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书写的意义和价值,该文是中国古代类有关论文例文跟书写和古代和价值类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中国古代论文参考文献：
人类的行为皆因一定的目的而产生.“书写”活动看似简单,实则其功能意义内蕴丰厚,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文化J陛.本文就是对中国古代“书写”活动的意义作一研究和探讨.
书写的目的性显示了书写者自觉.文字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使用,“书写”活动的意义就在于将这些纷繁复杂的内容“显示”出来、“存录”下来,以防止人类的失忆.
书写的直接目的是显示文字,文字的功能与书写的功能是一致的,正如张怀璀《文字论》中所言：
字之与书,理亦归一.因文为用,相须而
成.名言诸无,宰制群有,何幽不贯,何远不
经？可谓事简而应博.范围宇宙,分别阴阳,
川原高下之可居,土壤沃瘠之可植,是以八
荒籍矣.纪纲人伦,显明君父,尊严分别而
爱敬尽礼,长幼班列而上下有序,是以大道
行焉.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
业者,莫近乎书.‘’,
文字是“六艺之宗,王教之始”“书写”使得“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国家的统÷与治理、帝王的政令与传达、官员的擢拔与贬谪、各民族的凝聚与团结、各种规章制度的起草与拟定等等,都离不开文字的书写.秦始皇初灭六国统一天下,诏令下达至桂林,竟无人识读,可见当时文字异形之严重.于是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与统一,即制定“书同文”政策以实施政令的畅达,从而稳固秦之政权.汉丞相萧何重视秦文书的行为等,皆主要是基于为政管理的考虑.东汉王充评价萧何入秦收拾文书之事,曰：“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以文书御天下,此说提供给我们两方面的思考：作为丞相萧何,之所以重视前朝所留下来典籍、文书,是基于政治家管理国家需要方面的考虑；作为评价此事的王充,对文字“书写”承载的内涵及其所发挥的强大实用功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荀子,王制篇》云“君者,善群者”）,管理国家需要大批的官吏,而中国的官吏和“书写”渊源有自.据《周礼》所载,“周之典册,皆史所为”.可分为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五类,“《周官》太史掌邦法,内史掌八枋（即掌王之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等,是王的辅佐,掌王命）,即法律之学所从出也”旧.可见史职几乎等同于吏职,书写和管理紧密相关.宋《宣和书谱》中《制诏告命·叙论》亦曰：
昔者帝王坐法官,垂衣裳,不出九重深
密之地,使四方万里朝令夕行,岂家至户晓
也哉？以吾有庆赏刑威之柄以驭之而已.故
其目则有日制、日诰、日敕牒者,是其所操
之柄耳.盖上之所以命下者或不一,于是制
以扬之,诰以告之,诏命敕牒以行之.岂特
中国然耶,殊方异域皆由此治.
面对地域辽阔的国家,为更好地贯彻国家、帝王的命令“书写”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而“制”“诰”“敕牒”等皆是以文字“书写”的形式显示以上驭下、行使国家管理的行政手段和方式. 试看苏轼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的两则制敕.如《左侍禁李司可供奉官》：
敕.蠢尔裔夷,凭蛤窃发,不时讨击,何
以惩艾.尔能奋命,破走靖边,何爱一官,以
劝吏士.可.㈦
如《乔执中可吏部郎》：
敕具官乔执中.士知爱身则知爱君,知
驭民则知驭吏.故端静惠和之士,施之内
外,无适不宜.朕察汝久矣,今自部使者,入
为天官属,无易其守,以称朕命；可.
可见,苏轼所任职事就是以皇帝的口吻代皇帝而书,下达朝廷对官员的任命.
总之,“书为言立征”‘”,.《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皇甫谥曰：“黄帝使仓颉造文字,记言行,策而藏之,名曰书契.”[12]当有关国家政务管理法律制定等内容被“书写”下来,记录在案,就具有了契约性.
中国历史上那些浩如烟海的史籍著作、各种文献文本资料的形成,都与中国古代文人书写密不可分.所谓的“时代观点、历史观点、个人观点”,会因着主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不同.但无论赞许认可与否,文人们都会借助手中之笔“书之”、记之,又形成了新的历史,使学术研究得以承接.
“书写”与学术传承关系密切.诸子之学的兴衰亦如此类,孟子曾言“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归墨”,显见一时盛况,而后竟泯灭.为此,清俞樾发出感慨,“唐以来无-人能知墨子者.传诵既少,注释亦稀”,“阙文错简,无可校正’,而墨学‘尘霾终古矣”）.这里的注释也好,校正也罢,皆需要“书写”来完成,“书写”过程是不可逾越的.只有书写出来的才是“信史”,才可能被征考.
文字的书写一般来讲都是基于一定之用,特别是在信息交流手段相对落后的古代,人们之间的书信交往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将文字书写于壁是唐宋时期重要的人际沟通手段,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按罗宗涛先生的总结,“诗人题壁,其目的就在于传播”‘“,.书壁作为文字显示的表达方式,将人们想说之话、欲办之事、来往行踪、思念之情,牵挂之语等内容得以彰显,实现了书写的传达功能.
宗教的传播离不开文字的书写.无论是自两汉才传入中国的佛教,还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都在人们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普泛的影响.大规模的翻译佛经、抄写道经,使佛教、道教的经义广泛地深入人心,引发了人们的兴趣.佛门弟子及俗家弟子们抄写佛经的热情来自佛陀的许愿与寄寓：
凡愿由经咒获得力量,必须抄写七十七
遍,置于经幢,诚心供养.……诵读此经
咒,有九十九万佛.凡虔诚诵读者,其罪恶
将被蠲免.
由此他们更加虔诚地“抄写”佛经,—方面希冀通过抄写佛经而带来福祉,另—方面在客观上也使佛教思想得到更大面积的传播.
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有竹简七百多枚）,内容包括《缁衣》《五行》《老子》《太一生水》等先秦儒、道两家的典籍与前所未见的古佚书共十八篇.上述这些宗教经典书迹的产生与传播皆离不开“书写”,是“书写”活动使得宗教教义得到了极大范围的传播,使教义更加深入人心,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生产实践,对人们的思维、心理等都产生了重大的触动.
“书写”作为沟通人际交往的工具,在讯息科技不太发达的古代社会生活中尤其显得重要.诚如唐张怀瓘所言．“及夫身处—方,含情万里,揉拔志气,黼藻精灵,披封睹迹,欣如会面,又可乐也,,“或四海尺牍,千里相闻,迹乃含情,音准叙事,披封不觉欣然独笑.虽则不面,其若面焉”）.所以,在日常生活友朋交往中对于会书写的文人来讲,见“字”如“面”,他们常借文字书写表达感情、沟通讯息.北宋时期的欧阳修与梅圣俞经常在一起聚饮赠和,品尝奇珍美味,他们也常常以书记之.如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知开封庶因梅圣俞寄银杏来,而有《梅圣俞寄银杏》之诗：“鹅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鸭脚虽百个,得之诚可珍.问予得之谁,诗老远且贫.霜野摘林实,京师寄时新.封包虽甚微,采掇皆躬亲.物贱以人贵,人贤弃而沦.开缄重嗟惜,诗以报殷勤.）他们的诚挚友情,正是通过文字的“书写”才得以记载.
又,苏轼在贬谪惠州时,境遇困顿,常处衣食窘迫之态.时循州太守周彦质常常送桃、荔、米、酒、粟等救济苏轼,因有诗为记：“蔬饭藜床破衲衣,扫除习气不吟诗.前生似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未敢叩门求夜话,时叨送米续晨炊.知君清俸难多辍,且觅黄精与疗饥.”[1.）借助着文字,苏轼书写了他对朋友的感念之情.
以上诸如此类的日常生活体味、友朋交往的简札和诗句,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文集中俯拾皆是,书写原本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书写”的价值是巨大的,从根本上说“书写”具有当下价值,即当时书写的时效性,同时书写的字迹若得以流存就还兼具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书写活动的价值有着诸多方面的体现.法国的著名学者德里达在其《书写与差异》中说：
……书写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声音描
绘”（伏尔泰语）,它创造意义并把它存录下
来,把它托付给一个雕刻,一条槽纹,一块
浮雕,一块能无限相传的平面.
把文字“书写”下来让它存录“意义”,让“意义’、让文字显示的内容垂久行远,这既是文字的功能,又是书写的目的,这也是书写的价值.“书写”作为一种“运动”或“行动”,其目的在于显示汉字,显示汉字的“过程”是书写,“过程”的结束也正是“目的”的实现.“书写”作为一种实践、一种“行为”,总是表现为书写者理性的自觉,总是在实践中、“行动”中实现显示汉字的目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书写”的功能及意义.
所以,我们的国家管理因“书写”而变得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我们的学术文化因“书写”而得到了绵延不绝的传承,我们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文化知识因“书写”而愈集愈丰、包罗万象,而“书写”又使得因时代久远不能谋面的人们的思想、情感能够跨越岁月的鸿沟达成共识、产生共鸣,使不同时代的字体、书体形态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历历在目.也就是说,因“书写”而产生的文化价值以及“书写”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是视而可识、察而可知的.
书写的价值和书写的功能紧密相连,但又不完全一致.如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我们今人多重其史学价值、文献学价值,而其当时主观为治国编写宝典的目的已发生变迁,对此梁启超先生说：“《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知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竟忠以事上者所宜必读也.”[22）可见,价值的评价是随着事过境迁会发生变迁的.所以,一般来讲,功能倾向于事物本身的使用,含有一定的时效性,价值则多倾向于事后评价,多有衍生之义.既有社会性又有文化性,且多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即便是面对着同样一段文字记载,也会因研究者主体所关注的角度、层面、领域等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价值阐释.
中国很早就有史籍,如《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11）“史”的职责就是“书之”,即“书写”之意,为动词.记言之史,称为《尚书》,可见“书写”活动完成,言语变成可视之文字、史料.我国最古的史籍是《史记》,吕思勉先生认为,“有历史的材料是一事,有史学上的见地,又系一事”[2刮.笔者认为,此话或可借来一用,即“书写”者的主观目的会随着时代久远、事过境迁而使“书写”出来的产品的价值发生转移与变化.但就“书写”记录而言本身就具有史学之价值.如宋范镇曾言“予尝与修唐史,见唐之士人著书以述当时之事,后数百年有可考正者甚多”,说明他以明确意识到“书写”记录的重要性.书写行为亦是有史料价值.
“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而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唐刘知几谓“史官备于周室”；柳诒徵先生认为“历代之书,莫备于《周史》”[2旬；清末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中对周代史官之学术如是说：
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
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
《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
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
《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者也；
《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
时以诏王者也.
由以上诸种说法我们可知,“六经皆史”不虚矣,“史”和文字的书写活动密不可分,最早是诸职官的统称,又细分为不同的职司,有不同的“史”官去担任,掌管不同事兔而这些职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书写”.那些书籍皆是由“史”通过整理、记录、采编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书写”是功不可没的.史的最初职责就是记事,若没有各种“史”的书写活动也就没有《六经》的诞生,当然更不可能成为后世学术之渊源,诚如柳诒徵先生所言“文字之功用有二,通今及传后世.
在中国历代钟鼎彝铭、石刻、碑版纸张等书写载体材料上文字之迹,若从字体上划分,有古文、篆、隶、楷、行、草各种字体的不同.在这些字体的使用过程中保存了数量相当大的别体字反映了当时人的文字使用情况,具有重要的文字学方面的研究价值．很多研究金石学方面的著作也记录了相关的一些碑别字的写法,如方若的《校碑随笔》,启功先生编写的《碑别字新编》等.秦公、刘大新在前人基础上辑《广碑别字》收入碑刻中的别体字字头3450余个重文别字21300余个O这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至于书法,临摹古代碑刻拓本更是习用的方法,从《石鼓文》到汉隶,到魏碑,到楷书、行书、草书,可说各体俱备.历史上又有许多集刻法帖,容庚《丛帖目》有系统著录,大都是为书法临摹之用.
文学创作也依赖文字的书写.张怀璀《书断》中就说：“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正因有了“书写”活动,文字的功能才有可能发挥,从而它的价值才得以更好地体现.尤其是著名诗文家在“书写”活动中所产生出来的妙词佳句,虽然诗文家们大量的手书墨迹已不可重见,但正是因着文辞的美丽、深邃、富于哲理等优长,被喜欢文学的人们所传执誊录,使得优美的文词内容得以存留千载,广为传诵,从而使它的文学价值得到极大的体现.
岁月更迭,历史变迁,大量的手书墨迹尽以不存,更多的是存留着文本.如宋仁宗诏令大臣修撰《新唐书》之时,大臣曾公亮所上表的言奏：“惟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兴衰治乱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美,宜其灿然,著在简策.”[2’）直接点出“书写”对于保留历史的重要功能,它所产生的历史价值也触目可见.又如,《汉书》卷六十《杜周传》中记有—段杜周的答客问：
客有谓周日：“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
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
日：“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
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我在此引杜周之言是想说明：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些法律条文不很健全,有些“律令”等形成于过去官吏判过的判“狱”案例的载录之词.过去的“书写者”对他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人、物、事的“书写”记录,—旦存宜吓来便会被后人引以为证据,从而又附以更多的含义,尤其是作为正史的记录具有权威性.即便不是“信史”,只要是历史上的“记载”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书写”的价值,除了因其记录的文字内容所产生的史学价值、文字学价值、文学价值、文本价值外它还有作为一门技艺的价值.诚如唐张怀瓘之言“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世之贤达,莫不珍贵”,“书法”的直观性显而易见.翻阅中国书法史图录,上面存录着不同时代的历史遗留的珍贵之作．篆、隶、楷、行、草五种字体都有优秀的“范本”留存,我们称其为“法书”.学书者可以将这些“书法”作为书写的“法书…‘范本”,通过心追手摹,以提高书写的技艺.启功先生曾说,习字者的最好老师就是古代存留的优秀“碑帖”.历史上的著名书法家都是基于对前人书技继承上的创新,才可能形成自家面目.先继承再创新,这是学习所有文化传统的不二原则.对书法技法的学习更是如此,习碑摹帖是不二法门.所以说,中国历代书写者所留下的珍贵“书法”,具有极高的“法书”价值.如王羲之的书迹《兰亭序》等,被历代喜欢书法的帝王、官吏、诗文家、学者、僧、道、书法爱好者等所向往,甚至是心追手摹、视为圭臬.
中国的文字书写承载着中国的文明,它的功能是博大的.在文字大量使用的过程中,它本身所具备的审美潜质也逐渐被使用它的文人们所发现和开掘.唐刘禹锡《论书》中曾言：
或问日：“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工与拙
何损益于数哉？”答曰：“此诚有之,盖举下
之说尔,非蹈中之说.亦犹言居室日：避燥
湿而已：言衣裳日：适寒燠而已：言饮食日：
充腹而已：言车马日：代劳而已；言禄位日：
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闶门丰居为美,
笥衣裳必以文章鲜泽为甲,评饮食必以精良
海陆为贵,第车马必以华辀绝足为高,干禄
位必以重侯累封为意.是数者皆不行举下之
说,奚独于书也行之耶？”
可见,追求美是人的天性.人类书写活动也会对文字的美寄以极大的关注.清代康有为也有如下是说：
……或日：“书自结绳以前,民用虽篆草
百变,立义皆同.由斯以谈,但取成形,令人
可识,何事夸钟卫、讲王羊,经营点画之微,
研悦笔札之丽,令祁祁学子玩时日于临写之
中,败心志于碑帖之内乎？”应之日：“衣以
掩体也,则短褐足蔽,何事采章之观？食以
果腹也,则糗藜足饫,何取珍馐之美？垣墙
以蔽风雨,何以有雕粉之璀璨？舟车以越山
海,何以有几组之陆离？诗以言志,何事律
则欲谐？文以载道,胡为辞则欲巧？”
从以上刘、康二人的言论中可知,他们都认为汉字书写的主要功能是实用,而在此前提下追求书写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是合理的.历代的书写者为把字书写得更为美观、更好看,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
总之,中国古代“书写”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尽管其作为文字记录仅是手段和方式,但当文字被“书写”之后所产生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其书写行为本身,而且随着时代的更迭、岁月的沧桑、人事的变换,“书写”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审美价值将愈发得到彰显.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注释：
[1]（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子部,艺术类 书画之属.
[2]（北魏）江式《论书表》,《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66页.
[3]同上.
[4]（东汉）王充《论衡》卷十三,“别通篇”.
[5)《苟子·王制篇》：“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
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君者,善群者.”
[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第223页.
[h)《宣和书谱》卷二十,《制诏告命·补牒附·叙论》条 《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s)余冠英等主编《唐宋八大家全集》第五卷,国际文
化出版公司,《苏轼集》卷一百六,第4302页.
[9)余冠英等主编《唐宋八大家全集》第五卷,国际文
化出版公司,《苏轼集》卷一百七,第4314页.
[10]（唐）张怀瓘《书断》上,载《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157页.
[11]《子夏易传》,卷八,《四库全书》,经部,易类.[12]同[10],第158页.
[13]孙氏《墨子间诂》序.
[14]罗宗涛《唐人题壁诗初探》,《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15]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4年5月版,第13页.
[16)《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17]同[10]．第154页.
[18]（唐）张怀璀《书议》,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
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149页.
[19]（宋）欧阳修《文忠集》卷五,“梅圣俞寄银杏”,《四
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20]（北宋）苏轼《东坡全集》卷二十三,“答周循州”,《四
库全书》文渊阁本,集部,别集类.
[21]（法国）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下册,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01年9月版,第20页.
[2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东方出版社[23]吕思勉《吕思勉讲中国文化》,九州岛出版社2008
年7月版,第218页.
[24]同上,第219页.
[25]金毓黼《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l2
月版,第7页.
[26]同[6],第222-223页.
[27]同[6],第27页.
[28]同[10）,第154页.
[29]《新唐书》卷首《进书表》.
[30]（汉）班固《汉书》,卷六十,《杜周传》,《四库全书》
文渊阁本,史部,正史类.
[31]（唐）张怀璀《文字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208页.
[32]（唐）刘禹锡《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
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s月l版,第40-41页.
[33]（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
1979年10月版,第7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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