂问题,普通文学史要么避谈,要么略述.但吴宓却不愿跳过此节,而是以数千言分条列举伍德（Robert Wood）、沃尔夫（F. A. Wolf）、拉赫曼（Karl Lachmann）、哈曼（Hermann）等学者的观点.
吴宓认为：从方法看,大凡一气读下荷马,综合取其内蕴,则必信从旧说；若取其一段推究,则易见其异,必依附新说.从人性看,诗人文士读荷马,神思契合,多信从旧说；而语言学者和古物学者,推勘比证,多依附新说.进而,吴宓指出考古能证明荷马史诗为信史,为此介绍了谢里曼（Heinrich Schilemann）等人的发掘.又借用朗基努斯《论崇高》,称《伊利亚特》写排天干地之事、真挚深厚之感悟,以事为主,应是荷马壮岁所作；《奥德修斯》铺排荒诞鄙琐的神话,以人为主,曲折别致,应是晚年所作.?輧?輯?訛
《希腊文学史》涉及某些文学现象时,还引入理论分析.如吴宓介绍《蛙鼠战争》用荷马的章法写龌龊小动物争斗,是一篇讥笑史诗的游戏文章.吴宓说这种文体重在小题大做,称“滑稽史诗”或“反史诗”（Mock Heroic）,最显著的例子是亚历山大·蒲柏的长诗《夺发记》（Rape of the Lock）.
某些关键术语的汉译尤能体现吴宓的悉心.如“Trag?觝idia”从日本借译为“悲剧”,周作人《欧洲文学史》亦作“悲剧”.然而,希腊悲剧强调的是严肃而非悲惨,甚至有时结局圆满.吴宓通篇径以“庄剧”称之,更符合“Trag?觝idia”原意.相似地,以“喜剧”翻译“comedy”也来自日本,但希腊喜剧并不表达喜悦,而是拥有比悲剧更大的自由度,以神话或日常生活的滑稽故事讽刺政治及世态,今有学者认为应译作“谐剧”.而吴宓正是以“谐剧”称“comedy”,不同于周作人等主张的“喜剧”这一主流译名.
其三,吴宓力图藉文学史解读古希腊人的民族意识和道德观念.
吴宓认为荷马史诗推动了古希腊的民族认同,能使古希腊人了解先辈如何患难与共.他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比喻希腊民族之观念乃成”；奥林匹亚竞技又使“民族观念益深,自诩为天骄文明之希腊人,而其外则皆以戎狄（Barbarians）目之……”.?輧?輰?訛
《希腊文学史》大力称赞荷马史诗的道德意义.柏拉图《理想国》批评荷马描写神暴戾污秽将削弱人们的道德感,应禁绝青年阅读,吴宓则认为“未必”.他说亚里士多德《诗学》第18章及第24章分史诗为四种,称《伊里亚特》为“感情之诗”（Pathetic）,《奥德赛》为“道德之诗”（Ethical）.前者的情节动机（Motive）是阿喀琉斯的愤怒；后者是奥德修斯的坚毅,因此在道德上高于前者.吴宓指出,荷马史诗写“室家骨肉之情”（如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克）,“明合群奉公之义”（如阿伽门农及阿喀琉斯）,“故主恩深”（如奥德修斯与乳母及管家）,“亡人食惠,宾至如归”（如菲埃克斯国王优待奥德修斯）.由此,吴宓归纳：
恩雠各完其私愿,善恶常得其正报,鬼神无亲,惟德是辅,荷马之于道德,亦可谓三致意矣.其尤要者,则为申明希腊人所共信之（Nemesis）之义,谓人而妄干非分,行无节制,则将触神之怒而受其惩罚,故荷马教人以敬神重祀,尊古崇法……?輧?輱?訛
显然,吴宓不会认同维柯《新科学》所表达的一个观点：在荷马等古代作者那里,过去是原始的、野蛮的、诗意的.作为歌颂高贵和美丽的英雄史诗,荷马史诗中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坏人.而吴宓的评价则体现出新人文主义的一大特征：学术、文化上的批评往往与道德批判结合,思想与*纠缠.
其四,“比较”几乎成为《希腊文学史》下意识的举动.
例如,吴宓认为荷马史诗为“自然史诗”（Natural Epic）,由歌者根据历实演唱而成形,截然不同于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弥尔顿《失乐园》等 “人为史诗”（Artificial Epic）.
吴宓又将荷马与沃尔特·司各特相比,指出前者生于多利安族迁徙后,追写公元前12世纪的英雄；后者生于文艺复兴后,追写中世纪武士.二人均写往古人事,都在不知不觉中写入身所处社会的思想风俗.吴宓还认为赫西俄德的训谕诗“说理垂训,劝化世人”可比摩西十诫,又体现“智慧文学”的三大特点：以实用为归；说明报施在于此世；用隐语劝导感化.
《希腊文学史》中更多见的则是吴宓一贯所持“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之比较”.
首先,译名的处理可见中西比较之一斑.周著《欧洲文学史》中,人名、神名、器物等称谓多用原文,如叙阿芙洛狄忒直接写“Aphroditê”.吴宓则借深具中国特色的称谓来翻译.例如,他称缪斯女神中掌管天文和占星的乌拉尼亚（Urania）作“天王星神”；古希腊的里拉琴（Lyre）作“琵琶”；宙斯（Zeus）“有类吾国世俗相传之玉皇”；冥王哈迪斯是“阎罗”,海神波塞冬是“海若”；游吟诗人或歌手（bard）为“说书人”,等等.
希腊名词的中国化,使吴宓叙述的希腊文学具有浓厚中国风.他描述赫克托耳将决战阿喀琉斯,其妻安德洛玛克道“妾父母双亡,兄弟七人皆见杀,所相依为命者惟君.”?輧?輲?訛类似情况在晚清以来西著中译里不算罕见,但与此相比,此前的周著《欧洲文学史》已显欧化.
吴宓还常以中国文学现象来阐释希腊文学.荷马两部史诗开卷都先祷告诗神卡利俄佩（Calliope）,随即简括全诗“大旨及重要事迹”,他指出中国古代传奇的首句也如此统摄全篇.吴宓称许荷马史诗所叙“英雄与儿女”“虽为希腊之古史,而亦千古之所同”,则最能解释他为何浓墨重彩言说荷马史诗.他说,《伊利亚特》夹叙夫妻之情和父子之爱；《奥德修斯》写“征人归家”、骨肉团聚,又详述奥德修斯十年备尝险阻而益加毅勇,“兼英雄与儿女”,而“古今说部”不外此二者.荷马将千古人情悉寓其中,“异时异国之人,虽重译读之,犹为之感动”.?輧?輳?訛可见吴宓看重荷马史诗跨越时空的经典性,体现学衡派的“会通”理想.
《希腊文学史》第一章第七节、第二章第四节第四条,则索性分别标称“荷马史诗与中国文章比较”“希宵德训诗与中国文学比较”,表明吴宓胸中块垒是中国文学与文化.
吴宓称,《伊利亚特》中两军作战,似《封神传》及《三国演义》；《奥德赛》中的流离迁徙、遍历诸国,似《西游记》及《镜花缘》.他又以荷马史诗比之《左传》,说《伊利亚特》如城濮之战及邲之战,奥德修斯流亡如公子重耳.尽管时人已论中国传统文体无一可对应严格意义上的“epic”,但吴宓认为这并非中国文学之“羞”.因为史诗“必作于上古,必起于自然,否则虽有,不足为贵”,而中国“文明大启,既有竹帛书法以后,宜乎其不可得也”.吴宓说,以史诗与国家民族之关系论,书经可谓史诗；以篇幅体制论,《两京》《三都》诸赋可算史诗.不过,以大体精神及创作手法而论,中国文体中与荷马史诗最相近的应属弹词,吴宓为此列出洋洋洒洒12条理由?輧?輴?訛,此或受到晚清来华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影响.
吴宓也力图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寻找“虽无训诗之名,而有训诗之实”的赫西俄德训谕诗对应物.如罗泌《路史》等似于《神谱》；《诗经·豳风·七月》与《田功与日占》最相近,而中国“最显著之智慧文学”《易经》中的说卦、序卦、杂卦“皆可为训诗”,只是无韵律而已.《神谱》将人与神的关系划分为黄金、白银、青铜、英雄、黑铁五个依次沦落的时代.吴宓认为中国古人所谓“三皇五帝”及孟子“世衰道微”等说法可与之比较.
跨文化的比较意识在吴宓心中生根已久.“苏格拉底等于孔子”等表达屡见于其著述.他留美前即在日记中感慨希腊哲学“重德而轻利,乐道而忘忧,知命而无鬼,多合我先儒之旨”.?輧?輵?訛受学于白璧德后,吴宓更系统地表达了“比较”的意义和路径.他1920年发表《英文诗话》说“西儒自亚里士多德以下,其论诗论文,悉与吾国先贤名家之说,节节吻合,或互相发明”；诗歌研究方面,“若论诗之本旨、诗之妙用、美恶工拙如何分辨、作诗必讲韵律等事,则中西各国之诗皆同.”白璧德看重东方先贤智慧,认为东西文化传统“均主人文”,主张通过克己修身等“自制功夫”以“成为孔子之所谓君子与亚里士多德所谓之甚沉毅之人”.深受其影响的吴宓于1920年1月20日致信白璧德,谈及以“论中国文学传统”为题的写作计划,表示将“完全根据国内的原始资料”讨论具有普世性的文学话题.?輧?輶?訛在吴宓看来,世界文学各派各有其观点风格、思想脉络,但相互交织融合.同年,他在《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之旧与新》两篇文章中首次向国内介绍了“比较文学”概念.
借国外文学经验梳理中国彼时文化思想之争,这也是吴宓编著《希腊文学史》之鹄的：
近顷吾国关于文学及文字之议论纷起,欲解决此等问题,须先察各国历史上之陈迹,以为借镜,如但丁提倡意大利国语,又如法国Pleiades之文字改革等,其实象如何,其真义何在,皆不可不确知.?輧?輷?訛
但丁倡导方言的著作《论俗语》和以意大利俗语写作的《神曲》,常被胡适等人用以鼓吹白话文的优越性.因此吴宓坦言,编欧洲文学史意在厘清各国文学背后的“实象”和“真义”.
“融会贯通”的文化理想使吴宓坚持在本国文学与异国文学间比照.日后钱钟书即指出,吴宓“最先强调‘文学的延续’,倡导欲包括我国‘旧’文学于其视野之内的比较文学研究.15年前,中国的实际批评家中只有他一人具备对欧洲文学史的‘对照’的学识.”?輨?輮?訛
19世纪末以来,严复引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发挥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众所周知,该思潮的西方来源之一是赫胥黎（Huxley）,而他在英国的重要论敌即马修·阿诺德.阿诺德以贬义的“philistine”（非利士人）形容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主张以古典文学培养完满人性,以人文学术构成生命力量.这一新人文主义理念由白璧德传递给吴宓等人,促使他们以“不激不随”的态度再造中国文化昌明.综观《学衡》对古希腊的言说,不视东西文化为竞争敌对之物,而是主张“融化新知”.其间吴宓《希腊文学史》更是力求“精确”“审慎”“全面”,虽不免得出比较文学之平行研究式的结论,其学术价值或待商榷,其文化关怀却不应抹杀.
注 释：
①③?輧?輵?訛吴宓：《吴宓日记》（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40页,第504页,第440页.
②罗志田：《中国的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3-90页.
④（美）白璧德：《文学与美国大学》,张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⑤（美）白璧德：《性格与文化：论东方与西方》,孙宜学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35页.
⑥（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7-18页.
⑦?輥?輷?訛?輦?輲?訛?輦?輴?訛?輦?輷?訛?輧?輱?訛?輧?輲?訛?輧?輳?訛?輧?輴?訛?輧?輷?訛吴宓：《希腊文学史》,《学衡》1923年第1期,总第13期,第36页,第48页,第1页,第47页,第40页,第19页,第36页,第44页,第48页.
⑧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61页.
⑨沈卫威先生即指出民国学人在“文艺复兴”路径上的不同思路,见沈卫威：《民国学人“文艺复兴”路径上的“积极”与“消极”》,《南国学术》2015年第4期,第142页.
⑩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2页.
?輥?輯?訛胡先骕：《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学衡》1922年第3期,第2页.
?輥?輰?訛李长林,徐良利：《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古希腊热》,《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
?輥?輱?訛张治：《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103-114页.
?輥?輲?訛胡山源等人1922年在上海成立.“弥洒”取自古希腊艺术女神“缪斯”（Muse,拉丁文为Musai）.
?輥?輳?訛（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页.
?輥?輴?訛拉丁文中的“中世纪”（Medium Aevum）由意大利历史学家比昂多（Flio Biondo,1388-1463）在其著《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中首创,后被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们接受.而英语“Medieval Age”或“Middle Ages”一词则始自19世纪.
?輥?輵?訛该文是奥登为自己编选的《袖珍希腊读本》（The Portable Greek Reader, Viking Penguin, 1948）所写的导言.后以《希腊人和我们》为名收入《序跋集》（Forwords and Afterwords）.参见（英）W.H.奥登：《序跋集》,黄星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2页.
?輥?輶?訛缪凤林：《希腊之精神》,《学衡》1922年第8期,总第8期,第62页.
?輦?輮?訛如杜心源：《“西方古学”的东方面相——1920_—1930年代中国的古希腊文学史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4期.
?輦?輯?訛?輦?輱?訛?輦?輳?訛周作人：《欧洲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71页,第4页,第3页.
?輦?輰?訛吴宓：《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22页.
?輦?輵?訛吴宓：《诗学总论》,《学衡》1922年第9期,总第9期,第1页.
?輦?輶?訛?輧?輯?訛?輧?輰?訛吴宓：《希腊文学史》,《学衡》1923年第2期,总第14期,第2页,第21页,第25页.
?輧?輮?訛亦可归咎于吴宓主编《学衡》工作繁重,又疲于应对人事变故.从《吴宓日记》及吴宓自编年谱来看,他1923至1924年间忙于《学衡》编务,遭遇感情纠葛和亲友去世,又因同道变故和东南大学口字房火灾而起意离开南京,赴上海,访察东北.
?輧?輶?訛吴宓：《吴宓书信集》,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5页.
?輨?輮?訛（美）胡志德：《钱锺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5页.
（责任编辑：谢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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