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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想当医生,结果继承家业说评书
我家是世家,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下九流”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确实心酸.我生在天津,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我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给人敛钱.一段书三分钱,“捧场了捧场了”,就这么喊.人家爱给就给,不给钱也没辙.当时我心里觉着,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我可不愿干这个.
解放后我也大点儿了,想的是念书考学.1953年高中毕业,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我想当医生,穿个白大褂,戴个听诊器,往屋里一坐,多绅士啊,起码不受风吹日晒.可是赶上得场大病,上不成学了.家里人说,你还是学评书吧.虽然我那会儿不会说评书,对这门艺术也不感兴趣,可是因为家里的熏陶,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说书的,所交的朋友大部分也是搞曲艺的,说评书的、唱大鼓的、说相声的,他们每相聚在一起,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第二年,我就拜了李庆海为师,并和师父去了营口演出.按辈分我师父是庆字辈的,我应该是田字辈的,从此单传忠改名叫单田芳.我就开始每天跟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他说《小五义》,他在台上说,我在台下记录,到了晚上师父开始给我上课,教给我说评书的要领,以及表演人物的技艺.如果我没记错,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1956年大年初一第一次登台表演,到了1957年,我已经成小红人了.
四海为家苦漂泊,44岁重返舞台
刚解放那会儿,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打心眼里高兴.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辽宁鞍山定居,说书也算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低贱了.这辈子两次新生,全国解放算头一回.要说第二次新生,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成为“现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农村.
四年多在外边漂流,做梦也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还在外边漂着呢,是有朋友告诉我,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有说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这词,古书里边有,现如今不可能.朋友说不骗你,党给做主了.
1978年,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共计八千多块钱.那年,我44岁,重返舞台.
嗓子动了三次手术,满嘴都是假牙
要说我这嗓子,也是在那会儿落下的毛病.因为落实政策的事,一直迟迟不能解决.着急上火,我的嗓子出了问题,几乎说不出话来,吃了很多治嗓子的药也不见功效,右耳朵也聋得不行.后来,又忙着恢复茶社,成立新的书曲队,着急上火嗓子坏了,耳朵聋了.动了三次手术,我的嗓子变成了现在这样.
“”的时候,我的牙齿被打掉了几颗后,牙就疼,从来没有间断过,开始戴牙套演出,结果掉颗牙就得换个牙套,得适应很长时间,刚合适了,别的牙又开始松动了,又得去拔牙换新牙套,作为一个评书演员,主要靠的是嗓子和牙齿,牙出了毛病,对我来说是个大的威胁.到了1984年,我一狠心把满口的牙都拔掉了,换了一口假牙.俗话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这些年来,我一直跟我的满口牙做斗争,总是忍着牙疼,说书录书,或到各地去演出,满口假牙安好之后,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折磨和痛苦.
日均一亿观众收听,全在自家录制
说书这行当,到改革开放以后,又是新局面.书还叫评书,说法不一样了.我的理解,在茶社里说书,面对观众,有随意性,随便动弹动弹,说点车轱辘话,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电台不行,电台要求简洁明快,没有观众.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要求更严格.
开始不适应,录音的时候,面对麦克风,空无一人,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怎么整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俩监听的,还有个主任,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们当观众,他们也是人,我在里边说,看外边他们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们龇牙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说住,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书录得更勤快了.开始是到北京电台去录,后来我自己办公司,租用录音室,一来费用较高,第二个,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有时候堵车,急死也过不去.我一看,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墙上贴隔音板,地上铺地毯,麦克风买好点的,门加厚点关上,我在家也能录.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睡不着啊,工作积压在一起,全国四百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起来满天星斗,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看一遍闭上眼睛,这故事怎么回事,哪是重点哪该删掉,心里都有了数,打开机器就录.
这些年下来,要说哪儿是家,真是个难题.如今我人和户口都在北京,公司事业也在北京,在北京工作16年了,北京就是我家呗.北京郊区,尤其怀柔那边,可玩的地方太多了,我说还出国溜达什么啊,哪儿也不如北京好.
这辈子最崇拜英雄,感叹人生就是熬
我要是不说书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评书是传统艺术,后继有没有人,是个问题.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其实并非如此.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那些小县城里,说书人很多,只是还没什么名气.现在都讲究品牌,电台、电视台也一样,放单田芳的评书,听的人多,就有企业愿意拿钱做广告.
最近两年我倡导“红色评书”,想的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建党九十年,咱们应当说说新中国来之不易,说说这些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这想法出来,好多人都支持,正琢磨头一个讲谁合适呢,遇上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她是长征时候最小的战士之一,给我讲她的经历,讲她的父亲,我很受感动.关于贺龙的书很多,我翻了很多,整理出来,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录了三百集《贺龙全传》.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一直到受“”迫害致死,都录下来了.
从《三国》《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说到红色经典,书里有这么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这一辈子下来,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扶困济危雪中送炭,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我现在写本自传,取名《言归正传》.说了一百多套评书,老是别人的故事,到这儿言归正传,说说自己.从日本人、国民党那年代过来,经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让年轻人多知道点老一辈的个人史,我觉得还是有益.动笔太累,我还是习惯说书,口述着录下来,让助理整理成文字,有30多万字.完了我一看,人生其实就一个字：熬.
（摘自《新京报》武云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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