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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论文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文学描写美人惯用写象范形之法,比如在《诗经》当中有大量关于美人之手的描写,这些正是一种模式化的表现形式,为后世所沿袭固定.素手美人表现出中国古代注重女性姿容与气质之美,体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追求,而其中携带的文化,更是便于让我们了解到渗透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因素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情结.
一.美人风采
聚焦美人之手,《国风·卫风·硕人》中如是描写：“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这简短的二十个字使用铺叙以及比喻的手法,类似于电影的特写镜头聚焦于美人的肖像,又如纤微精妙的工笔画细致刻画硕人之美艳绝伦,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毫发无缺憾的人间尤物.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这样评价：“千古颂美人者,无出其右,是为绝唱.”而在这绝唱当中,“手如柔荑”被置于巧喻之首,成为诗人最先刻画的对象.那么何为“柔荑”呢？在《毛诗正义》中这样解释：“以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则不柔,故知新生也.”《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在《邶风·静女》中也有这样的描写：“自牧归荑,洵美且异.”由此可以总结出,这里的美人之手用“柔荑”作喻,是取其柔、白、纤、嫩等特点,后世文学描述素手美人的词语,无一例外由此继承和发展.另外,通过素手美人的柔、白、纤、嫩等特点,我们也自然而然会想到美人青春靓丽的体态以及柔婉灵巧的心灵.
在中国诗歌作品当中,描写美人之手的词语也是数不胜数,如素手、玉手、柔荑、玉纤、纤纤、削葱等,而美人与手相关的动作也是十分丰富,如欧阳修《浣溪沙·叶底青青杏子垂》中“断无消息道归期,托腮无语翠眉低”描写美人托腮怅望；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中“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描写美人梳妆粉饰；白居易《琵琶行》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描写美人弹琴奏乐.我们可以在这一系列诗词描写的动作当中,感知美人的举手投足,体味美人的心灵韵致,素手美人柔顺的性情之美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同时这些动作也承载了女性言行含蓄、德性柔顺、精于女工等闺范,这也是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规范要求.
二.文化考源
（一）女性之手的文化渊源
女性之手之所以在古代文学作品当中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对远古时期女性功绩的追忆及礼赞,《山海经》中记载了大量的远古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嫘祖始蚕、玄女授兵法、尧女训象等,这些说明了指引洪荒时代的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正是这些伟大女性的纤纤素手.
另一方面是因为礼乐制度对女性的行止的规范和制约.自周代农耕社会发展以来,女性曾经拥有的生产权力被颠覆,社会地位相较于男性而言逐渐趋于卑弱.“男尊女卑”正是礼乐文明制度的基本准则之一,女子在经济上无法自立,无权拥有任何私有财产,也无权将物品赠送于人,只能依附于男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一辈子只能是男性的附属品.《周易·系辞·上传》有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里的乾、坤两卦符号,乾卦代表男人,坤卦代表女人,因此男性应为刚,是主动的,女性应为柔,是被动的.而在《尚书·洪范》中的阴阳理论进一步赋予阳性为动为刚,阴性为静为柔等属性,从而推论出具有柔顺之德的女子应当受到具备刚强之德的男人的约束.这样一来,由于男人和女人各自先天的禀赋不同,因此被赋予不同的等级尊卑以及品德要求就不得更改.久而久之,这就成了千百年来既定的传统观念.
（二）周代礼制的规范
周代礼制推行的“四德”是以柔顺为特征的,具体内容在《周礼·天官·九嫔》这样规定：“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女史箴》中对于“妇德”也有提及：“妇德尚柔,含章贞吉.”明人徐士俊在《妇德四箴》对“妇德”也有明确的描述：“为妇之道,在女己见.幽闲贞静,古人所羡.柔顺温恭……礼法备矣”.由此可见,“幽闲贞静”、“柔顺温恭”是女性“妇德”的集中体现.整个古代社会女子的基本行为准则即为“柔顺”,这与素手美人这一意象承载的德性柔顺、言行含蓄的闺范是相一致的.
为了培养这种“妇德”,《礼记·内则》认为女子应当勤于女工、精于祭祀,“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学女事,以共衣服.”这就是周代礼制规定的女子应当接受的教育,通过闺阁教养的熏陶培养出符合礼制标准、具备柔顺之德的“窈窕淑女”.而素手美人的一双双“纤纤玉手”正是体现淑女柔顺之德的最佳物象,《礼记·玉藻》曰：“手容恭”,“恭”便有慢驰、柔顺之意.由此可以看出,在素手美人这一文化意象当中,承载了周代礼制对女子柔顺之美的规范.
三.文化反思
《诗经》当中关于素手美人的描写,体现了模式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实质,其中携带的文化,让我们可以了解渗透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因素.而这些文化因素,就好比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在历史文明的进程当中留下了一些过错和遗憾.因此回顾我们文明发展的足迹,应当认真审视礼乐制度以及农业文明的历史功过,长远地看待事物的发展,努力超越其中根深蒂固的消极影响.
通过素手美人的文化考源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描写美人时,把视点聚集于女性的姿容、气质以及性情之美,极少关注她们的个性,更不用说深入挖掘她们的内心世界了.当然这一现象仅针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主流,不包括像《红楼梦》这样的歌咏女性内心世界的经典之作.
那么造成这样的文学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由于男性的权利话语.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就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众所周知,孔子对于周礼是极度崇尚周礼的,甚至将恢复周礼作为自己毕生的职责与使命,而周礼又极度重视等级制度,因此在男女之别上也有了高下之分.同时,孔子也注重德性,认为女性是与德性相背离的,这无疑给后世形成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奠定了基础.自东汉以来,这种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男性在生理上期望女子能够表现地更加柔弱,最明显的现象就是缠足陋习的出现.封建士人对美人之足的喜爱与对美人之手的欣赏是近乎相同的,同是对女性身体部位的要求,同是把女性的形貌姿容视作观赏的景象,对女性柔顺之美更加注重,这无疑是男性的权利话语无限放大的表现.到了明清时期,这种思想达到了顶峰,程朱理学思想更是加强了对女子的礼法束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道：“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这里的“声色”就指的是歌舞和女色,也就是“*”的代称.这正是表现了在男性的权利话语下,女性被完全物化了,导致在这一文化大背景下,涉及女性之美时,仅仅局限于形貌姿容的审美追求.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古代文人以“美人”自况的文学传统.自屈原“香草美人”的文化传统之后,“美人”便具备了一定的象征意义,即寄寓着文人怀才不遇的苦闷之情.男性时常在政治上遭受王权统治的压制,他们被贬入以女性作为象征的客体地位正是源于这种倍受压制的处境,所以受压抑的女性话语才出现在男性诗人的作品当中.那么,在象征意义当中,人们便只关注被象征的事物而忽视了象征事物本身的精神内核了,这样一来,女性在文化当中更加地被弱化,着实也是一种悲哀.
因此,在看待女性之美上,不应当只是简单片面地关注表面,而更应该提升到一种思想境界的高度.只有在多元化的审美文化背景下,女性才能真正拥有独立的人格,在社会当中展现自身的魅力,实现自我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王秀梅：《诗经》,中华书局,2015年版
[2]姚际恒：《诗经通论》,中华书局,1958年版
[3]孔颖达：《毛诗正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4]孙希旦：《礼记集解·内则》（全三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
[5]司马迁：《史记》,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介绍：蒋婷婷,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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