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田野，走进语言丝绸之路甘肃段语言文化调查活动杂记,本文是丝绸之路类有关学术论文怎么写和田野和丝绸之路和杂记有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丝绸之路论文参考文献：
文 冯玉雷
春暖花开时节,丝绸之路甘肃段语言文化调查活动拉开序幕.这次考察由兰州城市学院副校长、教授莫超亲自带队,参与人员中有高校教授、学报主编、作家、文博工作者、画家、音乐家、民俗学家、记者,涵盖面较广.
此次活动之所以计划从最东头止于六盘山,乃是推想：六盘山既是古今地理重要分界线,也应该是语言文化分界线.语言学教授雒鹏先生赞同此说.
考察地跨甘、宁两省,主要目标在秦安、静宁、隆德、定西等地,但研究范围不止于此,可以借此“钩沉”有关语言文化方面的问题,以供大家共同探讨.
略阳川里有多少个大地湾
4月3日,从秦安县城出发,穿过锁子峡、显亲峡（又名锦带峡）,到鸡鸣三县两市之地莲花镇,东拐即进入略阳川.天气阴沉,云霭低垂,委屈了山间河畔一树或一片争奇斗美的野桃花！
原秦安县志办主任、地方文化专家王文杰先生热心介绍秦安民俗、地望、方言,信息量极大.当他说到略阳川新近发现几处战国墓地及出土的不少金银器时,我眼前一亮,马上联想到略阳川东头偏北的马家塬遗址,它们之间应该有联系.王先生又说这里还发现过碳14测定为距今6.5万年的文化遗址.去年,我们进行第十次玉帛之路（渭河道）文化考察活动时,从陇县翻越关山,又沿清水河上游向西穿过了整个略阳川,感触颇深.这次又从西口进入,浮想联翩.如果6.5万年前的史前文化遗址通过考古研究能够坐实,那么就可以为大地湾文化群的发生提供很好的注脚.大地湾文化不可能突然出现,也不可能孤立存在、发展,而略阳川里不知藏着多少个大地湾！可以推想,6.5万年前这道河川里就有先民生活,并且向北与草原文化交流,向南与巴蜀文化沟通,向东、向西也有交通道路.“得陇望蜀”一词中说是得据陇山,但真正支撑起陇山文化命脉的却是略阳川！仰韶文化以降,到齐家文化,能够向东跃过陇山,这里应该是主要支点！周秦文化的孕育发展,也离不开略阳川.“略阳”的得名目前尚未探索清楚,但陕南有个略阳县,据说是这里的秦人带过去的.至今,两地不少方言仍相通.汉武帝时代,在略阳川蜂腰位置设置了凉州刺史部.这是西汉时期开启的西部大开发的第一个重要基地！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也瞄准了略阳川,其后历代王朝都在川里角逐,可见得略阳川者得陇山,得陇山者得天下,又岂止是“望蜀”！
在大地湾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彩陶,而承载大地湾的略阳川及周边又流传着很多版本,且大同小异的伏羲、女娲传说,还有很多存活在方言和民俗中的文化因子,它们大开大合,有条不紊,共同演绎着华夏文明的历史！何等壮阔！何等浑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易华兄看到我的这篇名为《略阳川里有多少个大地湾》考察手记后,留言说：“6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与近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有数万年空白,并不是连续发展.”那么,为何有数万年空白？又是哪里来的族群填补了古老略阳川的空白？这些都是问题.
突厥语与关陇方言、地名
4月5日,静宁座谈会从晚上8点30分开始,有静宁副县长刘桂香、静宁文化学者马勤祥、王知三及威戎镇镇长强等静宁方面人士参加.中间无茶歇,也无人离会.眼看时间过了10点半,我担心发言者有顾虑,就说：“反正已经到了半夜,大家放开谈吧！”于是,座谈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于晚上11点40分结束.虽然大家都疲惫不堪,但收获不小,感动也不少.例如,77岁高龄的马勤祥老人在介绍搜集整理静宁方言经历时提到“嘎哒麻西”一词,莫超教授立即断定其为突厥语音译词,意为“杂碎事、不利索”.考察前,李树辉先生说：“历史上的秦州回鹘在天水消失,武威曾是昭武九姓的大本营,河西回鹘也多融入汉人中,其语言要素必以‘底层’形式存留于当地土语中.只遗憾课题组成员中似乎没有这一领域的专家.”静宁座谈会中听到的“嘎哒麻西”一词佐证了李树辉先生的观点.第二天,在隆德看到“笼竿城”（又叫陇竿城）遗址,与朋友讨论“笼竿”名称来源,没有结果.我推测它可能是少数名族音译,遂请教李树辉先生.他说,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缘有许多称作“栏杆”“兰干”的地名,系维吾尔语音译,意为“接待驼运商队的客店、客栈”或“驿站”,是历史上设于交通要道或关隘、渡口附近,供传递信息、公文、战报的差役休憩、换骑的场所,亦是官吏调遣、述职、视察途中的休憩场所.每个“栏杆”都是一个独立建筑群,内有马厩、兵丁差役及官吏栖息房舍.“笼竿城”在六盘山脚下,汉朝时期即是重要的“栏杆”,与“笼竿”读音非常接近,其“底色”会不会是“栏杆”？待考.
我还联想到其他有关突厥语的方言词和地名.例如“喀拉”.叶舒宪老师曾在文章中写到塔吉克族老乡出售的帕米尔高原塔河流域玉料——民间称“塔青”“黑青”“墨碧”,他联系到《尚书·禹贡》《穆天子传》所载墨玉,推测从夏朝到周朝,人们崇拜黑色.匈奴人崇尚黑色,中国古书同时也明确记录夏后氏尚黑.南开大学施向东教授在微信中说藏语中“rgya_nag”即“黑夏”,指中国,与夏尚黑、秦尚黑正好匹配呼应.
我国地图上标注有几处叫“黑河”的河流,易华兄认为“黑”应该是“哈拉”“喀拉”连读,匈奴语意为“大”,黑河即大河,黑城即大城.那么,喀拉昆仑山,应该是“大昆仑”？李树辉先生认为“喀拉”“哈拉”为突厥语“qara”音译,本义为“黑”,引申义有“雄伟、庄严、恶劣、坏、粗糙、深”等意,蒙古语系借用自突厥语.“淖尔”为蒙古语“nor”的音译,意为“湖”.黑河可译为大河.
我将这些内容以手记形式发表后,高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万钧先生留言：
蒙古语把“黑河”叫“哈拉苏”,或来自“哈老斯奥”转音,“哈拉”蒙语意为大,“苏”“斯奥”意为水！黑河确实是大河之意,清前汉语无“j、q、x”,只有“g、k、h”,祁连山、贺兰山、合黎山,发音都是“哈拉”,都是大山的意思！古人把音译和意译完美结合,祁者,盛、大也,连者,不绝也,祁连山就是“大山”的意思！
另：汉置河西四郡,酒泉郡下辖福禄、表是、天依、会水等九县,“会”水在汉文典籍里被训为“众水所会”,但考蒙语发音,至今金塔一带被称为“会森土鲁盖”,“土鲁盖”意思是戈壁,据此可知,会水县名也是音意译相统一的完美翻译！
与玉有关的地名及文化
《禹贡》中的雍州在西北,大致与崇尚玉器的齐家文化分布区重合,现代学者研究表明,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分布范围内存在着丰富玉矿,甘肃武山、积石山、马衔山、祁连山、马鬃山等地都有玉矿发现.《禹贡》：
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在忽必烈命人编纂的最早汉蒙辞书《至元译语》“珍宝门”中,“玉”为“赤老温”.据学者研究,蒙古语“赤老温”连读就是《魏书·官氏志》中鲜卑氏族名“丘林”“出连”和“秋龙”,《禹贡》中的“球琳”就是它们的对音.元初蒙古语“玉石”还与《禹贡》一致,但在明生了变化,汉蒙辞书《华夷译语》《鞑靼译语》《登坛必究·译语》中的“玉石”成了“哈石”“哈失”“哈四”.2015年5月底,我经过乌鞘岭时,看见路牌上有“哈溪”地名,打电话请教新疆社会科学院的蒙古族学者,得知其意为玉.当时我就联想到白银境内的“哈思山”.“哈溪”“哈思”都是蒙古语中的“玉”.也就是说,“雍州”产玉之地远不止一处.
“于阗”藏语意为“产玉石的地方”.见诸于史书最早的“于阗”是《史记·大宛列传》所载的“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后,《汉书》《三国志》《魏书》《北书》《隋书》《新旧唐书》等都记作“于阗”.清初改为“和阗”.1959年,又改为“和田”.《唐书·西域传》载：“于阗或曰瞿萨旦那,亦曰涣那、曰屈丹,北狄曰于遁,诸胡曰豁旦.”“唐言地乳,取其俗之雅言也.俗语谓之汉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又称：“瞿萨旦那国,周四千余里,沙碛大半.”喀拉喀什河与玉龙喀什河会合后始称和阗河.《魏书·于阗传》记喀拉喀什河为“达利水”,《五代史·玉阗传》记作“乌玉河”,《西域图志》记作“哈喇哈什河”,《新疆识略》记作“哈拉哈什河”,《西域同文志》释“哈喇,黑色也,河中多产黑玉,故名”.“哈喇哈什”“哈拉哈什”为古突厥语,维吾尔文为“Karakax”,意为墨玉.“玉龙喀什”意为绿玉；玉龙喀什河位于今和田市与洛浦县交界处.
李树辉先生认为“哈石”“哈失”“哈四”应是对古代突厥语克普恰克方言“qas”的音译,“哈溪”则当是对乌古斯—葛逻禄方言“qash”的音译.
昆仑、西王母、黑色、玉等重要文化符号在人类文明长河中若隐若现.或许,经过学者们的艰苦探索能够还原它们的本来面貌,各种文明交汇发展的脉络也将厘清！
关于敦煌名称来源的通信
《山海经》之《山经》第三卷《北山经》记载：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枬,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其中多赤鲑,其兽多兕、旄牛,其鸟多柝鸠.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无草木,多青碧.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名曰窥窳,其音如婴儿,是食人.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其中多魳魳之鱼.食之杀人.
徐客在《图解山海经》中认为敦薨山为今河西走廊北端之马鬃山；李正宇先生在《“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论“敦薨”即“敦煌”》（《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山海经》所载“敦薨之山”即党河发源之党河南山,而“西流注于泑泽”的“杠水”“匠韩之水”及“敦薨之水”是疏勒河干流及其两条重要支流榆林河、党河.“敦薨之水”即党河.关于党河名称之演变,李先生在文中说：
乾隆皇帝《阳关考》及常钧《敦煌杂录》与《清一统志》等皆以为党河即高居诲《使于阗记》之都乡河；王国维先生进一步释党河之“党”为“都乡”之合音.盖不知“都乡河”本是党河在敦煌城西分出的一条灌溉干渠；又不悟“党河”为蒙语“党金郭勒”之省音汉译,从而将党河误释为“都乡河”.
李先生考证“敦煌”应是大月氏语旧名；又据音韵学知识考证“敦薨”与“敦煌”同音异字：
《唐韵》《广韵》《集韵》《类篇》《五音集韵》及《韵补》等书皆载“煌”字一音“胡光切”,音huāng（煌）；一音“呼肱切”,音hōng（薨）.
表明“煌”字确有“huāng（煌）”、“hōng（薨）”二音,为“煌”“薨”二字音通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进一步证明“敦煌”即“敦薨”.文中又考证：
清康熙年代地理学者储大文就曾指出“汉敦煌郡,因敦薨山名”.（见储大文《存研楼文集》卷8《取道》）,近年,学者继有探讨,或谓“敦煌”语源为“桃花石（Taugas）”的对音,或谓“吐火罗”的对音,或谓羌语“朵航”（义为“诵经地”或“诵经处”）的对音,或谓即《禹贡》之“惇物”.王宗维先生亦尝疑“敦煌”为“敦薨”之变音,惜未进一步揭示“敦薨”与“敦煌”同音互通之理,却推测“敦煌是族名”,即“敦薨族”.“敦薨族”之称,史所不载,据张骞之言,知其族实为“月支”,“敦薨”应属月支语.至于“敦薨”一词含义若何,尚有待后之达诂.
《山海经》之《山经》第三卷《北山经》记载：
（松山）又北百二十里,曰敦与之山,其上无草木,有金玉.溹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泰陆之水.泜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彭水.槐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泜泽.
徐客《图解山海经》记载：
依据山川里程推测,此山应在今河北西部.
敦煌马圈湾出土汉简中提到“敦煌”二字,写法与今相同.我还曾看到过有写作“燉煌”的.这是不是进入东汉或玉门关东移后才加了偏旁“火”？那么,为什么要加？
1752年,《汉燉煌太守裴岑纪功碑铭》被征西大将军岳钟琪在巴里坤屯垦时发现.《后汉书》未记裴岑公元93年击呼衍王事.裴岑时任敦煌太守,不可能无缘无故在“敦”字边加一偏旁“火”字,可见当时“敦煌”都写作“燉煌”,据此,敦煌当为少数民族（羌？）语音译.至于后来应劭记作“敦煌”,可能是取谐音而略改；之所以改“燉”为“敦”,在于书写简便,字形、寓意均好.
反证之,是否正因为“dunhuang”写法不同,才证明了音译时借用了同音不同形的字？这真是个有趣的话题,以后多加留心,收集些资料,探讨.
2016年12月12日晚上8点36分,李正宇先生发来邮件：
玉雷先生：
1994年以来,我与多识都曾是甘肃省政协委员,因而相识,也多有往来.曾讨论过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悉董萨部落”问题,但未讨论过“敦煌名义”问题.至于认为“敦煌”出自羌语,李得贤《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他》曾有此说,以为是羌语“朵航”的对音,义为“诵经地”或“诵经处”（李得贤文刊于《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您说多识以为敦煌乃羌语之“音译”,义为“北部”“上部”.我不懂羌语,不知羌语敦煌之“音译”读作何音.“敦煌”古音读作“tunhuang”,李得贤所说“朵航”,显然是“敦煌”的近现代读音,与汉代“敦煌”古音不同,故不可取信.今多识教授所说羌语敦煌读音若何？可与“敦煌”的汉代古音相合否？换句话说,多识所说的“羌语”是什么时代的,可与汉代读音相通否？须请多识先生释惑.
李正宇谨复
2016-12-12
我于12月13日上午回复：
李老师好！2013年9月,我在天堂寺拜会多识活佛,他说了很多个古羌语（与古藏语有关）的汉译音词；因为不懂音韵学,因此,未敢深入研究.今年6月考察党河源头,盐池湾,写文章涉及到这些问题,多了些探索；关于《山海经》所记“敦薨”,之所以一直未触及,也是因为不懂音韵；偶然发现先生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论“敦薨”即“敦煌”》（《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非常兴奋：可惜我*的《敦煌研究》正好没有2011年,就没读到先生大文.看到您的文章,才知道樊锦诗在演讲中引用的就是您的观点.
我与先生目前观点相异处,唯在“敦煌”源于月氏语还是羌语.不知道月氏语与羌语有什么关系？
下面是我文章中的部分,发给您,请指教！（此处略）
冯玉雷上2016-12-13
2016年12月13日晚上李正宇先生来信：
玉雷先生：
1.“当”“党”“当金”“党金”“丹增”与“敦煌”读音互不对应.敦煌古音“屯黄”.
2.况且羌、蒙藏语之“当金”“党金”“丹增”,早不过唐代（“丹增”）甚至晚到明清（“当金”“党金”）,而战国及西汉时已有“敦煌”之名.不可拿后世词语比附古词语.
3.“敦煌”之“敦”作“燉”,并不始于东汉（如裴岑、应劭）.司马迁《史记》中已有之.如《史记·匈奴列传》：“是岁,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又《史记·大宛列传》“燉煌”出现四次.
李正宇
2016-12-13
我于12月14日早晨回信：
尊敬的李老师：
您好！认真拜读来信,非常感谢百忙中不吝赐教！
您的所有观点我都没有疑议,而且觉得这是目前最客观、最接近事实的论点.
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到音韵学,而我对此一窍不通,故而对相关问题无法深入研究,也不具备对所有观点进行甄别的能力.之所以涉猎,主要是根据宏观了解,推测“敦煌”一词可能是民族语言音译.关于您的复信,我谨解释如下：
1.多识教授2013年9月所说,“敦煌”是古羌语演变、转音结果,但不可能是直接对音.这个问题,如果您有机会与多识教授见面探讨,或能更有收获.毫无疑问,用音韵学专业知识记录古音（或者推测的古音）要远远比现代汉语来代替要准确.但是,我没有能力用专业记录方法来记录,大概是我记录方面的问题；多识教授说法应该比较可信.多识教授另外一种身份是活佛,佛教讲“不妄语”；他这样说应该有证据,是慎重思考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我不具备判别能力的情况下引用此观点并撰《敦煌六章》在《丝绸之路》（2016年16期）文化版发表.
2.“当”“党”“宕”或许都是古羌语同一转音.这是我个人推测.
3.“党金”“丹增”属于藏蒙语言合成词,即“党”“丹”为藏语,而“金”（果勒）是蒙古语,后来又有藏、蒙、汉三种语言合成词的现象.这方面的知识是请教了新疆社会科学院才吾加甫研究员——他是土尔扈特人,懂蒙古语.
4.月氏语与羌语或其他相关民族语言之间是否也存在类似混杂现象？例如,现代词语“吉普”之对译英语“jeep”,还要加上车,叫“吉普车”.
5.汉朝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烧当羌及当煎、当阗、封养、钟存等羌族诸部落是否与多识教授所说古羌族“党”部相关？
6.关于马圈湾汉简和裴岑碑所记“敦煌”“燉煌”问题,之所以没顾及《史记》或相关文献,是考虑到出自敦煌本土（或相当于本土,例如裴岑碑虽然不在敦煌,但裴是敦煌太守）的文献——第一手资料最可靠；而内地学者在引用材料时有可能会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先生所列证据表明,两汉时期“敦煌”“燉煌”可能都在使用,后来才逐渐统一使用“敦煌”.
7.我可能没有表述清楚,我打算说明裴岑时期正在使用“燉煌”,而不是说从“敦煌”改为“燉煌”；我仅仅疑惑何以马圈湾汉简几乎全部记作“敦煌”,而后来却又变成“燉煌”？我要表达的本意是：敦煌作为郡名,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错误,就像现在不可能把甘肃写作“甘苏”“干苏”之类.
8.昨天才看到先生大作,实在遗憾！先生大文,乃是纠谬校偏之力作！可惜,2011年之后还是有学者按照应劭的观点解释“敦煌”,人云亦云.
先生积淀深厚,广学多闻,不胜敬仰！对玉门关、河仓城等问题纠谬校偏,功德无量！关于敦煌名称问题,我感觉您之大作已经说清楚了,唯一一点,“敦煌”最早究竟是月氏语音译还是古羌语音译,原义是什么,不管有无确凿证据最终能厘清,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类似语言、文字消失或变为死文字的现象也不少.
非常感谢先生多次赐教！真诚感谢！
晚辈后学冯玉雷敬上
2016-12-14
2016年12月31日早晨8点10分,与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等到西北民族大学参加“丝绸之路民族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甘肃省历史学会第25届年会”.去了才知道被安排发言,便打车回单位,充实并改成《有关敦煌文化的两个关键词：玉石（玉门关）、敦煌》一文,大会宣讲.本来寄希望于专家,引起争论,因为会议时间紧张,取消讨论环节.茶歇时,李并成先生介绍谭世宝、王宗维两位先生的文章.他认为汉朝要向西开拓,如同“武威”之类取名模式,取“敦煌”者,就是“要将汉朝盛大辉煌的经济文化气象照亮西方愚昧的天空”；这也能解释通.但能解释通的未必就是历史事实.存疑.
李正宇先生德高望重,才学深厚,硕果累累.我非常尊重他！这次关于敦煌名称的来源问题连续几次通信,更见先生严谨之学风.征得先生同意,将通信内容发表.
这次考察过程中,我不断与新疆社会科学院李树辉研究员通过微信互动.他认为从“敦煌”一名出现的时间和当地的居民来看,似应为月氏语词（即古印欧语词）.岑先生的构拟,在今天看来已难成立.现今学术界多认为其系“toghri”（吐火罗）的译音.他说：“现今若羌和吐鲁番地区有一些维吾尔人自称duhanlikh（敦煌人）,均是解放前后由敦煌移居当地的汉人后裔.”
方言,能够延伸多深多远
这次活动以方言调查为主题,考察至六盘山.广义六盘山是近南北走向的狭长山地,山脊海拔超过2500米,横贯陕、甘、宁三省区,南段称陇山,最高峰米缸山海拔2942米.其北侧第二高峰亦称六盘山,海拔2928米,也是狭义六盘山,山路曲折,须经六重险狭盘道才能到达顶峰,故名.《丝绸之路》杂志社与中国甘肃网联合举办了玉帛之路关陇道、渭河道两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后来制作两期考察专刊.诗人、作家毛锜先生是陕西咸阳王陵原人,他看到我们的考察文章后,欣然写信说看到《滚滚渭河水,冲荡华夏开》后,才明白家乡人何以将“渭河”读作“（yu）河”“孵鸡雏”说成“抱鸡娃”.
2017年4月6日上午,语言文化考察团穿越长达近10公里的六盘山隧道,抵达六盘山东侧的古老驿站和尚铺,接着考察瓦亭古城和弹筝峡.三关口古名弹筝峡,又称金佛峡.瓦亭在三关口北.商周时期,六盘山一带是戎族活动区,《中国历史大辞典》乌氏条下记：
乌氏,古族名.西戎八国之一.春秋时活动于甘肃泾川、宁夏固原至甘肃靖远一带.
乌氏县条下又记：
本乌氏戎地战国秦惠文王置.治今宁夏固、原县东南.属北地郡.秦乌氏倮以畜牧及与戎王交易致富,始皇令比封君.汉属安定郡,北魏废.
时称六盘山为乌山,称颉水（流经瓦亭峡的河流）为乌水.《汉书·地理志》说：“乌氏……都庐山在西,莽曰‘乌亭’.”据此知王莽改“乌氏”为“乌亭”,东汉又改为“瓦亭”,沿袭至今.六盘山是义渠戎、犬戎、乌氏戎等游牧民族及中原王朝角逐的军事、交通、商贸要地,而瓦亭总扼全域.据有些专家考证,瓦亭城可能是秦汉时期的萧关城,公元前166年,北地郡都尉孙卬在抗击匈奴战争中阵亡,司马迁曾专门凭吊萧关.公元25年,班彪特地到萧关古战场考察、凭吊.汉代以后因忌讳萧关之役,称为瓦亭关.隋朝在瓦亭城设陇山关,唐朝先后设置木峡关、石峡关、石门关、六盘关、制胜关、木崝关、驿藏关等“原州七关”,其中驿藏关就在瓦亭城.
萧关方位向来有争议,待以后详细踏勘、考证.
4月7日上午,考察团经过六盘山西侧的杨家店到达六盘山顶.登临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顶部平台,可远眺六盘山东、西两条在深沟中蜿蜒伸展的盘山道路——312国道,山下还有101省道、银（川）平（凉）公路通过.两天考察,终于对丝绸之路北道（萧关道）在宁夏境内走向有了直观印象,同时也对发源于六盘山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葫芦河发源于宁夏西吉县月亮山,上游曾有西瓦亭（现将军台）,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作“瓦亭水”.将台堡位于葫芦河与马莲川河交汇处的东岸,古称西瓦亭,最早筑于秦昭襄王时期,历代都有所修建.战国秦长城在此向东转折.
与胡政平兄在瓦亭城推测这可能是误记,或者是瓦亭地理概念西越六盘山到了葫芦河.4月7日上午参观红军纪念馆时,果然在地图中看到西瓦亭地名,欣喜！
葫芦河上游宋朝时称武延川.宋与西夏对峙,特在六盘山西侧笼竿（又叫陇竿）川设德顺军,军城遗址尚在隆德城关.城北象山有三座互相照应的烽火台,城南凤凰山制高点有汉朝烽火台,可见该川道历史文化之久远.
发源于清凉寺的渝河流经隆德,直通静宁,汇入葫芦河.这段川道（可能就去是文献所记载的笼竿川）长约40公里,其中有多处前仰韶、仰韶、马家窑、齐家等史前文化遗址.
葫芦河在静宁境内滋养威戎川,形成一川史前及“史”后文化,然后在鸡鸣两市三县之地莲花镇接纳流过略阳川的清水河,后在三阳川入渭河.
每条水系都哺育一川文化,绵长久远,意义非凡.在文明发生、演进的漫长历程中,各川道远古居民应该有联系和交流.齐家文化向东越过陇山就衰微.目前发现最东边的齐家文化遗址就在陇山之东的陇县.语言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洗练、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化信息.当年,在陇县生活的齐家人通过怎样的形式与广河齐家人交流？他们有着怎样的方言？其成分是否还顽强地存在于广河话、定西话、秦安话、静宁话或者隆德话中？或者在历史文化演绎进程中通过水陆交通传遍大江南北,至今仍显现着古老的生命力？它们最远能延伸到大地湾文化时期或者更远吗？
此次考察,从语言角度探析历史文化嬗变,很有意义！
此文点评,此文为一篇适合田野和丝绸之路和杂记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丝绸之路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丝绸之路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乡音土语传文脉丝绸之路甘肃段语言文化调查活动静宁座谈会发言摘录
冯玉雷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总编,作家王知三甘肃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关陇民俗研究会执行理事长马勤祥原静宁县政协副主席,静宁方言专家王小龙静宁县文广局纪检书记莫超兰州城市学院副校长,教授胡政平甘肃省社会科学.
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战略构想
宋圭武（甘肃省委党校,甘肃 兰州 730070）摘要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笔者认为,甘肃可采取如下发展战略在区域建设层面,应坚持增长极带动战略；在要素建设层面,应坚持人才优先战略；在基础建设层面,应.
丰富课堂形式，提高语言学习效率
摘要汉语言是汉文化的载体,同时汉文化也影响着汉语言的变化和发展 因而,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汉语教学非常重要,引导学生了解和认知汉文化可以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提高汉语学习效率 进行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研究,以期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