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政府回应,本文是大数据时代类有关论文范例和背景和政府回应研究和时代有关专升本论文范文.
大数据时代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我国政府回应存在着回应速度迟缓、政府与公众之间缺乏沟通渠道、回应主体缺乏主动性、回应渠道建设不足、技术落后、缺乏对回应的监督与评估等问题,阻碍了政府回应能力的提升,而当前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政府提高回应能力提供了机遇.结合大数据的特征,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政府回应要以问题为导向,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整合资源,通过业务流程再造协同政府各部门,建立一个网络式的行动快速、能够全面回应公众需求的回应体系.
关键词：大数据；政府回应；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27-0036-02
引言
近年来我国政府的回应能力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当前随着社会问题的增多、自媒体的发展、公民意识的增强,公众对政府回应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回应的速度、内容等都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当前政府的回应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从回应速度来说,政府回应迟缓.当前我国政府的回应效率还有待提高,政府在了解到公众诉求或反应的问题后应该第一时间有效率的回复或者解决问题,给予满意的答复和反馈,但是由于信息技术和分析工具的限制,政府往往无法做到第一时间进行回应[1].第二,公众诉求表达困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找谁解决.例如,居民家门口的井盖丢失或者路灯不亮,居民们很难准确的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解决或者打哪个电话.虽然当前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服务、,但是这些电话数量众多而且难记,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很多部门的电话形同虚设.政府的回应应该是双向互动的,但是如果公众与政府之间缺乏沟通渠道,就导致公众无法准确找到相应的部门反映问题,同时政府也识别不到公众需求而无法回应公众.政府接收到民众充分的诉求表达是政府回应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民众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诉求,政府回应的流程才可以开始[1].第三,回应主体缺乏主动性.要提高政府回应的效率,政府应该具有主动性,但是当前部分政府还存在着回应意识淡薄、行政理念未切实转变的现象.政府回应需要各部门的协同合作,但是传统回应机制没有对反应和回复过程加以明确的区分和相应的责任界定,使得整个回应机制带有反馈滞后性、回复随意性等缺点[2].第四,回应机制不健全,缺乏对回应的监督和评估.政府回应质量差、公众对政府的回应满意度低的一部分原因是当前缺少对政府整个回应流程的监督,以及对回应结果的有效评价.由于技术上的限制,政府很难对下属各部门的回应质量、效率等做出公平、公正的评价.
综上所述,当前政府回应中存在着许多问题,阻碍了政府回应能力的提升.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是当前政府面临的挑战,而当前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政府提高回应能力提供了机遇.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指出,将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政府可以充分利用海量、多样、动态的数据资源与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技术手段促进政府的回应能力建设,满足公众需求.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应如何利用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理念与技术促进政府的回应能力建设.
一、文献回顾
对于回应的定义,美国行政管理学者格罗弗·斯塔林将政府回应界定为:“回应意味着政府对民众对于政策变革的接纳和对民众要求做出的反应, 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3].学者何祖坤认为政府回应就是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4].如果市民社会的诉求始终得不到及时回应或者回应持续无效,那么政府将逐步丧失社会信任,与此相反,倘若政府在做到及时回应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回应切实有效,那么政府便可以不断获取社会信任[5].回应公众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是政府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说,政府的责任就意味着政府有效的社会回应,其职责的履行就需要具备对公共需求和公众问题诉求具备灵敏的感应能力和针对问题加以高效处理的解决能力[2].现代国家治理,其根本目标是要有效回应社会的需求,健全和完善政府回应能力,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6].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给出的大数据的定义为“大数据指的是大小超出常规的数据库工具获取、存储、 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7].大数据具有容量大、种类多、速度快、价值高的特性,能够集成各个方面的信息,通过技术处理挖掘其中的价值,可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通过对用户的细微行为特征数据进行挖掘,甚至可利用自然语言解密软件进行情绪分析,可实现对民众需求的精确把握,从而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推送个性化人性化的公共服务产品[8].大数据的运用可以克服传统科层内部由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各种治理困境,信息传递更趋扁平化,对问题的了解更为准确和全面,从而提升科学决策的水平和精准度[9].当前,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知识与技术已在政府治理的很多领域都得到了应用,例如环境治理、公共交通、智慧城市等,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知识与技术提高政府回应能力,提高为公众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政府回应
笔者认为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政府回应要以问题与需求为导向,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整合各项资源,通过业务流程再造协同政府各部门,建立一个网络式的行动快速、能够全面回应公众需求的回应体系.要提高回应能力,政府首先要识别公众需求,因此政府回应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确立以问题/ 需求为中心的回应体系,对问题与需求进行准确的定位.通过再造回应流程,选择先进高效的手段,围绕问题与需求协同政府各部门为公众解决问题、回应公众需求.以问题与需求为导向的政府回应,首先要发现问题与需求.问题与需求的发现包括两个途径,首先公众作为治理主体之一主动向政府反映问题、表达需求,参与其中.其次是政府主动的发现、搜集公众的问题与需求.由于城市越来越大,城市问题交织复杂,政府无法深入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去发现问题；公众需求的表达零零散散,缺乏整合,政府也无法去了解每位公众的需求.因此传统的政府回应手段亟需技术上的提高,而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知识与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需要建立大数据平台.结合大数据的定义,本文认为大数据平台是一个全面的、整合的、能够有效支撑大数据应用的系统,通过此系统能够处理数据的采集、储存、共享、管理和分析等活动.
由大数据平台统一接收公众的各类诉求与问题,将公众诉求表达的各种渠道、各个平台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进行整合,统一进行管理.例如各个政府部门的服务、投诉、以及政府网站/ 微博/ 微信等市民互动版块.大数据平台将全方位采集公众的各类需求与问题,是公众问题、需求的汇集中心、各部门协同的指挥中心,也是对外服务市民、对内行政事务处理的枢纽.市民们提出的城市问题、其他咨询、投诉等需求均由该平台统一受理和处置,同时该平台一方面对城市问题、公众提出的各类需求分门别类的派送给各相关部门进行处理,相关工作人员或者监督部门可随时通过大数据平台查看各部门*结果并采取督促、考核及问责等措施.
公众问题与诉求往往需要多个部门协同来回应,但是由于部分部门意识未转变,各部门间沟通不畅,没有建立统一的制度体系,导致回应效果不佳.大数据要整体、不要抽样的特征需要行政权力运行系统在内部突破碎片化的部门管理格局,消除不同部门之间的隐性壁垒,加强行政权力运行系统的整合与协力[10].当前政府部门的工作内容是以职能为导向,政府的回应缺乏整体性,因此需要重构回应流程,建立网络式的回应机制,增强回应过程中部门间的协调联动能力.
重构回应流程,建立网络式的运作机制.实施公众需求与城市问题集中受理、问题处置分类分级的流程来回应公众需求,为公众解决问题.首先由大数据平台集中受理公众问题与需求,然后根据事权下放及属地管理的原则分类分级下派城市问题以及公众诉求.为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要建立统一、规范、快速的服务体系,通过纵向、横向指挥调度各级资源,及时快速为公众解决问题、回应公众的需求.在纵向上,围绕问题与诉求自下而上获取信息并自下而上地一层一层地解决问题,打通层级障碍；在横向上,依据职能分工各部门协同合作回应公众诉求,为公众解决问题.公众有问题与需求上报给大数据平台,大数据平台立即对市民诉求分类整理,转发至相应部门.而各部门立即指派工作人员与公众对接,且必须在限定期限内给公众答复.
为了激励各部门更自觉、更积极的回应公众需求,需要一套科学的考核制度.可借助大数据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回应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每一个城市问题与公众诉求的回应时间、回应结果在大数据平台上都被记录,并向上级领导公开,相关评价和监督部门可随时通过大数据平台掌握各部门的城市问题处置情况和工作绩效,并将各部门的*效率和*质量作为量化考核依据.政府回应的主要内容都涉及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果以及服务的满意率等,就需要有相应的评估体系来进行评价,并将绩效评估的结果,及时反馈回政府体制内部,构成相关人员和部门奖惩的依据,同时也要完善回应的执行与监督机制[4].以便不断增进政府回应的经验,强化回应责任,提高政府回应自我改善,自我提高的能力,增强回应的效能.为此,应当尝试在回应机制系统内部建立起回应承诺和责任追究制度, 强调和落实自身回应工作的政治、法律责任.打破回应作为以往政府工作查漏补缺的错误定位[2].
三、结语
当前我国政府的回应体系存在诸多问题,为了提高公众满意度,提高为公众服务、为公众解决问题的能力,亟需提升政府的回应能力.大数据为政府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战略资源,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知识与技术是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一些城市政府已经认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实践探索.当然,这需要领导思维模式的转变、政府组织架构与工作流程的重构以及先进技术与资金的支撑作保障.实践探索是困难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利用大数据创新政府回应带来的社会效益值得政府做出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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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巍. 公众回应性: 服务行政的核心特征——服务型政府回应机制的流程与制度设计[J]. 行政论坛,2004(10).
[3] 格罗弗·斯塔林. 公共部门管理[M]. 陈宪, 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4] 何祖坤. 关注政府回应[J]. 中国行政管理,2000(7).
[5] 周理, 曹艺涛, 饶松. 当前中国回应性政治的建构与路径选择[J].理论观察,2013(6).
[6] 陈新. 互联网时代政府回应能力建设研究——基于现代国家治理的视角[J]. 中国行政管理,2015(12).
[7] 赵国栋, 等. 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产业变革与数据科学[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8] 郭建锦, 郭建平. 大数据背景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2015(6).
[9] 高小平. 借助大数据科技力量寻求国家治理变革创新[J]. 中国行政管理,2015(10).
[10] 王万华. 大数据时代与行政权力运行机制转型[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16@ZH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十三五”期间我国社会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和深圳市福田区应急办委托项目《大数据时代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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