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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6 年（康熙十五年）暮春,天气格外地闷热.金陵城南的芥子园里,66 岁的李渔枯坐在回廊里,身边那盅雨前龙井茶也早已凉了,四处的景致如同他稀疏的花白胡须,因为疏于打理而越发不中看了.家人都知道,随着乔、王二姬的相继离世,李渔和戏班子都已经失魂落魄.再好的秦淮小吃和绍兴花雕也唤不醒他的味蕾,人却越发多愁善感起来.该是叶落归根的时候了.
在中国文化史上,明末清初的李渔（1611 －1680）总是个话题.他在大俗大雅之间左右逢源,玩得不亦乐乎,让后世男人羡慕嫉妒恨.其实李渔是个极懂生活的人,他在《闲情偶记》中记叙的美颜美食美景,总令人心驰神往,真正是把人生过成了艺术.有人说,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的.
李渔是四十岁以后,才过上“卖赋以糊其口”的生活.这一年,在家乡输了官司丢了产业的李渔举家搬到杭州,开始其职业文人的生涯.李渔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更是写作产业化的先驱,是一位成功的文化商人.题材贴近市民需求
纵观李渔所写的小说和戏剧,无不以市场需求为圭臬.也就是读者和观众需要什么就写什么,什么好卖就写什么.可以说,李渔是中国最早有市场意识的畅销书作家.
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曾经说,即使如《牡丹亭》、《邯郸记》、《绿牡丹》这样脍炙人口的佳作,也是“得以偶登于场者,皆才人侥幸之事,非文至必传之常理也.”也就是说,即便如汤显祖、吴炳这样的大戏剧家,如果他们的作品没有在市场上流传,也终归会被历史的风尘所埋没.甚至可以说,没有票房,就没有影响力.
当然,李渔毕竟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又有自我人格意识的文化人,面向市场的写作,一方面带来经济上的实惠,也在思想上留下深深的困扰.在剧本《风筝误》的结尾,他写道：“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既然这些戏剧和小说只是为了博人一笑,让观众满意就成为自己最大的追求,即所谓“一夫不笑是吾忧”.他的这一行为,很显然并不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也为传统读书人所鄙夷.
另有一位丁耀亢的作者,他曾经是一广东惠安县的县令,也是一个文学青年,但他的趣味有点特别,他最喜欢的是当时的禁书《*梅》.不仅喜欢,还觉得《*梅》写得不过瘾,亲自动笔来写续集.也不知这本书有没有刊刻出版,也不知给这位丁知县带来多少稿酬,反正这件事让他上司知道了,大为震怒,认为他“身为令民之首,而不务正业”.因此,被撤职处分,责令其回山东原籍思过.回乡途中的丁耀亢经过杭州时,曾经约了李渔一起游西湖,叙说平生之志.李渔很清楚,像丁耀亢这样直接写小说,固然挣钱很快,但毕竟名声不好.
因此,李渔在写《肉蒲团》时,就没好意思署真名.他相信,这样的书,只看内容,不需要看名气,同样可以卖得很火.小说家王安忆认为《肉蒲团》“有种天真的无耻”,“是很坦然的”一部小说.后世的研究者们,虽然指出了《肉蒲团》具有的醒世意味,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写作这样一部奇书,李渔头脑里更多的是为了金钱,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是其他诉求.
雇用助手写作
明清时期,艺术创作中请人十分常见,也从来没有因此产生著作权纠纷或者经济利益上的争执.最为著名的是董其昌,作为一名领袖级的大画家,当时“华亭画派”的诸多画家如赵左等,都经常为董其昌帮忙,帮助他消化那些应接不暇的订单.
在创造力如泉水般涌动的时刻,李渔面临的最大的困惑就是笔头跟不上思绪.毛笔写作需要不时磨墨蘸墨,长期的握管生涯,也使他体力上难以支持.因此他的笔迹往往极其潦草,甚至墨汁洇晕成团也是家常便饭.这样的笔迹,排字工人是无法辨认的,书店老板也不会接受.誊抄是必须的.但是李渔深知他的才华之可贵,不会将大好时光浪费在这样机械简单的劳作中.与其自己费力气誊写,还不如雇人来帮忙.于是,李渔只花了很少的钱,就找到了抄稿的人.抄稿人定期上门来,帮助李渔整理抄写已经积压的稿子,让李渔不仅体力上得到了解放,也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的放松.劳作之余,李渔与抄稿人也会谈论起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在这样的情况后,会不会发展为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即李渔口授故事,由抄稿人直接整理成篇,也未可知.但是,从李渔如此高产的小说看,这样的工作方式似乎是可能的.
甚至在生病卧床的时候,李渔也将其作为整理思绪、创作新故事的好时机,甚至将其作为抵抗病魔的诀窍.“知为吟诗生疚,三日不吟加瘦.”（《耐歌词? 昭君怨? 病后作》）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个抄书人在场,将李渔的构思记录下来,整理成篇,待其病愈,新作也就完成了.正如他日后在《闲情偶记》中所说,“迨沉疴将起之时,即新编告竣之日.”
放大版权价值
李渔的名气越来越大之后,他的作品成为图书市场上的宠儿,供不应求.向来挑剔的书商们从《无声戏》中看到了商机,主动询问他有没有新作问世.李渔敏锐地发现自己的商业价值,便从《无声戏》中抽出几篇小说,再加上若干新作品,凑成了一本新书《连城璧》.用这本书应付市场上汹涌的需求,同时抓紧赶写《无声戏二集》,还构思另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二楼觉世名言》.通过这本新作的推出,维持市场的关注,同时为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经济效益进行铺垫.
李渔不愧为一个畅销书作家,他的书连书名都是十分商业的.在南京时,他为了教乔王二姬识字,曾经从一个叫陈伯峰所编的《女史》中,选取若干通俗易懂的故事,作为教材.后来,在将这部教材交给女婿沈因伯付梓之前,李渔却专门取了一个哗众取宠的书名：《千古奇闻》,顿时有了今天车站码头上那些地摊文学的味道.
制造大IP,再自己改编成戏剧
但他不是简单地将文字一卖了之,而是有将小说和剧本作为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来对等,将小说作为剧本的广告,又将剧本作为小说的衍生产品.他将自己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分别命名为《无声戏》和《无声戏二集》,就生动地说明了他的这种统盘考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对IP 的应用.他先后将《丑郎君怕娇偏得艳》《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生我楼》等四篇短篇小说改写成了戏剧《奈何天》《比目鱼》《凰求凤》和《巧团圆》.在小说集《无声戏》的早期版本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目录中,有相当多的小说题目下面标有“此回有传奇即出”或“此回有传奇嗣出”的字样.“传奇”是当时戏剧的主要样式.
当然,这些被做了广告,或者预告的小说,并没有全都改编成戏剧.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李渔创造力旺盛,新的题材不时地涌上心头,根本来不及逐一改编,但这样的广告提示,却形象地反映了李渔的经营思路和野心.
由于李渔把握了市场脉搏,作品供不应求,刚刚起步的李渔不敢懈怠,像一个文字生产线,夜以继日地转动着.他在一首诗里描写了自己的工作状况：“曝背终朝手一编,无衣亦可度残年.乍寒乍暖生阳候,疑雨疑晴作雪天.地气任从枯管动,名心不复死灰燃.夜深烛尽惟余跋,索笔誊诗且未眠.”日子是清苦的,但是,又是充满希望的.
广泛结交名流,扩大自己的知名度
在李渔生活的年代,人的名声主要依靠口碑.而那些文化人,尤其是官员社会影响力大,与他们保持密切的关系,既可以刷存在感,也可以获得各方面的社会资源.李渔是个很会经营自己的人,在各种结社和游园活动中,他也是一个受到广泛欢迎的宠儿.“当途贵游与四方名硕,咸以得交笠翁为快.”以至于,有人认为,像李渔这样的不在政治上发展实在是太委屈了.“嗟乎！笠翁有才若此,岂自知匏落至今日哉！”甚至连李渔在政坛的知音好友张缙彦也多次劝说他出山.但是李渔却始终笑而不答,或许他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或许他正需要这样的期待,可以更好地经营他的小说和戏文.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
这早期的经验,后来发展为他走向全国的野心,通过编辑出版《资政新编》,与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翰林学士建立了更为广泛的联系,使其成为具有全国性的知名人物.这样的名声,为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当然由于网撒得太大,也难免交友不慎,这些政治人物失势的时候,也给李渔造成很大的困扰.
模块化创作流程
文学创作本来以创新为要旨.瓦尔特?本雅明说,“一件艺术作品,倘以技术手段加以复制,就会丧失其风采神韵.”但是作为职业作家和商人,李渔却从创作中发现了规律和模块化创作的可能性.李渔据此发明了一种系列化写作的产业化工作方式.正如德国学者雷德侯所说,“中国人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借助模件体系从事工作,且将其发展到了令人惊叹的先进水准.他们在语言、文学、哲学,还有社会组织以及他们的艺术之中,都应用了模件体系.确实,模件体系的发明看来完全合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通过研究李渔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作品有一些共同特征和创作流程.即将生活中的元素进行细分后,通过分类联想法,进行排列组合,从而形成一个个既新鲜又不陌生的故事.这种工作方式或许可以追溯到他父亲在如皋开的中药铺,将不同的药材进行配伍,可以形成功能迥异的汤剂.最典型的是《觉世名言十二楼》,这十二个关于不同楼宇的故事,显然是经过事先策划和组合而形成的.正如他在《闲情偶记》中说到的“百眼橱”,将生活中不同类型的人物、事件进行分类组合后,形成形形色色的组合类型和生动故事.
李渔的这种创造理念显然是商业化的、市场化的.后世西方的高产作家如巴尔扎克和左拉也无不奉行这种分类联想的创造方法.
李渔从写作中获得的巨大利益,让他尝到文化产业化的甜头,也为他从作家到出版人,编剧到制作人的过渡铺平了道路.但是,后来的情况,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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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渔的家班演剧与其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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