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三次选举试点与,本文是关于改革开放论文范文素材跟*选举和*选举试点和启示方面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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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初期,由党直接部署和指导的大型国有企业车间主任、省会城市市长、省委书记的选举（推举）试点,其成功经验值得重视,其给予我们今天的启示至为珍贵：“尊重人民的权利”应当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顶层设计的核心理念；“循序渐进”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要求；“勇于实践”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党的十九大要求党要“勇于自我革命”,为进一步推进选举改革指明方向.
关键词：改革开放初期；选举；重要启示
中图分类号：D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18）06－0001－06
40年前,同志在被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标志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的主题报告中,将“选举”作为亟待实施若干举措中的重要一条.时至今日,党的十九大仍然把“保证人民依法实行选举”［1］29作为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首要任务.回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党内外选举的一些举措步幅之大、改革力度之深、顺应时势之快、社会反映之好,远超人们想象.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笔者选择改革开放初期较有代表性的三次选举试点,探究今天给予我们的启示,以此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一、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
第一次,组织部指导试点的国有企业车间主任选举.1979年6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仅半年,组织部选择位于成都市东郊全国最大的纺织印染联合企业——川棉一厂（该厂当时有13000多名职工）,进行全国国有企业车间主任选举试点.在该厂最大的主体车间——织布车间（有近2000名职工,已经顺利进行班组长选举）召开全车间职工大会,一人一票,选举了该车间一位有纺织专业大学学历、有近20年工龄的技术员任车间主任,选举了两位在该车间工作了15年的工人为副主任.在此之前,该厂以及全国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的车间主任、副主任,都是由企业党组织任命产生的.1979年11月,在给高级干部讲话时,特别提到：“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们搞的那个选举车间主任和班组长的制度,在有些单位试行的效果很好.”［2］2241980年代初期,笔者在任该车间党总支副书记时与那两位副主任共事,感觉他们工作能力很强,在职工中很有威信.
第二次,由组织部直接指导试点的市长差额选举.1982年6月,在成都市九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四川省委组织部及成都市委向本次人代会推荐的成都市市长候选人有两位,一位是国有大型企业四川化工总厂党委书记、1949年参加革命的胡懋洲同志,另一位是1940年参加革命的时任常务副市长的冯如秀同志.党组织对这两位市长候选人一视同仁,没有向人大代表们表达任何“内定”意向、没有对人大代表的提任何“希望性”要求,而是完全由人大代表自主决定自己的选择.在大会前,两位候选人各自用15分钟向人大代表们介绍自己的简历以及若自己当选如何履职的想法.在人大代表们后,得票略高的胡懋洲当选为成都市市长,其后,冯如秀等九人在差额选举中当选成都市副市长（以后冯如秀改任成都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而在此之前,别说是省会城市的市长,就是一个县长、区长、乡长,党组织向人代会的推荐人选也只有一人,其当选当然也无任何悬念.
第三次,陕西省委书记的推选.1984年5月,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由谁来接替主持陕西省委的工作,上下议论纷纷.由于各方意见不一、分歧较大,决定由陕西省委以推选的办法产生省委主要负责人.参加推选的有省、市、县及省级厅局领导和大型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共300余人.当时的整党指导委员会驻陕联络员小组参加了会议.这次推选,按照组织部的要求,会上不划定任何框框,完全由参会的人按自己意愿提名,无记名,当场公布每个人的得票数.经过四轮筛选,白纪年同志得票130多张,一直是最多的一位.陕西省委即将推选的情况及意见报告党.不久即正式批复：陕西省委不再设第一书记,白纪年同志任省委书记.1984年11月,《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陕西省推选出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消息,盛赞“陕西省委采取推选的办法荐举省委书记,是干部制度改革的一次成功尝试,值得重视和推广”.
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干部人事问题上注重民意、尊重民意,一直为党所高度重视.1981年,为了解决河北省领导班子中一直存在的比较严重的派性问题,党召开河北工作会议,在会议中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即在与会的201名河北省地市委以上干部中,就“你们主张哪些同志要调开”进行无记名,并规定省委常委不参加,结果为党正确解决河北省领导班子问题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依据［3］.
直面现实,改革开放初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些“试水”举措,今天有的似乎已经隐于历史的深处,有的似乎缺乏继续前进的动力,有的则因为认识的进步和条件的变化显得不合时宜.例如,随着对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认识和实践,“车间主任”这一企业具体管理者的职位已经明智地退出普遍性“选举”的范畴,但从今天的视角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次选举实践,还是给予我们不少深刻的启示.
二、“尊重人民的权利”应当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顶层设计的核心理念
顶层设计,对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这一具有复杂性系统性的工程,是很必要的.人们注意到,这三次选举（推举）的实践,都有组织部试点、指导的重要因素,有的还有“决定”的特殊背景,这些都或多或少体现出“顶层设计”的思考.而这些思考的一个基本着眼点,就是尊重人民的权利.在党内,就是尊重党员主体权利.
本来,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按照宪法的规定,乡（镇）长、区长、县长、市长、省长直至国家主席,都必须由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是我国宪法规定和保障的人民的神圣权利.党的领导以及“党管干部”的一个基本宗旨,就是切实保障人民的这项权利,党的十九大强调的“维护宪法权威”［1］31,这也是一个基本着眼点,但无须讳言,一个时期以来,在如何保障和体现人民的这项基本权利上,我们有时却陷入一些误区,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人民往往缺乏应有的选择权.党的领导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向人民推荐重要干部,但党推荐的干部能否当选,最终应取决于人民的选择和决定,但多年来一个习惯性的做法,就是为了切实保障党组织用人意图的实现,党组织向人大推荐的人选（主要指各级政府正职首长）基本上都是等额的,这就使人民及人民代表的选择权受到限制.我们应当承认,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党组织在识人、选人上往往有着某些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不可能都做到慧眼识人、洞察一切,特别是选人、用人领域往往是不正之风和“潜规则”的高发区,其消极影响、干扰和危害不可低估,一些地方、一些领域“带病提拔”的情况,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在人代会上实行差额选举,既是对人民应有的选择权的一种尊重和保障,也是对党的领导制度及“党管干部”的一种完善.组织部在1980年代初期积极试行的市长差额选举,就具有这样的意义.两位市长候选人都是员,都是党的好干部,谁当选对于党的领导及“党管干部”不但不会有丝毫影响,而且更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
应当指出的是,现在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中,还明显缺乏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尊重人民的权利”还没有作为核心理念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明显偏离这个核心理念.在干部人事领域中,某些制度举措的设计和实施,往往考虑如何便于组织意图甚至领导人意志的实现比较多,而考虑如何有利于人民充分行使选人、用人的权利比较少；考虑党组织如何掌控选举局面比较多,而考虑如何充分尊重人民的选择比较少；考虑某些领导机关在选人、用人上的利害得失比较多,而考虑“人民公认”及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比较少.应当说,同志强调指出的：“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4］,在干部人事工作领域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党的十九大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1］17,“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1］29,尊重人民的权利理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党内亦情同此理.本来,党员是党的主人,按照“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权利”［1］77的根本要求及党章的规定,乡镇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等党内职务都应由党代会选举产生.而目前,一方面,党代会对这些职务的选举基本都是等额选举；另一方面,党代会后上级党组织几乎不受限制地频频任命产生这些职务,使得党员及党代表在这方面的选举权受到不应有的限制.
积极推进党内与人民的进程,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确立的坚定不移的方向,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取向,就是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的：“保证人民依法实行选举.”［1］29这也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思考和总结这些年来在选举上的经验教训,一个基本的启示是：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进程中,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尊重人民的权利”的关系,选举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党既要在涉及选举的重大原则、重要人选、重点事项上（包括在选举的相关立法上）发挥坚强的领导作用,也要在“尊重人民的权利”上切实发挥保障作用,包括党推荐的人选要确实接受人民的评价、检验和选择.党要不断适应新形势创立和完善保障人民选举权的制度机制,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始终注重倾听人民的声音.
三、“循序渐进”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要求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但涉及方方面面复杂的利益关系,而且面临一些不合时宜的顽固的传统观念、利益固化及体制机制的弊端.如何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进？贯穿改革开放初期那三次选举实践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循序渐进.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及保障工人的选举、管理、监督的权利后,四川省在1979年就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川棉一厂在试点中已经成功地进行班组长的选举.组织部适时地选择在这个有改革基础的试点企业进行车间主任的工人选举,既积极又稳妥,取得了预期的成效.后来还谈道：“现在只解决了选举车间主任和班组长的问题,将来厂长、经理怎么选拔,很值得研究.”［2］224这也体现着循序渐进的思路.试想一下,组织部1982年在一个省会城市进行的市长差额选举的成功试点,与1984年第一次进行省委书记的推选,不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吗？
循序渐进的路径,对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有利于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有效地避免发生大的失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有不少是从未做过的事,我们已有的知识、能力以及改革方案未必都适应和准确无误,循序渐进的路径是避免改革发生大的震荡和失误的明智选择.二是有利于减少阻力,增强共识,为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改革奠定必要的基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越深入,对传统观念及利益固化格局的冲击越强烈,阻力也就越大,循序渐进的路径不仅有利于人们逐渐适应新情况、新趋势,还有利于不断化解改革的风险.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在“循序渐进”的基本路径上,需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急于求成、盲目求快的倾向.就是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不顾主客观条件,总想大步快跑,甚至希望能够一步到位,包括在选举上总是期望直接选举的层次越高越好、越快越好.这种倾向,忽视了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发展政治（包括选举）的特殊性及艰巨性,忽视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所必然涉及的利益固化藩篱的复杂性及顽固性,因而很容易产生“欲速则不达”的后果.二是安于现状、无所作为的倾向.就是在推进选举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或是畏葸不前,或是受利益固化的困扰,总是漠视党内外群众的呼声和梦想,既不主动作为、积极进行从实际出发的制度创新的实践,也不对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融会贯通,而只是应付了事、得过且过,甚至有意无意地、明里暗里地抵制或“钝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举措.
直面现实,我们还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尤其是在选举的实践上,仍然缺乏循序渐进的明晰的顶层设计.例如,党代表、人民代表要不要逐步实行竞争性选举？在什么层面、什么时期逐步推进这种选举？县长、市长要不要逐步实行差额选举？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改进和完善党组织向人大推荐重要干部的方式？正是因为缺乏这样一种顶层设计,一些党内外人们期待的、能够有力推进政治文明进程的改革就迟迟难以开展.当然,也有把改革试点当作政绩工程、哗众取宠、虎头蛇尾的情况,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循序渐进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某些改革试点与改革推进的“两层皮”现象.这些年来,一些在现实中很有价值的选举的改革试点昙花一现、自生自灭,而一些相应改革的推进则遥遥无期.曾经形象而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5］以此来形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及选举进程中的一些现象,是恰当的.当然,为什么不愿把“好箭”放出去,就更值得深思了.
四、“勇于实践”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人们对照改革开放初期选举的实践,难免感叹今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滞后：30多年前就有了市长差额选举的成功实践,而现在连县长、区长的产生都很难有差额选举,副市长、副县长的差额选举也举步维艰或匆匆走过场；30多年前就可以进行省委书记的推选,而现在连县委书记的推选都难以启动.这其中原因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同的,就是缺乏一种勇于实践的劲头.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就尖锐指出：“一谈到改革时,我们的同志喜欢用‘态度要坚决,步子要稳妥,工作要细致’的话,在通常情况下,这三句话是对的.但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同志往往由于片面理解‘步子要稳妥’,而犹豫不前,老是被动.”［2］479对此,同志讲得很透彻,他一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6］今天再读同志这些话,对于推动包括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很有启示性和针对性.
那么,在选举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上,为什么缺乏勇于实践的劲头呢？主要原因有三个：
其一,传统体制机制的困扰.在多年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必然要过分强调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用人权,从而势必淡化党内外群众的选举权；必然要过分强调服从于集中,从而势必要求人民群众的意志服从于领导机关的意志；必然要过分依赖和采用主要体现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意志的委任制、指派制,从而势必轻视和限制各种选举制；必然要在各种选举中过分强调和保障上级领导意图的实现,从而势必漠视人民群众应有的选择权和决定权.这种体制的痼疾,处处掣肘,要改很难,从而导致选举的进程畏葸不前.
其二,对“党管干部”的认识和实践误区,陈陈相因,导致选举裹足不前.党管干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保证,是必须始终清醒坚持的原则,但原则的正确性不能直接等同于具体实践的科学性.直面现实,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中,党管干部原则有时却表现出一些扭曲的形态或陷入一些误区,从而严重地制约着选举的进程.例如,一些领导机关及其领导干部总是习惯于把党组织直接任免干部作为党管干部的主要体现,把在选举中实现党组织的意图作为落实党管干部的主要要求,因而对于党组织意图之外的人选在选举中脱颖而出、党组织意图之内的人选在选举中获得较明显的反对票甚至落选,就往往会认为是损害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因此,不少地方就以“保障党管干部”为由,有意无意地规避选举.又如,有时往往把“党管干部”看得比较狭窄,往往把“党管干部”视为党组织及党的领导机关独享的权力,而往往有意无意地把人体、党员主体排斥在外,把党早已确立的选人用人的最高境界“人民公认”排斥在外,往往比较强调自上而下的“选拔”,比较淡化自下而上的“选举”.当然,在一些党内外选举中发生的拉票贿选事件,也导致“因噎废食效应”,甚至因此成为某些人拒绝选举改革的借口.
其三,利益固化的顽固壁垒,严重制约和挫伤了选举改革的勇气.从本质上讲,选举制度的改革,是重心倾向于人体、党员主体的一种利益调整,是不利于既得利益者的,因此,也必然会招致既得利益者有形或无形的抵制和阻碍.要实行党内公开的竞争性选举,就会使一些素质不高但却受到某些领导干部青睐的人处于不利地位,因而就会以种种貌似合理的理由去维系旧的“安排性选举”的格局；要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和直接选举的范围,缩小和限制党内任命的范围,就会使一些人感到“大权旁落”,使一些领导者感到难以随心所欲地任用自己所中意的人选,使一些“潜规则”受到明显挑战,因而就会以“条件不成熟”“不利于稳定”一类理由一推再推,甚至束之高阁；要在选举中推行公开领导干部候选人的功过是非、家庭财产、接受选举人质询一类改革措施,就会使一些人感到紧张和不舒服,因而就迟迟不能出台.这些阻力,导致选举的改革迟缓.
无须讳言,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外在选举的认识和实践上陷入一些误区,例如,把一些本属于委任制范畴的岗位不适宜地搞选举,有些选举程序不科学以及成本很高,有的把选举当作昙花一现的政绩工程,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利用选举制度的不完善搞拉票贿选等,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怀疑和否定积极推进选举的正确方向和不可替代的价值,不能因此动摇不断深化选举改革的决心.这里,确实需要解决好一个认识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严厉抨击和坚决纠正在选人、用人上存在的种种不正之风,包括在选举、评议、测评中拉票、拉关系、搞贿选等不正之风,坚决纠正唯票取人的偏向,这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必要的,得到党内外群众的高度认同和拥护.同时,这也清醒地指出包括选举在内的方式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完善及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视,来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而并不是否定这些方式本身.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警惕和防止“倒洗澡水连小孩也一起倒掉”的偏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党内选举必须体现选举人意志,规范和完善选举制度规则.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选举人依照规定自主行使选举权,坚决反对和防止侵犯党员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现象,坚决防止和查处拉票贿选等行为”［7］的规定,就非常全面、非常清楚地讲明了这个道理.循此就可能避免思想上行动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错误.党的十九大在强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时,特别要求：“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1］17,并且一再强调党要“勇于自我革命”［1］50,这都为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选举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回顾过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启迪和激励当下.纪念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最重要的,就是要勇于面对新的困难和挑战,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推进党领导的包括选举改革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不辜负党内外群众期待已久的愿望和梦想.
言而总之：上文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选举和*选举试点和启示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改革开放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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