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该文是道路论文范本跟内涵和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方面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道路论文参考文献：
徐崇温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6）01-0010-11
摘 要：中国道路,就当前来说,就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它包含有四个方面不可或缺的基本内涵：中国的领导；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从特征的视角来说,中国道路的主要特征即：中国道路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中国道路；基本内涵；主要特征；总体布局；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
一、坚持中国的领导
在革命年代,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夺取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在建设和改革年代,在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面前,我国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国家的统一,同样还要靠中国的领导,要由中国把亿万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把力量凝聚起来,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前进.必须要有中国这样一个核心力量的坚强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否则就会陷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混乱深渊.中国道路就是由中国倡导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出来的.所以,在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中,中国的领导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为什么中国能够在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有一种说法,从中国不同于西方政党是“代表彼此不同的利益群体进行互相斗争”的“部分利益党”出发,认为是“整体利益党”,说它“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扮演了历史上由不同阶层读书人构成的官僚体系所起主导性作用”.
这个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中国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不是全民党,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认,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之所以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因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它的阶级利益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决定了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它自己.
至于把中国比喻为“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中国“历史上由不同阶层读书人构成的官僚体系”,则更同事实相距十万八千里.因为中国之所以能带领中国人民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因为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要是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那么,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强力推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氛围中,既借鉴和吸取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独立自主地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将是无法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儒家执政集团”“由不同阶层读书人构成的官僚体系”,在什么时代创造过这样的业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就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正确道路,并且在探索中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思想成果,其中尤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最为突出.但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与客观实际日益相悖的错误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左”的偏离,这就使他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离开了正确的方向而偏到歧路上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以后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在1958年导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1966年导致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得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偏离到了“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方向上去.
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中,要是对本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发生了这样大的偏离,一般情况下就将以失败告终,同时也很难由执政党自身来纠正.但在当代中国,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在“”结束以后,领导亿万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不屈不挠地继续进行探索时,却在实事求是地指出晚年错误的同时,又坚决维护的历史地位和思想,并终于成功地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试问,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个“儒家执政集团”“由不同阶层读书人构成的官僚体系”开创过这样的业绩？！
中国道路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新阶段中开辟和不断推进的,但是,在2015年3月9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号称“中国通”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却突然加盟“中国崩溃论”行列,提出中国2010年以后的改革发生了转变,中国已经不能控制中国的改革进程了,因而“改革可能会导致雪崩一般的失控,他们（指中国）无论如何都会,就像苏联那样”.沈大伟的这个预测,显然和章家敦之流的反共人士高唱的中国崩溃论一样,都是建立在漠视事实真相的幻觉和臆想的基础之上的.
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以来,党的历代历届领导都高度重视改革开放,把它看作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的伟大革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更把改革开放提到治国理政的新高度,把它不仅看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党和人民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而且看成是一个国家民族生存发展之途,看成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并认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提出涉及15个领域和330项较大改革举措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又进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举措的战略布局.
党在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时,鉴于全面深化改革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前途命运、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重要性,还从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面广,对推进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大大提高的特点出发,提出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一整套正确的方法论.这些基本原则就是：要注意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把握全局；要注意协调,力争最大综合效益,避免畸轻畸重,顾此失彼,避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各地区、部门要善于把自觉维护大政方针的统一性、严肃性和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既坚决按确定的方向、目标、原则办事,又勇于探索创造.总之,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时,要求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要敢于担当、啃硬骨头、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归结起来,在战略上要勇于进取,在战术上要稳扎稳打.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法论则要求：一要按要进,而不要盲目推进、不要超出确定的界限推进；二要有序推进.就是说,该由统一安排的,各地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各地不要拖延；该搞试点的,各地不要仓促在面上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先得由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要避免在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各地一哄而上,造成欲速则不达的结果.
中国对于改革开放这样地高度重视,具体部署又这样地深入细致,哪里会导致沈大伟所说的什么“雪崩一般的失控”,又哪里会导致“苏联那样的”“”？！原苏联的亡党亡国,是在苏联模式积累有大量致命矛盾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改旗易帜走上邪路所导致的,而中国则在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地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过程中,通过改革开放,在大踏步地赶上时代前进步伐中,不断地实现着自我完善,怎么能和原苏联同日而语呢？
二、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各方面建设的总体布局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需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正如1956年党的八大所指出的,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阶级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贯穿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正如所指出的那样,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在这个时候,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而作出的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决定,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先后陷入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泥潭中长达近20年之久！这一惨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而且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都要靠经济的发展,只有牢牢地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我们才能清醒地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经受住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就是坚决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以经济建设为唯一,我们还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的建设.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2012年党的十八大深刻地总结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顺应国际国内大势和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略要求,确立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
特别强调所谓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最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1]（P367,368）他还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2]（P144）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概念,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布局,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进一步明确和重申了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
进入21世纪以后,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拓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2005年,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3]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论述了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又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而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不断拓展,首先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它的每一次拓展都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在这种拓展中也凝聚着党对国际社会中历史经验的总结.
例如,“社会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借鉴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失调”的经验教训,采取措施避免重蹈“拉美化”的覆辙.
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六个方面的失调：①
一是重增长、轻分配,拉大了贫富差距.
在拉丁美洲,占人口30%的穷人,仅获国民收入的7.5%（其他地区平均获10%）,而占人口5%的富人,却获得国民收入的40%,以致一些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达到0.6.产生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许多拉美国家都遵循“先增长后分配”论,误以为蛋糕做大了,分配自然会实现社会公正.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并没有自动导致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
二是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失衡.
拉美的城市化率从1970年的62.5%上升到2000年的78%.为这种超越发展阶段的城市化付出的沉重代价是：与城市的霓虹灯和摩天大楼并立的是,城乡接合部的贫民窟,栖身于贫民窟中的居民实际上很难享受到医疗、教育、供电和排水等基本生活设施.
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不到和谐发展.
拉美拥有世界上40%的动植物和27%的水资源,而且其47%的土地被森林所覆盖,却也面临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在1981-1990年间,拉美以几乎是非洲、亚太地区一倍的速度年均损失热带森林740万公顷,其损失的森林生物量在全球25吨中占到了13吨,超过了非洲和亚太地区损失量的总和.
四是社会治安状况恶化.
拉美国家的谋杀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0.8%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的1.3%,是除非洲之外所有其他国家的4倍.
五是教育事业发展迟缓.
在20世纪60年代,25岁以上的拉美人受教育的年限是3.2年,20世纪90年代提高到5年,低于同期东南亚国家的从4.3年上升到7.2年,东欧国家的从6年增加到8.7年.拉美国家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72%上升到90年代的87%,而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识字率从80%上升到93%.
六是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好开放与保护的度.
这就使跨国公司和外国产品大举进入本国市场,使民族工业因不敌外来竞争而陷入困境或倒闭.
要避免陷入“拉美化”那样的危险,就需要花大力气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就是说,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应该说,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抓住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抓住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社会和谐问题的关键.
三、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
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我们党尔后各代各届领导的高度评价和高度重视,把它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因为“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4]（P252-253）把党的基本路线称为“兴国、立国、强国的重大法宝”,“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幸福线”.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是“兴国之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是“强国之路”.[5]则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6]
在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妄图颠覆中国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更凸显出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强的政治保障,它决定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命运.因为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坚持改革开放,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因为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以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自力更生的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这才能使我们的事业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要是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就会窒息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力和生机,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同时又从新的实践中不断吸取新的经验来丰富和发展的,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则是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离开了改革开放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的可能性；反之,离开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去搞改革开放,则很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划清界限,从而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在这方面,原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留下的改旗易帜导致苏东剧变解体的覆辙,值得牢牢铭记.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登台执政时,一方面觉得苏联正面临着在经济实力上被日本赶上而沦为二流国家的危险,经济改革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另一方面在开始时仍因袭前任苏联领导人的社会主义观和发展战略.为此,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上,他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基本方针.但由于这个战略严重脱离实际,使原先已达到2︰2︰6的很不合理的农轻重比例进一步变得更加失调,致使消费品市场供应出现全面紧张和短缺,上涨,抢购之风盛行,广大群众对改革持消极态度,日益失去信心.于是,在1987年的苏共六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又提出从企业改革入手,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的思路,但由于在当时的苏联,宏观改革措施没有相应配套,企业外部经营条件尚未建立,企业改革难以深入,致使这项改革也以失败告终.戈尔巴乔夫在他的这两项改革接连碰壁以后,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治阻力,归结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限制进步改造的障碍机制,认为只有通过和借助于,改革才有可能实现.于是,从1987年的苏共一月全会开始,逐步走上了改旗易帜的邪路.
戈尔巴乔夫先是提出了“更新社会主义”的口号.1988年5月7日,他在会见苏联新闻界等单位负责人时,阐述“更新社会主义”这个口号说,必须使社会主义摆脱个人崇拜时期、发号施令时期、停滞时期的一切假社会主义的曲解的变了形的东西,使社会主义恢复其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含意.1991年7月,苏共发表《苏共纲领草案》以后,戈尔巴乔夫又重申需要再改变一次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由科学社会主义转到人道的的社会主义.这种改旗易帜的要点是：
第一点,鼓吹社会主义异化论,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自我丑化、自我否定.
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苏共一月全会上说,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官僚主义命令体制,成为了几十年来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其弊端是三个方面的异化：人与政权的异化,人与生产资料以及自己劳动成果的异化,人与精神财富的异化.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异化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意义,归根到底就在于彻底克服这些异化现象.在1988年6月的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他又进一步发挥这种社会主义异化论说,十月革命胜利后形成的政治体制已严重变形,它是一种口头上宣扬原则、实际上却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府,实际上却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的僵化权力体制.斯大林从社会主义理想中抽掉了主要的东西——人本身,人的需要、利益,人的活生生的生活；斯大林主义的歪曲导致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中的主要东西：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被抽掉了.为此,必须根本改造我们整个的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他说在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实践,只给人民带来灾难,因而是不仅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罪的极权社会主义、专横社会主义.
第二点,宣扬否定阶级斗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戈尔巴乔夫认为,主要反映古典工业社会尖锐的对抗性阶级矛盾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已经不适合于当代世界发展形成的新文明,这种新文明不能容纳关于严格划分为对立阶级、关于劳动和资本对立的两极和社会制度的对抗的概念,为此,应当抛弃与全民和全人类的价值观相抵触的简单的阶级观点.
与此相适应,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苏共一月全会上提出,要采用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和人道主义去纠正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说他的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利益、人类生存的利益高于一切.他把改革的动机归结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最充分地揭示我们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政治、道德的人道主义性质.在1988年的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他又进而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应是面向人的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人真正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人是问题的中心.所以,改革的总目标是揭示社会主义的人道面貌和提高人的福利,解决改革任务的关键是克服人与所有制相脱离的现象,改革的关键是克服人与政权相脱离的现象.在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上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中,他又进一步阐述说,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自由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社会主义是一般的和全人类的理想和价值观的体现者和捍卫者.
第三点,鼓吹公开性,化和经济上、思想上、政治上的多元论,把反共势力召唤出来推翻的领导.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公开性、化、社会多元论三项倡议.由于他是在大搞社会主义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时候提出这些口号,并把它们加以片面化和绝对化,宣扬什么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最大限度的公开性、放手去搞公开性,这就成了号召用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的“新闻自由”去揭露社会主义社会的所谓“阴暗面”,使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遭到极大的贬低,人的形象遭到日益严重的损害,并使意识形态严重失控和瓦解.戈尔巴乔夫提出的社会多元论,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思想矛盾和利益差别引导到政治方向上,鼓励社会团体跟党唱对台戏；后又把这种多元论发展到经济、思想、政治等各个方面,鼓吹经济上的多元化,就是使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多种经济成分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进而蜕变为大规模推进私有化,用私有化去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就是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蜕变成以自由、等全人类的价值观为思想基础,允许反映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的不同政治思想观点立场进行自由公开的对比、讨论和争论,进而提出要允许马列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在苏联自由传布和竞争,而坚决摒弃对其他观点和思想采取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反对意识形态专制主义和精神垄断；政治上的多元化就是由允许包括不承认苏共领导的各种社会团体、政党进行独立活动,进而在1990年3月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实行制,使原苏联的非正式组织从地下一下子钻出来,1987年为3万多个,1989年为6万多个,1990年达9万多个,它们大部分都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在1990年苏共二月全会决议取消的领导、实行制以后,又一下子出现了500多个政党,其中全苏性的政党达20多个,而且几乎都是以打倒、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
第四点,认同西方社会党的社会主义.
1990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未来世界和社会主义》一文中,把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革命派（指）和改良派（指西欧的社会党）说成两种观点都源于马克思,说在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看到了许多有意义的、富有启发性的内容.
戈尔巴乔夫说和社会党两种观点都源于马克思,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是,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潮的开创者是马克思、恩格斯,而社会主义思潮的鼻祖则是拉萨尔、蒲鲁东等.早在19世纪中叶,在法国议会中刚出现社会派的时候,马克思就揭示其性质说：“社会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它们“以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7]（P501）马克思还揭示社会派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一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其实质“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7]（P166）正因为这样,在尔后的20多年,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和他本人“根本不把自己称做社会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8]（P448）
戈尔巴乔夫在《未来世界和社会主义》一文中,还说他确信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深刻变化,以及社会党内的进程,我们正变得彼此接近起来.今天,在社会党人和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从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因为人对自己的弱点、失误和错误估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
社会党人公开声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人完全歪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信奉制,他们则并不.我们相信人权,他们则嘲弄人权.这种情况并没有由于批判斯大林主义而有所改变”,“他们现在所谓的‘列宁主义’,只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错误思想和罪恶行为的早期版本”.这些使社会党人和人分裂的鸿沟是怎样消除而使他们彼此接近的？显然不是由于社会党人的改正,而只是由于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向社会党人信仰、价值观的顶礼膜拜、屈膝投降,而这也就是在“改旗易帜”.
戈尔巴乔夫在上述文章中特别强调,社会党国际第18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证明,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无论在对当代世界的看法上,还是在理解所有进步力量面临的任务上,在人道的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我们不仅在政治立场上,而且在世界观上都接近了,这种接近是当代世界发展的逻辑,是世界形势乃至历史经验的要求.果然,在苏联解体以后,戈尔巴乔夫终于公开适应这样的“要求”,在俄罗斯组建了社会党,并参加了社会党国际.
第五点,从排除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到同资本主义一体化.
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说,过去的政治把阶级利益置于首位,而他倡导的新思维的核心,则认为全人类的利益、人类生存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样,过去苏共纲领关于各国人民将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扫除和埋葬帝国主义的提法已经不符合核时代的现实；在1989年11月发表的《社会主义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中,戈尔巴乔夫又由这种全人类标准进一步引出排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相对抗的结论.他说,首先必须排除两大体系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的结论,因为生活本身、它的辩证法,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的危险性,这些都要求各国人民和各国不问其社会制度如何从对抗转向合作.接着,戈尔巴乔夫把这种认识转到行动上,一步一步地走向同西方世界的一体化：第一步,他把苏联的权力中心,逐步地转移到最高苏维埃、总统委员会,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总统制,实行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离,与西方国家议会制一体化；第二步,修改宪法,取消的领导地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一体化；第三步,在1991年7月向西方七国集团首脑提出旨在要求同西方在经济上一体化的苏联的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一方面使苏联的改革进程同西方的援助活动协调一致,使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要求西方全面介入,参与拟制苏联的改革计划,确立其援苏规模、时机和形式,制定、监督苏联利用西方援助情况的机制.戈尔巴乔夫就在这种一步一步地同资本主义一体化的过程中,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向剧变解体.
四、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总是把社会主义首先同发展社会生产力紧密联系起来.他说：“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P314）“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而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P6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2]（P117）这些,清楚地说明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一项根本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在国家发展中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条根本的原因就是坚定不移地把国家的中心任务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
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一项根本原则,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2]（P123）“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2]（P172）“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P364）
而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随着我国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人民生活从基本消除贫困到解决温饱,再到实现小康、向全面实现小康目标迈进的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得很不平衡；收入分配格局不尽合理,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人民群众对灰色收入、隐性收入、非法收入等问题反映强烈,用共同富裕来防止和克服两极分化的问题,还越益紧迫地提上议事日程.早在1990年视察北京时的一次谈话中,就强调指出：“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9]（P1317）所以,要从“变质”和“打内战”的危险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两极分化问题.因此,他设想“在本世纪（指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P374）因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怎样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要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早就表明,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必然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而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才能对整个社会生产进行合理有效的调控,防止两极分化,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然而,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前苏东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蛊惑下,还是要搞私有化,结果不仅没有富强起来,反而导致经济凋敝、贫富悬殊,甚至社会动荡的局面.这就再一次地以鲜活的经验教训证明：离开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去搞私有化,绝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而必然产生两极分化.
联合国经济、社会信息与政策分析部作出的《1993年世界经济调查报告》指出,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在致力于由市场来指导其生产的同时,并没有大规模地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然而,中国经济继1992年以接近13%的速度增长之后,1993年仍将以压倒所有国家的11%的速度发展.反之,“在整个东欧及苏联地区,仅除匈牙利今年可能恢复增长之外,其余所有国家的经济今年将进一步下跌10%,而且1994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为零.据此,体制独具一格的中国经济今年仍将迅速增长,而大规模走向私有化的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等苏联衍生国家将继续面临大滑坡,并已出现社会动荡迹象”,所以,“尽管财富积累似乎是企业家的主要动力,但[中国的]事实说明创造精神与私人拥有权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保加利亚经济学家杨科夫在1995年9月6日的罗马尼亚《经济论坛》上发表文章解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说,那是因为“东欧国家的改革模式,彻底打破了原有的经济结构,倡导完全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所以它带来的是失业加剧、社会赤贫和国民经济急剧下滑,而中国的改革则是成功地维持和发展了国营企业并使之适应市场机制,从而避免了东欧国家往往以私有化为借口将国有财产据为己有并因此导致社会混乱的悲剧.中国奇迹使那些关于共产主义体制与提高经济效益相矛盾之类的说法不攻自破”.
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基本原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由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应该允许它们按贡献参与分配,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使各种资源都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但却必须切实实现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同时,健全由市场供求机制、竞争机制所决定的要素形成机制,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同它们的贡献相匹配.
走共同富裕道路,还要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适应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的过程中,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曾经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利益主体不断分化等原因,城乡、地区、行业以及部分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致使在1978年还处在0.317的基尼系数,到2006年时已上升到0.496,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社会高度分化,如不能有效纠正,甚至会威胁社会政治稳定.鉴于经验表明,要是一次分配出了大问题,二次分配再怎么努力也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更进而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力求在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实行更加体现公平的再分配政策,以弥补因生产要素占有不平等而导致的初次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做到以公平促进效率.
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曾把它奉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形式”的“基本原则”、[10]（P649）“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但马克思恩格斯在把它看作是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的同时,又首先把它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水平时产生的产物、结果和要求,是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创造主体的统一.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最终实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1]（P130）
但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一个要从社会主义社会就开始推进、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成的逐步提高的过程.同时,它又是同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同人们的共同富裕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去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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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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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责任编辑 郭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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