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时代的容止之所--蔡孑民先生塑造的煌煌上庠,本文是时代有关论文范文素材与动乱时代和容止有关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时代论文参考文献：
徐凯悦／苏州大学唐文治书院
摘 要: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所坚持的办学原则.此思想提出后,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进入北大,北大因此而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对于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所做的改革措施和后世影响,学界已有了较为一致的判断,本文试从社会历史背景角度探讨蔡元培先生的所做所为是如何独树一帜,打破时代的思维局限的.
关键词:蔡元培北大历史背景突破历史局限
提到北大的校长,人们第一个想起的就会是他——蔡元培先生.纵使他只在北大就职了十余年,正式担任校长之务也只有约莫五年,前前后后甚至有七次提出辞去校长之务,人们还是把“北大之父”的专属美名赠予了他.只因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一片乌烟瘴气中打开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局面.1912年元月蔡元培以开国元勋身份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时候,完全是处于“什么都没有,没有办公室,一个人带了几个手下,在南京满街找地方办公”（陈洪捷语）的境地.从硬件条件看尚且如此简陋,所以不难理解当时教育界的真实状态：新式教育体系根本就不存在,大多数还是沿袭旧往私塾学府的教学方式,陈腐的教育观念例如“学而优则仕”还深深植根在人们观念里.而且虽然百日维新光绪帝下令废除了八股取士,读书的功利性依然很强,读书被认为是穷苦读书人获取稳定地位、士大夫阶层保证门第富贵的有效手段而非寻识求索的兴趣所在.
一、去旧纳新,聘请高素质新思潮教师,营造北大良好学术氛围
蔡元培是国内最早提倡教授治校的著名教育家,尤为推崇德国大学管理的精神.在他看来,只有充分发挥教授治校和治学方面的作用,才能打破受政治风气和官僚体制的禁锢.而这首先,需要建立起一支具备高精学术能力的教师团队,彻底清扫教员们的官僚习气.
对此,蔡元培一上任,就解聘了很多思想观念陈腐保守的旧教员,重新聘请教员.蔡元培把目光投向高举科学与的大旗,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鼓擂助威的《新青年》创办者陈独秀,把目光投向“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说是“文学革命何疑”刚刚从美留洋归来的27岁年轻学者胡适,把目光投向全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把目光投向鲁迅,陈寅恪,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一时北大风气一新.《新青年》在呐喊,共产主义的大旗在招展,全国热血知识青年的目光全集中于此,旌旗变色全唯北大马首是瞻.
二、摒官僚风,建设北大新型管理制度,变成“专门做学问的机构”
蔡元培还找来了他以前的学生蒋梦麟,让其以总务长的身份协助自己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在蒋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创设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教务会议仿欧洲大学制,总务处仿美国市政制,让大学成为不受政治干扰,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的学术机关.后来蒋先生正式执掌北大,在“教授治学”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十六字方针,更是进一步健全了北大的管理制度.
三、思想引领,教化学生一心问道求学,打破互相利用师生关系
单单是从外部营造学府氛围还不够,蔡元培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坚决反对“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录自就职演讲）的思想态度.他还要求学生“砥砺德行,束身自爱,以身作则,力矫頽俗”,担当起扶大厦之将倾,回狂澜于既倒,挽救社会道德沦丧局面的重任.对于师道既毁的局面,他提出要“敬爱师友”的观点,“对老师以诚相待,敬爱有加”,过去纯粹具备利用价值的师生关系在蔡先生处就别想有存在的可能.
四、放下身段,敢为人先,勇于担当,创兴新式教育
1916年是个多事之秋,袁世凯违背历史潮流称帝,定年号为“洪宪”,遭到了孙中山、梁启超的坚决反对,北洋将领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也对袁世凯称帝极为不满,南方各省护国运动此起彼伏.在传统历史观的视角下,“北洋军阀卖国”是我们对这时期外交的基本评价和判断,特别是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臭名昭著.袁世凯内外交困,做了83天皇帝梦后凄凉地死去,混乱的政局更加扑朔迷离,最终黎元洪以副总统职而继任总统.到了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为名入京召集各地遗老,“襄赞复辟大业”.在这样扑朔迷离的乱局之下,北大校长的座椅也就成为了一块烧红的烙铁,谁坐了都烫的要跳.仅1912、1913两年,校长就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个,依次是：严复,章士钊,马良,何蘜时,胡仁源,其中,章士钊根本就没到任.
比起教育总长的身份,北大校长的名誉根本不值一提,蔡元培的好友也劝他不要接任,担心整顿不好,反而损失了自己的清誉.而孙中山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北京是帝王将相所在地,封建思想非常浓厚,正需要像蔡元培这样的人去北方宣传革命思想,他支持蔡元培赴任.最终,蔡元培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而此时,他正好年过半百.在此之前,他是十七岁的秀才,二十三岁的举人,二十五岁的翰林,仕途一帆风顺的前清高官；他在不惑之年外出留洋,并编著了《中国*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自身具备极高的学术素养；他还是三十五岁的中国教育会会长,四十五岁的南北两京政府的教育总长,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主持制定了《大学令》、《中学令》,一手奠定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研究院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堪称元老级的教育界元勋.可以想见,这样一位大人物来担当北大校长之职,将会引起多大的轰动.
1917年1月4日,新校长蔡元培迈进国立北京大学校门,脱下礼帽,谦逊的向迎接他的校役们鞠躬,如此低调,震惊了全校甚至社会各界.而与为人的低调不同,一场巨大的改革即将轰轰烈烈的展开.蔡元培是教育救国论的积极支持者之一,但他的理念更具体表现为学术救国.对他来说,如果能够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基于“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认识,蔡元培在北大推行了一系列教育体制改革.他认为文理要沟通,不能分科的,提出了将大学分为本科和专科的创议,1919年北大正式废科设系,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十四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虽然北大在蔡元培任内以文科见长,但他也邀请了李四光等名师到校执教,以求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我国最先介绍引进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栗,留任理科学长即系主任,与文科的陈独秀相呼应,奠定了北大在文理两方面的高屋建瓴之势.蔡元培还敢于打破年龄门槛,聘请年轻学者任职.最难能可贵的,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方针不仅仅局限于新派人物,对于一些确有学问的旧派学者,蔡元培也诚意延揽,给他们提供讲抒的平台,可以算得上“无所不容”了（黄培炎语）.诸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都曾在北大的讲台上高谈阔论,传道解惑.这与当时民族虚无主义者把“全盘西化”叫的沸反盈天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许正因此,我们才没有妄自菲薄,一昧看轻本国文化.在破旧立新的时代潮流下,很容易就产生“打倒孔家店”这样绝对的理论大旗,能够保持清醒,认识到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可贵之处的学者,深受时代裹挟,已是凤毛麟角,蔡先生聘请旧派学者也是为保留文化的多元性而孜孜不疲.
蔡元培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主张学生自治,组织学生自治会“可以把治者与被治者的分别去掉”“由学生传至各方,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这样的理念在以前封建等级森严,不敢越轨逾矩的状态下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虽然这样的口号有些过于理想化,但是我们的确看到一批接受新思想洗礼的年轻人,逐渐敢于反抗封建传统和僵化的*秩序.蔡元培素来主张男女平等,因而在招生上他也努力将这一思想实践起来.1920年春,北大就招收女生9人入文科旁听,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虽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辛亥革命的一些帮助妇女解放的措施,但是此举敢于直接打破歧视,不可不赞其大胆.
蔡元培还提倡“劳工神圣”,同时为穷人争取平等教育的权利.他在北京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发起工读互助团,并组织募捐,帮助贫苦青年实行半工半读.1918年8月,,肖瑜,李维汉,罗章龙等一行二十人从湖南到来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却因各种原因计划搁浅,他们写信给蔡元培,表明想在北大边学习边找点事干,哪怕是当清洁工的心愿.蔡元培阅信后,给李大钊写了一张便条,“需要在校求职,使其得以半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位.”就这样进入了北大图书馆,利用工作之余饱览群书,没有丰富的积累,任何人都难以凭空构建出伟大的设想.丰富的阅读体验和感悟,北大教师如李大钊、陈独秀等的先进思想理念,对日后的革命观及革命生涯,我想多少有点影响.
五、结语
如果你只是看到他光辉的前清“简历”（见前文所述）,很有可能无法把他和一位提倡、自由的现代派、甚至有点激进色彩的理想家联系起来,好像出国留了个学,镀了层金,把思想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依我之见,在晚清的时候,蔡先生就不是一个完全保守封闭的人.他是维新运动的同情者,对戊戌六君子之中的谭嗣同尤为推崇.面对康有为想要改革还要借着孔子的名义托古改制,“跪着造反”尚且受到如潮的批评,还最终惨淡破产,谭嗣同等六人被革职问斩的局势,不难想见,蔡先生为此的沉痛失望.同样失望的还有孙中山先生,他在尝试上书李鸿章未果后,彻底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丧失信心.因而这两位对于旧体制都不满意的人,都在尝试自行开创新的体制,而这个新体制在一开始注定是不健全的,不完整的,不成熟的,甚至会有些激进的,就像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参与人物大喊着“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不知不觉中带着崇西化的色彩,蔡先生在任教育总长的期间,通过颁布法律废除了基础教育课程中儒家经典的设置,加入大量西方课程,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毁掉中国教育根基,贻害百年的恶举.我对于此点持保留意见,因为改革者一般更会注重现存体制中的不足,而往往容易忽略其长久来看存在的优势.在教育执囿于几千年来的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儒家经典和孔子文化已经经过了太多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强化和浸透,部分还成了八股考试的附属品和代名词,经历过科举的蔡元培肯定也对这套教育模式心存不满,不然他也不会大加改革.蔡先生的思想是远比当时先进,但是也并非全部都是正确的,可能在当时就很适合,后世一点点沿用,才慢慢发现其中的问题也是很正常的,把崇洋媚外和毁坏中国教育的根基的罪名全部推在蔡先生身上,未免太过狭隘偏激了.
蔡先生能在动乱的时代背景下,利用自身的资源和影响力,找寻到大学发展的良好契机,凭一己之力开创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精神容止之所,不可不谓大家典范,大家格局.也正因蔡先生的存在,曾经乌烟瘴气的北大摇身一变,从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煌煌上庠.
作者简介：徐凯悦,女,江苏常州人,本科在读,苏州大学唐文治书院,研究方向：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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