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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论文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的自由人
在中国,古代封建制的基础是都市国家.如果无视都市中自由市民的生态,就无法理解中国古代史.即便上流阶层被封建制束缚是无可奈何的命运,但还有无视这一压力、在都市中自由生活的市民.都市的市民在任何世界中都是将自由作为信条的,这在中国古代也不例外,只不过在中国找不到表示自由的词语.
孔子所说的“仁”,有时候翻译成“自由”最为通顺.《论语》中有：“为仁由己,不由人.”（原文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译者注.）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不受他人的影响、引诱、胁迫,完全自由的人所做的行为自然就可以称为“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说“为善”,而是说“为仁”.
商纣王肆意施行暴政,朝廷上下陷入恐惧时,微子因屡屡劝谏不听而离开朝廷；箕子因劝谏遭到纣王的憎恨,结果沦为奴隶；比干强行劝谏却招来杀身之祸.孔子在《论语》中称赞他们：殷有三仁.这三人都是不畏强权,勇于遵从自己信念的自由人.孔子不说他们是忠臣,却用“仁”来形容他们,这一点值得注意.
司马迁以孔子之徒自居.在武帝的强权下,他敢于为搭救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而劝谏武帝,这就是基于自由人意志的行为.如果视作挽救武帝的失政,那是忠的行为；如果视作解救友人的悲惨命运,那是信的行为.但这样的分析只会违背司马迁的心境,与其从武帝、李陵的角度思考司马迁当时的行动,不如说更应该赞扬他自身的决断和勇气.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做了这样的决断呢？那就是不为他人动摇的自由人的骄傲.
列传七十卷是《史记》中司马迁最呕心沥血写成的部分,他努力描绘出以都市国家为基础的古代市民社会中交错的人际关系.由于他是孔子的弟子,在叙述人物时往往带有褒贬,但这不是后世道学者们所轻易下达的教科书式的判断.
司马迁手头的资料里收集了大量的前代名士,要说其中他最尊敬怎样的人物,那就是完全的自由人.不屈服任何权威,不败给任何诱惑,依据自己信念行动的人,就是真正的自由人,也正是孔子所说的“仁人”.
《伯夷列传》
《史记》列传之首是《伯夷列传》.伯夷是谁呢？据说他和末弟叔齐都是辽东地区孤竹国君的儿子.父亲喜爱叔齐,有意传位给他,于是父亲死后伯夷就试图把国家让给叔齐,但叔齐不愿接受,又让给了伯夷.伯夷为遵守父亲的意志而出奔国外,叔齐也随之离开了孤竹国,国人无奈之下拥立了次子.伯夷、叔齐听说周文王是圣人,仰慕他的德行而栖身于周.适逢文王去世后武王继位,武王一改父亲的防御政策,起兵讨伐殷商的纣王.和平主义的伯夷、叔齐坚决反对,出征时拉着缰绳劝谏道：“父亲去世后葬礼尚未完备,此时出征无法称为孝行.以臣下的身份诛杀君主,这不能称为仁者.”武王的随从认为这是不逊之言,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幸得太公望及时制止,把他们带离了现场.武王顺利打败殷商,诛杀了纣王,天下进入周朝.但两人心中无法释然,作为最小的抵抗,他们发誓不吃周朝耕地上生长的谷物.两人隐居到洛邑西方的首阳山上,以自然生长的薇菜为食.其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薇菜采尽后,两人就饿死了.关于两人的行为,后世有种种议论.《论语》中孔子也和子贡讨论过这个问题：
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司马迁引用这一问答来表达满腔的敬意,他恐怕是这样理解上文后半段的：
曰：“怨乎？（没有迷茫吗？）”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寻求自由而获得自由,这是出自信念的行为,有什么迷茫的呢？）”
自由是社会环境问题,更是个人信念的问题.别人给予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给予的自由一定是有限度的.
司马迁的人生观
司马迁在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通常天道没有偏爱,往往帮助善良之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伯夷、叔齐不是善人吗？他们的生活方式无可非议,却无法免于饿死.孔子门下有七十位高徒,其中被称赞好学的只有颜回,但他却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中早早去世.相反,作为大盗的盗跖犯下无数杀人罪行,率领手下数千人横行无忌,最后却能安然地迎接死亡.
让我们听听孔子是怎么说的：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不同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的标准,各自的目的是不同的.）
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富贵是一生的目的,那我愿意做一个挥鞭引导权力者的下级官员.既然不愿做这样的事,就好好珍惜自己的自由.）
孔子还接着说道,冬天到来后才能知道常绿树和其他树的区别.即便世间腐败透顶,只要不受其污染就是真正的廉士.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相信人类是不灭的吧.
人类有各种定义的方法,如果以肉体为重就是生物学的人类,如果以所持物品为重就是社会性的人类,这些都会随着人的死去而消亡.最本质的定义方法是历史性的人类,虽死不灭的人类就是其中之一.不灭的人类之所以能够虽死犹生,就是因为他的名声.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名不是贴在身体上的名片,而是人类本身,至少是和人类本身密不可分的.名和实不应分开,因为人和人相知不是依靠肉体,而是只能通过名声.特别是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名声就是一切,人是通过名声来获得不灭的.司马迁基于这样的想法,坚信人类是不灭的.
不过,这也是有条件的.司马迁接着补充道,首先必须结识志趣相投之人.伯夷和叔齐是贤人,这一开始就是事实,此后经过孔子的颂扬而进一步知名.颜回虽然笃学,但也是通过进入孔子门下,其生活态度才成为世间的模范.虽然也有不少超脱世间、隐居在山间坚守孤独自由的人,但他们中也有幸运和不幸运,很多人的名声是被后世遗忘的.那么,混迹市民之间而独善其身、为社会服务的人,是否就能够扬名后世呢？这也不一定,需要有孔子那样的伟人给予提携.
因此,司马迁的立场是一分为二的.其一是遵守孔子的教诲,从后世寻求知己,因此他的行动不能辱没他作为儒家学徒的身份,司马迁对此是抱有自信的.在李陵事件中,他不向武帝的权威屈服,基于信念向天子劝谏,展示出不为外界所动的自由人的骄傲.即便面对周武王这样的大圣人,伯夷、叔齐也能够堂堂正正地指出其过错,而司马迁在他们面前也毫不逊色.结果如何是无所谓的,那是个人无力改变的命运.但后世一旦有孔子那样的圣人出现,必定会认同自己的做法并给予赞扬.
司马迁认为,与自己一样遭受不幸的贤人不计其数,特别是到了近代常常为他们叹息：“若至近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这正是在说他自己,“时然后出言”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发言.“非公正不发愤”是指委婉的说法不足于震耳,这里用双重否定表达肯定的意思,其实就是：“公正发愤.”也就是说,应该发愤的时候就要有发愤的自由.这正是直面李陵事件时司马迁的立场.
司马迁还有另一个立场,那就是继承孔子,成为像孔子那样的历史学家.他作为历史学家竭尽所能地搜集材料,不问岩穴之士和闾巷之人,凡嘉言善行都必须加以网罗而传诸后世.幸而以伯夷、叔齐为代表,列传中这样的资料十分丰富,这是足以令中国感到骄傲的事实,历史学家可谓三生有幸.
当然,伯夷、叔齐的故事在今天看来难以直接作为历史事实.虽然近年来万里长城外的辽西地区出土了刻有孤竹、箕侯等文字的铜器,但这不能直接证明伯夷的实际存在和箕子朝鲜的建国.伯夷和叔齐逃离祖国,不如说是和吴太伯相同类型的让国传说之一,与尧、舜、禹的让位传说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故事进一步发展,就成了《伯夷列传》开头出现的许由的故事.尧本想将天下让给许由,但许由耻于自己被当作俗人,于是到颍水边洗耳朵.巢父牵着牛走过,听说此事后认为污染的河水不能饮用,于是牵着牛走去河流的上游.这样的故事可能最早出自《老子》《庄子》等倡导无为的道家学说,但即便只是传说,千百年来也一直温暖着古代中国人的内心.如果只是个人的逸事,就不必神经质地追究其是否属于真实的历史了.
（嗅嗅摘自中信出版社《宫崎市定解读<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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