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概念衍变和运用的历史考察,该文是矛盾有关硕士论文范文跟衍变和概念和考察类开题报告范文.
矛盾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在儒家主张“礼之用,和为贵”的秩序规范下,具有对立、抵触等否定性意涵的“矛盾”一词,在中国古代并不是重要的社会政治概念,而具有唯物辩证法意涵的“矛盾”概念,是通过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日本和苏联传入中国的.随着瞿秋白将“矛盾”概念引入主流话语,“矛盾”逐渐成为批判和解构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等敌对势力的重要概念.此后,对“矛盾”概念进行了理论建构,使“矛盾”作为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得以阐释和说明,辩证法也借“矛盾”实现了大众化.在革命与建设的时代转换中,只有将敌我矛盾、阶级矛盾等斗争性“矛盾”概念弱化,并聚焦表征生产与需要的社会主要矛盾,才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
矛盾；语义；语用；变迁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8）06-0044-08
作者简介：
杨亮,（广州 510631）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金龙,历史学博士,（广州 510631）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纪念活动史的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44）
在近现代中国急剧变化的历史进程中,纷繁复杂的矛盾构成了冲突与发展的基本要素,而对矛盾的分析与运用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时代变换中,“矛盾”因其独特的工具价值和历史底色,被建构成一个沿用至今的社会政治概念,且衍生出阶级矛盾、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等系列概念.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从概念史的维度对“矛盾”概念本身及其移植、衍变、运用等方面的探讨仍显不足.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通过系列概念中国化来推进的,社会现状也是通过具有特定意涵的概念来描述和呈现的,而且概念本身的变迁与运用往往蕴含相关主体学习、吸收、重构外部思想观念的过程.因此,对超越中国传统形式逻辑的“矛盾”概念进行历史性分析与探讨,既可还原其语义、语用的演变历程,也可呈现概念在表征和推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矛盾”概念的跨国移植与语义衍变
从语源学上来看,“矛盾”一词在中国诸多典籍中都曾出现,但学术界公认最早见诸先秦《韩非子·难一》一文,即“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80—381页. 这里的“矛盾”意指言说互相抵触,不能同时成立.此后,这一含义固定下来,被后世所沿袭.在经史子集中,矛盾往往表述为“自相矛盾”、“互相矛盾”、“前后矛盾”,且一般用来描述个体言说或行文前后不一致.在传统儒家主张“礼之用,和为贵”的秩序规范下,矛盾更具否定性意涵.因此,“矛盾”一词在中国古代并不是重要的社会政治概念.
“矛盾”一词在明治维新前以汉字的形式传至日本,成为日文词汇,为对立、敌对、斗争之意［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赵倩、王草、葛平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71页. .1903年7月,日本学者幸德秋水在参考借鉴《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基础上,创作了《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书中“矛盾”一词,对译德文Widerspruch.Widerspruch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词汇,在黑格尔那里被提升到辩证法的高度,成为关键的辩证哲学概念.他指出,“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特性就是哲学思考的本质.这种矛盾的性质构成我们后来将要指明的逻辑思维的辩证的环节”［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3页. .“同一矛盾原则是构成其他一切自然现象的基本原则,由于有了内在矛盾,同时自然被迫超出其自身”［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0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吸收黑格尔辩证矛盾概念的基础上,将其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恩格斯认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2页. ,还“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4页. ,“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6页. .而《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也有许多相类似的论述,如“然则今之劳动,协同者也,今之生产,社会者也.而是等生产,乃不为社会所共有,仍为地主资本家个人所领有,岂非一大矛盾乎.此大矛盾也,在予等视之,可信为现时社会一切罪恶,皆由此胚胎而来”.［日］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高劳译,《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12号. 可见,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转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和判断,且直接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矛盾的语义指涉与语用界限.即“矛盾”概念一方面超越传统否定性的对立、冲突、抵触的意涵,具有统一、超越、转化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超越个体界域,成为指向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且具有唯物史观特质的辩证矛盾.
《社会主义神髓》出版后,颇受欢迎,“同年的十一月已出到六版.一九〇五年又出第七版”.蒋逸人、戴梦桃：《〈社会主义神髓〉的最早中译本》,《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此书之所以在日本如此畅销,是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迅速,阶级矛盾引发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主义运动随之兴起,《社会主义神髓》正好迎合了日本社会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需要.此书同样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关注和推崇,吴玉章1903年“在日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104页. 该书出版两三个月后,第一个中译本就由“中国达识译社”翻译,《浙江潮》编辑所在日本发行.1903年中文译本在中国大陆仅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存有,经查阅确有此书,且翻译时沿用了日本的“矛盾”一词. 随后《社会主义神髓》在日本还出版两个不同的中译本.其中第一个是1906年蜀魂遥（普生）译,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第二个是1907年创生译,奎文馆书局出版. 而在中国本土出版的是1911年至1912年杜亚泉以高劳为笔名在《东方杂志》上连续刊载的译本.此书之所以受到中国人的关注,并在短时间内由不同群体译出四个版本,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使洋务运动走向破产,中国知识分子的目光开始转向日本,效仿日本、向日本学习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路向.受此影响,部分知识分子官派或自费到日本留学,形成一定规模的留日学生群体.二是清末民初出现了一股翻译日本书刊的潮流.这股潮流的主导者梁启超指出,“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0页. 由此引发译书热,以致于“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梁启超撰、朱维铮导 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7页. 而且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日文借用汉字较多,相对易学易通易译.三是《社会主义神髓》作为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著作,在日流行期间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使其作为“西学”被传入中国. 由此可见,辩证矛盾是向日本学习过程中,通过译介日本社会主义著作移植到中国的.作为字形相同、词义相近的“矛盾”概念,在跨国移植过程中无需转译也没有阅读障碍,这既有助于中国知识分子理解资本主义存在的根本矛盾,又有利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认同.杜亚泉在翻译《社会主义神髓》过程中,把词形相同的“矛盾”概念直译过来,分析了“地主资本家个人所领有”与“协同”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缘由、表现、后果以及“救治之法”.［日］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高劳译,《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12号. 正如前文所述,此处“矛盾”概念的语义指涉与语用情境与马克思主义辩证矛盾一脉相承.
此后,杜亚泉所主张的“调和主义”明显受辩证矛盾影响.在与《新青年》进行东西文化论战过程中,他撰写了《矛盾之调和》一文.该文指出矛盾“排斥”“对峙”的一面,同时也强调非极端矛盾的“协同”“调节”“吸引”的一面,而且认为“世界进化”是“矛盾”“对抗进行”的结果.杜亚泉：《矛盾之调和》,《东方杂志》1918年第15卷第2号. 杜亚泉“矛盾调和”思想虽与马克思主义辩证矛盾旨趣相异,却在中国较早明确提出矛盾的统一、协调,并且认识到矛盾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已是一大进步.随着中西文化论战的进行,“矛盾调和”思想得以在知识分子中扩散,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辩证矛盾话语的传播与认同.
二、“矛盾”概念在党内的引介与初步运用
成立初期,矛盾在党的主要文件中只出现过一次,意指军阀统治与“自治”“统一”名义之间的冲突,即各派军阀言说与行为之间的矛盾.《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0—111页. 这与陈独秀早期著作中矛盾语义取向一致,都是传统观念中的形式逻辑矛盾.虽然唯物辩证法意义上的“矛盾”概念早在建党之前就被杜亚泉所译介,但由于东西文化论战的对立情绪及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导致其未在主流话语中运用,而只在个别留苏回国的党员中零星使用.如1923年瞿秋白指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民治主义）的基础上”“才显然暴露”.瞿秋白：《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1923年第2期.党内关于矛盾比较集中的阐述是1925年瞿秋白翻译的《列宁主义概论》一文.该文对“帝国主义矛盾”进行了论述和分类,认为“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一切矛盾冲突到了极点”的结果.瞿秋白：《列宁主义概论》,《新青年》1925年第1号. 此文刊载后,新青年社于1927年1月出版单行本.《向导》周报从1927年第186期起连续4期为其登载广告,使其成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畅销书.正是通过转述理论、翻译文本的方式,“矛盾”概念得以在党内广泛传播,同时“矛盾”概念也凭借这一渠道进入话语场域.
主要文件最早明确运用“矛盾”概念对中国社会现状进行分析,是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十一月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国内的形势是“沪粤武汉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解决那些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而且更加使这些矛盾剧烈起来,增多起来,更加使这些矛盾的爆发急遽起来”.《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46页. “民族资产阶级只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矛盾,而实在则替其中最强的当工具”.《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49页. 其中,“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是指资产阶级军阀与城市无产阶级贫民及农民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激化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到来,从而推动矛盾的化解,而这正是辩证矛盾的斗争超越与积极扬弃.辩证矛盾之所以会在这一文件中出现,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与该文件的起草者罗明纳兹有直接关系.周永详：《瞿秋白年谱新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 罗明纳兹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苏联地方政府与共产国际都担任过领导职务,期间对苏共文件、著作中的“矛盾”概念及其分析方法有深刻了解和认识.其次,与该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有直接关系.八七会议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瞿秋白主持工作.他在苏联游学多年,既精通俄语,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讲授过唯物辩证法,且如前文所述,他使用过“矛盾”概念,并翻译了《列宁主义概论》,对辩证矛盾及运用相当熟悉.再次,大革命失败后,由国共合作转向国共敌对斗争,在革命形势与方式根本转换的时代背景下,急需相应的理论工具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而由苏联引进的辩证矛盾分析方法正好契合这一需要.最后,“矛盾”概念本身所意蕴的敌对、斗争情感,符合大革命失败后部分党员愤怒、敌视、斗争的心理和需要.因此,在罗明纳兹和瞿秋白主导下,“矛盾”概念顺理成章写进会议决议,成为分析当时形势的重要概念.
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深化和扩展了“十一月扩大会议”关于矛盾的判断和分析.一方面,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入”,“帝国主义列强自己之间的矛盾,也是日益剧烈,以至于有世界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96页. 另一方面,分析了国内“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地主阶级的各派各系之间”“有很多很多的矛盾”,“这种矛盾往往弄到武装冲突和军阀的混战,然而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遇到中国劳动群众革命斗争的爆发,便结合联合战线来压迫”.《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11页. “矛盾”概念再次进入党的重要文件,是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案》起草和修改六大决议的结果.《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4页. 这也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运用“矛盾”概念全面分析中国具体问题的尝试.而其中关于国际国内矛盾的分析,对制定革命策略的影响较大.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印证了这一点.《决议》指出,六大正确地“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958页.
随着六大精神在党内的传达与扩散,领导层对矛盾的分析和运用逐渐增多.如1929年3月周恩来起草的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原则上说,游击战争的发展,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页. 1931年3月张闻天运用矛盾分析蒋胡冲突时提出,“无产阶级的政党,不但要时时注意革命各阶级力量的发展与组织,而且也要时时分析反动阶级内部的矛盾,了解这些矛盾的来源,并利用这些矛盾来发展我们的斗争”.《张闻天文集》第1卷,北京：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148页. 从主要领导初步运用矛盾的语义来看,其侧重的是矛盾的冲突和斗争,这与杜亚泉强调矛盾的同一与调和相反,而从语用来看则主要用于分析阶级矛盾.这就进一步表明,主流话语体系中“矛盾”概念的使用与共产国际、苏联密切相关.高层对“矛盾”概念的接受和运用,意味着它不仅成为政治话语的核心概念,而且成为批判和分析帝国主义与敌对阶级的重要方法.
三、“矛盾”概念的理论建构与大众化
1932年《东方杂志》第7期刊载了《论矛盾诸规律》一文.该文将矛盾等同于辩证法,从而重点论述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即“矛盾统一律”“数变质变律”“否定律”,以及三个规律之间的关系,且认为矛盾统一律是“最基本的规律”,其它两个规律是“建筑”于其上的规律.赤英：《论矛盾诸规律》,《东方杂志》1932年第29卷第7号. 虽然此文只是对《自然辩证法》中三大规律的介绍,但已经具备将“矛盾”概念建构为理论的雏形.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而反“围剿”失败主要是由“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造成的.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发愤”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苏联哲学教科书.阅读过程中,他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做了大量批注,并于1937年在抗大讲授哲学期间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书.该书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便是著名的《矛盾论》原文.《矛盾论》主要从五个方面把“矛盾”系统建构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一是明确“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一方面继承列宁关于“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的观点,认为“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9页. 另一方面他从历史与逻辑出发,通过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析,认为“事物矛盾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6页. 这就把矛盾提升到了支配和规制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二是把对待“矛盾”的态度与方式作为区分两种世界观的标准.在看来,两种宇宙观的区别在于,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而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1页. 三是把“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作为“矛盾”的精髓.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与和个性的关系”.《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9页. “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9页. 所以它是“绝对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0页. 四是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斗争性构建为“矛盾”的主体逻辑框架.“矛盾”系列概念在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并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斗争性为框架,通过厘清各个“矛盾”概念的逻辑关系,建构起整个矛盾体系.同时,把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矛盾特殊性的内容进行重点论述,从而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了矛盾理论的主要内容.五是运用“矛盾”指导革命实践是其理论旨趣.认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4页. 因此,在阐释矛盾原理的同时,注重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与方法,以指导革命实践.例如,在《矛盾的特殊性》一章中,他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1页. 总之,通过提升“矛盾”的地位,确立“矛盾”标准,提出“矛盾”精髓,构建“矛盾”逻辑框架等方式,把“矛盾”建构为一个逻辑严密、风格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也使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得以充分展现.《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出版后,不但被作为抗大学员的教材,而且在各抗日根据地广受欢迎,被多次翻印.这不但从理论上回击了“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调,而且在实践上推进了“矛盾”系列概念的普及与运用.
1950年编辑《选集》时,对《矛盾论》进行了补充、删节和修改.《新华月报》于1952年4月号刊载了《矛盾论》一文.随后,《人民日报》、《人民周报》、《新华月报》等党刊先后刊载学习《矛盾论》的引导性、示范性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陈伯达的《同志论革命的辩证法》、艾思奇的《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方法》、东北局宣传部办公室的《高岗同志怎样领导〈矛盾论〉的学习》等.与此同时,学术性期刊《新建设》开设专栏连载李达、艾思奇、沈志远、马特等学者学习阐释《矛盾论》的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李达的《〈矛盾论〉解说》一文.该文以严谨的学术态度、通俗的语言形式,全面系统地解释了《矛盾论》.政界、学界的学习、宣传、阐释起了示范与榜样作用,此后全国各界掀起了学习《矛盾论》的热潮.的领袖威望以及的组织动员,又助推了这一学习潮流,使人们“体会到辩证法是正确分析事物的方法,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有力武器”.《北京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实践论”“矛盾论”有收获》,《人民日报》1953年9月23日,第3版. 由于矛盾是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所以人们自然地把辩证法与“矛盾”概念等同起来.因此,唯物辩证法也通过“矛盾”概念这一载体,被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所认识和接受,从而使辩证法从哲学的高端走向现实生活,实现了大众化.“矛盾”也超越简单词汇、概念的定位,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
四、“矛盾”概念的泛化与聚焦
“矛盾”概念最初引入话语体系,主要是用来论述和分析敌我矛盾或敌人内部矛盾,此时它是划分敌我的关键概念.随着中国革命的推进,党内、军内、群众内各种问题和冲突日益突显.对此,指出,“在工农之间也有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 刘少奇则认为,“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7页. 这就将“矛盾”扩展到了群众内部和党内.此外,还在认识论上将“矛盾”扩展为普遍适用的方法与工具.他认为,“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32页. “所谓问题,就是矛盾,世界是充满了矛盾的”.《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 这里“矛盾”概念显然超越了“抵触、冲突”或“对立统一”的意涵,泛化为“差别”、“问题”的指称,这意味着“矛盾”概念语用边界的无限性.与此同时,“矛盾”概念群对革命的解释力和推动力随着革命胜利日益彰显,矛盾思维定势逐步形成.
对而言,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这一问题的回答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关键是“存在什么矛盾”.早在1947年就有学者认为,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仍然当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错误的.马特：《关于哲学学习方法的问题》,《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10期. 因为这一矛盾“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敌对的形态,它的表现方式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完成的”,“在社会主义的内部,支配的主导的矛盾是非敌对性的,这就是通过生产和消费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人类对自然的矛盾” .马特：《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1期. 1956年,开始从实践和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进行探索和分析.针对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观点,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第1版. 这是首次公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久,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此后,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1页.以上矛盾论断和分析意味着已经明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具体矛盾,而且将矛盾重点转移到了生产领域.但此时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影响矛盾判断的事件.一方面,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反苏反共势力嚣张,国际矛盾加剧；另一方面,国内罢工、、闹事、退社等新矛盾涌现,部分领导干部将其定性为阶级矛盾,进而定性为敌我矛盾,导致此类人民内部矛盾泛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针对以上情况,一方面反复强调要“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5页. ,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多次谈到,“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没有对抗了”《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9页. ；另一方面则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反复提出质疑,认为“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年谱》第3卷,北京：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 ,“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 《年谱》第3卷,北京：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07页. .的这一态度难免引发党内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认识的混乱.加上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开展的整风运动引发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导致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与扩大.在反右过程中,一方面混淆了划分的界限,另一方面泛化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导致敌我矛盾急剧增多,从而造成反右斗争扩大化.反右斗争扩大化反过来又促使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年谱》第3卷,北京：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3页. .分析以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过程,可以看出,由革命向建设转变进程中,阶级矛盾、敌我矛盾等斗争性“矛盾”概念不但没有被弱化和消解,反而被扩大和增强,致使“矛盾话语”与“矛盾思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被用来分析社会现实,并用于制定和表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导致阶级矛盾、敌我矛盾等斗争性“矛盾”概念的泛化与错置,并最终成为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这表明,“矛盾”作为一个蕴含“对立、冲突、斗争”的概念,在其运用边界扩展和泛化后,很容易造成革命斗争形势非常严峻的假象,同时也容易导致错误划分敌我.
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页. 这一论断为党从实践上纠正敌我矛盾泛化提供了基本遵循,同时也为处理矛盾问题确定了法治原则.1979年1月胡乔木在的会议上提出,“继续革命”等“涵义不清的口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要在报刊上讲”.《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必须严格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的处理应十分慎重.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时分不清的,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提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更要慎重”.《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9—430页. 这一规定为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供了具体的判断依据和制度遵循.至此,阶级矛盾等带有强烈革命色彩的“矛盾”概念逐渐退出党的舆论宣传舞台,敌我矛盾的判断与分析逐步淡出党内政治生活,与这一实践相对应的阶级斗争话语也从主流政治话语中消退.此后,“矛盾”概念的运用逐渐聚焦于经济领域和社会生产层面.同时,主要矛盾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对此,指出,“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 这一方面直接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厘清了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即主要矛盾决定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这也正是《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理论的实践运用与具体化.虽然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主要矛盾”概念一直被继承和运用,这是因为它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逻辑关系,以及作为重要的认识方法和理论工具在分析社会形势、把握社会规律、凝聚社会共识方面的独特价值.
五、结语
“矛盾”概念的衍变是在跨国“旅行”与对译中发生的.无论是从日本译介还是从苏联引入,都具有唯物辩证法的意涵.梳理辩证矛盾被引用到党内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政治话语中的辩证矛盾显然是从苏联引入的.在这一过程中,瞿秋白作为一个旅苏回国的学者型领导,在“矛盾”概念引入主流话语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作为一位具有哲学底蕴并对中国革命实践有独到见解的领袖,在“矛盾”概念的理论建构和具体运用方面起着引领和主导作用.期刊、报纸、著作等作为“矛盾”概念的重要载体,在传播与扩散中起着媒介作用.正是以上各要素的多向互动,共同推进了“矛盾”概念的中国化与大众化.
“矛盾”作为一个语义并不复杂的概念,无论是辩证矛盾还是形式逻辑矛盾,在其语用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对立、斗争意涵始终存在.只是由于时代背景、运用指涉、语言环境的变化,其对立与斗争的色彩与情感程度有所强弱.革命时期,“矛盾”概念与阶级、革命、敌我等革命性词汇勾连共用时,其表征的对立情绪和斗争色彩更加强烈,且一般通过激烈斗争的方式解决.而这正是对抗性矛盾所具有的规定性.与此相反,建设时期,“矛盾”概念与生产、需要、发展等建设性词汇勾连使用,其所意蕴的对立情绪与斗争色彩趋于弱化,且往往通过渐进协调的方式化解.矛盾”作为社会的“推进器”,通过表征“矛盾”的性质、内容、特点来指导人们化解“矛盾”.而一旦将“矛盾”泛化或错置,则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矛盾”.
（责任编辑欣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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