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上党郡的经济,该文是经济发展方面大学毕业论文范文和两汉和时期上党郡和经济发展方面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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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党郡位于现今晋东南地区,两汉时期作为并州刺史部所辖郡存在.上党郡地势险要,交通便利,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土地是适宜发展农业的,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其农业的发展.其手工业和商业在两汉时期也进一步发展,表现在其手工作坊的出现,铁器、陶器等产品的增多,以及商业往来的增多和钱币的流通使用.
关键词：两汉；上党郡；经济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9-0169-02
上党郡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两汉时期隶属于并州刺史部,因其地势险要,占据许多交通要道和重要关隘,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现阶段学术界对上党地区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在秦汉时期的战略价值,杨丽的《西汉上党郡的交通及其战略地区》[1]和《秦汉地理形势的变化对上党郡战略价值的影响》[2] 两篇文章较为完整的介绍了秦汉时期上党郡的战略价值.也有学者对上党郡的风俗进行研究,但对其经济发展方面暂未涉及.《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中涉及的上党郡经济发展的记载,以及山西长治屯留后河战国至西汉墓葬考古报告的出版为研究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料支撑.
一、上党郡区域概况
上党郡大体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在太行山之南,两汉时期属并州刺史部,郡治长子县在今长治市长子县西南.上党地区地高势险,自古为战略要地,易守难攻,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解释为：“上党者,言其地极高,与天为党.”[3]8576清代学者顾祖禹对此地的评价是：“府据高设险,为两河要会,自战国以来,攻守重地也.”[4]1956
上党郡交通及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太行道、雁门关道、壶关道和乌岭道等交通动脉和壶关、天井关、乌岭关等重要关隘上.秦汉统治者对这些交通动脉和重要关隘是十分重视的.汉成帝阳朔三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5]313表明统治者对天井、壶口等关隘的重视,害怕流民据险生变,对汉王朝的统治造成威胁.
春秋时期,上党地区属于晋国.至后来韩、赵、魏三家分晋,上当地区也被三家瓜分.及至秦灭六国,一统中国,采纳丞相李斯的意见,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上党郡即属于秦朝初置的三十六郡之一.汉承秦制,在上党地区同样设置上党郡,隶属于并州刺史部.“河东、河内、上党为秦郡,自汉初至汉末无所变化,三郡之领域即《汉志》所载的规模.”[6]129《汉书·地理志》载：“上党郡,户七万三千七百九十八,口三十三万七千七百六十六.县十四：长子,屯留,余吾,铜,沾,涅氏,襄垣,壶关,泫氏,高都,潞, 氏,阳阿,谷远.”[5]1553西汉时上党郡辖14县,东汉时,其所辖县有所变化,余吾并入屯留,上党郡辖13 县.《后汉书·郡国志》载：“上党郡,十三城,户二万六千二百二十二,口十二万七千四百三.长子,屯留,铜,沾,涅,襄垣,壶关,泫氏,高都,潞,猗氏,阳阿,谷远.”[7]3522至东汉末董卓作乱,郡治由长子迁到壶关县.在建安二十年（215 年）后分上党郡置乐平郡.
二、两汉时期上党郡经济发展状况
上党郡经济在两汉时期比春秋战国至秦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与两汉时期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是有联系的,同时上党地区本身具有的地理优势以及土壤条件适合农牧业的发展、手工作坊的出现等都促进了两汉时期上党郡的经济发展.下面分别从农牧业、手工业、商业三个方面分析两汉时期上党郡的经济发展.
（一）农牧业
上党郡地处山西高原地区,山西高原位于黄土高原的东部,所以其农牧业的发展带有黄土高原的特色.这一部分主要从上党地区的土地、水利、农业生产工具、粮食作物、牧业发展等方面来介绍两汉时期上党郡农牧业的发展.
上党地区土质疏松,同时又属于温带季风气候,适宜农业耕作.汉哀帝时,鲍宣因摧辱丞相下狱,其博士弟子为其上书营救,“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 钳.宣既被刑,乃徙之上党,以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长雄,遂家于长子.”[5]3094鲍宣受刑后家于长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地宜田牧”,可见上党郡的土地条件是适宜农牧业发展的,同时该地区的风俗也可见一斑.水利事业的发展对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帮助,两汉统治者对水利事业也十分重视.《后汉书·孝安帝纪》记载：“（汉安帝元初二年二月）辛酉,诏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7]222表明这一时期之前,上党地区已经存在用作灌溉的农田水利设施,统治者下令重修旧渠,说明其对农业及水利事业的重视.
上党地区农业生产工具在战国时期已有铁铲、铁锄等,在长治市北门外分水岭战国墓葬群中,12 号、14 号墓中就有铁铲、铁锄、铁斧等生产工具的出土.如14 号墓中“生产工具：共出9 件,皆生铁铸造,计铲3 件、凿1 件、斧之类5 件.”[8]表明上党地区铁质农业生产工具使用在战国时期已较为广泛.在山西长治屯留后河战国至西汉墓葬群中,三期墓葬（年代在西汉初期）中的M39、M42、M47、M149、M156 号墓中,都有铁锸的出土.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屯留地区的铁锸使用较为普遍.同时,因为土地适宜种植业和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上党地区粮食生产有重大发展,《汉书·食货志》有载,汉宣帝五凤中,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各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5]1141因这一建议用较近郡的粮食运往京师,可减少漕运压力,所以皇帝采纳了其建议.同时也表明上党地区粮食生产确实已有重大发展.
西汉时,上党地区是农牧并重的.《汉书·高后纪》有载：“（高后五年）九月,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5]99表明上党地区牧业有了一定发展,国家才可能从这一地区征发马匹出屯北地,用来对付匈奴.同时在上文中有提到,鲍宣受刑后徙往上党时“以为其地宜田牧”,这同时也表明上党郡是适宜牧业发展的.
（二）手工业
两汉时期手工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逐步发展起来,陶器、铁器、漆器、纺织等行业在两汉时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上党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铁器、陶器、漆器方面.
铁器方面表现在上党地区出土的铁带钩、铁环首刀、剑以及铁镞等铁质产品,还有铁质农业生产工具的出土,像是上文提到的铁锸.屯留后河考古报告中,第三期、第四期墓葬中基本都有陶器的出土,陶器也是大多墓葬中随葬器物最多的物品.如M123 号墓中就有陶制鼎两件、盒两件、盘一件、一件、高颈小壶三件、大口短颈罐两件、高颈罐一件,而出土的铜制物品只有一件铜带钩、两件小壶口沿铜扣饰和一件铜环形箍片,无铁器.M124 号墓葬中随葬器物均为陶器.同时,在M48、M49、M123、M124 号墓中陶器上还有“余市”的印文：M48 高颈罐腹部戳印有“余市”二字；M49 高颈罐肩部戳印有“余市”二字；M123 下腹有戳印“余市”；M124 罐斜肩上戳印有“余市”二字,两字以单线界框相隔[9].俞伟超在其《秦汉的“亭”、“市”陶文》中解释道在秦汉的陶文中常常可以见到“某亭”、“某市”的戳记,这些应是某地之“亭”、某地之“市”制品的标记,如果有两字地名,往往省略一字[10].所以屯留后河陶器上的“余市”戳印应是“余吾市”的省文,由此可见这些陶器应该就是汉代余吾市陶器作坊的产品.表明上党地区存在陶器作坊,手工业较为发展.
（三）商业
两汉统治者奉行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但在西汉前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却是“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5]1133随着统治者在实际操作中对商业政策的调整,两汉时期商业不可避免地发展了起来.如汉初统治者为了快速恢复社会经济,“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允许盐铁私营,且民间可以私自铸钱,促成了一大批商业大贾的发展,同时民进私自铸钱也带来了货币系统混乱的影响.汉武帝时,为抑制商业的发展,实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铸币权收归等一系列措施,王莽新政时,为打压商人实行的五均六等政策.在这些政策之下,商人遭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商业发展在此时也有所减退,但是商人并没有灭亡.东汉时期,工商政策较为宽松,桓谭上书建议限制商业发展的政策也并没有得到实施,商业更广泛的发展起来.
上党地区依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便利的交通,其商业在两汉时期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有载：“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11]3960表明上党地区素来与周边地区存在商业往来.在山西长治分水岭古墓出土报告中,13号、16号墓中都有五铢钱的出土.“13号墓：五铢钱,1枚,五字中间二笔很圆,背面肉好,皆有郭.16 号墓：五铢钱,1枚,出于圹室南壁下.正面好无郭,五字二交笔较直.”[6]同时在屯留后河M71号墓葬中有一枚铜钱的出土[9].钱币的出土,表明上党地区在当时存在货币的流通,商品货币经济也有一定发展.关于上党地区商业往来,《后汉书》中有关于第五轮“自以为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河东,变名姓,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7]1396的记载.商人和商业活动在两汉时期的上党地区都有存在,并有了发展.
交通条件对商业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上党地区拥有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水陆交通都十分便利.有太行道、壶关道等重要交通要道,还有沁水、泫水、浊漳水等贯穿其境内.便利的交通促进上党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商业往来,带动其自身的商业发展.
三、总结
两汉时期上党郡经济较春秋战国至秦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土地适宜农牧,农业生产工具的增多以及新的耕作技术的推广推动了其农业的发展,其粮食作物可调去供京师使用；手工作坊的出现,铁器、陶器等手工产品的增多表明其手工业的发展；便利的交通使上党郡与其他地区商业往来更为方便,商业往来和钱币的流通都促进上党地区商业的发展.两汉时期上党郡经济发展为其在东汉末年战乱中较为稳定的状况奠定了基础,使其成为部分民众躲避战乱选择的地方.刘陶在向皇帝的上书中就有提道：“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关,北徙壶谷,冰解风散,唯恐在后.”[7]1850表明这一时期上党地区较为稳定,同时也说明该地区有接纳流民的能力,这是其经济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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