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日本的对华政策与影响,该文是日本类有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跟清末民初和清末民初日本和对华政策方面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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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民国北洋时期的历史,“外交团”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查阅当时人的电文、函稿以及报纸上的通讯报道,只要涉及政事,每每提及“外交团”.所谓外交团,就是在北京的西方外交使团.清末以来,各国使馆,都涉足北京的东交民巷,所以,东交民巷,也就成为外交使团的代称.民国的外交,跟外交团有关系；民国的内政,跟外交团也有关系.像张勋复辟这样的大事,西方各国的动向,尤其是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几个国家的动向,有时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西方各国的意向,大抵要通过外交使节来表达,其他的渠道当然也有,但外交使节的作用,毕竟不可替代.所以,那时北京政府的一举一动,包括各地督军的动作,都会考虑外交团的观感.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外交团不同意,多半干不了.在有外国人居住,尤其是有外国军队驻扎的地方动刀兵,如果不征得他们的同意,基本上什么也做不了,非要打的话,也得换个地方.
所以愤激者说,自清末以来,东交民巷,是中国的太上政府.这话有点言过其实,但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从晚清到民国,世界还处在丛林时代.丛林时代的殖民地,其外部的利益,还有宗主国来*,而像中国、奥斯曼帝国这样大而弱的主权国家,就是被争夺和撕咬的对象.外边的事,要自己管,管又管不了.自己家里的事,人家要来管,挡又挡不住.被干涉内政,在所难免.民国时中国的局面,是庚子义和团之后,《辛丑条约》体系的产物.外交团的威势是跟京津到山海关一线外国军队的存在相联系的.中国政府,只要没有本钱抹掉《辛丑条约》,这种外交团干政的态势,就只能忍受.
客观地说,自庚子之后,中国政府的外部环境,已经变得非常恶劣.中国的生存,实际上就是靠列强的均势,一旦均势被打破,局面就异常凶险.晚清新政、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洪宪帝制,实际上背后都有西方的影响.在某些特别的时刻,比如辛亥革命,某些西方列强,比如日本,曾经设想过要武力干涉.仅仅是因为列强之间的均势,英、法和美国不赞成,才没有变成现实.同样,如果不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在华的均势被打破,日本一家独大,就不可能有《二十一条》的提出,没有《二十一条》的刺激,洪宪帝制即使还会有,也未必会是这个样子.而这个帝制复辟,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由于欧战,列强均势被打破的一个直接的恶果.当然,张勋复辟,也类似.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奥在中国势力尚在,中国就没有参战这一说,当然,复辟也就无从谈起了.就大的方面说如此,从细节上讲,也是如此.张勋复辟,几乎无处没有西方,尤其是日本和德国的阴影.
从晚清到民国,支持中国的反对派捣乱,虽然不说是日本的国策,但的确是日本某些势力喜欢做的事,这样的事,有时也得到其政府方面的认可.辛亥革命的结果,是袁世凯上台,这个结果,是为日本所不喜欢的.著名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回忆说,日本公使日置益曾经跟他说过,他们日本人,宁愿接受孙中山,不喜欢袁世凯.孙中山没做过清朝的官,一直革命,但袁世凯世受清朝之恩,做到总理大臣,自己做总统,总不免有“篡夺之嫌”.这样的道德谴责,倒未必是日本的真心话,其实,他们担心的是,在一个强人领导下,中国的先进制度,能发挥出巨大的效能,让中国由弱变强.
所以,终袁之世,清室复辟这点事,一直得到日本人明里暗里的资助.但是,恭亲王溥伟、肃亲王耆善和升允这些所谓的宗社党,包括一些蒙古王公,实在是不中用,无论怎么折腾,都不过是给袁世凯挠痒痒.袁世凯死后,由日本人川岛浪速与肃亲王耆善组织的勤王军,联合蒙古巴布札布孤注一掷,发动叛乱,差点全军覆灭.而汉人有实力而且有可能参与复辟的军阀张勋和冯国璋,却又一直按兵不动.复辟之事,虽然没有闹成,但是,日本却成功地借欧战之机,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搬了袁政权的合法性.
后袁时代,日本内阁换人,对华的政策,按西原龟三的话,也从所谓的“霸道”转为“王道”.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既然日本成功地倒掉了袁世凯这个强人,目标已经实现,收敛一点儿,从外部遏乱变为选择支持*人,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演变.日本公使林权助的来华,跟西原龟三使华一样,事实上代表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他们之间也有着不小的分歧）.所以,从大方向上,日本政府是不会支持复辟的.一来,他们选定的支持的目标,是段祺瑞；二来,关于参战问题,他们本是怂恿者和支持者.要实行他们的计划,非段祺瑞执政不可.张勋在参战问题上态度暧昧,而且跟德国有勾结,因此,他们只能坐在段祺瑞一边.
但是,在复辟酝酿时期,日本的意向并不明显.而且在内阁交替过程中,原有的惯性,还在起作用.从日本外交档案看,早在第二次徐州会议期间,日本驻华公使就已经派人（小村翻译官）去徐州,跟张勋、张勋精通日语的幕僚谢介石、万绳栻以及直隶省长朱家宝的代表密谈,而且谈及清室复辟问题.当然,日本人在密会中应该没有表明态度,但是,这样来自日本的参与,而且是密室相会式的参与,关系非同一般,意义更非同一般.退一步说,即使日本文官政府变了,日本的军方和某些势力,也不一定一直都跟文官政府保持一致.所以,从日本方面传递过来的信号,是复杂的.
日本黑龙会的佃信夫和日本参谋本部的次长田中义一,是两个对张勋复辟行动影响最大的人.佃信夫是黑龙会的骨干成员,也是黑龙会内“对支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属于可以直通首相的大人物.当初,他们的态度,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出于信念,反对袁世凯,支持清室复辟的.袁世凯死后,他们又在中国选择新的复辟人物.跟黑龙会的其他人不一样,佃信夫在华工作的重心,就是张勋.一度,他甚至以张勋的“幕宾”自居,经常出入张勋的密室,跟经常往来张勋处的若干遗老,关系都非常密切.郑孝胥在日记中,也多次提到张勋与佃信夫的过从,并有佃信夫赴徐州“催张勋起义”的记载.佃信夫和一干黑龙会成员在中国策动复辟,在遗老中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从后来黑龙会的记录看,他对于府院之争以来,中国所有的政治动态,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如果按黑龙会的说法,在张勋行动之前,实际上日本的新首相寺内正毅,经过他的说服,已经同意了复辟的计划,但随后不知为何又改变了.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军方的意思.即便如此,佃信夫还是在张勋复辟的前夕,来到了北京.尽管黑龙会的记录说佃信夫在张勋复辟发动之后,感觉比较唐突,是“搞糟了”,但他却依旧帮助张勋联络日本驻华使馆,故意为张勋开脱,说复辟是他的部下所为,张勋是被动地承担,以争取日本公使林权助的支持.当然,对于早已定下方针,以段祺瑞为援助对象的日本政府来说,这样来自日本民间的活动,自然不会支持.尽管如此,在张勋躲入荷兰使馆之后,佃信夫还设法买通使馆的岗兵,携带和服一套,潜入张勋的住所,想把张勋偷出来.只因张勋已经知道徐世昌要赦免他,才最后作罢.其间,两人笔谈半晌,洒泪而别.
田中义一,是中国人非常熟的日本人.谁不知道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呢？这个搞情报出身的日军参谋本部的干将,无疑是一个侵华策略的制定者,也是日本军方的一个著名阴谋家.他在张勋复辟前夕,来到中国,当然不会是真的来旅游的.事实上,他比黑龙会的人,还要熟悉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去见张勋的时候,两人当然谈到了复辟的事情,田中“随声附和”了张勋,态度极其暧昧.显然,这样的暧昧,会使“天真”的张勋认为他的行动得到了“日本军部的谅解”.负责接待田中义一的陈文运说,田中这回来华,只带了一名汉语极好的翻译,从北京南下,第一站就到了徐州.摒挡一切,只有一个翻译在场,跟张勋密谈了两三个小时.事后,陈文运问张勋谈了什么,“张勋淡淡地说：‘他有什么谈的,闲扯罢了.’”这闲扯扯得,不仅让张勋造成了“误解”,连陈文运也一并蒙了.但据章宗祥讲,田中义一的态度,导致张勋误以为日本赞成复辟.曹汝霖乃将此情形,告知了他,他去拜会日本外相本野,“责以日本不应有双重外交”.结果本野大愤,认为日本没有这样的情形,外务省的意见和军部的意见是一致的.本野为此,去见寺内首相,由首相电令田中派员向张勋解释,他并没有支持复辟的意思.“但张（张勋）之意见竟牢不可破.6 月6 日,陆（陆宗舆〉来电,谓张挟各军坚持复辟,徐（徐世昌）力劝无效,将不问事.”鉴于田中此行,引发了日本文官政府的愤怒,田中领衔代表在华的几位重要军界人士,给日本政府发了一封电报,对此做了含糊的澄清,说全是误会云云.但也表示,日本对华的政策,应该在各派之间,保持中立,不偏不倚.虽然日本政府有这样明确的表示,但此前日本使馆跟张勋的亲昵关系,以及田中所谓不偏不倚、暧昧含糊的表达,在中国满世界乱跑、跟遗老们打成一片的黑龙会骨干的活动,给人的信号,并非他们决然不支持复辟,甚至是相反.
正因为日本人传递出来的信号混乱而且暧昧,所以,很多军人和政客,都会感到迷惑.林权助提到在复辟发生前,徐世昌和张勋,两次派曹汝霖和陆宗舆去日本打探日本政府对复辟的真实态度.现在看来,曹、陆2 人,受徐世昌指派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儿.而徐世昌在得到日本外相否定性的答复后,还不放心,在张勋进京之前,又让曹汝霖再次探询日本公使的意见,得到决然否定的答复之后,才决定不参与张勋的行动.后来,陆宗舆也在一份密电中,提到了此事.
在袁世凯死后,日本的捣乱政策,已经没有必要.而新上台的日本寺内内阁,已经决定改弦易辙,选择一个可以支持的对象,加以支持,以便更方便地控制中国.所以,最合乎日本利益的做法,是支持段祺瑞,而非张勋.这一点,早在张勋复辟发生前,就已经确定了.日本政府的改弦易辙,是出于日本自身的经济压力.由于欧战的缘故,日本积累了巨额外贸出超,危害了外汇资金的交流,“长此放任下去,将使经济严重失调”,所以,日本一定要“诱使中国参战”,谋求日本战时经济的调整,即将资金投放到中国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得段祺瑞重新执政不可.但是,政策转变过程中,不是所有的捣乱政策都会戛然而止的.说佃信夫是出于道义支持张勋,田中义一是不经意间犯了暧昧的错误,显然都难以令人信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支持复辟,都是给中国添乱.能添乱,就添乱,对某些日本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对.在复辟过程中,甚至双方交战的时刻,张勋身边,不仅有德国人,而且有日本人,若干日本黑龙会圈的“志士”,一直都没有拋弃张勋.一位当年在讨逆军服务过的交通部要员回忆说,冯德麟的出逃,是他在丰台车站的眼线查到的,当时在冯的身边,有五个日本保护他.但是,为了防止冯德麟出关调兵,又必须截住他,不得已,他派了一队士兵,不顾外国人的,日本人的阻拦,强行把坐在充满外国人的头等车厢里的冯德麟拉了出来.冯下车后,还在地上滚来滚去.如果当时日本政府真的是表示中立,这5 个日本人,也许会动武的.
日本的新政府,已经决定把段祺瑞作为支持对象,为此,他们做了详尽的考察.客观地说,在当时的中国,如果日本非要选一个人支持,通过这个人实现影响力的话,段祺瑞的确是不二人选.为此,日本新首相寺内正毅的私人亲信西原龟三,已经多次访华,做了大量的工作.退一步说,作为一个已经开罪了德国,加入协约国的东方强国,由于利益共同体的缘故,他们必须让协约国赢,因此,中国的参战,也是必须促成的.而在中国,只有段祺瑞重新执政,参战才有可能.当然,日本方面,其实也完全知道张勋要复辟,而且对于府院之争以来中国所有的动向,都一清二楚.看日本这段时间的外交档案,里面记录了这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有角色的活动,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当然不会因为一个张勋,就改变既定策略.但是,他们也清楚,张勋的行动,其实可以为段祺瑞搬开黎元洪这块挡路的石头.有资料说,在田中义一访华之后,回国大谈中国的复辟事.孙中山不放心,派戴季陶去日本了解情况.戴季陶到了日本,此时张勋复辟尚未发生,他见过两个日本将军,一个田中,一个海军的秋山中将,两人以各种比喻暗示中国可能会出现复辟,但不日可平.日本外交档案,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当然,复辟事件的角色,不是提线木偶,日本人,也不是提线木偶的表演艺术家.张勋的复辟,以及段祺瑞的讨逆,都有各自的自主性在.戏是两边的人在演,而且演的不是木偶戏.但是整个事件的大致走向,日本人还是清楚的.万一段祺瑞不讨逆,或者讨逆意外失败,他们也不会过分担忧,因为毕竟他们在张勋身上也有投资,可以在以后施加压力,逼张勋顺他们的意思参战.当然,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工作要费事得多.
尽管讨逆得到了日本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及时资助,讨逆军不会那么快地集合起来,但是,借款大多是通过日本在华的公司支付的,而日本政府,只是采取纵容默许的态度而已.每笔借款都合乎市场惯例,而且没有什么破绽.为此,日本外务省,还特意给日本天津领事馆发了电报.但我们看到,没有一笔钱是白给的,借款也需要抵押,而且抵押品一点儿都不便宜.在对华外交上,日本人从来都是精明的商人,大账要算,小账也算.只是复辟之后,大笔借给段政府的西原借款,有点亏了.西原龟三这个精明的政客,为了迅速将段祺瑞扶起来,大笔地投钱,虽然利息并不低,但抵押物却不靠谱.最后,段祺瑞的皖系一枝独大,引发了北洋系内部的大裂变,皖系之后,大部分的借款,都成了呆账.
（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共和中的帝制：民国六年,中国社会的两难选择》 作者：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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